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四四（崇新岳 百思峰 ）

 

（21）

 

　　据杨成武回忆说：我在病中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

　　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吴法宪“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这里插一点题外话，关于林彪代号“101”的由来，据说是来自电话号码。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专用电话号码，林彪是101、罗荣桓是102、刘亚楼是103、谭政是104。部下给林彪打电话，就拨打101，于是也就称呼林彪为“101”了。同样，华东野战军中，陈毅代号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陈士榘是504，这也是来自电话号码。

　　关于赵志珍到林彪那里告状，吴法宪的回忆说：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

　　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余立金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

　　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纵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赵志珍和余立金走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林彪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

　　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志珍把我们带到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志珍向陈绥圻说：“成武要和法宪同志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22）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

　　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这次，杨成武对吴法宪下达了两项指示：第一个是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第二个是不要“整”单世充。但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敢于同杨成武斗争，要顶住”，把杨成武的这两项指示全部顶回去了。这样杨成武又输了一步。当然杨成武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开始公然向吴法宪夺权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3月中旬，吴法宪又到军委办事组来了，吴说：“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杨代总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一点问题，同你们三个人(李作鹏也来了)说一下。我说的问题，现在绝不能外传，所说的内容也由我自己负责。将来上面怎么说，就以上面的为准。

　　吴法宪说：“杨成武以前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

　　接着吴法宪又说：“杨成武对我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就照顾不过来了。杨成武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立金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是杨成武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杨成武让余立金主要负责空军的工作，等于就是用自己的权力强行夺吴法宪的权。因为吴法宪是杨成武的部下，对杨成武的命令无法直接抵制，他只得去向林彪报告。据邱会作回忆说：

　　吴法宪说他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总。林总听了之后，有些吃惊，但林总不知道杨成武这一考虑的来头，因为杨成武与毛主席那里是通着的。究竟是毛主席的打算，让杨成武先对吴法宪吹风，还是杨成武自己的考虑？林总一时摸不清，因此林总说话很谨慎。林总只对吴法宪说了一句：“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其余就没有多说了。

　　（23）

　　林彪不知道杨成武的底，于是就要摸杨成武的底。据杨成武回忆说：那是1968年3月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说有要紧的事。我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座、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林彪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请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一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我想：我建国前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

　　林彪当然知道杨成武解放前根本不认识叶群，让杨成武写证明，虽然有“强人所难”的味道，但却是一个很小的要求，杨成武并不难做到，写这样的证明也不会伤害到什么人。相反，杨成武拒绝写这个证明，拒绝林彪这个小小的要求，那反而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

　　林彪就是要用这个难题，来摸杨成武的底，看杨成武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杨成武痛快地答应林彪的要求。这样的话，就说明杨成武与毛泽东是“通气”的。林彪明白毛泽东对自己有不满，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上升到摊牌的地步，毛泽东还要团结林彪。对于写一个“叶群不是假党员”的证明，毛泽东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小事上为难林彪的。如果杨成武与毛泽东“通气”，杨成武应该知道毛泽东不会在这件小事上为难林彪，就会很痛快地答应。

　　杨成武的第二种反应，是说“我回去考虑一下”。这说明杨成武回去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这也说明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

　　杨成武的第三种反应，是一口回绝林彪的这个“小要求”，完全不给林彪面子。如果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事后杨成武就会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会让杨成武马上来向林彪道歉，因为毛泽东不希望杨成武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跟林彪把关系搞僵了。

　　几天之后，杨成武也没有来向林彪道歉。因此，林彪认定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这件事是杨成武的个人所为，所以林彪决定向杨成武发起进攻了。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的时候，就把这场斗争就炽热化了，林彪的反击就是拿掉杨成武。

　　（24）

　　林彪在肯定了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之后，就把他对杨成武的不满告到毛泽东那里。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成武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据吴法宪回忆说：3月23日凌晨1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从打倒杨成武这件事的前后来看，杨成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也主动发起与林彪的斗争，要处分吴法宪。当然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也是出于气愤，毕竟吴法宪处理他女儿的事情，不但没有维护杨成武的面子，反而给了杨成武难堪。

　　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公然要夺吴法宪的权，这就引发了与林彪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白炽化的斗争。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还不准备用“打倒”的方式来处理他。然而，在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爆发了白炽化的斗争之后，如果毛泽东护着杨成武，势必影响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最后决定满足林彪的要求，打倒杨成武。这就像邱会作说的那样：“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25）

　　杨成武倒台了，而江青有一段时间跟他走得很近，所以江青要赶快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于是江青就表现出最为积极的态度，坚决要求打倒杨成武。据吴法宪说，打倒傅崇碧也是江青促成的。吴法宪回忆说：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傅崇碧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是不是真的听了江青的话，打倒傅崇碧，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不过傅崇碧并无犯什么大错，他被打倒，应该是因为与杨成武的关系过于密切，受到杨成武的牵连。不过对傅崇碧的处理，要比杨成武和余立金轻很多。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发出《通知》，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人们不禁对中央的这个《通知》感到惊讶，不知道这三位在军内担任要职的将军所犯的“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对此，毛泽东提出召开一次大会，由林彪主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毛泽东说：“杨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了台的人，现在下台了，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出场，接见了参会人员，引起一阵轰动。因为毛泽东在1967年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就很少出席这种大规模的大会了。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是林彪在文革中少有的长篇讲话之一。林彪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比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林彪的讲话，首先提到毛泽东对“杨、余、傅”问题的定性，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定性呢？因为“杨、余、傅”三个人，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只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文革造成了障碍，毛泽东说：“杨成武这个‘障碍兵’可以搬开。”

　　（26）

　　为什么说“杨、余、傅”给毛泽东造成障碍呢？这是因为他们隔阂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尽管对林彪有所不满，但现在还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需要与林彪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杨成武的错误，就是公然向林彪的心腹吴法宪夺权，这等于是给毛泽东制造麻烦，搞坏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这样一来，毛泽东从保持与林彪的关系出发，所以要拿掉杨成武。因此毛泽东说：“杨、余、傅”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众人热烈鼓掌。林彪接着说：“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众人更热烈的鼓掌。姚文元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众人也跟着高喊同样的口号。

　　林彪接着说：“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众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众人的气氛安静下来后，林彪继续说：同志们！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个人主义。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的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展开全军的大夺权，结果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姚文元带头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这里姚文元说的“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就是不点名地喊“打倒杨成武”。

　　林彪对杨成武的调子，与毛泽东显然不同。毛泽东只是说杨成武的问题“不大不很小”，而林彪要给杨成武的问题升级，升级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林彪还特别点名批贺龙，把贺龙的问题也提升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这也反映出林彪对贺龙的一种态度。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他就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杨成武就是这种人。”

　　江青带头高喊口号：“打倒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

　　林彪接着说：“杨成武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并且用特务的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

　　（27）

　　叶群带头高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谢富治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众人也跟着高喊口号。

　　林彪这样一煽动，杨成武的问题就升级了，林彪的内心是希望把杨成武彻底打倒。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对杨成武这样有“野心”的人，总是很担忧的。因为杨成武想要继续往上爬，林彪就成了他的障碍，杨成武必须要设法“搬掉”林彪这个障碍，他才能更上一层楼。因此，林彪遇到杨成武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不免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危机感。

　　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陪毛泽东外游三个月之后，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林彪不满地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杨成武本人也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时，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问我：“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我只能打掩护，说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说过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杨成武说林彪对他的态度冷淡，其实更应该说他对林彪的变冷淡了。杨成武开始对林彪“封锁消息”，不再告诉林彪毛泽东说过些什么话了。这次杨成武敢于公然挑战林彪，林彪也觉察出，杨成武应该是从毛泽东那里，听到某些对自己不利的话，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这样一来，林彪就不得不考虑：“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不利于我的话呢？”

　　毛泽东也看出林彪这个疑虑的心思，他要打消林彪的疑虑，于是就拿掉杨成武，让林彪放心。而且毛泽东这次“人情做到底”，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让林彪彻底放心。

　　毛泽东让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已经看出来，总参谋长这个军队第二把手的人物，大概是比较难与林彪合得来的。如果毛泽东换一个非林彪派系的人当总参谋长，这个总参谋长过不了多久，因为与林彪合不来，不免又要遭到被打倒的命运。所以，毛泽东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这样才能避免总参谋长再次被打倒。关于毛泽东对军队的人事安排，我们以后专谈。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这次大会上。林彪继续讲话说：“杨成武表面上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组来迫害江青同志。”

　　周恩来带头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28）

　　林彪接着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来她的伟大作用。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她有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

　　叶群带头喊口号：“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异口同声。

　　江青喊口号：“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在林彪讲话完之后，周恩来接着讲话：“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30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学习和锻炼。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八台样板戏，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出来的。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和林彪在会上大捧特捧江青，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帮江青撇清与杨成武的关系，套近与江青本人的关系；第二是周恩来和林彪都希望江青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因为周恩来和林彪都看出，江青这个人能耐不大，成不了大的气候，所以希望她进入政治局常委，占一个位置。因为政治局常委就仅有几个位置，江青占掉一个，就能阻止一个其他能干的人上来。

　　周恩来接着说：“同志们，根据刚才林副主席的具体指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杨成武的这种卑鄙的活动，我们最近才知道，听到后极其愤慨！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了，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的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上纲上线。因为这次打倒的“杨、余、傅”三人，并非自己派系，而是毛泽东手下的人，所以周恩来没有必要“保”他们，而得罪或搞坏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要团结林彪，周恩来也要团结林彪，所以周恩来表现出积极支持林彪的态度。

　　打倒“杨、余、傅”事件，也是一个偶然的插曲，并不在毛泽东的战略计划中。毛泽东解决了“杨、余、傅”问题之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回到他的战略计划上。

　　（29）

　　自从群众运动走上“极左”，毛泽东自己也控制不住之后，毛泽东感到现在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众组织，不能成为依靠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次改变他的文革战略，“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依靠党委闹革命”，把重建党组织，作为搞文革的“新重点”。

　　毛泽东之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东西。毛泽东本来并不喜欢，也不迷信苏联式的体制，但1949年建国时中共对苏联“一边倒”，在苏联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照搬苏联的体制。

　　自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体制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苏联这种体制长期下去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毛泽东第一次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当时毛泽东觉得党委的权力太大，如果没有人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一些人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动群众，利用《大字报》的形式来监督党委和党员。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使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搞“大鸣大放”，只是想让他们大胆地监督党委和党员。没想到在“大鸣大放”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轮流坐庄”，要向共产党“夺权”，这就使运动的性质变了，变成了“反右”运动。

　　文革开始以后，各级党委机构基本上被打倒了，毛泽东不喜欢的苏联式政治体制在中国瓦解了，这可以算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个胜利。但旧的党一元化领导体制打破之后，新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认为，新的体制应该不再是党一元化领导体制，而要加入群众的监督，这就是全新的政治体制“革命委员会”，也叫“革命三结合委员会”。

　　（30）

　　“革命委员会”由三部分组成：一、革命群众代表：这些人来自造反派头头，不一定是党员，即使是党员，也是资格很浅的党员；二、革命干部代表：这些人来自老资格的党员干部，也就是老干部；三、革命军人代表，这些人来自军队。

　　本来毛泽东设想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没有军人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军人出来参政，搞成军政府。可是在文革过程中，军人出力很大，特别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体制中，不给军人分配一定的权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个“三结合”的新体制。

　　毛泽东认为这种“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体制，因为有三种力量相互牵制，可以相互监督，不会出现过去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到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尽管在表面上，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型政治体制，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群众”的实力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摆设的“花瓶”，根本无法形成牵制力量，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几个很少数地方的革委会大权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手里，绝大部分地方的革委会的大权，都是掌握“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手里。这种新的“革委会”，在实质上与以前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毛泽东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仅仅流于形式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回来谈目前的形势。

　　在1968年初，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还是用于“反极左思潮”，给过热的群众运动适当降温。但毛泽东也不想过分降温，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提问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乱了一阵子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要让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就解决了。”

　　（31）

　　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他又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这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群众。从今年9月下旬起，全国群众组织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够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认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够”，没有“闹够”，要等到他们自己打累了，闹累了，自然而然也就不想再打了，这时候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就自然熄火了。根据这个想法，毛泽东解决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方法，就是放手“让他们闹够”，只有等到他们闹够了，运动才能回头。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采取观望态度，等到他们“闹够”。可是这次毛泽东的经验没有灵验，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不但没有“闹够”的趋势，反而是越闹越大。到1968年，不仅是工厂武斗，连文质彬彬的大学里也出现严重的武斗现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文革的典范学校，又成为武斗的典范。

　　北京大学从1968年3月开始，多次出现几千人规模的大武斗。据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回忆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据的那座楼的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学生用匕首扎伤。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呢？

　　最著名的武斗是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双方使用了步枪、手榴弹、燃烧瓶等热武器进行武斗。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原本是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领导“清华井冈山兵团”，但这个组织又在1967年中旬分裂成为“团派”和“四派”，蒯大富成为“团派”的头头，与“四派”发生长达百日的大规模武斗。

　　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一支三万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但遭到“团派”的武装对抗，当场打死工人5名，打伤7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七事件”。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下午五点多，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

　　（32）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的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晚上10点，9003楼里的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晚上11点，9003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工人李文元。

　　1968年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有5人牺牲，特重伤20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轻伤有几百人。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居然敢打死中央派去的工宣队，毛泽东感到不能不采取强硬措施了。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尚未入睡的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当毛泽东得知清华大学发生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马上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开会。毛泽东在听取情况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他们是北京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也是全部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这天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五个半小时。据“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过去哪次都不同。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过去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可是这次我们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谢富治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33）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江青、林彪夫人叶群、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说：“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

　　……

　　毛主席说：“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34）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说：“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天就会掉下来了。”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

　　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35）

　　蒯大富对毛泽东这次接见回忆说：我进门一看，一屋子的人，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

　　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主席接见我，也就是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握握手，就没有其它的了。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

　　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那真正是告御状。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把我们的人抓走了好多。”

　　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我以后知道，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武斗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上，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这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上宣告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

　　（36）

　　蒯大富回忆说毛泽东哭了，哗哗直流眼泪，这次毛泽东真的是伤心至极了。蒯大富是毛泽东期待最大的革命小将，恰好是两年前的1966年7月29日，毛泽东亲自点名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次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席群众大会并讲话，刘少奇对众人说：“至于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晓得。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说：“在刘少奇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毛泽东疾步行走带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了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两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神采轩昂；可是两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却在人民大会堂伤心地眼泪直流。这似乎是应了当时刘少奇的话“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晓得，中央其他同志也不晓得。”现在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晓得了。

　　毛泽东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始，历经各种艰难曲折，遭受各种失败挫折，但每次毛泽东在遇到挫折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能化险为夷。可是这次，毛泽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因为他无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敢于跟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敢于发动全国全面夺权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毛泽东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寄托在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身上，毛泽东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次，毛泽东寄予无限期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一点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双方就大打出手。虽说武斗的规模越搞越大，但武斗目的却越来越低级，越来越不是为了主义和信仰去斗争，而单纯是为了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和利益去斗争。造反派的这种出于派性恩怨利益的武斗，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群众对他们越来越反感。

　　造反派失去人心，就是毛泽东的失去人心；造反派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怎能不伤心呢？在1968年5月，毛泽东发起了最后一次挽救造反派的运动，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

　　（37）

　　毛泽东对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原因，总想不通。196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我就想不通。这一定是有人操纵。第一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总是好的，群众组织之所以出现的大规模武斗，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操纵和挑拨。那么坏人是谁呢？第一个嫌疑人是走资派；第二个嫌疑人是旧社会残余的地、富、反、坏、右；第三个嫌疑人是群众头脑中的小集团主义思潮。

　　到1967年12月，毛泽东逐渐把煽动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嫌疑人，集中在“地、富、反、坏、右”身上。在12月18日会见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毛泽东谈话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他们这些人就是武斗的幕后指挥。”

　　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日报》在1968年4月10日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看法。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认为文革之所以陷入武斗的泥潭，是因为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地主、富农等被剥夺财产，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在背后煽动捣鬼，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196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几个问题的通知》，此后，就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的对象，主要是清查解放前有历史问题的人，特别是清查国民党特务。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38）

　　这次“清队”运动的高潮，是康生指控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国民党特务，并指控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声称云南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就是赵健民一伙“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煽动起来的。为此，赵健民被逮捕，数万人被牵连。

　　毛泽东本想通过“清队”运动，把煽动挑拨群众武斗背后的坏人揪出来，这样一来，群众组织的武斗就会结束。可是事实又打破了毛泽东的期待，搞“清队”运动对停止武斗毫无帮助。相反，“清队”运动却走上了扩大化的老路，据说全国一下子揪出来几十万名国民党特务。

　　揪出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了，他不得不对这场运动泼冷水和刹车了。毛泽东说：“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搞逼供信，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于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

　　毛泽东又说：“投降过国民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打AB团，福建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抓改组派，说明当时我们是不成熟的。后来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在毛泽东的刹车下，“清队”在几个月之后就停了下来，但已经制造出不少冤案，不少人受到迫害。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挽救造反派的最后努力，“清队”运动无效后，毛泽东不得不把红卫兵和造反派，彻底推下历史的舞台。1966年，毛泽东亲自接见1100万红卫兵，是毛泽东把这些红卫兵小将亲手推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国掀起一场翻天动地的大运动；可是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又要亲手把红卫兵小将们推下历史舞台，这个悲剧性已经超出了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又怎能不让毛泽东落泪呢。

　　要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可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呀。现在毛泽东亲手拿掉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那他的文革又靠谁来搞呢？又怎么搞下去呢？

　　（39）

　　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对文革小组成员发誓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了吗？显然没有搞到底。是什么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呢？

　　毛泽东在1966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之所以说这样悲壮的话，是因为他当时把党内的反对势力想象得十分强大。可是事实上，党内的反对势力并没有毛泽东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们的抵抗都是有限的。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而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这些文革主力军出了问题，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

　　1968年8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10天之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也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这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前面提到，聂元梓回忆说：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过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头上打出一个包，聂元梓被匕首扎伤。

　　什么样的人会对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见面就打？按照常识，肯定是流氓团伙、黑社会组织这些不知文明、专用暴力的人。现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文明程度，居然堕落到与流氓团伙一样，他们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更厉害了，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扔手榴弹，这简直就是土匪团伙干的事情。

　　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毛泽东想尽各种方法，试图把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堕落的道路上挽救回来。可是现在红卫兵造反派堕落到了土匪的地步，无法再挽救了，毛泽东只得挥泪斩马谡，亲手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

　　毛泽东曾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无限的期望，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这么大的希望，第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敢想敢干，敢于造反；第二原因更重要，就是毛泽东认为年轻的一代，比他们老的一代人思想觉悟更高。

　　（40）

　　毛泽东等老干部这一代人，学生时代根本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受的都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毛泽东谈到他年轻的时候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包括在中学读了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而解放后的年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雷锋，培养共产主义觉悟。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受到过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染，比较单纯，共产主义觉悟更高。这一代新人，正是毛泽东亲手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给予无比的希望，认为由这些共产主义新人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大大高于他们当年上井冈山的水平，一定会很好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任务。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培养出来的这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思想觉悟居然还不如井冈山的老一代。

　　有人说：“文革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搞坏了。”严格地讲，这句话并不正确。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发生在文革之前，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与旧思想和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引进苏联式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孝礼义”那一套思想道德，就不得不抛弃了。

　　“道德”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对“自私自利”的克制。不管古今中外，所谓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能控制私欲的人，这是全世界通用和公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歌颂“自私自利”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反对“自私自利”的。比如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只有克服和遏制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恢复到周朝时代的良好社会道德风气。

　　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更是号召人们“大公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体制到方法都有较大的问题，使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真正培养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邯郸学步”，说古代有一个人，看到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很美，于是就学邯郸人的走路方式，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式没有学会，反而把自己过去的走路方法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用“邯郸学步”的寓言来形容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41）

　　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没有培养起来，而旧的传统儒家道德也忘掉了，结果就造成道德的严重缺失。因此，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自私自利”心态，甚至比旧中国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还要严重。

　　毛泽东曾说：“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我父亲不得人心，我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可见在旧中国，还是有一些像毛泽东母亲那样私心比较少的人，而到了新中国，私心重的人反而更多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武斗不止，就是私心太重的表现。大家出于私心，都要争当“核心”，结果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派性武斗，其实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混战，性质是一样的。北洋军阀就是因为私心太重，大家都想争当国家领导人，结果就成了混战一场的“春秋无义战”。

　　在中共内部，也一直存在着斗争。在红军时代，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都发生过斗争，但大家一边斗争，一边还是以大局为重，相互克制忍让，个人服从大局，不让斗争发展成“武斗”。如果中共在井冈山时代就出现内部武斗，那么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去围剿，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毛泽东这一批在剥削阶级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人，还能做到顾全大局，克己复礼。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一批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觉悟居然比他们在井冈山时期的觉悟还要低。简直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清华大学武斗之后，毛泽东也觉得红卫兵不行了，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现在这批红卫兵大闹之后，已经闹得心“野”了，再让他们安心下来读书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批心“野”了的红卫兵，继续留在大城市里，就等于留下一批闹事的火种，所以必须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才能把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也得有一个方法，于是毛泽东就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然，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也就是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也有思想上的考虑。因为毛泽东从文革中发现这批知识青年的私心太重，有必要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于是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