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希望在于渐进—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讲话

 

徐文立：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希望在于渐进—2003年2月12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讲话

   按照谁主持会，谁就是主席的原则。那么，今天这位先生，就是主席。首先，我感谢这位主席，还有“费正清中心”邀请我来哈佛大学演讲。

      来到这里吃晚餐的时候，我发现中国朋友以外的女士和先生们，都能熟练地用筷子，依中国人的标准，那就是“中国通”了。面对中国问题的学者、特别又有这么多资深的“中国通”，应该说这次演讲，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通常一个人演讲，听者如果因为语言的缘故，并不能直接听懂，反而好讲；能直接听懂，就不好讲了；因为能直接听懂，就错不得，一错就听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 

    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是“费正清中心”希望我讲的，有关中国的民主进程的问题。

    我个人强烈地认为：中国民主的希望在于渐进。所以，就选了这个题目。然而，这个题目不好讲，不讨好。一般来说，谁都希望要做的事情，特别是好事情，越快实现越好。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经商，当然钱挣得越多越快越好，日进斗金。想挣钱的商人，不想渐进。 

     我们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专制社会，清朝末年国势日衰，就开始有知识精英在追求改变政治制度来求强求富，这种追求和愿望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企盼这件事，很自然希望它早日实现。

    能不能早实现？是快一点好，还是只有渐进？这里有一个制约的因素，就是条件。 

     在物理、化学领域，你想做成一个试验，得具备很多条件。比如，原子弹要爆炸，要有工程技术人员，要盖厂房等等，要提取铀，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准备和实验，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有可能做成这件事情。

     但是，政治制度的选择和一个物理、化学试验是不完全一样的。

     它不是化学试验，也不是物理试验，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少数的政治人物决定的，既不是由我们这些反对派人士决定的，也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他们的领导人决定的。民心民意，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才有决定的意义。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今天不可能全部都谈到，一定谈不全。我只想通过我踏上美国国土之后的一些感受，来具体地谈谈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我个人认为的两个必须的基础性条件。

      第一个条件，我从人的一般礼仪方面的要求讲起，可能有些女士先生就觉得奇怪了，礼仪方面的要求和民主社会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看，在美国，不论在研究机构、还是在大学，甚或在街上、在小区，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人和人见面都彼此问候，这种礼仪在中国的近六十年，应该说是却比较罕见。为什么罕见呢？原因很多，今天我只举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我亲友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因此我知道他们年轻的时候想要入党，要做一个共产党员，他们都要写非常厚的思想汇报，还要向组织上揭发或者检举别的人的一些行为和思想。他要入党，他写；另外的人要入党，也这样写。他们认为这样做，别人不知道。这种做法，中国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做“打小报告”。你也“打小报告”，他也“打小报告”，怎么能够做到见了面彼此问候呢？几乎人人都心怀鬼胎，彼此的问候自然也就没有了。奇怪的是，现在有些中国人厌恶当今中国，经济大潮中人与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却怀恋毛泽东那个几乎人人都心怀鬼胎、几乎人人都落井下石，几乎人人都谨小慎微的时代，还竟然说那是中国人际关系最好的时期，不是荒谬，就是健忘！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人人为敌，又人人自危，互相争斗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特意造成的一种恶习，以便于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统治；“打小报告”的风气，把整个社会关系搞得一团糟。这种恶劣影响还带到了国外，我注意到，在海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人见到中国人，反而像是没见到一样；中国人反而更不理睬中国人，更别提彼此问候了。 

        另外，在海外的一些流亡者当中也一样，有些人彼此是更加仇视。

         我曾经和美国的一些官员讲过：请你们站在同情的角度去看待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来到海外流亡，不像你们有体面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有车子，有稳定的收入，他们的资源非常有限，可能在争夺资源上就会发生一些问题。这是我希望外国朋友从谅解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自己就不能轻易地原谅自己；不可原谅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也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了喜欢争斗，你死我活，非白即黑，不讲礼仪的坏习惯和有害的思维方式。这种不讲礼仪的坏习惯和有害的思维方式，延伸开来，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中国人曾经讲究的那种君子之风没有了，英国人讲的那种绅士风度也不会去学。英国的绅士风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可能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地维护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礼仪是文明的基础；现代礼仪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这种君子之风、绅士风度对于民主制度是什么呢？是基石。因为多元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别人的权利。然而，中国近六十年来，由于文化上的断层，中国传统的破坏，当代中国大陆和现代文明之间有了一个巨大的鸿沟，要填满这样的鸿沟，回归到一个讲究礼仪的社会非常非常之困难，比物质上的积累更困难。

        讲礼仪，当然也不能过分，繁文缛节也就成了虚伪和浪费。

        礼仪文明没有国界，也没有时空，也没有社会之别。

        我很奇怪，在中国，为什么总是要分什么叫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什么叫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不知道各位学者怎么看这个问题。依我看，要说社会制度，当今世界，恐怕就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和非民主的政治制度、乃至专制的政治制度，或中间状况的区别。我个人认为，人类社会至今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两者仅仅是没有可比性的意识形态，一个是讲的经济和生产领域里资本是很重要的主义，另一个是强调的社会分配要公平的主义，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我们长期以来总是把这两个不可比的东西非要比，比来比去就造就了一个近一个世纪的假问题。还有，中国大陆的各类学校的教科书至今还是说，中国自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是封建社会。我个人认为，中国自秦朝以来是皇帝一统天下的郡县制，即皇权专制社会而不是分封建制的封建社会，演变至今是一个“一党专制”的社会。虽然，汉朝皇帝也封过王，有异姓王，也有同姓王；之后各个朝代也封过王，但是这种封的王和欧洲分封建制的王是不一样的，中国这些王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没有属民、没有军队、没有税收、甚至有的连土地也没有，仅仅是被禁锢在一个大院里圈养着的“贵族囚徒”。 

        在中国大陆，这类假问题、错误的理论有很多，误导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成了人们的口头语言和思维方式，要想改变过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中国1949年至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窘迫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为什么？我还是喜欢从小处说起。中国当时的那种经济状况，一个汽车本来只可以承载50人，却非要挤上150人，只有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赶得上去上班，哪里谈得上什么礼仪。

         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生活有了很大的好转，在北京一些大城市应该很文明，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很容易吵架，比如碰了一下，就是不肯说“对不起”。

         当然，一些大城市的银行，也已经开始实行保护取款人隐私权的一米线制度、在一些重要的场所也都划了一米线，这一米线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尊重。中国有句老话，这叫作“仓檩足，礼仪生”。

         因为我在监狱当中待得太久了，第一次待了12年，第二次待了4年，可能我非常孤陋寡闻，我也不知道国外的专家是怎样评价和观察的。但，我注意到，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中国的个人财产正处在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这种积累在农村发生的较早，比如说，早就划了房基地，今年三月一号土地法令实行之后，承包的土地有继承权，有转包权，但没有私有权，当然也就没有私人买卖土地的权利了。现在，还规定了自己承包的那块土地如何使用，政府和官员不能干预；在共产党的专制下，这个政府和官员不能干预的规定是大打折扣的。

         有一个普通的警察跟我讲过，他说，为什么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把本来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来了呢？他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要想作皇帝的人，要延续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人，他不喜欢向人家伸手，他希望人家向他伸手。土地如果都在农民手里，由他们自己决定种什么，然后让他去缴税，毛泽东这个红色皇帝要向农民伸手：给我税、给我钱，等于要毛泽东向他们伸手，去求这些农民，他如何能够高高在上呢？他要中国的所有的阶层、所有的老百姓都向他伸手，都去求他，然后呢，他给人们一点工资，或者给了一点好处，然后人们就一致地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谁向谁伸手的问题。这个普通的警察很有智慧。

         专制者不喜欢向民众伸手，专制者希望民众向他伸手，这是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在财产制度上为什么会根本不同的一个奥秘。

         专制社会就在于所有的财产是皇帝或专制者所专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专制社会，都得是我专制者来指挥，我专制者给你一点好处，你们大家对我感恩戴德；这样，他才能指挥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官员，而民主社会做不到，布什总统就一定指挥不了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据我知道，你们很多女士、先生就反对他对伊动武。这就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做到独立，在形式上他吃的是共产党的饭。有的人对共产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骂得太狠了，我觉得应该体谅他们，因为他们吃的是共产党所谓给的饭。当然，事实是反过来的，当然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创造的财富被共产党剥夺了，由共产党统一分配，它用这样的方法把财产高度集中在皇权、党权之下，它才可能实现这种专制，相反的话做不到。 

        所以，中国社会现在进行的个人财产的积累，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个积累的量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量不够，又特别的不公平，就决定了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刚才讲到的是农村的情况，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情况在个人财产的积累上，这二十多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很多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由于搬迁，还是贷款等等的方式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私房，对于一个城市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自己的房子。美国朋友也是一样，可能是工作一辈子才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非常好的房子，美国朋友的房子都很好，特别是冬天家里都很暖和。个人财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保护。当然，有些美国朋友的保护方式很厉害，比如有人侵入了自己的私人领域，不听从警告，是可以开枪的。当然，开枪的事情是很少的；这只是说这种私人领域被保护的权利，强烈到可能开枪的程度。多元的思想，人的自由度恰恰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正是民主社会的两大基石之一。另一块基石就是社会的高度自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时间的缘故，今天讲不了了。这二块基石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作为民主社会这样一个大厦的基石所需要那样坚固的程度。

         民主的政治制度几度与我们中国社会失之交臂，必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知道如果纽约地下的岩石不是那么坚硬，纽约就不敢既挖很深的地铁，又盖那么高的摩天大厦了。所以，中国的民主社会的建立，要相当的一个过程，才可能比较稳定。

         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社会的进程往往不是哪个政治人物能够设计出来的，一些突发事件都可能加速或者改变这个进程。

         我个人的总的思路，是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还是渐进，会更好。我很尊敬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先生们，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作《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康、梁同时代的谭嗣同精神的体现。但是，他们领导的“百日维新”，显然操之过急。

         来到哈佛大学，我听了哈佛的很多故事，但是故事一多，就可能有真故事有假故事。这些故事当中，有一个故事令我最感动，就是乘五月花号登陆新英格兰这块土地的那些人，一百多人中，有一位牧师，他说，我们现在度过了难关，上帝赐给了我们丰厚的土地和食物，但是如果我们只会埋头耕作、整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话，我们的后代就只会是文盲，我们就不可能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是除了土地和食物之外最重要的。据说哈佛大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美国现在这样富强，也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牧师的故事非常领我感动，他认为教育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欠缺，应该说是很大的，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的民主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艰苦的努力。当然，我作为一个做过牢的人，年龄可能和在座的比还是小字辈，可和我的同仁们比年龄就偏大了，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应该说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政治人物不应该是一个自私的人，怎样对这个民族和国家好，才是重要的，在推动中国民主过程的过程当中，要充分的考虑到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果不想到这一点，只想到我个人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那么我觉得是一个短视的政治人物。 

        今天先讲到这里，下面我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大家！

        回答问题1：

        我当时是年轻人，为什么能在七十年代，就知道一些有关人权、多党制，还有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些思想。中国的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中国在二三十年代，有些翻译工作就做得很好了，一些早期的留学生就来到过哈佛，来到过欧洲，他们把他们在那些国家所接受的思想，逐步地写成著作或翻译成中文，比如严复先生从英国留学回来，他就把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他觉得自由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词语当中有恣意妄为，想做甚么就做什么的意思，是不好的，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他说，只有在法治下才有自由，成了经典之语。也就是说，中国的留学生，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把西方的许多先进的思想带回了中国，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只要爱读书，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书的，可以知道这样的思想。可能有些朋友还知道，现在华盛顿D.C的华盛顿纪念塔上，有一个中国的石碑，是1853年的当时的华侨赠送的，引用的是1844年一个中国清朝巡抚大臣在《瀛寰志略》中的话，作者叫徐继畲（畲此处读YU），他和林则徐几乎是同时代的，但是他比林则徐更有远见，看问题看得更尖锐，林则徐认为清朝落后，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船不够坚、炮不够利，要向洋人学习造枪炮和战舰。然而，徐继畲却赞扬华盛顿，认为华盛顿是有非凡智慧的奇人，赞扬华盛顿先生在军权、政权一人在握的情况下不称王称帝，认定国家是公器，不应该为自己所私有；华盛顿说，我只能按宪法规定作总统，而不能永久地做下去；我知道后来他在许多人推崇之下又连任了一届，最后他还是卸任了，回到自己的庄园当了平民。所以，徐继畲非常称赞华盛顿，称赞这样的政治制度一定会出奇迹。1844年，中国的一个封疆大吏，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外事务的了解，对于进步的民主的政治理念的了解，是很早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如果愿意读书，在那个年代也能读到这些书，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可以偷偷地看到一些书的。所以，中国对于国外的一些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介绍，应该说，并不陌生。

         回答问题2：

         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在城市，这种私有财产的积累，我个人感觉，在理论上应该怎样称呼更准确，并没有一个定论。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自由经济的制度，仅仅只是对私有财产有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和尊重，这样的说法我个人感觉更加准确。现在由于经济发展，国内的贫富差距在扩大，甚至有些扩大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这确实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问题，这种扩大的结果肯定是不好的。因为那些更加贫困的工人、农民，可能更容易怀念毛泽东，对中国来说如果回到毛泽东道路上是危险的。毛泽东在中国二十年代开始，虽然成功地领导了一次革命，我认为它只是现代意义的农民起义而已，他只是一个成功的农民领袖而已。 

        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如果贫富差别继续扩大，下岗的工人和再次贫困的农民，是容易怀念毛泽东的，容易追求毛泽东那一套。这，对于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福音。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共产党在目前阶段还没有什么好的手段，只要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必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只是贫富差别不应该继续扩大。现在，就是海外的这些流亡者回去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正是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诞生，而且发展，并付诸了实践。所以，中国社会如果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注意这个问题，或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会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解决之道，必定是通过社会的财富的更大的积累，自由度更大，人们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而不是压抑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用社会调节的方式。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有些人，特别我认为朱镕基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三条线的问题，就是三条社会保障线，这也就是兜底的问题。当然，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的提高，会出现水涨船高，要兜的底越来越高的问题。

       当然，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一些失业的人有可能再就业，社会的分配可能趋向于公平，因为任何一个执政党要想求得稳定，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不管谁在台上，不论流亡人士上台，还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都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你号称是什么人，只要你坐到了这个位置，都会要面对这个问题。只是解决得好坏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要彻底地解决问题还是要发展经济，不能走回毛泽东那条路，那条路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虽然，走回毛泽东那条路的这种可能性在当今中国几乎等于零。

       可是，中共有一点，它一定解决不了、也一定不想解决，就是“一党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然而，不解决 “一党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那就永远解决不了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的问题，那就永远解决不了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根本对立的问题。

        回答问题3：

        借着回答问题，我强调一点，我刚才讲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许多条件，我侧重讲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并没有讲到经济发展也可能对个人财产不加保护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进步在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对个人权利一定程度上的尊重和保护，后面顺带讲了一些教育的问题。所以，我并不认为经济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对个人财产的保护，现在中国大陆的种种不稳定，主要就是官府侵犯公民权利造成的。我认为，你刚才说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者刚才夏教授所讲的是一般的规律，不会永远是高潮，事物发展总是这样，欧美这几百年发展也是起起伏伏，比如现在美国的经济就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掉下来。美国出现过大萧条，但是却没有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的革命，革命也没有在全世界总爆发。后来，到了列宁手里，他作了一个更改，他说在一国虽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却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到了晚年他也承认他的预见失败了。也就是说欧美经济发展的高潮和低潮，那个低潮也是与发展的高潮而比较的低潮，但并没有因为低潮而改变了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的保护。英国有一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个名言说明了什么呢？不管我这个房舍多么破旧，在宪政制度下，任何人不得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在一党专制的中国，经济发展了，并不见得对个人权利或财产一定以予保护。但，如果经济发展了，又向保护个人权利和财产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个社会才算走上了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常的社会、相对自由度比较大的社会，人的智慧才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所以，即便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期，也比计划经济，那种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好过得多得多。当然，中国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经济危机的到来，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说，政治人物不可能准确地设计出未来会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渐进，但是突发事件一来，就有可能出现大乱，特别中共拒绝政治制度的改革，社会没有减压阀，没有减压阀的机制，非常脆弱。现在在中国，一个交通事故就可以搞得几万人上街，所以经济发展之后，仅仅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有了一点点保护，是不够的。

        回答问题4：

        胡锦涛，他是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且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他很难接受多党制、接受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他是安徽绩溪人，我是安徽安庆人，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恐怕很难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但是外界保持一定的压力，如果得当，促进的得当，政治改变的可能性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希望却不在胡温。

 （贺信彤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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