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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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们
之所以叫“爷爷们”，肯定是不止一个啦。据说我的爷爷那辈一共有兄弟姐妹十人。想必当时是不考虑计划生育的，只要家庭条件好，养得活，小孩就一定很多。但是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正统的爷爷，即爸爸的爸爸，而他恰好是老大。另一个则恰好是老幺，我们叫他“四爷爷”。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知道，爷爷他们那一辈一共有四男六女，四爷爷排第十。其他八人我完全搞不清楚在哪里。有几个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一面，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我的爷爷江鸿恩活了六十九岁。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去世。以前在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据说还是个什么头目。反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一直都是在那里工作。我想他一定不会是“局长”、“书记”之类的头。否则解放后就要被枪毙了，不会还稳稳当当的坐在那里。
爷爷有两个儿子，爸爸是老大。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号召青年从军抗日，爸爸英语好，就到美军顾问团当了翻译，随军去缅甸和印度开辟第二战场。叔叔身体好，参加了空军，和美国的飞虎队（即第十四航空队）共同组成的中美混合联队与日本空军进行了近二百次空战，获得九枚金质奖章。由于是隶属国民党的空军，解放前夕，叔叔怕被杀头，跑到台湾去了。爷爷死活不愿走。而爸爸是文职人员，看来不会被杀头，就留下来照顾爷爷。就这样，兄弟二人就此分离，直到四十年后才在美国重逢。
我对爷爷的印象来自每个星期天。住在烈士街的那几年，爸爸几乎每到周末，雷打不动的一定要带我们到汉口去看望爷爷。直到我们搬到广埠屯以后。
从武昌的汉阳门码头坐轮渡到汉口武汉关码头，然后走上十分钟，在黄石路一个叫浦仪里的地方，有一排很老的木板楼房，爷爷就住在二楼的一套光线很暗的房子里。一切都很老式，但是有个阳台。那是我们住在一楼的人无法享受的，也是我每次到那里一定要玩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街上的行人。通常就是我们一到，爸爸就在屋子里和爷爷他们谈话，我则在阳台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爷爷的样子很威武，鼻子有点红，说起话来有些结巴。在我心目中的爷爷好像就只会和爸爸讲话，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唯一的一次是在大跃进时，爷爷带我们到展览馆看邮电局的展览。有些小木偶人表演，非常好玩。那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到爷爷退休以后，突然有一次得了痢疾，被送进医院。爸爸觉得没人照顾很危险，再三劝说下，爷爷才勉强同意搬到广埠屯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爸爸还把最大的客厅让给爷爷住。爷爷有个很漂亮的老式铁架子床，就安放在客厅。
爸爸对爷爷非常客气，在爷爷面前不敢有任何放肆的样子。有时爸爸和我们玩耍，如果爷爷来了。爸爸立即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但是即便这样，爷爷也不是很喜欢和我们住在一起，可能是嫌小孩子太多，太吵闹了。甚至后来就很少住在家里，而是一年到头在外面旅游。回来住上几天，就又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甚至有时就住在汉口邮电局的招待所里，一住就是好久。我读高一时，爸爸还叫我暑假期间到汉口招待所里陪爷爷住了几天。爷爷带我到处玩，中午到食堂买饭，我总是图简单，就点个盖浇饭。回家后爸爸听说了就笑我真傻，应当叫爷爷请客，点两个菜吃，光点盖浇饭太便宜了。
爷爷刚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时，的确感到比较无聊，也没有人陪他玩。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做事。爷爷就买了下象棋的书，教小林下象棋，希望能有个伴。小林那时才六、七岁，也乐得有人玩，这一老一少就玩起了象棋。刚开始学下象棋时，小林肯定玩不赢爷爷，所以爷爷很高兴。有个老输的人陪他下象棋，感觉肯定很好。不料后生可畏，不到半年，小林下棋的技艺大有长进，爷爷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每次都是被打得惨败，于是下象棋的兴趣也没有了。
我当时吃东西非常泼辣，什么都是大口吃进去，连核桃都是带壳放到嘴巴里咬的。爷爷很喜欢看我吃东西的样子。一次特地买了一包糖果来，我一粒一粒地送到嘴里，一会儿就吃完了。爷爷则坐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像吃蚕豆一样地把糖吃完。
后来，爷爷慢慢地老了，精神变得很差。有时放学回来遇见爷爷，看到他居然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而且还在打呼噜。我不知道他睡着时怎么能不走错路的。
后来我上高中住读，每逢周末才回家。爷爷也经常不在家，联系就很少了。
爷爷脾气很倔。爸爸拿他也没有办法。几次想带他去检查身体，他都不愿意，认为有病的人才去医院。说多了就很不高兴，问爸爸是不是嫌他有病。爸爸只好随他算了。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爷爷仍然到处玩。但形势后来变得十分动荡，爷爷才回到武汉。但是那时候爷爷已经长期便血，最后很久都拉不出来大便。送到医院一检查，马上诊断出是直肠癌晚期，要动手术。爷爷住进了湖北省中医院，因为四爷爷就在那里工作，照顾起来方便一些。
我是一九六七年元旦开始和很多学生一起长征（就是步行串连）的。等我从湖北——湖南——江西转了一圈回来时，爷爷已经躺在医院等待手术了。爸爸那时正在被批斗，而我因停课闹革命无事可干，照顾爷爷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了。我搬到四爷爷家里。他们家也正在被批斗，大家都非常紧张。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一直到爷爷动完手术出院。那一年春节是怎么过的我都没有印象了。反正全家人没有聚在一起，我就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只记得我是一月三十日长征回到武汉，第二天就搬到医院去了。几天后就动了手术。那年是二月九日春节，爷爷刚动手术后几天根本不能离人。文革时期请人照顾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挨批斗的。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我整天就呆在医院里看书。医生在爷爷手术后告诉我，爷爷已是直肠癌晚期。除了做个肛门改道外，无法清除干净。医生说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后来的事实证明医生估得非常准确，爷爷手术后整整三个月后就走了。手术三、四天后，爷爷才开始排大便。大便从肚子上的一个孔排出来，由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搞得被子上，床上到处是大便。清理了好久才清干净。
爷爷出院后，医生给做了一个橡皮口袋捆在肚子上接大便。爷爷一定感到非常难受，经常皱着眉头哼哼的。爸爸则尽量买爷爷想吃的东西，满足他的愿望。记得有次爷爷突然说要吃南京板鸭，我到武昌城里找了好多商店，才买来一只。但买回来后，爷爷又说不想吃了。
在爷爷最后的日子里，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武斗的动荡时期。我很少回家，偶然回家看一眼爷爷就又回学校了。爷爷最后是五月一日晚上去世的。那时我正在北京天安门前看焰火，小姐姐在新疆，据说当时只有爸爸和大姐姐在场。（妈妈和小林哪里去了？）爷爷去世的确很是时候，如果再晚半年一年，恐怕连医院也进不去，也没有人来照顾他，后果将会非常悲惨。所以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爷爷去世后，一天，爸爸带着我，悄悄地到火葬场把存在那里爷爷的骨灰坛领出来，拿到王家店公墓下葬。那时每个死人只能占有很小的一个地方，就像电影院里的座位那么大一点。埋好后，过两周再来，把刻好的墓碑树立起来，就算完事了。每次到那里时，爸爸都要哭一场。一离开就立即停下来了，生怕被熟人看到。连墓碑上都不敢写太多人的名字，仅仅写上“子汉藻，孙育林”几个字，恐怕会祸及他人。直到几十年后妈妈去世，把爷爷的墓地迁到和妈妈的墓地一起，才换了一个墓碑，刻上所有亲人的名字。
爷爷的一生在我心里没有很深的印象。每当回忆起来都是模模糊糊的样子。
爷爷江鸿恩 爷爷的老墓碑 爷爷的新墓碑
说起爷爷，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我的一个娘娘江淑贞。在武汉，人们通常把与父辈同辈的女性称作“娘娘”，而不像北方那样叫“婶婶”或者“姑姑”。而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有个娘娘陪伴着爷爷。每次爸爸带我们到汉口看望爷爷时，家里一定有一个娘娘也在家里。娘娘比爷爷年轻。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也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个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是和我们非常亲近的人。
娘娘是在汉口利济路的武汉市第一医院搞财务。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好像还得了不少奖励，还好像要发展她入党，至于入了没有就不知道了。娘娘脾气很好，从来没有见到她发过脾气。但会抽烟。她心肠很软，有一次我们看一个什么戏，里面打翻了一碗面条，她回来还可惜了半天，说这么好的一碗面条糟蹋了。后来爷爷听得不耐烦了说，人家演戏你也这么当真！娘娘才不做声了。
有次在我初中暑假期间，爸爸叫我到娘娘那里玩几天，我就住到医院的宿舍。有天晚上下大雨，我已经准备睡觉了，娘娘突然把我叫起来，说今天有战斗英雄讲故事。我们来到大礼堂，原来是董存瑞的战友讲他们的英雄事迹。讲得非常生动，我听得一点瞌睡都没有了。那时的人们对英雄是非常崇拜的。对他的报告给予热烈的掌声。
暑假晚上很热，我没事就在医院里面乱逛，不小心逛到太平间附近。看到有几个人在那里烧钱纸，还在哭着唱歌。我听了半天只听清楚一句：“如今散手阴间去，空留姓名在人间……”。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啊，每个人都是有名字的。几千年来死了多少人，肯定把所有的名字都用光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名字都应当是过去被人用过了的。那么，我用的是谁的名字呢？也许是好几个人的名字。他们是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干什么的？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想着，直到娘娘找到我，把我拉回去睡觉，也没想出答案。
至于娘娘究竟是什么人？直到爸爸八十岁以后开始写回忆录，我们才知道，她虽然也姓江，但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在抗战期间被爷爷奶奶收留的一个孤单女子。但非常贴心，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娘娘一生的命很苦，结过三次婚，一次丈夫跑掉了，一次丈夫很残暴就离婚了。第三次丈夫对她很好，但几年后丈夫就脑溢血，成了植物人，把娘娘搞得筋疲力尽
娘娘一直把我们家当作自己的家。文革时爸爸妈妈都被关起来了，她还偷偷地到家里来，哭了一场又偷偷地回去。妈妈因脑溢血瘫痪后，娘娘把自己最心爱的鸽子全部拿过来给妈妈治病。
娘娘一九九三年因病去世。她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几乎社会的一切动荡和灾难都给她带来了不幸。她孤身一人，把我们家当作最后的依靠。我们也都很喜欢她。
我的另一个爷爷就是四爷爷江铭范了。由于他是兄弟十个中最小的一个，年龄相差就很大了。几乎就差了一代人：他和爸爸差不多大，而他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叔叔娘娘则和我们差不多大。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据说四爷爷是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按照英国（当时被称为“日不落的帝国”）的规定，凡是从皇家医学院毕业的人，在英国及所属的殖民地范围内，要到任何一个医院工作，都不得拒绝。可见其威望之高！四爷爷家和爸爸妈妈他们抗战期间一起逃难到四川，然后又都一起回到武汉，而且都在从事和医学有关的工作，关系自然就很亲密了。在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曾经在汉口协和医院那儿住过，和他们家住在一起。后来在烈士街时，他们家也在我们前面一栋房子里。即便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广埠屯，也还是经常到他们家去玩。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没有什么亲戚。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亲戚了。其他的人只是在理论上存在：有些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些虽然偶尔见过一面，但也从不来往，等于是没有。这也是我们逢年过节除了拜访四爷爷家外从不探亲访友的原因。以至于我们兄弟姐妹就没有什么“走亲戚”的概念。
四爷爷一直在湖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化验室当主任。据说刚解放时，政府曾打算调他去北京管理中央血库。但是他害怕被杀头，没有去。如果去了，也许和后来的情况会大不一样。但是否会被杀头，或者打成反革命也未可料也。
四爷爷家里共有五个人：婆婆（北方叫奶奶），大娘娘江美龄，小娘娘江美安，叔叔江汉伟，分别对应两个姐姐和我，均只大二到三岁，所以小时候就没有什么辈份的概念。倒是后来大了，反而有了差一辈的感觉。
婆婆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一定要在吃饭前做一下祷告，大意是感谢上帝给我们饭吃之类的吧。我们很小的时候住在婆婆那里，每当开饭前，就得听她祷告，还不让我们作声，最好也把眼睛闭上。而我们虽然不敢出声，却忍不住偷偷地看着那饭菜，把口水往肚子里咽。婆婆的身体不好，据说年轻时是个护士，由于肺结核，整个肺几乎都烂掉了。完全靠她自己精心调养和护理才活下来的。
四爷爷是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说话非常小心。文革初期我的爷爷得了直肠癌住院，我长征回来后就去照顾他。当我到办公室里去找四爷爷时，他一看到我，立即从椅子上跳起来，惊恐地看着我，请我坐到他的椅子上。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不由得想到：这半年他大概被红卫兵整得够呛。以前就胆子小，现在一看到年轻人就更害怕了。
四爷爷对所有的人都很客气，对我们的任何要求都是尽心尽力。爷爷住院，他每天跑进跑出，晚上很晚才休息，累得躺在床上哼哼的。我的儿子江苏淮出生后多病，每次都是到中医院来看病。四爷爷也是忙里忙外，到处找熟人医生，天天到病房里来帮忙，令我倍感亲切。因此我结婚后，在最困难的时候，有几次大年三十都是去他那里过的。
四爷爷和爸爸不同。爸爸虽说是个科学工作者，但非常忌讳谈及生死问题。而四爷爷对此却非常坦然，完全是一副唯物主义者的风范。他和我谈及死亡时，就像是谈论一个科研课题一样。他说：“我们都是搞生命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如果对死亡都不能正视，那就是白学了。”我一辈子没有和爸爸作过推心置腹地谈话，但却和四爷爷有过好几次毫无顾忌的交流。那时我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辈份，就仿佛是两个学者在讨论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但四爷爷家却总充满了不幸。叔叔有先天性的癫痫，俗称牙牙疯。就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昏倒在地。好了以后却什么事也没有。这个病非常危险，不是病的后果会怎样，而是万一他在高处，水边等处时发作，会出现危险。事实上叔叔也就是死于此：一天下午他正在炒菜时突然发病，油瓶倒在灶台上，人则昏倒在地上。燃着了的食油从灶台上流下来，在他身上燃烧，直到厨房里冒出浓浓的黑烟后才被别人发现。他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死了。婆婆是一九七八年我上大一时去世的。四爷爷则是一九八四年我临去德国访问前因脑溢血去世。只有两个娘娘家里还和我们有比较密切的来往，而且还有比较深的感情。
看来楼主父亲很看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