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五九（崇新岳 百思峰 ）

 

（279）

 

　　林彪飞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各种人证物证。人证有当事人林立衡、江腾蛟、李伟信提供直接的证词，非当事人李文普、刘吉纯、吕学文、以及周宇驰的妻子王圣兰提供的间接证词。更有物证，也就是林立果手下的陈伦和等人按照命令真的到了广州。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广州另立中央”是没有疑问的定案。

　　可是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执意要否认“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因为一旦承认有“广州另立中央”一事，就无法再声称林彪不知情了，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瞒着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

　　“广州另立中央”能不能成功另当别论，但至少这个计划的前期是相当成功的，没有任何人怀疑和察觉到林彪的计划，要不是林豆豆的告密，林彪突然飞抵广州至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林彪再千谋百虑，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儿会在关键时刻背叛自己。林彪是爱林豆豆的，所以他在9月7日特别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招来，准备带他们一起走。如果林彪不喜欢林豆豆，把林豆豆留在北京，不带她走，不把她叫到北戴河来，那么林彪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至少不至于摔死在异国他乡。

　　直到9月12日晚10 时半，林彪的计划似乎一切顺利，可是这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叶群发现林豆豆不见了，估计林豆豆很可能是去告密了。本来林彪去广州的计划，是建立在突然袭击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对方已经知道林彪第二天早上去广州搞政变，就会在广州做好准备，那时林彪再去广州，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林豆豆告密之后，去广州肯定是不行了，于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商定，改用第三计划，先飞外蒙古，然后去苏联。

　　据吕学文回忆：“大约晚11时左右，林立果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据此可以推测，林立果找不到林立衡返回96号楼，是晚11时左右的事情。因此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决定改用第三计划，应该是在9月12日晚11时左右定下来的。

　　12日晚11时22分，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按照过去的常规，林彪出行是不必通过周恩来批准的。林彪外出的时候，只是让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通知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告诉周恩来办公室林彪去哪里，住在哪里，以便中央有什么事可以及时通知林彪。这些事完全是秘书做的事，根本不需要叶群亲自打电话通告周恩来。而且叶群也知道，周恩来是大忙人，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叶群是不会亲自打电话给周恩来的。显然，这次叶群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有重要的事情。

　　（280）

　　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林豆豆的告密，目前已经上报到哪个层次。如果已经上报到毛泽东的层次，那么一切都晚了，要想走也很困难了；果只是上报到周恩来的层次，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因为此时林彪一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周恩来手中。如果周恩来手松一下，他们就可以走；如果周恩来手紧一下，他们就走不了。因此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向周恩来求援，请周恩来高抬贵手，放他们走。

　　虽说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那天叶群对周恩来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叶群和周恩来之间的对话，并不是现在透露出来的那一点内容，叶群还应该对周恩来说了一些“交底”的事，请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当然，叶群肯定不会用明语说，而是用周恩来能够理解的暗语，双方心领神会。

　　叶群也不会告诉周恩来，他们要去广州另立中央，因为周恩来绝对反对分裂党的这种事情。所以叶群应该是向周恩来暗示，他们要去苏联当“寓公”避祸。叶群之所以要向周恩来“交底”，是因为他们不“交底”的话，周恩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9月3日，汪东兴已经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专门送周恩来处。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也知道毛泽东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接到叶群的电话，周恩来的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早在林彪就学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周恩来结识林彪，甚至比毛泽东结识林彪还早。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挨过不少人的“整”，但林彪是从没有“整”过周恩来的少数人之一，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也可以说是“亲密战友”。

　　此时此刻，周恩来打定主意，他要救林彪。怎么救林彪呢？周恩来要做的事情，首先是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知道，关于林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目前只有林豆豆个人的说法，大家对这种说法都持怀疑态度。只要林彪的飞机不起飞，那就可以证明，林豆豆说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周恩来就可以用林豆豆乱说为借口，把这件事压下去。这样一来，南下广州之事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林彪可以继续留下来，用和平的方式与毛泽东抗争。

　　这是周恩来最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向李作鹏指示，命令山海关机场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这不仅是挽救林彪，同时也可以和平地解决这件事。不过此时周恩来很清楚，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让毛泽东知道的，所以周恩来一直瞒着毛泽东，自己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希望阻止林彪硬干的念头，希望林彪留下来，希望挽救林彪。周恩来知道，一旦林彪的飞机起飞，他就无法在中国境内体面地降落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林彪是性格非常强硬的人，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很难改变。所以周恩来试图用语言和行动劝阻林彪的同时，也还是给林彪留了后路。如果林彪一意孤行，周恩来还是准备放他走。因此周恩来没有下令山海关机场采取强硬措施，如果林彪的飞机硬要飞，也还是可以飞的。

　　（281）

　　据李作鹏回忆说：大约是0时20分左右，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报告我说：“李政委，机场站长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对方说：“我是机场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的电话指示。通话中，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起飞夜航，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这样答复机场。因为总理在亲自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强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所以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0时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

　　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

　　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对方回答：“西北。”

　　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其实周恩来并不意外林彪飞机的强行起飞，而且在林彪飞机强行起飞之际，周恩来就知道，这架飞机将飞向苏联，因为叶群在电话中已经向周恩来暗示过了。

　　1981年，李作鹏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李作鹏的《判决书》说：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李作鹏对此不服，后来他在《李作鹏回忆录》中，为自己申辩说：我的《判决书》中所谓“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修改电话报告记录”的用意，无非是让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其一，周恩来曾“下命令”阻止林彪专机起飞；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鹏有意放跑的。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在预审时，以及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282）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这完全不是总理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种推诿和搪塞的托词；

　　第四、林彪在强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并不像叶群所说的，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那么简单。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得到报告：“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周总理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彪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林彪)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处理这件事。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的全面情况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二五六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283）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周恩来在处理“九一三”事件时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这个结论也是合理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一种阴谋论，认为是周恩来故意放走了林彪，这样既除掉了林彪，又打击了毛泽东的威信，可谓一箭双雕。周恩来成为“九一三”事件的最大得益者。

　　周恩来真是这样吗？如果从单单从“九一三”事件孤立地来看，周恩来的确有较大的嫌疑。可是如果从“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整个历史来看，周恩来又不属这样的人。下面我们不妨这样分析：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他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地位才能稳固。第一方面是军队和高官的支持，第二方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能够同时得到这两方面的条件，领导人的地位很稳固；如果同时得不到两方面，只得到一个方面，领导人地位也能维持;如果两个方面都得不到，那么领导人的地位就不稳定了，随时有倒台的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前，既有军队和高官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在文革中，毛泽东得罪了大批高官，其中也有大量军队高官，因此毛泽东失去了军队和高官的支持。但毛泽东却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威信，威信就成为毛泽东掌权的主要武器。

　　正如李作鹏说的那样：“不管林彪跑到哪里，对毛主席的权威都是极大的损害。”钦定的接班人“不辞而别”，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和信仰毛泽东了，甚至一些人对毛泽东开始产生怀疑。在林彪事件之前，谁要是敢说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马上就会有人汇报上去；而在林彪事件之后，就不再有人向上汇报这种事了，对毛泽东不敬的话也悄悄开始在民间蔓延。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人公开贴出反毛的诗词：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在文革之后，毛泽东失去了高官们的支持；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又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领导人地位就不稳了。相反，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既有高官们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威信，所以周恩来是有相当大的机会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的。据说当时已有一些高官给周恩来煽风，希望他带头向毛泽东发难，把毛泽东的大权夺过来，让毛泽东真正退居二线。

　　但周恩来却拒绝这么做，他一直在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未想过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具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都没有对毛泽东发难，又何必在林彪事件上，搞什么伤害毛泽东的阴谋呢？

　　（284）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一方面劝说林彪放弃硬来的念头，不希望林彪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林彪一意孤行，执意要出走，周恩来又给林彪放一条生路，这就造成李作鹏抱怨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的原因。周恩来之所以放走林彪，应该主要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所致。

　　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战友”，毛泽东自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泽东说这句话，就是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放一条生路。毛泽东可以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周恩来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呢？因为周恩来与林彪也是“亲密战友”。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看9月12日发生的事。这里先说一点题外话，关于“九一三”之前林彪一家在北戴河的情况，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写过回忆录《我写我自己》。但张宁的回忆录属于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基本上没有作为历史资料的参考价值。

　　9月12日晚上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之后，林彪一家很快就动身了。关于林彪一家是怎么走的，有多位当事人提到这件事，这里先看周恩来的说法。

   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了9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周总理说：“晚上11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的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这个人(林彪)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周恩来叙述的林彪出走过程是这样的：

　　一、9月12日晚11点半多，叶群宣布“今晚首长去大连”，并声称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

　　二、叶群宣布完，很快就与林彪一行人上汽车走了；

　　三、此时林豆豆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叶群、林立果把林彪搞走了；

　　四、周恩来说林彪这个人脾气很怪，很难说服他不走。这也是委婉地说：林彪非要走不可；

　　五、周恩来出于对林彪“安全”的考虑，派出警卫部队把林彪等人追回来，不让林彪的飞机在晚上起飞；

　　六、山海关机场并没有放行飞机，而林彪一行是强行起飞走的。

　　（285）

　　周恩来的说法，得到了其他人的印证。

   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

   大约晚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前面提到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的事。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调飞机，叶群是借着调飞机的事，向吴法宪打个“招呼”，希望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够对他们“网开一面”。因为吴法宪毕竟是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是手松一点，林彪他们就会少掉很多麻烦。

　　但吴法宪事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对叶群态度冷淡，并抬出周恩来说事。这时叶群看出吴法宪靠不住了，也就不提“打招呼”的事了。事后证明叶群没有向吴法宪“打招呼”还是对的，后来吴法宪主动提出派战斗机打林彪的座机，这真可谓辜负了林彪对吴法宪一生的栽培。

　　叶群对李文普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其实也不是想骗他，只是想让李文普把这个消息散布到林彪办公室，让大家以为林彪要等吴法宪的飞机来了之后才走。这样大家就会放松警惕，坐等吴法宪的飞机来到。这时林彪他们突然出走，就会让其他人措手不及。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胡萍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

　　这里叶群对李文普“交底”了：“有人要抓林彪，再不走就走不了”，因为林彪准备带李文普一起走，不“交底”是不行的。不过叶群没有把具体去哪里告诉李文普，现在告诉李文普还为时过早。此时李文普也感到情况异常，就向在北京的主管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询问。这时周恩来已经派吴法宪找胡萍查飞机了，胡萍怕与林彪方面的人再接触会进一步给他“惹祸”，就拒绝与林彪办公室的人联系，说“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

　　（286）

　　同时，林立果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通知他们取消“南下”计划，改为“北上”。据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回忆说：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是关着门的，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那天天热，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声音很大，因此从窗户那里飘来一些声音。所以我听见周宇驰大声问：“上哪儿？上哪儿？哦，北上？北上啊！”

　　结合李文普和王圣兰的回忆，可知林立果当晚给周宇驰打电话是用暗语讲的，第一句是“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第二句是“北上”。周宇驰得到消息后，马上找于新野等人劫持飞机飞往蒙古，这与林彪飞机的飞往地点是一致的。林立果在电话中，只对周宇驰说了一句“北上”，周宇驰就马上明白飞往蒙古，这也说明“北上”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不是9月12日才临时决定的。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

　　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

　　这时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

　　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按照常规，林彪出行时，不能林彪的专车单独出去，要有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车辆开道和押尾。因此，林彪正常的出行是要事先通知八三四一部队的。这时李文普按规矩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林彪准备走，而林立果却压断了电话，不让李文普与八三四一部队联系。关于此事，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

　　晚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

　　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宋秘书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

　　我说：“大连。”林立果立即按断电话机。

　　这时，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

　　接着，林立果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由于没有看见叶群的车，我到秘书办公室，让李秘书看叶群的车走了没有。他看过后，说还没有走。

　　就在这时，林彪的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

　　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轿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考虑到四个人中就我一个人有枪，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287）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9月12日晚上，电影厅里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吉纯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58号楼向张副团长、姜大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

　　不大一会儿，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吉纯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林立果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平时林彪办公室的行动，由李文普统一调动，林彪的车在前，叶群的车紧跟，秘书及其他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听说要行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的内勤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老虎他们都坐首长的车跑了。”

　　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叫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伏尔加轿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仅有刘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只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58楼前，拉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根据上述人员的回忆，上林彪专车的人共有六个：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以及司机杨振刚。这六个人都是林彪认为最为信任的，准备带走的。很显然，李文普和杨振刚应该是事先做了“思想工作”的，但李文普跳车“临阵脱逃”，而司机杨振刚则忠于林彪，不仅把林彪送到机场，还和林彪一起上了飞机。关于李文普和杨振刚的事，我们后面专门分析，这里先看事情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林彪或者叶群叫林豆豆一起走，可见此时他们已经不要林豆豆了。

   对这件事，林豆豆本人的回忆是：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我的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288）

　　这时已是11点30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默不做声，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

　　接着，只见张宏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飞机？”

　　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张清林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拦住吧！副团长！……”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肖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下命令吧，副团长！”

　　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

　　张宏说：“中央。”

　　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张宏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张宏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林豆豆的回忆，是造成“九一三”事件扑簌迷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仔细分析林豆豆就会发现，她的话硬伤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而且得不到其他人的印证，因此林豆豆的回忆可信性不高。关于林豆豆的回忆，已有人专门做过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央”命令她跟着一起上林彪的飞机之事。

　　先看一下林豆豆回忆中提到的几个当事人的说法。林豆豆回忆提到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急得嗷嗷叫，跳着喊”，那么肖奇明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289）

　　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60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

　　在这紧张时刻，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再说，96楼有林彪的一套完备的指挥系统，如果他们借口说我们暗害他们，问题将更加严重。因此，我请林立衡跟我一起去值班室找领导。

　　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同志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

　　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在电话里讲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

　　肖奇明本人的回忆与林豆豆的说法大相径庭，林豆豆要求张宏等人阻拦林彪的汽车，肖奇明不仅没有支持林豆豆的要求“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而是拒绝了林豆豆的要求。肖奇明说：“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显然肖奇明的说法是合理的，肖奇明作为中央警卫团的中队长，他当然知道应该遵从上级的命令。林豆豆的话又不是上级指示，他怎么可能“急得嗷嗷叫”地附和林豆豆的要求呢？

　　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后，张耀祠指示说：“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肖奇明转述的张耀祠的指示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上级指示，张耀祠这个级别的官员，怎么可能下令阻挡林彪的坐车呢？更不可能扣押叶群和林立果。

　　张耀祠本人则回忆说：

　　晚23点40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准备好了。”

　　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张耀祠的回忆与肖奇明相差不多，而与林豆豆的回忆大相径庭。张耀祠明确说“此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而林豆豆却说张耀祠向她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让她很林彪一起走。后面将分析对比一下林豆豆和张耀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290）

　　在说林豆豆提出“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前，先看看林豆豆这个人。林彪经历过两次婚姻，共有三个子女。林彪与前妻张梅生育一个女儿林晓霖(1941年生)，与叶群生育林立衡(乳名豆豆，1944年生)和林立果(乳名老虎，1945年生)。林豆豆出生于延安，据说“豆豆”这个乳名是来自林彪喜欢吃黄豆的嗜好。

　　林豆豆1962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64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林立衡转学到北大后，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她的功课。林立衡到北大后，因病经常缺课，北大中文系建议，有病长时间不能上课，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病好后可以复学。林豆豆因此办了休学手续。

　　但林豆豆休学后，却没有再回北大就学，而是于1965年去了《空军报》工作。据说毛泽东知道林豆豆的情况后，同意她到《空军报》工作锻炼，《空军报》专门指派了两名业务骨干帮助林豆豆。1969年，林豆豆升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解放军报》任总编辑，林豆豆比李讷低半级，与林彪比毛泽东低半级的情况一样。

　　林豆豆脾气，那是元帅府大小姐的典型脾气：任性。叶群与林豆豆关系不太好，正好当时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给林豆豆，说叶群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搞得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林彪宠爱林豆豆，她的任性脾气没人敢管，叶群也怕林豆豆三分，因为林豆豆动不动就要自杀。1964年和1968年，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搞得林家更不敢管她了。

　　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林豆豆的大小姐脾气。林彪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1971年9月7日把林豆豆从北京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康庭梓说：9月7日，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

　　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

　　据康庭梓回忆，林豆豆坐的并不是专机，而是“搭便机”。林豆豆为了回去取一双皮鞋，让机组人员和其他“搭便机”的乘客等她40分钟，林立衡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表示什么歉意。

　　（291）

　　我们再看林豆豆对八三四一部队领导的说话口气，都是命令式。比如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

　　林豆豆是什么官职，她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抓人呢？这就是帅府大小姐的脾气。因为林豆豆自从懂事以来，周围的人都对她唯唯诺诺，养成她出口就命令别人的脾气。林豆豆本人也回忆说：

　　我责问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以林豆豆的官职，她只能向张宏汇报情况，绝无向张宏下命令的资格。张宏不买林豆豆的帐了，林豆豆反而还很生气。林豆豆凭什么生气呢？林豆豆似乎认为，张宏应该违背“中央”，听她的指示才对。

　　再看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口气也完全是一副“自己完全正确，错误都是别人”的大小姐脾气。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回忆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些情况，高厚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

　　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参加学习。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她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李平说林豆豆“起义”的事实根据是：1971年9月7日，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豆豆，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

　　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林彪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月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林豆豆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八三四一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292）

　　高厚良说总政认为林豆豆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这句话是对的。林豆豆9月7日就知道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却不向中央汇报，这就任听毛泽处于危险的境地。从这点来看，林豆豆的态度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果林立果暗杀成功，林豆豆就不向中央汇报了，坐享胜利果实；如果林立果暗杀失败，准备外逃，她此时才告发他们。林豆豆在毛泽东最危险的几天，不向中央报告，这显然是林豆豆的“错误”。周恩来也批评林豆豆“自以为是”，让她回《空军报》学习。

　　高厚良继续回忆说：林立衡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传她一贯反对林彪。林豆豆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有所认识、有所警惕、有所察觉、有所斗争”，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林豆豆还说：“我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我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九一三以前我没有向中央报告，主要是为了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

　　林豆豆随意讲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就说：“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时，林豆豆就经常借口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由高厚良的回忆可知，林豆豆经常毫无根据地随意讲一些情况，造成大家对她的疏远，然而林豆豆却还是“自以为是”，自认为“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高厚良继续回忆说：1974年2月，林豆豆再次自杀未遂。因为林豆豆闹自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后来周总理生病，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

　　空军党委研究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安置林立衡和张清林。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林立衡在开封农场，只干一些轻微的劳动，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1975年10月，林立衡夫妇作转业处理，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林立衡在报刊上说：“她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拿不到购粮本、肉证，也领不了工作证，仍然用假名，从此化名路漫，十四年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黑人。”

　　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转业是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工厂按厂级领导干部对待，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293）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晓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林豆豆，规劝她为人要正直，要诚实。1977年冬天，林晓霖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探望妹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那时，林豆豆就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

　　林豆豆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晓霖看，林晓霖看后觉得林豆豆所写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林豆豆还说：“叶群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

　　林晓霖当时就觉得林立衡说这些话太假，便说：“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我们不能只从林彪是我们父亲，要为他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这样姐妹俩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林豆豆一心为林彪辩护，把林彪干的事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林彪什么错都没有。林晓霖说：“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以上说了那么多林豆豆的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林豆豆是那种毫无根据随意说话的人，因为，对林豆豆提出的“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也没有必要特别深究，因为这本来就是林豆豆随便说的事情。

　　有人在林豆豆说“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上，大做文章。其实林豆豆说的这件事，本身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林豆豆说的“中央”，肯定只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其他人都担不起“中央”这两个字。

　　如果说周恩来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是说周恩来要主动放飞林彪的飞机，所以才会命令林豆豆上飞机。然而在事实上，不只是汪东兴、张耀祠等人，就是吴法宪、李作鹏等被判刑的人，也都承认周恩来曾向他们下令，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一方面要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另一方面又命令林豆豆“上飞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如果说是毛泽东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等于是毛泽东要放飞林彪，主动让林彪跑到苏联去。林彪跑到苏联去，对毛泽东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似乎还不至于愚蠢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地步。因此，根据林豆豆随意说的话去探究历史，只能是走入歧途。

　　（294）

　　这里转回来说林彪上飞机的情况。

    据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林彪的专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

　　车开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追车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林彪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对于李文普为什么跳车的问题，有很多争议，这个话题放在后面说。这里先把李文普说的林彪专车出走的过程整理一下：

　　一、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上车之后，司机杨振刚马上就开车了；

　　二、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三、叶群说“冲！”，杨振刚没有理会姜作寿示意停车，冲了过去；

　　四、李文普大喊“停车”，然后打开车门跳车出去；

　　五、林立果向李文普开了一枪，李文普倒地，杨振刚继续开车驶向机场；

　　六、林彪办公室的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

　　七、追车的队伍途中被一列火车阻拦，等他们到达机场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强行升空了；

　　八、林豆豆作为“起义有功”，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材料；李文普等林彪办公室的人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理。

　　（295）

　　姜作寿也回忆说：

    大约晚11时半左右，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

　　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

　　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

　　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据姜作寿回忆，他让示意林彪的坐车停车，并不是真的想阻拦，只是想问问林彪去哪里，他们这些警卫队伍怎么跟着走。而林彪的坐车却以为他要阻拦，加速冲了过去。

　　林彪坐车冲过姜作寿的阻拦后，李文普跳车，林立果向李文普开枪并打伤李文普。一旦开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林立果对李文普开枪，这就意味着林彪的武装反抗，这个性质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为了避免林立果开枪造成“敌我矛盾”的难题，于是就说林立果没有开枪，李文普的枪伤是他自己开枪打自己的。为此李文普辩解说：“我已经跳车了，又何必再打自己一枪？”

　　李文普为了表明他不再跟林彪了，有跳车的行为就足够了，再打自己一枪完全没有必要。再说，自己开枪打自己的枪伤是很容易鉴别的，李文普试图以此来欺骗组织也不太可能。因此，李文普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李文普的枪伤应该来自林立果。

　　另一位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

    林彪的轿车从96楼方向迎面驶来，见前面有人时，车不但没有停，反而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呼啸而过。然而这辆红旗车却在距离我们5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下，从车上下来的是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当我追到离红旗牌轿车约20米左右时，林立果向我连开了两枪，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枪响，李文普倒下了。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急闪而过：林立衡的报告已变成了现实。我凭借着路旁的树作掩护，迅速掏出手枪，“啪啪”还击了两枪。林彪一伙见警卫部队有人竟敢拦阻他们的专车，并追赶不舍，而且公然开枪还击，更加惶恐万分，连车门都顾不上关，驶车仓皇逃窜。

　　（296）

　　张耀祠虽说非当事人，但他做作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团长，当然有自己的渠道了解消息。

    张耀祠对此事回忆说：

    林彪的汽车离开96号楼后，路上被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十多米，李文普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普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综合肖奇明和张耀祠的回忆，林彪坐车遭到枪击的情况如下：

　　一、大队长姜作寿阻拦林彪坐车，被闯过；

　　二、李文普叫停车，林彪坐车停下；

　　三、与此同时李文普跳车出来，肖奇明追向林彪坐车；

　　四、林立果打开车门，向远处的肖奇明开两枪，向近处的李文普开一枪，李文普负伤倒地。

　　五、肖奇明没想到林立果会向自己开枪，让林豆豆说的话变成了现实，一时激动，于是就向林彪的坐车还击两枪。这两枪据说打在林彪专车的后风挡玻璃上，因为林彪专车是防弹玻璃，所以子弹没有穿透。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了批评，说：“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因此肖奇明对林彪专车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示，而只是自己一时激动的个人行为。

　　林彪的坐车开走后，警卫科长刘吉纯等人驱车在后面追赶。

    刘吉纯回忆说：

    虽然我们的车已开得很快，我们还是不断催促司机开得再快一些。由于车速太快，天黑又没路灯，司机突然刹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才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正有一辆长长的火车通过，我们的伏尔加车已接近铁轨，若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上火车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如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当我们赶到机场时，那里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红旗车停在那里，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稍后，张宏副团长也赶到机场，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集中起来。我和一起去的几个人乘车返回北戴河。下车后，才知道李文普已受伤住院。“林办”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起来，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

　　张耀祠继续回忆说：

    9月13日0点22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二五六号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他们看到八三四一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就命令驾驶人员起动飞机。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林彪三叉戟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机组人员，从北京到达北戴河山海关机场之后的情况。

    康庭梓说：

    9月12日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平房里：最东边第一间住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第二间住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住陈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

　　（297）

　　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潘景寅最后交代：“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晚11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户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

　　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

　　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我看到陈联炳和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我们4个人还没上，飞机怎么就走了呢？我满脑子都是不解，也顾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

　　我看到三叉戟飞机正在快速移动，准备进入跑道，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这时，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我们站在一起，不约而同望着飞机，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中，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知道我是机组人员，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也很着急，就一个劲儿问他：“谁在飞机上？”

　　他答非所问，只是不停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你拉我干吗？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他赶紧上了吉普车，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此时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里气氛异常紧张。我看见调度员正在用话筒喊：“听到请回答！”、“快回来！”这些话，可是对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机上肯定把与地面的通话系统关闭了。八三四一部队的那些人拿着电话呼叫，喊接“北京九局”。电话接通后，我听他们说：“向中央报告，老虎和叶群把首长搞走了！”声音很大，满屋子人都听得特清楚。

　　我们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给绑架了？

　　（298）

　　这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林彪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三叉戟从北京起飞时，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5名乘客。乘客中林立果和刘沛丰下飞机后，立即去北戴河的林彪住处。而另外三名乘客，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以及两名年轻女兵，被留在机场。为什么林立果不把这三个人一起带到林彪住处呢？原因应该是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

　　两名年轻女兵，林立果肯定不会告知她们“五七一工程”；即使是程洪珍，林立果也没有向他透露暗杀毛泽东计划等最秘密的情报。这些人当中，只有刘沛丰是完全知情者，所以他与林立果一起去了林彪住处，又一起上了飞机。

　　林彪等人登上飞机后，飞机立即起飞，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了下来。他们三人没有上林彪的飞机，并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让他们上去。

　　三叉戟的9名机组人员是：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庭梓、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普通机械师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女服务员魏秀玲。其中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其余5名机组人员没有上飞机。一些文章说这5名机组人员是没有时间上飞机，其实不然，他们是完全有时间上飞机的，而是被故意“甩”在机场。

　　对此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三叉戟起飞后，一片混乱的山海关机场渐渐恢复了宁静，很多信息从各方面汇集过来，我们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细节。

　　那天晚上，潘景寅并没有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待在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程洪珍也没有睡，他们3个在一起聊天。9月13日凌晨0点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随后就通知李海彬叫油车来加油。在李海彬打电话要加油车的时候，潘景寅走出调度室，先经过程洪珍的门口，再经过我们的房间，直接走到3名机械师的房间，把他们叫起来去机场。

　　我的房间与3名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名机械师起床时，我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3名机械师到机场时，油车还没有来，他们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一会儿，油车来了，一名机械师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时，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0点22分。

　　这是林彪的专车，潘景寅随即直奔停机坪。从调度室到停机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潘景寅在0点5分接到电话后把机械师叫醒，让机械师做起飞准备；最后潘景寅在0点22分登上飞机。在这中间有十几分钟的空余时间，但潘景寅一直没有把我们其余5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

　　（299）

　　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个观点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误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甩下来，而把没用的机械师带走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机械师是飞机的关键人物，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加油也靠机械师。飞机在起飞前的种种动作，没有机械师是完不成的。

　　我后来听海军的地面人员说，林彪的红旗车停了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叶群，她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他们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软梯，“上拉下推”地上了飞机。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三叉戟起飞后，我们5名留下来的机组人员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才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航行局局长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

　　我们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第二天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关于林彪一行人在山海关机场的行动，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也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首长下飞机，这是惯例。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300）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林立果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晚上11点30分左右，场站政委史岳龙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几次电话，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认为这是大事，直奔机场调度室。

　　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

　　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油车完全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邰起良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

　　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301）

　　机场的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调度员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专机升空看不见了。

　　之后，我们几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等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结合康庭梓和佟玉春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

　　一、潘景寅这天晚上没有睡觉。三叉戟专机原定计划是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按道理机组人员是应该睡觉的，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天的飞行安全。可是潘景寅却不睡觉，而是一直在调度室里聊天，这说明事先林立果向潘景寅交待过，让他今晚随时待命，以防突发情况，所以潘景寅就没敢去睡觉。

　　二、9月13日凌晨0点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应该是来自北戴河林立果打来的，他通知潘景寅立即准备起飞。

　　三、潘景寅悄悄叫醒三名机械师，不惊动其他人。康庭梓说他与3名机械师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潘景寅不叫醒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因为在紧急起飞的计划中，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事先计划好不带上飞机的，怕这些局外人上了飞机不好控制。

　　四、三名机械师中，主管机械师李平，应该是与潘景寅一样的知情者。三叉戟飞机的驾驶舱有三个座位：前方是机长和副驾驶，后方是机械师，三叉戟飞机有3名机组人员就可以正常飞行。林彪的二五六专机之所以有9名机组人员，是为了保证副统帅的安全，特别配备了9人。但实际上，飞机只有机长和机械师两个人就能驾驶，这是最低限的机组人员。

　　因此，林彪和林立果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这架飞机，当然没有必要对多余的人“做工作”，只要对机长潘景寅和主管机械师李平“做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在原计划中，二五六专机将由潘景寅和李平两个人来驾驶，其余的人都是多余的。但由于当天晚上3名机械师被安排在一间房间睡觉，潘景寅只叫李平，而不叫另外两名机械师，会使那两人起疑心，反而更麻烦，所以只得把3名机械师一起叫去了。

　　（302）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和普通机械师张延奎显然是不知情的。对于普通机械师张延奎，康庭梓回忆说：张延奎本不是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对于特设机械师邰起良，佟玉春回忆说：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名人员还没到，就从飞机上下来打电话通知其他5名机组人员。当佟玉春告诉邰起良“不准二五六飞机起飞”的命令后，邰起良更感到无法理解，最后是被林立果推上飞机的。

　　五、潘景寅在临起飞前，紧急通知给飞机加油，可见潘景寅事先知道这次要飞较远的航程，所以才紧急加油。只是由于林彪一行人来得太快，加油车没有来得及加油，反而把机翼上的航行灯撞坏了。

　　六、林彪一行人下车后，叶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然后林彪一行人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梯子爬上飞机。

　　七、林彪一行人上飞机后，飞机马上起飞，机场调度室熄灭了机场的所有灯火，三叉戟是靠自己的照明灯强行起飞的。

　　八、飞机起飞后，剩下的5名机组人员才吃惊地发现自己被“甩掉”了。

　　这里有一个时间表值得注意：林彪的专车从北戴河出发是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北戴河距山海关机场40多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40公里的路汽车要行驶1个小时左右，林彪的专车于13日凌晨0时20分左右到达机场。

　　吴法宪回忆说：

    我到达西郊机场，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汽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34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林彪专车于晚11时30分左右强行离开北戴河，在出发前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周恩来立即就知道了，他还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法宪。可是这么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却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从在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到13日凌晨0时22分三叉戟起飞，有50分钟左右的时间，周恩来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的，可是周恩来却没有这么做。

　　（303）

　　据汪东兴回忆说：13日0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正在向北飞行，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已是13日凌晨 l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表需要注意。13日0点32分，汪东兴得到林彪专机已经起飞的报告。汪东兴立即通知周恩来，他们一起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周恩来0点32分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到达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大约需要15分钟，那么毛泽东大约在0点47分左右得知这个消息。此时据林彪专机起飞，已经过了25分钟了。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晚才知道消息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304）

　　在谈到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林彪的消息之前，先要澄清一件事。汪东兴在回忆录中，明确说周恩来和他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去向毛泽东汇报的。而现在有一种新说法，声称周恩来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并说汪东兴的回忆录是假的。另外，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派人轰炸中南海，所以毛泽东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紧急从中南海游泳池的住所，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

　　这种新说法例举了种种“证据”，比如声称张耀祠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叉戟二五六还没有起飞，主席就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118厅。”但张耀祠本人的回忆录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法。细究这种新说法的各种“证据”，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汪东兴的说法。这种新说法的最大硬伤是：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知道林彪准备外逃之事，那么毛泽东必须做出一个指示：是否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

　　这种新说法中提到的毛泽东指示，还是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就做出这样的指示，那就意味着毛泽东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允许林彪出走，这样一来，林彪就是在伟大领袖亲自批准之下出走的，又何罪之有呢？

　　而且，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曾下令林彪的飞机必须由周恩来、吴法宪等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做出“由他去吧!”的指示，那么就与周恩来的指示发生冲突了。这样的话，周恩来必须马上打一个电话到机场，说：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准许林彪的飞机自由起飞，撤销先前我的命令。

　　由上述推理可知，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做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指示，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种新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逻辑推证，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9月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前，与警卫部队发生了“枪战”，打伤了警卫员。既然林彪已经开枪，那么林彪必然是要想逃走的。下面的问题是：林彪怎么逃呢?

　　显然，林彪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走地面的“地路”或水面的“水路”，那是绝对逃不掉的。既然林彪逃走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那么林彪的飞机就一定要强行起飞，这是很容易推理的结果。

　　因此，以周恩来的智慧和经验，他在得知林彪打伤警卫人员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判断出林彪的飞机是一定要强行起飞的，不然的话林彪是没有第二条可走的。那么下面的问题是：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飞往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