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筒里看美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万花筒里看美加，走马观花看世界。
我的家在上海市万航渡路永乐村，这是我第一个家，也是我成长的地方。
永乐村与地处上海静安，长宁和普陀三区交界的曹家渡不远。虽然曹家渡是上海人常常轻蔑的“下只角”地区，但永乐村与它相邻的信义村，梅村都同属于所谓中等收入人家居住的地方。至少从建楼初期到六十年代都是这样。
特别是永乐村，最具有上海新式里弄典型特色-宽敞的弄堂，两排三层楼独立门户，二层和三层都一样，前楼，后楼和亭子间，外加一个小巧的阳台，中间则是一通到顶的天井，底楼有个小花园，各家小院和弄堂大门口配的是黑漆雕花铁门。早年的永乐村每幢楼都有热水锅炉，厨房和浴室则用大量花瓷砖妆点，这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所有的新式里弄都具备的。可见当时的永乐村算是“下只角”里的高尚地区，可谓闹中取静，一个比较舒适的居住环境。
其实，在万航渡路的两边各有一个永乐村。路对面是1号到20号，我们这边从21到30号，共十个门户。据说永乐村的原主人先建了对面的房子，过了些年，筹足了资金，才加建我们这两排。粗看起来，两边建筑相差无几，但细细比较，就能看出许多的不同。最为明显的是：对面永乐村的阳台配的是雕花铁栏杆，而我们这两排阳台则用磨沙水泥和青瓷相嵌。虽然都叫永乐村，万航渡路也不宽，但隔条马路，就象隔条江，邻里们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有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住在对面的永乐村，我也去他们家串过门，但我所熟悉的人和故事只跟我们这边的永乐村有关，对那边，实在是知之甚少。曾经有那么一次，两边的孩子们不知为了什么值得争议的鸡毛蒜皮小事展开了唇枪舌战，还隔著马路互扔石块。但很快，就消声灭迹，变本加利地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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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乐村里有几户是相当有钱的，也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所谓资本家。他们往往占据了整幢三层楼，不但房子比别家维护的好，地板上的腊也永远光亮照人。不象我家住的这25号，厨房的墙是灰灰的，不少地方的石灰都剥落了，留下形状各异的有趣图案。楼梯过道是黑黑的，扶手上永远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厕所的瓷砖不知何时被谁敲破几块。热水炉也因年代老旧，经久失修而布满斑驳残锈，最后连锅炉也被砸碎与铁门铁窗一并送进了大炼钢铁时的熔炉。
难怪打从我记事起，从来就没有见过热水从左面那个有个字母“H”的龙头里流出来，尽管我曾真心地希望如此。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楼里住着四户人家。因为人多，用的也不经心，对居住环境的保护当然不会象其他楼号那样仔细，更没有可能大伙出钱顾人来维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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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事实上以前是五口人，因为还有一个保姆叫毛兰英。她在我父母把我从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抱回家之前就来我家了，先是照顾我哥哥，哥哥长大了，我来到了这个家里，她就开始照顾我。所以，我对她很亲，管她叫兰英妈妈。
我们家在永乐村25号里只有两间房，二楼前房和亭子间。一家四口住在前房，保姆兰英则住楼梯拐角处的亭子间。当然，只要兰英妈妈在哪里，后面总有我这个小小“跟屁虫”，她的小亭子间自然也成了我常呆的地方。据我所知，当时的兰英已经五十来岁了，可我并不觉得她有多么的老，总喜欢爬在她的身上，摸她脸上的那颗红红的痣，因为她常常自豪地说：“那是一颗福痣”。
我知道，兰英的老家在江苏宜兴，因为有那么一次，她趁我父母放暑假在家，请假回老家一段时间。回来时，带来不少家乡土特产，让我至今对宜兴的糕点情有独衷。我还听说兰英有一个远在贵州的女儿，至于老家还有其他什么亲人，就不得而知了。
兰英对我很好，而且从小带我，要不我怎么会与她那么亲近？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明白，自己小时候的胆子怎么会那么小？只要兰英对我一白眼，心里真的非常害怕，马上变得老老实实起来。
我小时候，一根泡泡糖才三分人民币，可对我来说，有一根泡泡糖吃，也算是很美的事了。我妈一般不会给我买这些东西，况且她成天学校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我的零食？可是，我真是非常羡慕别人家的女孩子们会用泡泡糖吹泡泡。她们用那不但灵巧而且配合默契的舌头与嘴唇将泡泡糖在嘴巴里那么摆弄几下子，就能从嘴里吹出大大小小的泡泡来。多么有意思啊！
特别是那“啪”的一声响，正在不断扩展过程中的泡泡就破灭了，然后伸出舌头舔呀舔的，把那些白乎乎的泡泡糖舔进嘴里再重新来过。
一根泡泡糖，少说在她们的嘴里也可以嚼上一天，有时候，到了晚上，还舍不得扔掉，吐出来，泡在装有冷开水的杯子里，第二天还可以继续吹。“
有一根泡泡糖吹泡泡”，可以说是我儿时的最大奢望了！可我家里没有泡泡糖，还因为当时有一种很流行而且被普遍接受的说法，那就是“泡泡糖咽到肚子里，黏住了肠子，会死人的”，大人和孩子们对此还真的确信无疑。那时候，我大约只有三岁多，家人绝对不会让我去冒那么大的险，所以谁也不给我买泡泡糖。从我开始知道有泡泡糖这回事，就天天地盼著自己快快长大，好让我也有机会尝尝吹泡泡的滋味......
终于有一天，好心的邻居宝宝姐姐看着我眼巴巴谗泡泡糖的样子实在难受，因为我每次看见她吹泡泡，不但两眼立刻放光，直溜溜地死盯著她的嘴巴，小嘴还会情不自禁地一张一抿地模仿着吹泡泡的样子。
她不忍心暗地里撕了半根给我，真让我高兴得心都要跳了出来！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可我顾不上说半声谢字，急急忙忙抓过泡泡糖就往嘴里塞。
“千万不要吃到肚子里啊！否则肠子是要黏住的！”宝宝姐姐特地严肃地叮嘱了我一句。
可那时的我，早已高兴得把她的话撇到一边去了！
要知道，这可是我第生平一次品尝泡泡糖的滋味，却一心想吹个创记录的大泡泡！
按照她教我的方法，先用舌头将泡泡糖在嘴里均匀地舔平整了，然后用舌尖抵著泡泡糖从里往外用力吹气......因为只有半根泡泡糖，当时的技术也太差，怎么也吹不出个像样的泡泡来。
可我还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反反复复地吹过再重来......突然，嘴里好象缺了什么？那细腻柔软还略带甜味的泡泡糖呢？我一个劲儿地用舌尖在牙缝里拼命寻找......地上，身上也都找遍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白色的小胶皮！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宝贵的泡泡糖一下子滑到了喉咙里，顺著食管就掉进肚子里去了！
这下，我可懵住了！
一下子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泡泡糖到了肚子里会把我的肠子黏住...... ”再往后......这时，我想起了宝宝姐姐的警告！顿时，可怕的阴影笼罩了我的全身，我感到自己好像立刻就要死了！
我伤心得不知怎么才好，一边使劲儿地哭，一边反反复复地说：“怎么办呀？兰英妈妈，我的肠子黏住了，我就要死了！”
兰英妈妈赶忙给我灌了几勺麻油，因为有偏方说麻油可以滑肠，这样，肠子就不至于被泡泡糖黏住。她还安慰我说，“过二十四小时要是泡泡糖随大便出来了，就不会有有事了。”
可是，我依然还是哭啊哭，并且一刻不停地喃喃着：“怎么办呀？我就要死了！兰英妈妈！”心里真是紧张的不得了！
就这样，从下午折腾到晚上，父母亲回家围着我又哄又劝，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安静下来睡着的。当然，相信宝宝姐姐肯定挨了她妈的一顿臭骂，可那时，我实在只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其他就顾不过来了......
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又是一个大晴天，“居然没事？自己还活的好好的！”
虽然，对此惊奇不已，但还是放心不下。大便后，一定要兰英妈妈帮我找一找，到底那块泡泡糖出来了没有。好心的她还真的端着痰盂到光亮处找找了半天。我记得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不那时的我，已经不太为此而担心了。
三岁的时候，正值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群众运动一波又一波，家里的大人们，包括已是中学生的哥哥，都在为这场“革命”而忙的不亦乐乎，家人每天都没有在一起吃顿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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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所有时间都是和兰英在一起。那时，里弄里到处贴着标语，不时出现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仅管自己很小，但也很愿意跟著大人们后面看热闹。
大炼钢铁且不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打麻雀。有那么一阵，居委会要求里弄里的老弱病残妇幼，找出家里能敲得最响的家伙，象脸盆，锅盖什么的，到所有三层楼的晒台和房顶去敲。于是，兰英带著我也上了晒台，拿起破搪瓷脸盆“乒乒乓乓”使劲地敲。不仅我们这号楼在敲，对面和旁边每幢楼号的阳台上，晒台上和房顶上都传来“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人们还大声吆喝著。实在是觉得好玩，也很兴奋，就好奇地问兰英妈妈：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在打麻雀。”
“为什么要打麻雀呢？”
“麻雀是坏鸟，因为它们吃了很多粮食，人就没粮食吃了。”
“那光靠敲脸盆和吆喝怎能么打到麻雀呢？”
“你看，人们到处都在敲，麻雀就吓得不敢落地，它们只好不停地飞，直到它们飞不动，掉下来就死了......”
持这种错误的印象的不仅仅是我，我们这一代，以至全中国人，并且持续了很多年。
紧接著大跃进运动，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当时天真活泼的我那里知道在中国的农村或边远地区，每天都有千百万灾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一天上午，家里来了一个农村打扮的中年妇女，兰英妈妈说是她的“同乡人”。“同乡人”还带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他瘦瘦小小，怯怯生生地总是躲在那女人的身后。起初，我也没太在意，因为他俩没待多久就离开了。
可过了一会，发现那“同乡人”又折回来了，这回却只有她一个人。当时，兰英正在二楼厕所洗衣服，我则在一边玩耍。
她与兰英用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乡下实在养不起孩子，我想把孩子送给任何一家上海人家，让他有个好归宿。所以，我带着孩子到附近一家叫三阳泰的食品店，让孩子等着，说妈去买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就躲开了。过了一会儿再转回去，就看见围了一大群人，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询问那是谁家的孩子？我就赶紧逃走，跑回到这儿来了。”
兰英则一个劲儿地让她小声再小声，并示意那女人：“我家这个孩子精得很。”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这种事，哪能漏过我的耳朵？当时我还很小，实在称不上什么正义感，只是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可我真是一点也没露声色。
午饭时，父亲回来了，乘兰英到楼下拿东西的当儿，在饭桌边，我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啪！”他猛然用力一拍桌子，开始大骂起兰英来，那声音震得五邻四舍都能听见。吓得我则一愣一愣的，颤颤惊惊，大气不敢出一口，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那天下午，父亲推着自行车，带兰英和她的“同乡人”，当然还有我，去座落在愚原路上的长宁区公安局领回了那小男孩。当然，她们俩都免不了公安局人员的一顿训话。最后，我看见，公安局的人让那“同乡人”，也让兰英象盖图章一样，用大拇指在桌上的几张纸上分别按上了红色指印。
回家的路上，以及后来的好几天，兰英一直冲我翻白眼！
开始的时候，我的确很害怕，灰头土脸的，也不敢象以前那样在她面前乱撒娇了。不过后来，就没事了，因为她也没有真的对我怎么样，还是一如既往地做家事并照顾我。
为此事，父亲特别表扬了我，说我做了一件好事。打从那起，心里第一次隐隐约约明白了什么是光荣的正义感。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在我这小孩子看来好像是没事了，可兰英的麻烦可接踵而至。没多久，有一天中午，我照常蹲在高高的灶台上看兰英炒菜。那是我的习惯，因为厨房的灶台对当时的我来说很高很大，每次她做饭，我要是没有什么可玩的了，就会让她把我抱到灶台上，那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着她怎么样烧菜。
记得那天她正在翻炒大铁锅里的肉丝毛豆雪里红，冷不防推门进来一个穿着白色警服，带着大盖帽的警察，据他说是负责我们地区的户籍警。只见他铁青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一进门，就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对兰英妈妈说话，并不许她继续炒菜。兰英妈妈只好无可奈何地关掉煤气，站在一边恭敬地听他训话，还不时还讪讪地赔着笑。说实在，我从来没见过兰英那种委曲求全说话的样子。
那段时间里，可能谁都没注意到一直蹲在那高高灶台上的我，两手吓得冰凉，人也不由自主地“簸簸簸”抖个不停，却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不过，可能是太紧张了，也可能当时实在太小，我无法逐字逐句弄明白他们俩到底在说什么，心里却巴望着这令人发抖的情形能尽早结束。好不容易等到那警察离开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那个凶警察还会不会再来？”
兰英妈妈使劲安慰我说：“不会了！不会了！”，这才让我松了口气。
事情的发展可没有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没多久，我五岁了，我母亲决定辞掉兰英。我哭着嚷着不让兰英走，“兰英妈妈，侬不要走好吗？”“兰英妈妈，侬不要走好吗？”记得我小时候，每逢遇到不高兴，常常就这样一边哭，一边反复地嚷嚷同样一句话，直到大人们不耐烦让步了为止。这次也一样。
可我妈把我拉到前房间，关上门，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警察调查的结果说兰英是逃亡地主婆，家里不可能再留她，否则会连累我们全家。”
另外，妈妈还告诉我，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全家人自己能否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每月给兰英二十五元工钱外加吃住，也实在是供不起了。再说我已经五岁，应该去托儿所受教育了。
这样的解释，让我还有什么理由可再瞎嚷嚷呢？好在妈妈说兰英并没有走远，她已经与斜对门30号的顾家说好，他们愿意聘佣兰英。所以，我还是能经常去看她的。
兰英妈妈走了。
我心里难过了很久。小孩子就是这样，谁把她带大，就跟谁亲。当时的我虽然已经明白地主婆不是好人，可我还是很难将兰英和大地主刘文彩之类的坏人画上等号。每天托儿所放学，我都会跑到顾家去找兰英妈妈，在她的身前身后转，偶尔也能找到机会与顾家常来走亲戚的小孙子玩一玩。可是，顾家是个大家庭，也比较有钱，兰英成天忙着干活，绝对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关照我了。我都能感觉出来顾家的小妈咪嫌我天天在她家的楼里钻来窜去。可我依然天天去，直到兰英被我们所属地区的居委会和派出所强迫驱赶回原籍。
好几年后，我转辗听里弄里其他邻居说她死了，据说是生病死的。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对兰英的思念也淡忘了很多。但听到这消息，我还是想起了关于她的许多往事，心里总也除不去对她的思念......是啊，逃亡地主婆被强制回乡，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可是，我无法让自己再去追究和想象那并不难预料的情形，因为那时，我家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自身难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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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看到过这样一句评论：文学是历史的补遗。
现在很多历史文献或教科书，通常是按照政治的需要编纂出版。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世事的，才能地将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为的是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
去年年底回上海，听说万航渡路那一片都被拆迁盖新楼了，特地去拍了一些照片，从曹家渡步行到静安寺，非常感慨！
很多年以后，我80多岁的外婆，在文革中也是这样从北京被遣送到东北辽宁老家，幸好我母亲后来把她接到上海家里住下了。这些故事我会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