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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治贪引发广东官场地震 曾获邓小平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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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作为“少壮派”官员，汪洋的仕途轨迹，似乎平淡无奇，但其出场，却显得异同寻常。
政情人士分析，汪洋曾历任安徽省副省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重庆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在地方打滚过，也在中央历练过，既有鲜明的“团系”色彩，又是难得的财经好手，前途无可限量，未来当有想象空间。
有消息指，2007年十七大前夕，各地官员忙于宣传造势之际，汪洋也没有封锁“十一”黄金周期间重庆发生客车爆炸、导致27人死亡的消息；加上早前引发中外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问题，最终通过谈判方式得以妥善解决等等，都令他在民众和媒体的心目中加分，无疑增加了其在政坛的筹码。
一位认识汪洋的人士如此评价：其升迁之快，与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据称，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
不过，熟悉他的人表示，这远远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的超前思维和果敢作风，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长，真正开始主政一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铜陵改革
“娃娃市长”是汪洋在任职安徽铜陵市长时，当地政界及老百姓对他的戏称。
汪洋于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铜陵是个较小而且贫困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4年，汪洋雷厉风行，颇具改革和创新意识，并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震惊海内外。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此文犹如平地惊雷，由这个贫穷的皖北山区(编者注：原文如此)传遍了神州大地。而汪洋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令人振奋的是，15年前在皖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15年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层，尤其是邓的关注。
主政铜陵时，汪洋还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
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招致了许多保守势力的反对。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行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
对是次改革，汪洋自己评价：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而铜陵百姓也对他这个“娃娃市长”的做法从怀疑到逐渐认可，并评价他：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
铜陵改革的成功让世人瞩目。中国青铜文化节即是从1992年开始的，汪洋当时的主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直至今日，铜陵人依旧会不由自主地把后来的铜陵市长与汪洋作对比。
“铜陵改革”让汪洋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有说法称，邓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并特别召见了汪洋。也有香港出版的相关图书如此描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会见后，邓对汪印象深刻，认为其是个人才。”
知情人士透露，关于邓小平接见汪洋的说法版本不一，很难有人能准确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显然在见汪洋前就已注意到他。
果然，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
在皖省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很少有人知道，汪洋还是个孝子。
但自从离开宿县以后，汪洋就很少回到家乡。尤其是后来，他也想把母亲接到合肥、北京长年居住，但都被母亲婉言拒绝了。汪洋在安徽省任职期间，每年春节都要回宿县看望母亲，母亲认为路费很贵，表示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不必每年都回。
汪洋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更加紧张，回老家的机会也愈发稀少。6年间，只有一次春节回家看望母亲，而且还是悄悄地，没有带秘书，也没有惊动地方政府，汪洋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了宿县。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悄悄地离开了。
知情者说，整个过程非常安静，即使他们家的邻居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母亲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
重庆治吏
由于汪洋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干练、超前的改革思维，再加上其有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任职经历，使得中央在考虑西南重镇重庆市委书记的人选时，迅速锁定汪洋。
记者多方调查获悉，国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致力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但收效并不明显。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的核心城市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重点，急需一个年富力强、有魄力、有能力、有眼光、能把握大局的当家人来规划和协调大的区域经济整合，汪洋正是合适人选。
2005年底，汪洋空降重庆，正式履新。据信，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国家计委工作，熟悉经济课题，并参与制订“十一五”规划，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可助力这座中国最大直辖市新阶段的发展。
此外，中央曾为解决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等因素而决定重庆直辖。8年间，重庆主城区获得了发展，但三峡库区却困难重重。而在处理库区矛盾方面，汪洋富有经验。2004年，四川大渡河兴建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县约10万人将被迫迁移。由于居民不满政府的土地征收赔偿方案而引发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时，就是汪洋带着胡温的四点重要指示前往汉源平息。
平息“汉源事件”，让外界对汪洋的手腕与才干评价颇高。
当地官员称，汪洋对中央三峡库区的政策了解透彻，也因做过宣传工作，他知道如何把握舆论，让全国知道重庆在三峡工程中所作的牺牲，从而争取到中央和其他省市对三峡的支持和投入。
在汪洋的强力治理下，截至2007年4月，重庆已迁移三峡库区移民102.4万人，完成了113.8万人任务的90%。汪洋当时自豪地说，“对于三峡百万移民这个世界级难题，我们已是胜券在握了。”
汪洋到任后，重庆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重庆官风被严厉整顿。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重庆2006年遭遇特大旱灾时，汪洋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便态度傲慢地两次叫菜农站起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事后表示：“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也有人指汪洋是在作秀。但后来的一些事实让这种论调很快破产。
一个突出事件就是，震惊2007年中国新闻界的“最牛钉子户”事件。
汪洋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以开明、冷静、务实的态度解决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时，“钉子户”户主杨武爬上孤岛般的楼顶大喊：我要见汪洋！
舆论一下子将汪洋推到了风口浪尖。
汪洋没有寻求有关部门封锁媒体的报道，没有动用执法部门“硬来”，而是指示各方与户主积极谈判，并最终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此事，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称赞。
有媒体说，汪洋此举为各级地方政府解决同类纠纷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还有媒体甚至戏称，汪洋通过了“考试”并获高分。
香港《亚洲周刊》评价说，“最牛钉子户”结局皆大欢喜，汪洋为胡温强力冲关通过的《物权法》、为大陆私权保护，写下了一个理想的注脚。
而就在“最牛钉子户”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之际，汪洋的另一个重大举动在山城重庆火爆出炉。
2006年年底，重庆市出台了一份传媒改革文件，在全国首开先例。文件要求，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重庆日报》二版刊发消息，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000字；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长度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
汪洋的一句“让读者习惯到二版找汪洋”，让重庆新闻界至今仍记忆犹新。
南粤新政
2007年，任职重庆两年之后的汪洋，奉调南下，主政广东。
汪洋履新广东时曾表示，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不过，汪洋所面对的挑战不少，因为今天的广东已不是以前那个拥抱改革，时刻希望走在前沿的广东了，而是官场积弊重重。所以，汪洋要使广东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必须另辟蹊径。
当年邓小平铺开改革新局时，广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地方。杨尚昆、任仲夷、习仲勋、吴南生等中共元老，均曾主政广东，力推改革。1992年邓小平向极左阵营开火，为市场化改革打气，也是通过南巡广东实现。
在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召开的第一次省委全会上，汪洋就给各级官员以“当头棒喝”，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
此外，汪洋还大力推动“双转移”经济战略，即进行全省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把落后的密集型企业驱赶到广东偏远地区，然后在原有的地方进行产业升级。汪洋还主张企业“该倒的就让它倒”，让发达起来的企业去施惠普罗大众，问题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牵连，广东近来有五万多家企业倒闭，庞大的失业潮迫使总理温家宝站出来表态“该扶的就要扶”，这种中央与地方互杠的罕见现象，令外界多所揣测。
广东媒体甚至报导，在去年举行的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还坚持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与“解放思想”和“腾笼换鸟”相伴随的，则是广东官场的持续震荡。
知情人士透露，广东虽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但本土官员的保守意识却由来已久。
比之更甚的，则是广东官场的贪腐之风。
2009年，广东爆发官场大地震，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革职查办，广东官员人人自危。知情人士表示，陈、王、许的落马，与汪洋的强势治贪有关。
另有消息指，汪洋治贪，曾得中南海意旨，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亦曾亲赴广东，坐镇督办治贪查黑。
香港媒体指，解放思想，整肃官场，是汪洋主政广东后的得意之作。但广东本土官员对汪洋阳奉阴违、消极支持，使得汪洋治粤阻力重重。
分析人士说，查办贪腐案，对于汪洋来说，既是一次政治考验，也是一次政治契机。汪洋如果在其任内大力刷新广东吏治，引领广东经济更上层楼，其仕途再上一个台阶亦未可知。
观察人士分析，广东官场历来排外倾向严重，所以中央空降省委书记时，通常以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式来强化其权威，以便开展工作。而汪洋是政治局中资历最浅的委员，虽然有安徽、重庆工作的地方经验，但这些省市的地位仍难与广东相提并论，故部分广东官员对其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看他到底能否压得住阵脚，能否带领广东走出新天地。
正因如此，在一次省委会上，汪洋还痛斥广东官员的优越感，要求他们克服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同时，汪洋还痛批50名代表缺会，要求纪委严查，此举迅速震慑广东官场。
时至今日，多方事实证明，汪洋治粤已显成效。
“个性官员”VS“资深网友”
有人士分析，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来都不缺官员，缺的只是个性鲜明、敢于直言、有所作为的官员。而汪洋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个性官员”。
汪洋的个性表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爱，敢恨，敢背弃官场规则，敢与上级意旨相争辩，不按官场常理出牌。
一个典型事件是他对广东媒体的批评。
当地媒体为了抢风头，争先报道汪洋的调研。但汪洋对这些报道也“烦”了，说：“我下去调研，跟群众交谈，这有什么新闻性？也真难为了摄影记者，每次要拍出不同姿势，我又不是体育运动员，运动员摆不同的姿势还有意义，我拍来拍去不就那个样子吗？有些报道里，大会才刚开，就说‘大会一致认为’，这不是糊弄群众吗？”
汪洋的一番话，对当地一味跟风的媒体无异于当头棒喝。
除了是一名个性官员，汪洋还声称自己是一名“资深网友”。
2006年，汪洋被评为“年度网络知识分子”。这一消息成为2006年度网络界最热新闻之一。许多网友“挖掘”到，汪洋与网络竟有深厚的渊源！
汪洋到重庆上任后的一系列执政措施和理念深得重庆网民赞赏，被网友称为“汪帅”；2007年重庆经济工作会上，汪洋使用笔记本电脑开会，6月汪洋公布个人电子邮箱向全球网友征集建设“新特区”的意见，并两次约见提意见的网民，20多次以个人名义回复提意见的网民。
主政广东后，汪洋继续延续了其“资深网友”的品格。
中央某大报资深评论员与汪洋曾有过接触，他对汪洋的做派深有感触。
该评论员说，2008年5月17日，他应邀到岭南大讲坛作了一次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的演讲，广东有人觉得汪洋的“解放思想”有点空，但他当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讲述了一个他在广东切身经历的事实：湛江书记公开述职大会。一把手述职各处都有，但湛江很不同。湛江的做法是，述职大会之前，11位一把手的述职报告都在新浪网发布，欢迎网友“拍砖”。
重要的是，这个大会，从始至终都由湛江电视台和当地网站同步直播、全程报道，湛江市民都能看到。
令该人士特别感慨的是，市委把11个市区县的网友对述职报告的“拍砖”打印成册，发给与会人员。网友对当地情况很是了解，有些评论很不客气，连他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湛江的改革探索随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央某大报还进行专题报道，给予充分肯定。
而就在湛江市一把手公开述职之后的第五天，2008年4月17日，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在广州珠岛宾馆和26位网友进行了一次座谈。汪洋的开场白就颇具网络特色：“过去你们在网上‘华山论剑’，今天我们在珠岛‘当面拍砖’。”
汪洋言论：
汪洋：党委政府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
汪洋：防止开会内容“一个调”撰写报告“一个样”
汪洋细说权力观：慎言慎独慎微 还要加上“慎欲”
汪洋:“双转移”是顺势而为不放弃劳动密集产业
汪洋：“快”不容易，“好”更不容易！
汪洋对重庆打黑“巨大成绩”表示祝贺
【链接】醒来，铜陵！
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3?郾5倍，国民收入增长2?郾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郾7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郾3倍。1990年与1985年相比，在省辖九市中，我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分别居第5位、第2位和第2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居第3位。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铜陵在前进；
——“铜陵特区”已早为人们所淡忘，而淡忘的又岂止是这一名称：工业持续22年“单打一”采冶铜已被有色、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业并举、齐头奋进所取代；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渔、工、商、运、建综合发展的大农业；铜官山下、天井湖畔，水、电、气管线密如蛛网，成片的厂房、住宅楼各呈风姿……这一切都寓示着一个新的工业港口城市正在孕育之中。
每一个铜陵人、每一个熟悉铜陵的四方宾客，都会为铜陵的飞速发展而自豪。人们知道，这10多年是铜陵建市以来最辉煌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居民受惠最多……
同处一江景不同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2.2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16.89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22%。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与沿江地市县相比，同处一江景不同。这是为什么？！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3851元，全省是2501元，而铜陵仅有1741元。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入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截至1990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8.23亿元，其中外债3058万美元。这些债务的61.2%(5.03亿元)要在1992年以前还清。而1990年实际只还了0.4亿元，其中还有0.15亿元是靠免税还的。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高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还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的更快一些？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剔肤见骨找病根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识见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他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知觉或不知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地推销和处理。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
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在农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偷、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潢，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但我们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市场观念十分淡薄。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市府(90)50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10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3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5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怕遭报复。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
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入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学习，还说：“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问道：“这像做生意的吗？”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马。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
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解放思想是先导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1978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10多年的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鲁迅说过：“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城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醒来，铜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