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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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07 救国第一

(2020-10-30 16:41:48) 下一个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nì 幼小聪慧)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 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héng)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我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从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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