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与良知

这数日来一直在追踪徐州8孩母事件和林彪事件后的的大清洗，两者完全不搭界。

对徐州8孩母事件，尽管心里堵得塞满了石头，令人透不过气来，但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社会事件能导致法治进步的不多见（孙玉刚事件除外）。年年的歌舞升平，道德沦丧却又一泻千里，好一个为世界作出指引的年代！

实话说，徐州8孩母事件的轰动及影响深远是远不如武汉的李文亮事件，更不如20年前的成都李思怡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稳了就是”，官坐稳了，高升在望；至于平头百姓，安生不来，鞭子打到自己身上时那个疼，不是能“想开点就好”的。

真正来说，刺激我们神经的是8孩母颈上的铁链和那个所谓的丈夫满嘴跑火车。

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法律文件已经存在24年了，徐州8孩母也该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只不过“为人民服务”的扫把刚好没有扫到那个角落，或者是被“妥善处理”了，没有在那个时候等到被解放的美好日子，于是乎继续沉沦，就算是雷霆万钧的计生对她而言也丝毫影响不了，这一点不得不“佩服”她那丈夫的能量。

她那丈夫心理素质之高，令人项背。他安心理得地接受被各种自媒体冠为“英雄父亲”、“超级奶爸”，因为他56岁单独照顾7个儿子、1个女儿；对于孩子身世的质疑，他能竟回答“管他随谁去，只要喊我爸就行”。当然，他与有些共享情人的官员的思维上相似，能物理运动就成。

我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否会被刑事起诉，但肯定的是上诉喊冤。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中国在过去的乡村拐卖人口的事实大量存在，”凭甚么我有罪？”，“我的家事我作主，犯甚么了？”，或者“我不懂法”之类的，大不了“判三缓三”，“家有孩子需要照顾”不一而足。

好象中国法律有这么一条“监护人没有能力照顾下一代，而法庭判处由国家抚养至成人”，而实践中没多见到类似案例。

或许我们可以从官方的通告中略知“丰县八孩母亲”事件的经过，疑问是不少：

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疑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这应略有根据。身份及原籍是徐州公安部门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中获得，而原名则是杨某侠（小花梅）的同村桑某某旁证。其最大的疑问在董某民在与杨某侠登记结婚时，为什么要更改姓名？是否冒用他人的资料？或者杨某侠（小花梅）已经言语行为异常！桑某某说当年是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故调查组“派员赴云南进行核查，并最终确认”。这也出现问题，核查和确认的依据是甚么？这个不说清楚，难以让人信服。提出质疑的是有 “2月3日，有网友曝光一段视频片段，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董集村一名被铁链拴住的8个孩子的母亲，站在屋外，手指屋内，并用四川话骂道：‘这一窝都不是东西，全家都是强奸犯！’”。四川口音与云南口音对不上。倘杨某侠在救治下能说话的话，这并不难分别，尽管她在徐州住了那么久，或许略带本地口音。

另一个更大的疑点，则是“桑某某主动向警方供出当年走失细节”。那么警方是如何追踪到杨某侠与桑某某之间的关系？同时，桑某某的供词有多大的可靠性？

当然，丰县最早的两份通告都是扯蛋。前一份称“杨某侠为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人”与董志民是“合法登记”，是临阵不经调查而对公众质疑的响应，后由徐州市公安部门调查确定其系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小花梅（原名）直接推翻。 丰县第二份通告是补漏，转称“杨某侠是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志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又一次打面的是小花梅居然在“流浪乞讨”时有杨某侠的身份证明，要不然在与董志民是“合法登记”时有人造假。换言之，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必怀疑徐州警方的努力，在專案面前有线索就得追查，得到的结论是“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同村的桑某某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两人从昆明市乘火车到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网上有人怀疑桑某某为什么会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或许桑某某会声称在东海县有神医可治此病，但很难经得起推敲。当年是对小花梅家人说在何处或找何人医治，这种讯息在东海县不难找到，所以核实是否说谎不难。

另外也有疑点的是，桑某某在1996年（或1997年）带小花梅至江苏治病，那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是何年何月？其间有两年的时间差，这时间差可用小花梅在“流浪乞讨”解释。然在这时间差中，小花梅身上发生过甚么？

如何认定小花梅是谁，或者是否被拐卖，这是徐州警方的责任了。对董某民而言，虐待及婚内强奸这两条是跑不了的，检察院不告的话则失职。

随着徐州市公安部门的调查，丰县一桩桩案件会越来越清晰，当地再要瞒天过海欺骗掩饰已经没有太大的可能。同时随着各个案件的发现，一个个罪恶网也浮出水面，是否应该考虑异地查处？

同时，那些低俗的婚闹也该提到法律的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