死伤，歼灭，消灭，敌人，日伪军谈义

 

军事史研究中，“死伤”然固是一个衡量战果的标准。但将死，伤两者混为一谈时，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利用虚报战功的政治词汇。特别是在敌我两国对立的战争进行之中，敌我之间还存在着鼓舞，或欺骗国民的宣传战。在此文笔的战斗中，与数据的阔水同时，“死伤“，”毙伤”，“歼灭”，“消灭”也是常用的语汇。

面对大众的媒体，如报刊，通讯，文艺作品等，多喜欢采“死伤”的概念来扩大战果，鼓舞士气。一方面对作战担当者（军人）来说，这不严谨的语汇，并没有除宣传，报功以外的太大军事意义，反而多是负面影响。因为其语汇并不能准确掌握，表达战力面的情报。死就是死，伤就是伤，死亡等于有生力量的减员，而负伤，特别是轻伤有很大复活，再出现于战场的可能。

所以对严谨的军事家来说，更愿意掌握的情报是死亡数据。日军方面，只要有可能，作战担当者都要求作战部队提供敌方死亡数据。不允许以“死伤”概括战果。战斗详报等多见的“敌遗尸体某某具”的记录方法，就是军上级作战担当者的要求。所以战斗后只要有时间余裕，日军一般都要清点“敌遗弃尸体数”，有时候还会出现以第三者（宪兵）专门清点的现象。所以此时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但切不要忘记的是，里面会掺杂大量被卷入战斗的平民，或作为密探，逃兵而屠杀的民间人，如1938年3月18日，滕县战斗后记录的3100具遗尸。

比起国内，日军处理“死亡”的做法也是很严谨的。从统计，收尸，到确认，核对，要出示种种证明。最终的死亡证明要复制10-15部，向各级单位提出，所以死者家属，市町村，县，厚生省，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等都应有保管。对己方的死亡统计，可以说十分精确。战后70余年，至今战争中在大陆死亡的几乎每一个军人（约40万），都能查出姓名，军阶，死亡日期，地点，死因，籍贯，所属等情报。不仅是军事家严谨，更重要的是其记录有国家行政面的需要。战前的日本，虽然是天皇制专治国家，同时也是近代的法制社会。虽然很多处近乎于装潢。1927年的征兵法，就是其中一例。

按此法律，征兵是一种国民（男子）必须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服役期间从20-38岁。军人从法律面讲，并不是为国贡献，而是被国家（强制）征用的服役者，地位等于国家公务员。若服役期间死亡，负伤，国家有负有赔偿义务。其赔偿的依据，就是严密的军人人事档案（现在厚生省保管着明治以来的3400万件军人档案）。死伤记录，就是其中一种。军人死亡后，战前有“一次赐金”，军功（金鵄勲章）年金，战后有遗族年金（死亡者遗孀），军人恩给（旧军人本人）。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对战死者支付赔偿，是法律国家的义务。所以，此赔偿金到和平时代仍在继续，一直要支付到遗族本人死亡，旧军人本人死亡。为此，在各县，军人档案一般都由发放遗族年金的部局（年金福祉课）保管。

国军和共产党军队，对自己的死亡也有记录，最近也公布了一部，但并不严谨，最大原因考虑是没有征兵法律，经常出现招兵买马，抓壮丁，或组织义勇军，志愿军打仗的现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基本上属于志愿军部队。扩展的十分迅速，到处招兵买马，有时几个月就能扩大一倍。115师杨成武的独立团，仅仅几个月就成为独立师。当然对这种在宣传，群众工作中参军，打起仗就跑散的一般军人，不会有严密的人事管理了制度。现在公布的八路军人事档案，作战记录等，若一看就能明白，留下的多数是党员，红军战士，干部等骨干的人事记录。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鲜有普通士兵的记录。这样的话，作战中，战后很难准确掌握己方的死亡人数。

战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积累了多数战例，发现了一个普遍性规则，即现在共产党国家所掌握的“歼敌”战果，数据。实际上利用的都是对外公布，宣传用数字。对国民党军委会的报功的数字（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存在大量虚报（如阳明堡），报告方法也是将死亡，负伤混为一谈。称死伤，毙伤，歼灭，消灭。歼灭和消灭，从本来的语义讲是击毙之意，但多年在宣传中滥用的结果，现在已变成了“死伤”的代词。其中多少是死，多少是伤，并不明确。此为现在抗战史记录中的一个特征，可以说是用语，词汇的政治化，宣传化的结果。因为宣传，连文字语汇的字意都被改变。

不否认，战争中，宣传也是一种作战方法，很有必有。所以利用死伤，歼灭，消灭的用语，将战果扩大几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特别是善于搞宣传的共产党。所有的战果都有最低5倍以上的阔水。现在的平型关大捷，阔水不到五倍，可以说是笔者至今研究中的最诚实的一例。因为在文革后，怕经不住史料检证，已经将歼敌3000，修改成了1000。降低了阔水余地。在战争中，这属于一种抗战策略，但战后，需要写历史，记录历史事实的时候，这种宣传内容就成为了一个学问面的，科学面的障碍。又由于在国内写历史，审查历史的最高组织是党（中央宣传部），不是学者，利用的又是战前的宣传材料，主要目的是利用历史进行爱国教育，所以导致了党的抗战史记录，和学问的战史研究结果间出现大差。学问跳不出政治领域，从来的主张，数据经不起科学方法的检验，不能进行国际研究面的接轨。使抗战的历史失去了学问的普遍性，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天方夜谭。

笔者认为今后战史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必要将宣传与历史分开。把教育和历史研究分开。创造一个学问自由研究的场所。把抗战史从记录行为，战果，功绩，民族感情的方法中解放出来。认清横店精神，只是一种政治，国家对立的继续，并不是在研究，记录历史。要注重事实，档案，资料，进行国际接轨。要利用，参考敌方的档案史料。当然用语面也要有根本的改变，死就是死，伤就是伤，日军就是日军，伪军就是伪军，民夫就是民夫，决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日方具有严谨的死亡统计，所以笔者更建议在战史研究中注重对“死亡”的研究。利用现存严谨的死亡档案记录进行战果研究。各自国家要研究自己的死亡损失。自己的损害，既是对方的战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史研究从民族的神话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新的，科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