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诗文
时间的河水流去，也许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个人书写，另一个人阅读，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运。
一
有的人脑袋里装满了故事，有的人却只记住了几个意象。我是连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都往往记不清的人，但有些意象一直不曾遗忘。我躺在地板上望著天窗，那长方形的天窗，象一张火车票的形状，布著几颗星星。
《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成名作，1963年做为“黄皮书”（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间，这批“黄皮书”在北京悄悄流传。我第一次读《带星星的火车票》该是1973年，三十多年后，这部小说的情节我早已忘却，我只约略记得这个片断，好象是出现在中译本的第二十八页，当“我”听到了死亡。这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在我的生活里虽然只是偶尔，但总还会想起，不知不觉间，就成了生活某一部分的象征，和小说本身既有关连又不相干。在读北岛的《船票》时，我想他自然是读过阿克肖诺夫的小说的，“岁月并没有中断/沉船正生火待发/重新点燃了红珊瑚的火焰”，票的意象总有些相似之处。
据说我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但偶尔会有一些超常行为。大约四岁时，我不大说话，很爱傻笑或模仿汽车马达轰鸣。由于先天缺钙或者还缺什么别的，我那时还不能跑也不大会上下楼。我所在的幼儿园建于上世纪初，名声遐迩，里面都是好孩子。有一天在幼儿园午休时，我偷偷爬上二楼，却不敢下来，于是坐在楼梯上大叫，继而骂出一连串脏话不带重样的达几十秒之久，显示出超常的记忆力和语言能力，也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因为那个年代好孩子是不说脏字的。结果自然是母亲被幼儿园阿姨们教育了一顿，我被母亲教育了一顿。可是谁都没查出我从哪儿记住那么些脏话，而教育的结果大多是不了了之。
上了小学，由于我是班上唯一在第一堂课就能够准确写出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和接班人身体永远健康的学生，颇得老师喜爱。不过老师不久即向母亲反映情况：第一，课间不和同学说话玩耍，上课时常呆望窗外，浑然若有所思；第二，间或在上课时离座在教室后半部踱步一周然后坐下。后者我自己也有印象：那间教室很大，后半部没有放课桌。时至今日，我仍然有坐一会就要起来转悠一圈的习惯。
大约很多儿童都有些超常行为，渐渐在社会化和教育过程中消失从而合乎常轨。然而我的生活却在小学一年级时就脱了轨。在文革动荡岁月里，我辍学在家八年，没有机会被完整灌输社会规范，倒糊里糊涂地见闻了时代的疯狂。尽管我还是很听话，也并非很敏感，但逸脱常轨的生活本身就具有颠覆的气息。长大以后，我很感激自己的童年经历，虽然有许多恐惧、虽然并不觉得快乐，但我是那么偶然地被置于教化之外，日子过得混乱无聊而又自由自在。出生在生育高峰期，所在大院里总有一窝同龄孩子，在革命取代读书的时光里，成群结队地游荡街头。我因为不上学，自然就落了单，大约十岁左右就自己一个人 搭乘公交满北京城乱逛。那时候北京市内只有二十八条公共汽车路线和十三条无轨电车路线，我不仅每一条都从头到尾搭乘过，而且曾经能够背诵所有的站名。学生月票是两块钱， 但是由于我没有学籍，只能用一张贴着三哥照片的月票曚混过关。有一次在北京人称为 “大1路”的1路公共汽车上没有曚混过去,被逮到文革里改名“建国路”的八王坟总站。挨了一顿训斥以后，被告诉找家里人来交罚款领人，我忽然想起家兄有一位同学 就在隔壁菜市场卖肉，就说你们让菜市场的范师傅来领我走。1路总站的人一听说我认识范师傅，立马脸色和蔼了许多。过了一会儿范师傅来了，事情就迎刃而解，罚款没有交，月票也没有被没收。当时买肉要凭票，北京一户人家一个月才有两斤，平时要靠早上排大队，才能有时候买到两毛钱肥肉。因此，卖肉的售货员备受尊重。
七十年代中的日记如今读来颇为有趣：有一天的记载，从上午十点起床，就上楼去打扑克，中间除了两次下楼来吃饭，一直在打，直到深夜睡觉。另外一天是，在寒冷的冬季，整个天坛公园空无一人，枯落的杨树，高高耸立，直指天空。那是一个多云的下午，冬天北京的公园景色，从此走进我心深处。四十年过去后，上星期我走到颐和园的西堤。经过多年修缮，这里自然是换了人间，不再是记忆里的荒芜破败。仿旧重建的六桥，在十二月的阳光里，透露出似真似幻的苍凉，这种感觉仿佛曾经在天坛邂逅。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每日吧，《带星星的火车票》会给我特别的感触。虽然当时我就听说，这部小说相当受《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可是若干年后，我读塞林格的书，却没有太多的感动。也许还是因为前苏联离我们更近吧。
二
在11月的寒冷雨天，我和作家周泽雄相约在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茶叙。在二十一世纪华丽气息的购物中心里，一边喝茶一边聊文学历史。他最近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极具功力，精确而犀利。索尔仁尼琴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其中之一是，与绝大多数作家相反，他的主要作品多半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因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奖的。我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它也是“黄皮书”之一，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一本，当时在北京有着相当的震撼，大多数人由于这本书才 知道了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
北岛那一代不少人曾经回忆过所谓“黄皮书”、“灰皮书”的影响。他们的文学起点乃至思索起点都与之息息相关。每个时代皆有其主流意识和话语，通过各种媒介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大多数人的一生，是在几种主流意识和话语中游移的过程，被刻下所谓时代印记。往往被忽略的，是某一陈述背后的预置前提，是种在骨头里的价值观。怀疑精神并非与生俱来，和成年后近乎逃避的自我边缘化选择一样，都不仅基于理性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性结果。读书是我少年时最深刻的经验，之所以读书，其实也是偶然。无非是由于那时既无网络、更无游戏，我被摈除在学校门外，渐渐连个小伙伴都没了。
关于读书，我毕生感念黎澍先生。在他的家中，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今天看来也还是质量很高的书。这个书房的存在，在那时已是极其罕见，而它居然历经劫难始终安然无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黎澍先生是十分爱惜书的藏书家，并不轻易出借，却对我们兄弟几人格外渥待。如果不是从那间书房里找到那么多书，我是不会在十六岁之前就接触到许多西方文学经典的。这些经典为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虽然我那时能读懂多少，后来又记住了多少，我不很清楚，但也许根本就不必去弄清楚了。我虽然少年时一度有眉毛微微皱起做深沉状，时不时叹口气的毛病，但是心里还是清楚自己并不是爱思想之人，对于前贤能够理解多少，更是从来不敢炫耀的。可以确认记得更清楚的，是《红楼梦》、洁本《金瓶梅》、《三言二拍》、《十日谈》等等。 这也更合乎人性：少年发育期本来就应该荷尔蒙远远高过思想。
我再回到学校时已经十六岁，行为大体正常，偶尔有见到老师脱帽鞠躬，引来全班轰笑的小插曲。心智发育基本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我已经开始单相思。有异于常的是我既不苦恼也毫无少年羞涩，而时不常会口中念念有词，心情激动，有如朝圣般地去那位大我两岁的女孩家里。以今日的话语描述，那女孩当时正在知识小资的初期阶段，在一片蓝灰国防绿曲线全无的年代，穿着小花衬衫细腿裤阅读《爱因斯坦回忆录》。我一直感激从她那里借的这本书，其中很多译文当时有醍醐灌顶的感受。比如说，我从此相信怀疑比信仰更使人接近智慧，相信人不必相信宗教却不可没有宗教精神。
三
第一次坐高铁，车票不再是硬纸壳，而是薄薄的一张纸片，上面没有星星。车站很高大上，大概是讲究大国气派吧，看上去更像机场，与新干线车站不可同日而语。我运气不好，高铁走了半小时就停了一小时。过天津后，窗外看到华北平原白雪茫茫，听说高铁也如飞机，一晚就晚几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抵达。这种不确定感和窗外飞逝的雪景，反而让我回想起年青时的飄游。疾走在地铁通道，然后上高铁，就好像三十多年前在日本乘新干线的重现。在不同时空，沧海桑田后，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或者重复。经历风雨后，才知道太阳底下无新事比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靠谱多了。
车过济南，雪花渐渐消失，南方越来越近。曾经写过：我一生在雪国向往南方，时间就在向往中逝去。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是我最早会背诵的诗之一，没有想到近半个世纪之后，完全应验在自己身上。上一次在国内游荡超过一个月，还是在1988年夏天。高中时的朋友在北大任教，有一双年青而明亮的眼睛，还有梦幻般不大连贯的思绪，经常写长长的信。我收到过的最长的一封信就是他写的，满满二十二页都是关于文学、历史、人生感悟。手书长信交流思想，是青年时代难忘的回忆之一。可惜我收到的绝大部分书信，在八十年代末的一场幻灭中被我付之一炬。
上一次去颐和园，也是在那个夏天。我和他划船在湖上意兴遄飞，聊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去维兰西餐馆吃饭。八十年代初期开张的维兰应该是北京最早的私营西餐馆，创办人据说是从外交部服务局退休的一位老师傅，厨艺很高，一开张就备受好评。餐馆位于颐和园正门外不远处，路北一家不起眼的小四合院内，客人却特别多，从大学生到外国政要什么人都有。我至今怀念一块六一份的的法式猪排味道。那天我们一定是吃过法式猪排之后挥手道别的，不曾想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生活与历史都发生了太多变化，谁也不能回到从前。我几次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最终却没有拨。仅仅是一种习惯，有时我宁愿把一些难忘的人与事尘封在保险柜里。
抵达上海时天色黄昏，我拖着拉杆箱从高铁去地铁，从地下升起，进入一个温暖的包间。21世纪的友情，更多开始在网上，那天晚上十位八年前一起办燕谈网的朋友在小南国为我接风。我的感言是上海太温暖了，引来哄堂大笑：我被告知那是今年上海最寒冷的一天。以文会友的缘分，其实是青年时代的延续。和周泽雄的相识，也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的文字神交。这一次又是阔别有年，于是安安静静谈了六个小时。中年以后，朋友之间的交流不复激情四射，更多是信任与会心一笑，最后在一顿热乎乎的火锅中结束。
民以食为天的国度，大多数记忆都与餐饮有关。几年前听说维兰西餐馆又开张了，新的老板是创办人的儿子，老师傅已经不在。我专程前往那里晚餐，坐落在苏州街上很繁华的地段。从外面看上去气派了很多。店面也大了不少，但是感觉上和往日的景象与味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这其实也不足为奇，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把关于这个城市的旧日痕迹几乎全部抹平了。冬季雾霾深重，难得一个晴朗下午，在颐和园环湖行走一圈。水光山色，依稀当年。当年我身在象牙塔中，却因为年青对塔外的世界有太多的关注。不过我还是想回历史系工作，也受到系里的欢迎。副系主任告诉我：分房子肯定是没戏，但是会考虑给我一个副教授职称。那年夏天，我以为回国教书是不久以后的事情，千里迢迢把一箱子黑胶背回了北京。
然而我终究没能成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由于无可逃避的命运、也为了活得诚实，我突然离开了书中世界。有许多年，我不读书也不再想读书。毕竟，生活有很多层面，而我的性格又从来不是非要如何如何的。对于历史的阅读以及在几个不同文化里生活的经验，已使我对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我一直反感精英意识和自我中心，在茫茫天地岁月之间，一个人包括其选择是那样微不足道。对于我个人来说，也许重要的仅仅是那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引领我从少年走到此刻，没有目的与意义，我也注定不可能知道哪儿是终点站。
列车正点抵达福州。当天晚上，在郊外的温泉，雾气氤氲、灯光梦幻，本应是满天星斗的清晰夜空，在霓虹中显得朦胧。这是一家寂静的温泉，人工山水的掩映中，世界显得很不真实。也许我们正是生活在许多这样的隐喻之中，也许我们早已失去最初的那张船票或者火车票。无论如何，我还是倾向于相信，那些闪光会留在心底。
那是一张带星星的火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