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考

雪梨唐人街雜錄 (1)

1．詞源

日本現存年代久遠的當屬長崎的“大唐街”(現稱“唐人街”)。之所以有“大唐街”的出現，卻是由於1683年有大量明朝商船到長崎 (1684年清初指定福建廈門為南洋貿易商船中心)，故嚴格限制華人流動而規定只能在長崎某地區內定居（實際上是對等的，唐代亦規定異國人在規定區域 -  夷館 - 居住），該地區稱之為“唐人屋敷”（見“維基百科”）。

清代滿族人隨蒲安臣出使歐美（1872年），寫了一本“初使泰西記”，將各國華人聚居地稱之為“唐人街”。 1673年，清代才子納蘭性德在《淥水亭雜識》中留下了有關日本唐人街的記錄：“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隨後王詠霓在1887年的“歸國日記”也使用“唐人街”一詞。另一個是張德彝在1875年在“歐美環遊記”中使用的是“唐人城”。故而今天所用的“唐人街”或“中國城”是各有歷史淵源的。

但實際上更久的卻是在日本福岡市的“博久”，在12世紀史料中記載當式存在的是稱之為“博多津唐房”，據說該處遭焚毀後，宋人移居並逐漸與日本人同化而消失。1977年以來博多多次作史迹挖掘調查，發現許多宋朝商人的遺物(“日本購物攻略”: 朝日新聞, 2016年10月29日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82104)。

當然，唐人街在不同的歷史年代的各國有不一樣的情況出現，例如越南的“明鄉”（原稱“明香”）。 “明鄉”的出現與日本長崎的“大唐街”年代相近，但原因卻不同。1670年前後，大量的明朝軍民被清軍追殺而進入現時的北越，時越南的廣南君主阮福瀕允許並鼓勵他們向南方建設定居點，1680年前後大量遺民在現在的胡志明市聚居，這些部落被稱為“明鄉”Minh Huong。明代遺民自稱為“明人”，而對後來自滿清移民而來的則以“清人”有別；“明人”後代的特點是仍有保存先祖的語言及文化，例如之前的“明鄉嘉盛會館”就是明鄉人議事及祭祖的地方。

“唐人街”名稱的延續，得益於英語體系在世界的領導地位。早期是號稱“不落日帝國”的英國分佈在地政的各個角落，最終形成了今天英語體系在各種各樣的行業交流中幾乎是不可少的互動語言。

2．涵變

“Chinatown”一詞，到今日基本上已很少被稱為“大唐街”，因為Chinatown屬中性詞，原指的是海外華人在當地的聚居地，至於中文如何被譯的名稱，在英語而言沒有更改過任何字母。故“Chinatown”一詞除“唐人街”外，還有“華埠”﹑ “中國城” ﹑ “中華街”等等，中文卻是隨歷史發展中更換更時髦的名稱。

明朝期間的海外華人中，有一個群體在海外的聚居情況似乎被忽略，那就是下海通番的海商，包括徽商（許棟兄弟﹑王直﹑徐海等）﹑閩商（李七﹑洪迪珍等）﹑浙商（毛海峰等）﹑粵商（何亞八﹑吳平﹑曾一本等），上述都是聚眾極多的，朱紈《甓餘雜集》所載，據“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餘艘”。 明萬表《海?議》稱王直： “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歩，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僣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濵海郡縣”。 (汤开建：“大航海时代与澳门：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文獻檔案彙編(1500 - 1644)（第一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明朝在允許通商期間下海通番則為“海商”，而禁止通商時則稱為“海盜”，故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後的中文文獻中，“泛海通番”、“私通番舶”、“私通番貨”、“下海通夷”等詞比比皆是。這種情況清朝如是，民國如是，現代更如是，是一個從白到黑的灰色地帶。

“嘉靖大倭寇時期”後，私人海商集團的海外勢力並沒有被明王朝的鎮壓而遏止，反而他們的勢力更向海外拓展，如林道乾集團在柬埔寨、暹羅，林鳳集團在臺灣、呂宋。至於天啟後崛起的鄭芝龍集團，到天啟七年（1627）時，在海上已經擁有約400條帆船，60000至70000人；到崇禎時，“海盜一官在中國沿海擁有1000條帆船，稱霸於中國海；方圓20荷里內，人皆避之。”。鄭芝龍不僅稱霸海上，而且大規模地同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以及東南亞商人展開通商貿易。(汤开建：“大航海时代与澳门：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文獻檔案彙編(1500 - 1644)（第一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最早應是1500年前後出現於滿剌加的“中國村”（Kampung Cina），該區包括有一兩條街道，其首領稱蔡喇噠（Cheilata）。16世紀中葉在日本的平戶、博多、長崎，則先後出現了“大唐街”，“皆中國人所居也”；在馬尼拉，則出現“澗內”、“八連”及“大明街”等華人聚居區，“中國人賈以數萬”；16世紀末在爪哇島的萬丹也出現了“唐人街”；而在巴達維亞，則出現“班芝蘭”（Pantjiolen）的華人聚居區，據道光初年完成的《咬留吧總論》記載，“唐人約有十萬三”。 (汤开建：“大航海时代与澳门：中日朝越四國澳門漢文文獻檔案彙編(1500 - 1644)（第一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滿剌加”是明朝通用的譯名，馬來語是Kesultannan Melayu Melaka,現譯為馬六甲蘇丹國（1402 – 1511），因葡萄牙入侵而亡國。今天馬六甲的有華裔血統被稱為“峇峇娘惹”即當年華人與當地人的混婚後代。滿剌加的Kampung Cina 被譯作“中國村”是後來的事，卻應該是全球最早的華人移民聚居地（見“維基百科”）。

假如說“每個國家的唐人街，都是老一輩華人漂泊奮鬥的蹤跡，就是那一塊高高的牌坊，就是中國最早的文化輸出” (“日本購物攻略”: 朝日新聞, 2016年10月29日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82104)，那倒不如說是老一輩華人對華人傳統的固守。英語體系的人根本不需要了解和“體會中國人在自稱唐人是那種對於歷史和民族文化的驕傲和自豪”，因為Chinatown只是海外華人在當地的聚居地，多了一個能近距離了解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地方而已。另一方面國內的人也多了一個展示世界的窗口和引進所需的渠道（例如番茄﹑番薯﹑番瓜等等）。互動是互補，16世紀的拒絕開放造就了日本的航海事業及經年累積的成就，是抗日戰爭慘烈的遠因。

3．限制

最早期的地域限制幾乎是仿唐代的番坊，日本江戶時代的唐人屋敷或廣州的十三行都是將異族在規定的範圍內活動和生活。

日本江戶時代的唐人屋敷

“唐人屋敷”於1689年完成，占地6800坪，包括20多座長屋，可讓約2000人至3000人居住，四週以圍欄及城壕圍住，在大門設置番所管制人員出入，僅有專責的翻譯人員“唐通事”及藝妓可以自由出入，整個區域後來又率續擴大至9400坪。1698年位於五島町和大黑町的一場火災讓中國商船存放的貨物遭到燒毀，因此後來在1702年將唐人屋敷前方的海面填成陸地，建立新的倉庫來存放貨物，此區域被命名為“新地”，也是現今的新地町地區。

類似“唐人屋敷”的，例子是新加坡的“牛車水”，沒有圍欄及城壕，卻是有規劃性界限。時下雪梨的“唐人街”也是如是，予人的印象及同樣是規劃性的。

美國則更開明，紐約曼哈頓的“唐人街”在規劃性範圍內曾長期使用中英文並行的路牌。華盛頓的“唐人街”則是政府指定在規劃範圍內的商店招牌必須有中英文。

全世界的“唐人街”似乎有個通則，幾乎都在市商業中心的附近，街的寬度不大，長度也不超過1公里。商舖緊連，面積不大，要重建現代化的商廈的機會極微。假如按20年為一代的話，即使該“唐人街”有百年歷史，商店的主人多應歷經5代，這種情況基本少見；盡管經營同類產品，而原址舖號幾經更換，物是人非倒是常態。物業非經營者所有是一個原因，後代不願承業也是一個因素。當然也有例外，例如雪梨的“唐人街”，數度更址，名稱不變 。

澳洲最早的唐人街並不在雪梨，而是1851年墨爾本的“唐人街”。 1851年墨爾本的“唐人街”只是個雛型，成熟期在1880s，得益於淘金潮。隨著淘金熱的褪去而急劇蕭條，直至1947年後才復甦。除墨爾本外，澳洲現存各省的唐人街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在上世紀確立下來的，相當部份曾被稱為唐人街的地方，已然消失且不復存在。太多唐人街因素的Cabramatta被排除在唐人街之列，除了某個眾所週知的原因外，它的內涵應是“亞洲城”，被本土人稱為Vietnammatta ( 約38%為越南移民，其中大多是來自廣東或福建的華裔後人)。

近半個世紀以來，為數超逾千萬的華人及華裔移民他國，但無論是居住生活或工作都擴大到非華人社區的範圍，因為他們已不必如早期的華人移民須要依賴華人社團。

唐人街多因歷史原因及各國對華人的態度而形成，新移民的心態也從“過客”變為“直把他鄉作故鄉”，故唐人街隨着時間的轉移而慢慢消失或轉型。

4．前景

唐人街是華僑歷史的見證，故各唐人街均極力將它打造成旅遊勝地，卻力不從心。絕大部份著名的唐人街除了入口處有紅色拱門的牌坊，街內的建築略帶中式風格，特殊的節日有遊行及舞獅﹑雜技﹑武術等的表演外，其餘則以美食為中心了。這些與中國國內或東南亞主要移民國的景點有“小巫見大巫”的感覺，除了失望及“到此一遊”外就沒有其他了。

部份唐人街尚有些早期的華人社團建築物及廟宇等作為文物保存下來，卻幾經翻新已非原貌，幾乎沒有任何一角展示華僑歷史的變化過程。

假如說唐人街是華僑歷史見證的話，明天的唐人街則應是今天華人在異國歷史的部份（倘若仍存在的話），但實際上卻看不到這種傳承的特徵。

中國文字在數十年的由“繁”變“簡”，從沒有標點符號變成滲透了古怪的“火星文”， 傳承的傳說在未來將出現斷層，一如甲骨文轉變成篆书。 

傳統服裝幾經變更已沒有可傳承的特徵，唯一可傳承的僅餘美食了。

由“異化”到“同化”，是新移民到新國家定居後不變的過程；適應不了的，多有“不如歸去”的選擇。

現在的唐人街應是怎樣展示，對華人社團或當地政府都有艱難的選擇，除經濟上的原因外，無法有效地展示華人文化的識別特質是主因。因為唐人街是過去當地社會文化出現的延續，唐人街的華人已從邊緣移向社會的主流，唐人街原有的特質已然淡化。在這一點上，雪梨的唐人街更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