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漫话

云林之间,移来移去。半生漂泊,一世求索。暮然回首,原来他乡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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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疗传教士到驻华公使:治病救人的基督情怀 VS “bend or break\'的强权思想

(2018-06-30 22:05:08) 下一个

伯驾,即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1804-1888),19世纪来华医疗传教士,外交官。旧史中文本通译其名为伯驾。伯驾在中国前后只住了二十年,比一般同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时长要短,但经历却相当丰富。

耶鲁医学院毕业的伯驾,不同于只学了一点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传教士(那时来华传教,医疗与教育是传教的切入点;略懂医术,亦可以自治,能更好在中国生存)。他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生,临毕业前半年,因为可以搭乘免费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来中国传教而提前毕业,未拿到在美国行医和布道的资格。

出生于麻省弗莱明汉农民家庭的伯驾,其家庭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他修读医学课程时,他也同时学习了宗教学,并很早就在为远派国外传教做了准备。183461日,伯驾正式成为基督教长老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长老会告诫,伯驾的工作重心应该是传教布道,而不是医治病患。治病救人与传播科学艺术,只是为了引导人们最终信教,成为上帝的仆人,他的身份与角色也应该首先是传教士而不是医生。

当时的伯驾,几乎没有意识到一身二任给他带来的困惑与纠结,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这种身份冲突及与教会的矛盾,导致他走上与传教初衷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既身不由已又因缘际会,伯驾最终由传教士转型成为维护世俗政治、代表美国利益的外交官,一个在史书中颇有争议的驻华公使。

这一身份矛盾可以简括如下:治病救人的善举,是否可视为基督使命的一部分,还是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传教手段(目的是吸引并教化异教徒从此信教)?当二者冲突时,谁应该优先?对于略通医术的传教士来说,这一点没有构成太大麻烦。无数事实证明: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既治了病,办了学,也吸纳发展了不少中国教徒。而身为专业医生的伯驾,从他一踏上中国领土,他的身份或角色定位,几乎全以从医为主,或者说,他的医生光谱远远大于他的布道色彩。

伯驾是第一个派往中国的新教医疗传教士。在三十岁那年,18341026日,他在广东十三行地界登陆,然后于12月去了新加坡。他在哪里学习中文并建立了第一个诊所,至18358月,共治愈了一千多中国病人。这大半年的经历,既是学习中文并与中国人接触了解的过程,也是伯驾行医实践的开端。实际上,此时的伯驾已因行医繁重而感到传教时间不足的烦恼。

这种纠结与不安,伯驾很长时间都未能真正解脱。同年9月,他回到广州,并在美国行商的帮助下,于11月开了诊所。至1837年,他有了四个年轻助手,这是伯驾培训的第一批中国西医。伯驾的诊所以眼科为主,兼及其他外科手术,其精湛医术很快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名声大振。他还雇佣了十三行的外销画家林官(Lam Qua)为肿瘤病人术前画像,并加以病历注录,这批最早的医学档案至今保留在耶鲁医学院图书馆。为募集资金扩建诊所,伯驾还与支持者于1837221日成立中国医疗传教协会,先后出任副主席和主席。1840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伯驾关闭医院,回到美国。这标志着他在中国前六年的行医生涯暂告结束。

 

伯驾的诊所和病人,Lam Qua所绘。

 

在美国期间,伯驾除了应邀到教堂演讲,回家乡探亲,还去华盛顿特区见了总统Martin Van Buren。伯驾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建交,派驻全权大使,在中国代表美国利益发言表态。正是在华盛顿,伯驾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Harriet Webster ,并于1841329日结婚。婚后,伯驾曾到英国和法国演讲募款。在费城等候战争结束时,他进修医学课程,更新和提高医术。同时,他再向总统John Tyler 和国务卿Daniel Webster 建言在中国派驻大使的必要性。从上述伯驾的公众演讲、募款与游说经历看,他后来转型从政实际已初见雏形。或者说,我们已可看出他在公共事务上的兴趣、抱负与潜力。

18426月,伯驾启航返回中国。同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定,战争结束。年底,伯驾在广东重开医院,他用在美国期间学到的新医术,引入麻醉为中国病人切除肿瘤和结石。虽然在他的医院里也开设了礼拜堂,但他的传教工作颇令教会失望:直到1847年,他的病人无一例转为教徒;又过了两年,好不容易有了两例;再往后很多年,又仍然无果。

伯驾行医的声名远播、广受赞誉与其传教事业的进展甚微形成鲜明对比。伯驾认为,他缓解病人疾苦,就是在为上帝服务。由于时间有限且分身无术,他难以舍弃医疗工作而花费更多时间在布道方面,所以传教工作确实不理想。然而,派他到中国的教会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传教工作才是最主要最优先考虑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服务都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18453月,教会明确告知伯驾,如果他不能摆正行医与传教的主次关系,传教工作仍然没有起色的话,他应当另找资金出路来支持他的医疗工作,而不能再从教会拿钱。这对伯驾是沉重打击,直接关系到他本人和医院在中国的生存。他回复教会说,为生存计,他接受了美国公使馆的一个半职工作, 担任公使秘书兼翻译。他表示即使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持,也希望仍保持和教会的联系。

这样的通信反复了几个来回。18478月,伯驾接到通知,教会决定中止他的传教士身份,理由是他另兼世俗职务,有悖教规。从前后经过看,伯驾从事世俗工作而获中止教职,只是教会的借口而已,根本原因是教会不认可他的行医是真正的传教工作。

自此,作为传教士的伯驾,其官方身份宣告中止。而作为外交官的伯驾,则要早于这个时间点的3年前。1844227,首任驻华公使Caleb Cushing任命伯驾为公使团中国秘书兼公使私人顾问,年薪1500美元。他随即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此约于184473日由中国道光帝签署,1845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伯驾于其中虽仅为翻译一职,但实际却扮演了重要的顾问角色。该约体现了美国利益均沾的理念,即《南京条约》中给予英国的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及租界的种种特权,中国也要给予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可以支持中国禁烟。

此后,由于几任公使因多种原因而迅速轮转,每当空档时,伯驾就担任了临时公使。公务的繁忙使伯驾越来越不能兼顾广州的医院常务,1854年,在大火损毁了医院一些设施后,伯驾一手创办并经营多年的医院终于宣告关闭。

1855510日,伯驾辞去公职,从澳门返回美国。然而,在抵达美国后,几乎未得休整,他就被国务卿William March推荐,总统Franklin Pierce任命,重又返回中国,正式出任驻华公使。

这次伯驾的主要任务是谈判《望厦条约》的修订。目的是在北京设美国大使馆,并扩大通商至全国范围。当遭到咸丰帝时,伯驾向英法提议,组成三国联军,以武力压迫修约。但此案未得英法赞同。伯驾再提出更为大胆的方案:如果北京方面仍拒绝修约,法国应占领高丽,英国占领舟山,美国占领台湾。只有当修约满足西方要求后,这些地方才会归还中国。几个月后,他又提出更进一步的想法:美国应永久占有台湾,该岛应是美国在远东的一笔重要资产。

支持伯驾产生上述野心的起因不得而知,但他却因上述提案而留下了声名狼藉的强权即真理名言:“bend or break” (不屈服,即毁灭),这将他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伯驾的台湾方案终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他本人亦在1857年被新执政的Buchanan政府召回。伯驾离开中国的时间是1857827日,此后他再未回到中国。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他一直住在华盛顿特区。

退休后的伯驾,担任过美国福音会教会联盟副主席。1871年,他和曾中断他财务支持的教会取得和解,重为长老会成员。他亦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耶鲁荣誉硕士学位等等。因他住得离白宫很近,林肯总统有时会造访他的住所。1888110日,伯驾以83岁高龄辞世。

盖棺论定,美国史学家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认为:与伯驾不名誉的外交成就相比,他在中国的行医经历(救助病患,培训中国西医等等)才是他一生值得骄傲的业绩,其治病救人体现了真正的基督情怀。“在中国病人的眼中,他的行为迹近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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