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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政治很复杂，人类很复杂。但是，人类开初的时候，社会应该很单纯，政治因该很简单，经济政治学最好从简单的系统开始研究。
人类最开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欧洲殖民主义者发现新大陆的时候，看到非洲美洲许多原始部落，众多原始部落文化复杂程度不同，有落后简单的，也有较为复杂的。因此，有了人类学的理论，认为越是落后部落越像人类越远的古代的一面镜子，这是“时空转换”方法，把部落文化由落后到先进进行排列，认为这个排列大致等于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时序”，虽然都是在同一时间看到不同地区的不同部落。因此有了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图腾崇拜、母氏社会，群婚部落等等古代社会知识。摩根的《古代社会》，就是这种时空转换研究方法研究的“古代”社会【1】。
另一方面，我们有考古学知识。考古学家发掘古代文物，根据考古发现把人类发展排列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从出土文物中重新构造古代社会。
那么，石器时代以前呢？石器时代以前肯定有“藤木时代”之类，只是那些时代的文物无法保留下来，所以没有出土文物，只有出土人类颅骨牙齿化石之类。所以，人之初只能从人类传说中去找，但是，我们也可以应用我们“时空转换”的知识和出土文物的知识作出一些合理外推的假设。这就是我们讨论人之初的基础。
三百万年前，人类社会就是群居，吃树上果子核仁和植物根茎。《韩非子》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这时候群居人口的多寡为重要经济指标。人口少于10个的人群，经受不起大灾难，有在猛禽野兽袭击下绝种的危险。但是，人口超过100的群落，则可大大减少绝嗣之灾。人类发展依靠长期的文化积累，个体生命可以很短，但群落寿命必需延绵不断，所以，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远古是社会道德真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家庭等社会结构，能够避免禽兽蛇虫伤害就是群落延嗣的重要进步。那时候，也没有主权和国界之说，有巢氏发明构木为巢，是技术进步，是经济进步，有此发明者成为“王”。群落的决策大权由这个王来决策，哪里构巢容易稳固且周围果子多，那时候就是最大的决策权了。
巢居，根据中国古代文献【2】，应该是最早的人类文化行为。有巢氏是最早的王。有巢，就有了社会资产，社会资产的产生有赖于生产。巢成为公共财产。那时候还没有分配问题，只有生产问题。生产问题的决策由有巢氏王决策。这就是权力。
有巢氏的出现使得人类第一次产生了政治，政治的产生是由于技术和经济的进步－构木为巢。可以说，先有了经济进步－构木为巢，然后有了政治－决策构巢的地点、时间、材料、工艺等，然后有了文化－巢居习俗。
从这样一个人之初最简单的政治制度中，权力就是决策在那棵树上筑巢，这个有巢氏为王，不是暴力产生的，也不需要暴力维持，但我们从中可以归纳一些经济政治原理。
经济政治第一定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为领袖。
经济政治制度引理一：贤能者王。
应用一：根据引理一，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应该能够使得有能力发展经济的人来担任。就这点来说，选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制度比选出美国总统的政治制度合理。理想的中国政治制度，应该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仕途从基层做起，有能力的升上去，如改革开放时期一句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和有巢氏为王一样，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治，由县、省、到中央逐步迁升反复证明发展经济的能力，最后才能成为领导人。美国总统选举，靠竞选演说，能表演的就胜出，所以在美国由演员竞选为政府议员和总统的不乏其人，但是，能否解决国家问题就难说了。赵括讲起兵法头头是道，马服君和他论兵的时候总说不过他，赵王任用了赵括以后，赵国被坑四十万军队，纸上谈兵成为千古教训。中国传统，不看说得多好听，而要看做得如何。所谓“路遥知马力”，中国筛选领导人的过程就是“路遥知马力”的过程，而美国是竞选是纸上谈兵的过程。
应用二：根据定理一，毛泽东不愧为伟大领袖，网友【燃犀下照】说：
一、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只有木犁，而他离去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二、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他离去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是66岁。
三、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是54167万人，而他离去时中国人口数量是93267万人。
四、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识字率还不到10%，而他离去时中国人识字率是60%。
五、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女性依然缺乏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他离去时中国女权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第一集团。
六、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依然是“如婴儿一般”，而他离去时中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与卫星。
七、当他接过中国的时候，中国被西方所孤立，而他离去时中国不但被“第三世界抬进了安理会”，美国也必须“跨过太平洋来握手”。
应用三：根据定理一，一个好的政治领袖的指标之一，是看经济有没有发展，而不是看当时的经济水平。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回到有巢氏社会去生活了，但这不证明有巢氏不是圣人，第一定理说的是发展的快慢，和当时的水平没有关系。是否是圣人要看他是否把经济搞上去了，是否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不是以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衡量。虽然没有人愿意回到有巢氏社会生活，但是，有巢氏依然是圣人。同样地，如果人们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生活，不等于毛泽东不是伟大的领袖。说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自由，那是因为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就失去了自由；说毛泽东时代贫穷，那是因为百年屈辱列强蹂躏使得中国贫穷。一个政治领袖的好坏，不以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衡量，而要以社会状况是否有改善来衡量。新中国60年发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巨变，从一穷二白变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这种事情能够发生，其政治制度肯定有做对了的地方。
人类在有巢氏时期诞生了经济政治。政治领袖的必要素质之一就是贤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这个制度能否选贤任能。中国政治制度当前面临的危险之一的是形成腐败的逆向淘汰的潜规则机制。
【1】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organ-lewis/ancient-society/index.htm
试试，libertarian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bertarianism
性恶论是人之初，性本恶的理论。人之初性本恶与人性恶不完全相同。人性恶是指人生下来自始至终都是恶的。人之初性本恶是指人性在最原始状态有恶的趋势，以后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影响。
什么是恶？自我利益膨胀以至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叫恶。推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界，自然界向前发展的，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植物为得到更多的养分，根越扎越深，枝越长越长。食肉动物为吃到其它小动物，更加凶猛、狡诈。食草动物为延续后代，耳朵越长越长，繁殖力越来越强。为什么我们发明自行车、汽车，以及各种机械、电子设备？为什么资本家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大工人的劳动强度？为什么工人要罢工，要求缩短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工资？为什么我们渴望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大家能够各取所需？因为我们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是恶。我想过舒适的生活，必须有钱。怎样才能有钱呢？我可以去找工作、去发明、去偷、去抢、去骗。同样是得到一笔钱，有不同的方法，而被认为是恶的，则是侵犯别人利益的行为。
不难看出，人的这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就会侵犯到其他人、其它动物、自然界的利益。
人的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源于祖先。人的大脑分三个部分：最中心的部分是大脑基底核，是爬虫类的脑，原始、野性、凶残，富于攻击性，像鳄鱼；包裹着基底核的是大脑边缘系统，攻击性弱，像普通的哺乳动物的脑；最外一层是人类特有的大脑新皮层。人只是高级的动物，它和其它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你认为讨论性善性恶和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以为关系比较大。
在立法精神上，性善论和性恶论的支持者产生了不同的立法。性善论的支持者因为相信人是善良的，所以立法时会把法律定的粗糙一些，多一些原则，少一些细节，最后成文只是薄薄的一本。古代把官员称为父母官，就是性善论的表现。你敢质疑你的父母吗？父母官说什么是什么，官府盘剥乡里、贪污公款、草菅人命、鱼肉百姓就是这么来的。性恶论的支持者因为认识到人总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所以立法时会把法律规定得很细。他们让三权分立，政府、议会、法院互相牵制。因为不信任，他们让官员受到重重限制，并把官员称作公仆。从而形成一种人人都想恶，人人都不能恶的局面。林语堂说过一断话：如果把十个官都设想为清官，不加以限制，那么最后十个中可能有九个是贪官；如果把十个官都设想为贪官，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那么最后十个中有可能有九个清官。
结合性恶论，综合分析，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被描绘成这样：世界大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人们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各取所需。
物质极大丰富不可实现。1、从实际的物质量来说，地球面临着资源匮乏的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将进一步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生产、生活。除非有十个地球才能让人类感到物质极大丰富。2、从心理上讲，丰富是一个程度副词，它没有一个标准。如果你给一个古人讲现代的生活，给他描绘自己会跑的铁壳（汽车）、自己会喷水的铁管（水龙头）、可以看到十万八千里的方盒（电视），他一定认为你生活在天堂。但是，你满足了吗？你不想更多的钱买汽车、买大房子吗？未来的人也会一样，他们决不会满足现有的生活条件，总会有自己的梦想，物质怎么能够呢？
各取所需必造成极大浪费。需要是分等级的，有必需品，有奢侈品。在以金钱为一般等价物的今天，我们会将有限的金钱大部分用在必需品上，小部分用在奢侈品上。一旦物品损坏，我们会对它进行维修，直到无法使用。同一类商品，也有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我新搬了宿舍，需要一台电视。电视就是必需品。但我的工资少，花二、三百元买一台二手电视是正常的。但我非要买一台新的三十四吋背投彩电，就不切实际了，背投彩电对我来说就是奢侈品了，在宿舍看也是一种浪费。但如果真是各取所需，我会去搬三十四吋背投彩电，如果在搬运过程中碰掉一块漆的话，我会扔了它，再搬一个新的。任何物品都是有成本的，我们的需要必需和成本相比较。为什么我们不用黄金、白银做电线，因为成本太高。共产主义社会也必需考虑成本问题。
人类不可能将工作视为第一需要。你也许会说，现在有些大企业的老板不缺钱，但还是在工作。他们把工作视为快乐，但也会明天就给自己放假去阿尔卑斯滑雪，你能吗？人类始终把快乐、舒适作为第一需要。所有工作都能给人带来快乐和舒适吗？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做着他们喜爱的职业，大部分人都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如果不发工资，谁会整天面对枯燥无味的东西。工作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工作？没有了利益还会有多少人去工作？
人类思想能否进化到以工作为第一需要，是我于某位共产主义者的争论焦点。我以为不能。以工作为第一需要，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人类自己贪婪的证明。贪婪的现代人怎么能设想未来的人不贪婪呢？
我只能说，未来生活会更美好，人类将变得更加理智。
1、文革扫除了国学这些所谓的垃圾传统文化，扫清了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和社会阻力。
2、改革开放纠正了航向，从学习一个有问题的派别（共产主义），转向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更符合人类自私的天性是自私的实际情况。共产主义认为通过物质丰富、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大清洗、红色高棉）能达到劳动成为人类第一需要的理论，是马克思犯的严重的错误，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带给人类巨大的悲剧的原因。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印度，就有更多的理解：
《亲身实录：关于印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489586.html
《才从印度孟买出差回来，说说真实的印度--特别是孟买》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6679-1.shtml
[大国战略]强烈反对任何中国企业为印度建电网，修公路和高铁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22403-1.shtml
http://club..com/tea/messages/34926.html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杨帆 新浪财经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