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从资本主义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常乐：从资本主义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2023-03-13 来源： 紫荆 常乐I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本质特征，对于1949年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言，一直面临著内外两大矛盾与张力，同时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从战略角度长期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动力。这就是如何处理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中国外部的资本主义国家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设重要一环

简略地看，新中国在发展问题上，不仅要面对和承受厚重的封建主义的包袱和约束，同时更直观地，是如何面对和处理比国内无产阶级产生更早以及在当时经济力量更大的资本主义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敏锐和正确地采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对当时从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中国而言，十分重要和紧迫，它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安全。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极其睿智和深刻，至今仍发人深省。首先，他认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艰巨的事情，需要全国人民持续数十年的不断努力。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

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个世纪。

其次，毛泽东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短的时间里，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是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中枢性的工作。不仅影响到农业合作化、影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还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影响到建国初期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政治局势的稳定。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中指出，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毛泽东的这段话十分重要，一方面道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还包括延续至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党制度、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基本格局等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关系的位序关系及其战略考量，工农联盟是第一位，而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仅是第二位，并且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

最后，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价值，这些认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历史穿透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著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著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并且，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随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推进，毛泽东对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开始认为它带著「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若干的社会主义性质」到「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从「半社会主义」到「一脚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三社会主义）」，而在公私合营后，则「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擘画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和与工商界高层人士交往中，不断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不断对实践中的错误认识作出校正，并多次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作用。1956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时就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文化最高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与陈叔通、许涤新谈话指出，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章乃器只说资产阶级好，不敢说资产阶级有缺点；我们过去有的共产党员只说资本家坏，而不说资本家进步。一副对子有两边，这都是对子出了一边的情况。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们有现代文化。

毛泽东认为，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因此我们党采取的赎买和定息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所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给资本家定息的时间要相当长，不要急于国有化（社会主义化），否则将不利于生产。还认为拿定息较多的人，虽然都是大资本家，但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份子，是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对于当时国营经济存在的弊端，毛泽东认为私营企业就可以作为一个竞争性的补充，私人资本有其固有的价值，「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随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其遗续资本家的定息制度则命运多舛，至「文革」开始而夭折。

「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资本主义的充分利用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上，「一国两制」下的港澳资本主义还会持久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图为香港城市风光（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

 

然而，历史的神奇之处往往在于山穷水复时而柳暗花明。当国内资本主义发展陷入沉寂之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外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和战略策略的调整，则又跃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而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转折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

其第一大表现就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创立及其作用的发挥。简单而言，毛泽东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其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当时的「三个世界」。中国要以广大亚非拉国家为基本依托，积极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尽量与美苏保持战略联系，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建立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与美国改善了关系，与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友好合作之旅。

其第二大表现就是受「三个世界」理论和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改善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思考在国内部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区域如何回归、融入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以及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思考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而是优先考虑了国家的整体发展问题，优先考虑了国内全局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及其对于中国工业化发展和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问题。因这些地区特殊的政治制度、历史背景及其现实复杂性，第一代领导人认为「维持现状」「暂时搁置」「为我所用」就可以了，先将内地的事情办好再来措置这些地区也不迟。特殊历史时期的这种特殊安排，未尝不可认为是党和国家所作出的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平行的另一种资本主义工作思考与处置模式。

在这两大领域「重新发现」的资本主义，最终都转化并融合成了划时代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制度成果，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支柱就是「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原有社会主义制度在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所作的制度性重塑，从而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国两制」是将原来国内地方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化提升为以社会主义为主体、资本主义为补充的全国性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载体，迄今又跃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方略和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显著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开始打开国门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步接触与交往，中间再夹杂著党的领导人对港澳台地区的一些看似间断实则连贯的思考，这些对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思考、处理与工作实践，从表面看，好像时间跨度较长，相互之间似乎关联不大，但是如果拉长历史的视角，再从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中心、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回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处理则实在是一个整体，只不过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表现时隐时现、时主时次，但其战略性和重要性绝不容忽视。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因著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得不不断思考国内外资本主义问题，不仅在处理这种艰巨复杂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了其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进一步促使其形成了经略世界、协和万邦的全球战略与策略。这一全球战略既基于制度，又超越制度，既基于地域，又超越地域，因而显得更为宏大、更为深远、更为科学。

「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鲜明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驾驭和管治技艺

「一国两制」正是中国共产党全球战略的一个最佳制度载体，而「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则就是中国共产党全球战略的一个核心动力源。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也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驾驭和管治技艺。在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著重指出，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在5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功，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时间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好的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朝著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这一正确的方向就是，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基础上，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而中央和香港居民都共同珍视的，就是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一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而构成这一显著优势的，就包括「保持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的内容，而这一点也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专门予以强调的。

从香港所保持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看，它首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样的定位和地位，才确保了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长期性，才为它拥有「背靠祖国」的坚强后盾提供了制度可能和制度基础；而从世界资本主义实践角度来看，正是因为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尤其保持与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紧密联系的普通法制度，所以才奠定了它的「联通世界」独特优势的底色。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处理和运用资本主义的重要工作实践，都脱离不了时代的规范，更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博弈调适的结果，但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穿透历史迷雾所作出的超迈前人的战略擘画。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运用资本主义的重要工作，同时也参与和型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和进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至关重要，20多年的「一国两制」港澳实践同样十分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上，「一国两制」下的港澳资本主义还会持久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创新研究》（20&ZD1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