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闲翁的休闲地
冉冉地叙，静静地听
【孤独的格迪恩】
赋闲翁
门缝里传来哧的一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是谁在捣蛋啊？周末也不让我睡个懒觉！”我心里嘀咕。柔柔眼睛，朝门口瞄了一下。发现一份周末的报纸塞在了地上。
“怎么这样巧？”我想。
其实昨天托尼还向我提起，阅读当地英文报纸可以提高英文水平。托尼是印度尼西亚来的留学生，他说他的英文水平就是靠读当地的英文报纸提高的。听了他的话，我正在琢磨着试一下他的办法。可是订一份报纸也很贵啊。哪怕是买一份周末的报纸，也要一块两毛五加币。那可是相当于七块多人民币啊！
我捡起报纸阅读起来。大约半小时以后，我听到了敲门的声音。打开门才知道，是格迪恩。
格迪恩个头矮小，只有一米六五左右，但看起来很敦实。他长着一双狡诘的褐色的小 眼睛。他那窄窄的脑袋上永远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棒球帽。他穿的绿色的夹克衫透出隆隆的烟草味。他讲话的语速很快，还是个大舌头。听他说话，我较费劲，但是半猜半听也基本能明白他说什么。他是我们这栋楼里住的房客之一。我们住在一栋至少有百年以上房龄、老旧的，两层楼的灰色小洋房里。房子里一共住了五个人。两个大约三四十岁的中年白人男子住在一楼。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工薪阶层的人。一位稍胖一点的白人房客手臂上还有纹身图。我，格迪恩，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住在二楼。而房东是一位看上去很憨厚的建筑工人，但他并不住在这儿。
格迪恩是我出国后的几天里遇到的第一个愿意花时间与我聊天的人。从闲聊中，我了解到他的一些大概的情况。他是单身，从没结过婚。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十五年啦，是老房客。他说他很寂寞，想找人聊天。但是他不喜欢其他三个房客。他称他们都是些醉鬼，懒汉。
一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渐渐地混熟了。他简单地告诉了我他的身世。大约十五年前，那时他还是一个温城的绿化工人。在一次修剪树木的过程中，一个大树枝砸了下来，他受了伤。他揭下那顶棒球帽指着头顶让我看。的确，他的头顶有一道大约三寸长的伤疤隐藏在他稀疏灰黄的头发中。“难怪他整天戴着帽子。”我这才明白。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出去工作了。
“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政府养着我啊!” 他似乎有点自豪地说，但紧接着他又抱怨起来：“政府每月仅仅给我四百多块钱，其中的一百三十直接由政府交给房东。到我手上的只有两百多块钱。我吃饭穿衣全靠它了。”
是啊，他每月的生活费是不多呀。格迪恩的生活很循规蹈矩。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然后到附近的街道转一圈。固定地在一家咖啡店里买一杯咖啡喝。在一家面包店的垃圾箱里，他经常可以捡回一些刚刚过期的面包。七点半钟回家吃早餐。 然后看电视。中午吃过饭以后，他像中国人一样睡个午觉。然后再到街上转悠。吃过晚饭接着又看电视。晚上十点睡觉。
又是周末了，格迪恩要我快吃晚饭，说要领我去一个地方。我问他是什么地方。他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跟着他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了一个音像店里。我环视了一下才发现，这是一个成人音像店。里面全是三级片。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些。他娴熟地在那里挑了几盘录像带，要我选出其中的两盘带回去看。
“我哪里懂这些啊。”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没看过这类录像吗？”他斜着一双小眼睛满脸疑惑地问我。
“没有啊。”我的脸红了起来。
他似乎还是不相信。结果他挑了两盒。回家后，他又邀我到他屋里与他一同看借来的录像。这是我第一次到他的房间。屋子不大，大约有十六七个平方， 里面倒是挺干净的。屋里铺的是深绿色的地毯。进屋的拐角处放着一个电炉和碗橱，这就是他平时烧饭的地方。床脚的一个半截橱柜上，放了一台二十五英吋左右的彩电。
有我陪他在一起看录像，他看起来非常兴奋。他一边看还一边不停地手舞足蹈地叫唤着、评论着。第二天，我发现他还在家里看同样的录像带。他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格迪恩每天盼着我早点回家，这样他就可以与我聊上几句。为了与我聊天，在大雪纷飞的大清早，他情愿冒着风雪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极寒温度下陪我走到车站。待我上了车，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其实说是聊天，主要是我听他说。他每天的话题不外乎有关于他今天上街如何幸运，捡到了什么什么，或者是嘲笑其他两个白人房客。譬如说，嘲笑他们一到星期二就去吃自助餐、而且吃完还偷偷地带一些回来。我问他，怎么知道他们带食物回来。他说他们有时带一些回来给他吃。后来我才知道，每逢星期二，有些餐馆就降价吸引客人，可能也有接济穷人的意思。
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今天捡到一辆自行车。 他准备修理一下就能用啦。接下来的周末，他一大早就兴冲冲地敲开我的房门。
“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你猜猜是什么？”他眨巴着他的小眼睛笑着问我。
“我不知道。”我不经意地答道。
“跟我来。”
他把我领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打开门，屋子里面堆满了杂物，大到橱柜桌子，小到玩具娃娃。“这是我的宝库。平时我是不让别人看的。那就是我修好的自行车。”他指着角落里一辆小跑车。
“你想试试吗？”
“好啊。”
我在楼道里试了一下车。
“不错！”
“那就送给你吧，因为你是我的小兄弟。”
我很感动，他竟把我当作他的兄弟。这辆车成了我的代步工具。我后来一直把它带到美国。若干年后，我太太总要我将那车捐掉。我没肯，因为它维系着格迪恩与我的友谊啊。后来他生了一场病。因为他病得不轻，结果我一天没去上学，陪他去医院看病、买药。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只有一个亲人，即他弟弟，住在魁北克，但是已经多年无来往。我是他真正的小兄弟。
一来二往，大半年过去了。我太太和孩子来探亲，我特地要我太太带了一条中华香烟送给他。他激动不已，握着我太太的手连声说谢谢。我很快要搬出去啦。搬家的那天，他依依不舍地在我周围转来转去。
“当我安好家，我就邀请你过来玩。”我说。
“一定呵！”他的小眼睛里似乎含着眼泪、几乎是在央求地说，眼里充满了渴望。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房东打电话给我。他说格迪恩喝醉了，正在发酒疯。他希望我能劝劝格迪恩。格迪恩在电话里大骂其他房客和房东。他说房东是个吸毒鬼，毒品贩子。其实我很明白他在说醉话。因为他此前告诉过我，房东人很好。每次冬天下大雪，房东看他主动帮助扫雪后，总会给他一二十块钱。而且我看房东也是一个地道淳朴的普通工人。我随即赶到了那里。格迪恩喝得满脸通红，眼睛里充满了红红的血丝。他正攥着拳头在大骂房东和其他的房客，好像随时都想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似的。看到我，他似乎平静了一些。我劝了他好一阵后，他总算平息了下来。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提起他喝醉的事。他竟然不记得他那天骂了房东等人。
半个月后，我打电话请格迪恩周六来吃晚饭。他兴奋的像个孩子，在电话里叨叨不停。星期六一过中午，他就出发了。当我在家门口看到他时，差点没认出他来。他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西装，配上一双半新不旧的尖头黄皮鞋，肩膀上扛着一个黑色的大大的垃圾塑料袋。进了房门，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双黄色半旧的军用棉皮靴送给我，还送给我女儿一个大大的绒毛玩具蓝精灵，另外还送了一些厨房用具。
“这些都是我捡的。”他大声地告诉我们。
其实，他不说我也能猜到。为了迎接格迪恩， 我太太特意做了西式中烧的大牛肉丸子和罗宋汤等等，还买了一瓶高度的伏特加酒。他吃得极其开心，一大盘牛肉丸子几乎被他一个人吃了。他告诉我们：“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的晚餐。”他喝了很多酒，窄窄的脑门上沁出了汗珠，脸和脖子变得通红。要不是我们后来在酒里兑了一些水，他可能又会喝得伶仃大醉。当他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家时，已快到晚上十一点，差一点就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
几个月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秋的晚上，我忽然接到我原来房东的电话。他告诉我，格迪恩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其他的房客告诉房东，他们已经有三天没看见他啦。而且就在三天前的晚上十一点左右，他们曾经听到从格迪恩的屋里传来一声大叫。后来房东去敲格迪恩的房门，里面没人回应。房东试图打开房门，但怎么也打不开。房东接着报了警。警察强行打破了门才发现，格迪恩的身体坐靠在门上，他已经死了。后来听警察说，他已经死了至少两天，是心脏病突发。那一年，格迪恩刚满六十岁。
格迪恩的死使我悲伤了很久。人怎么这样脆弱啊，说没就没了呢？后来转念一想：“如果他还活着，陪伴他的还会是贫穷，孤独，更孤独。些许，他在天国会更快活一些。” 这样一想使我释怀了许多。有一点我很久未能明白：他为什么受伤以后就不去工作？他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那样的话，他可能至少不至于那么孤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