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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会友
教科书中的文明与文化之辨
——从一道浙江省选考题的概念使用说起
2022-11-28 王晓荣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
一、文明概念与文明诞生
《中外历史纲要》中“文明”概念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与人类社会的蒙昧阶段、野蛮阶段相对的，是在后者基础之上的发展。[1]《纲要》中，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对立，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与“原始”对立的“文明”概念，具有正向、积极、进步的内涵。据此发问，丝绸的使用是否一直是正向、积极、进步的？棉花的使用和推广是不是更具有正向、积极、进步的意义？《纲要》叙述，中国在距今约5000到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文明社会，而距今约7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已经“掌握了养蚕和缫丝技术”。河姆渡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却掌握了养蚕和缫丝技术，这与“丝绸文明”概念相悖，“丝绸文明”概念的使用存在一定缺陷。那么教科书中“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
陈炎认为，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至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使用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2]文明因此可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维度。这一定义既指出了文明的内涵也界定了文明的外延。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具体地指以上三个维度文明的诞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诞生。
《纲要》叙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通过“渔猎和采集”从自然界中攫取食物，虽然这时的人类具有了生产工具即“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能力，但还没有生产食物的能力。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随着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陶器等手工业的产生与进步，生产力逐渐提高，但还未达到产生贫富分化、产生私有制的程度。《纲要》正文和插图所举的仰韶文化（含姜寨聚落遗址）、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是这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水平累积到有产品富余的程度，私有制、阶级、国家逐次出现。《纲要》正文和插图所举的龙山文化（含陶寺遗址）、红山文化（含牛河梁遗址）、良渚文化是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典型代表。生产力、私有制，属于物质文明范畴；阶级、国家属于政治文明范畴。权贵阶层为实现其经济利益固化，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对普通民众实行人身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宗教、祭祀、文字等实行精神控制。《纲要》插图“牛河梁遗址”中的祭坛即体现着精神文明的一面。良渚文化最知名的玉琮王是典型的礼仪和祭祀用器，体现着精神文明。总的来说，文明的物质维度、政治维度、精神维度先后产生，政治维度中的国家产生是核心。精神维度的文字产生是文明诞生的最高形式，但不是所有文明的诞生必然伴随着文字产生，文字可能产生于文明诞生以后，甚至没有产生，如美洲的印加文明。
《纲要》将国家产生作为文明诞生的最重要标志，这已是学界共识。“夏鼐、苏秉琦以来的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就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3]《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标题将本课划分为两部分，前部是作为文明起源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后部是早期国家即夏、商、西周三朝。这样的划分与《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规定一致。标准一方面要求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要求了解早期国家的特征。但是早期国家不是中国最早的国家，也不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标志。中华文明诞生的标志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国家的产生。《纲要》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已是邦国林立的“万邦”时代，尤其是黄河流域的陶寺遗址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王克林认为：“陶寺文化的社会具有部落联盟古国即中国早期文明初期国家的性质。”[4]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是长江流域国家初始形态的典型，教科书插图清晰描出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都城的城郭范围，近年在城郭周边又有大型水利工程遗址的挖掘，这些无疑是良渚文化作为国家初始形态的重要证据。“良渚古城是目前所知我国史前时代规模最大、格局功能最完备、保存遗迹最丰富的古城，它与外围水利系统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都城格局，在城市规划史和建设史上堪称杰作，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5]
二、文化概念的广狭之别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区分了“文化”的广义与狭义：“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6]“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的文化概念借用于考古学，是广义的，主要指人类即将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或刚进入文明社会时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这是否意味着两者之间可以混用呢？这就必须明晰文明与广义文化之间的关系。
《纲要》将旧石器时代遗址称为“人类遗址”，通过工具制造，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将新石器时代遗址称为“文化”或“文化遗存”。《纲要》例举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文化”比“遗址”进步，但文化出现不等于文明诞生，教科书中的“文化”概念有其自身内涵和外延，将其与“文明”混用，似有不妥。
陈炎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一般来说，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7]杨海蛟、王琦持有相同观点，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8]。学者们的辨析给我们以启迪。第一，从时间角度分析，文化产生早于文明诞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能够创造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通过家畜饲养创造肉类产品，已经蕴涵着物质文明的内在价值，但此时文明的内在价值是不完整的，文明还没有诞生。河姆渡文化能“养蚕缫丝”，但此时的丝绸可以称文化而不可称文明。也不能将其与后来的丝绸一并称为文明，这有失偏颇。只有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国先民创造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在价值，中华文明才正式诞生。第二，从正向角度分析，文明总是正向、积极、进步的。文明的诞生以文化产生为基础，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文化中糟粕落后的部分、甚至比较中性的部分都不属于文明。丝绸并不总正向的，它是统治阶层的独享之物，普通百姓消费不起或被禁止使用。丝绸的制作成本很高，百姓为此深受剥削。当丝绸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古罗马之后，其价格更为昂贵，既浪费了古罗马的财富，也助长了古罗马统治阶层的奢靡之风。第三，从内在价值角度分析，丝质衣物有满足人类穿衣需求的内在价值。但是棉质衣物的舒适性并不亚于丝质，其低成本还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内在价值相对稳定，而满足同一内在价值的外在形式是多样化的，我们不能不区分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以免将某一外在的文化狭隘地视为内在的文明。不管是穿丝质还是棉质衣物或是其他，不管是穿长袍还是西装，其内涵的作为内在价值的文明是一致的，而其体现的作为外在形式的文化却是多样的。
选必三《文化交流与传播》模块及《纲要》中，中外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就，这一文化概念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并列。如《纲要（上）》第20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了广义文化中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产品的部分，仅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其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如中外各时期的文化成就，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如《纲要（上）》第29课第一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些“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绝大多数产生于人类文明诞生以后，是正向的，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科书中也叙述了一些糟粕的文化，它们当然不是文化成就，更不是文明。如《纲要（下）》第1课中古代印度创造的种姓制度，其对社会的危害要大于对社会的贡献。再如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历次战争，都不可能是文化成就和文明。
综上所述，我们应明晰教科书中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要使考试中的概念与教科书的同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保持一致。就本文的缘起而言，我们认为称“丝绸文化”应该比“丝绸文明”更合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4页。
[2][7]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第69、70页。
[3]韩建业：《裴李岗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第50页。
[4]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2期，第19页。
[5]朱可：《基于高中历史新教材的初高中衔接教学新探——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为例》，《历史教学》2019年第23期，第37页。
[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924页。
[8]杨海蛟、王琦：《论文明与文化》，《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