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孩子
毛泽东：“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毛泽东：“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
转载《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个孩子》文章来源: 冰川思想库 于 2024-05-10
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个孩子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大学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倒退一二十年，你一定会对如下场景目瞪口呆：
在一个招聘会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父亲正忙着填表，20来岁的儿子一言不发站在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
这不是假想，而是《这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越来越难》这篇采访文章描写的最新场景。
如果留心一下，会发现近期围绕“大学高中化”这个热门话题的分话题，除了“社会化越来越难”，还包括：有的大学成立家委会、组建大学生家长群、大学生考试成绩通报家长，等等。
通过罗列这一系列现象，为我们刻画出的，是幼稚、懦弱、社恐、无担当、无责任感的新一代大学生群像。
如果这一群像有较高逼真度，那么，于学生而言，上这样的大学，与这样的大学生为伍，意义何在？对教授们来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意义何在？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切的群像，但这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
“大学高中化”趋势从何而来
所谓“大学高中化”，是指中国大陆高校在教学和管理上，仍然延续中国大陆高中时候的主要做法：
其学习的目的，与高中刻苦学习的唯一目的是高考取得好成绩一样，大学努力学习，就是为了研究生考试一举通过。考研就是第二次高考，也是一次“改命”的机会。与考研无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课程或兴趣爱好，一概弃之不顾，考上再说。
为了取得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额，学生进大学伊始，就异常注重每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为了获取高分而熟读教材，分毫必争，大学知识教育应有的宽度和广度被有意放弃。
像高中时候一样，家长深度插手学校管理。他们对远在远方求学且已届成年的子女并不放心，担心他们贪玩好耍荒废学业，担心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是否吃饱穿暖，他们仍将成年子女当成高中生，他们开始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成立家委会、家长群，互通各种信息，随时出面，为子女排忧解难。
学校为减少麻烦，减少与家长方面的冲突，不得不做出让步，也逐渐像管理未成年人一样，介入本该由学生自治的领域，如早晚自习、寝室卫生、出行安全等。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学历崇拜需要祛魅
2023年，全国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达474万，而2007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只有459万。
这就好比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全参加2023年研究生考试都还不够，仍差了15万人。同时也说明，经过15年时光，研究生学历大幅贬值。
是不是当年只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如今必须要研究生水平才能胜任？又或者，产业升级翻天覆地，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到了大多数本科生无从着手？
非也。任何人都能看出：大规模扩招，使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岗位并未相应增加甚至在减少，为了脱颖而出，学生竞相取得更高学历，于是相同的工作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
大学招生是选拔性的，需要人才；工作单位的HR招人也是选拔性的，也需要人才。
在过去，可以说是大学在帮助工作单位的HR做人才把关工作，工作单位的HR只需要根据大学的标签安排人就行了。当然，工作若干年后具体表现另说，到那时候已经是领导裁定的事了。
而现在，随着大规模扩招，标签发放越来越多，大学已经承担不起为用人单位贴人才标签的功能。
但用人单位的HR面对一群毫无工作经验的职场新人，他们除了自己组织笔试面试，无奈之下还是得把大学贴的标签作为一项客观标准，视为选人的重要参考。即便HR错招了不合格的人，他们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大学身上：“他是985的，不过如此。”言下之意，错在学校，与我无关。
对非科研类工作而言，如今学历重要，但学历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这点从近年来研究生就业率就能看出端倪。
既然如此，大学也应从社会氛围的学历崇拜中适当抽身，名正言顺回归本分。
多数人读研是巨大浪费
中国大陆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的职场并不需要那么多“研究生”，大量就业机会还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基础部门。
然而，大量将来只能在基础部门工作的大学生，正拼尽全力挤入“研究生”赛道。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取得研究生学位证书之日，就是告别“研究”之时。
这是个莫大的讽刺，也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今天，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企业科技研发费用逐年走高，众多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技术来源，正是大学科研院所。
我认为，大部分的研究生，应该从这层关系中产生。而要把握这层关系，就需要那些准备进行“研究”的大学生对产业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事实是，非但大学生不清楚产业状况，很多大学教师对相关产业的了解程度也是隔膜的，有限的。
产业状况不是开几个座谈会就可以弄清楚，也不是一个在校大学生通过短暂的实习可以弄明白，他们必须在相关行业有一定工作经验，是带着真问题来学习怎样进行研究，以及准备研究什么的。
按照这个要求，很多专业并不适合招收兴趣不明、禀赋不明，只有考试成绩清楚的应届生；很多专业所招收的研究生，应该是有工作经验，有行业和产业认知的大学生。
压缩应届大学生在研究生招考中的比例，对报考者提出1年到3年相关工作经验的要求，应该是今后研究生招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那些与产业化相距甚远的基础研究，比如传统的数理化医文史哲艺术等学科，还是可以由本科毕业直接读上去研究高深学问。
一切一刀切的办法，总是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报考研究生，现实中还是不能排除有少数人仍然把考研当成唯一“改命”的机会，但至少在招生单位和研究生导师看来，可以一眼望穿该生的潜力如何，到底是否值得培养。
不仅如此，它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一，可以让一些高校放弃做“考研基地”的不良嗜好，认认真真做好本科教学，把培养对社会有用之才而不是考试之才作为第一要务。如此，为它们逐渐转型做职业教育提供动力。
第二，釜底抽薪地打掉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学历内卷，解除大学生的考研紧箍咒，让他们在更自由的大学校园中充分发扬个性，挖掘和发扬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校园，走进用人单位，感受社会，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而逐渐克服“社恐”，培养与人交往的自信与技巧。
第三，可以让大部分大学生放弃唯分数论，不再斤斤计较于分数多少，更加多元发展，也可以借此把家长方面势力清除出学校的教学与管理。
众所周知，现在的高校把考上研究生也算成是本科就业率。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往后拖而已，最终吃大亏的是学校的声誉和学生的时间精力。
考虑到从某一届起开始施行“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各高校的本科生都不能考，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又有何损失呢？
眼下面临的困难，让我们几乎退无可退，或许正是倒逼改革的好时机。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变下的免费全民《扫盲》，这是几千年来的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工农教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工农教育》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以问问你们的工人农民的爷爷奶奶辈是何时识字的？
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代年轻人，在享受着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变下的免费全民《工农教育》红利，经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看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之后，那些固化后的低层的工农子弟还能上学读书吗？还能参与高考上大学吗？即便大学毕业能找个好工作吗？走资派们用“改变命运“来忽悠低层的工农子弟还能还信吗？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设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学和识字组，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夫妻识字》就来源于著名作曲家马可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秧歌剧。
歌曲《夫妻识字》：识字牌牌儿好比明灯一盏，牌牌儿上的字儿我记心间。什么字你记心间？这两个字儿叫“生产”，你把那生产讲一讲，边区的人民怎么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以上，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后，一场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其中，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全国范围广泛推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2年《新闻简报》：使文盲在150小时里，会认1500到2000个字。“速成识字法”的推广使很多战士、工人，在短时期内脱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新中国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那时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从1949年到1969年，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先后有1亿多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第一次扫盲高潮：“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为了尽快地提高识字水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同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任命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第二次扫盲高潮：“把扫盲作为国家大计”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担任教员。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当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由此，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第三次扫盲高潮：毛主席批评扫盲浮夸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第四次扫盲高潮：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高潮后，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后要突破的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他们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高潮。大规模的注音扫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青年学生这段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
毛泽东曾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主持创办《农民夜学》（1917年）。创办《农民夜学》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实习之场”，更重要的是克服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的弊端，实现“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1917年9月），毛泽东曾在一师附小教育实习，现在还可查到当时毛泽东的一篇国文教学教案，其中将这节课分为环环相扣的5个环节，
一是读(字)，
二是讲文法，
三是做选例，
四是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
五是练习。
教案通篇体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适应个别差异，扩充内容，与社会相联系，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思想。
毕业后（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事(相当于校长)，毛泽东发动学生组织自治会，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教师、教学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见。提出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等建议，均被采纳，对湖南一师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
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
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
《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
《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
《自修大学》的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
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他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无数学生们，经历过学校教育的人们，当你们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做何感想？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已经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你们身边游荡？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后作批示，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对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意见很大，强烈呼吁“减负”。魏校长受大家所托，将会上的讨论整理成文，上交领导。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长这个报告的《群众反映》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很快做出反应，写了上述批示，并要求将信件发至宣传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等所有有关机关的领导成员，可见他有多么重视。魏校长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这个报告会以有名的“二月来信”载入新中国的教育史，更没有想到会受到最高领袖如此重视。
其实，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早就很不满意了。随着群众呼声的日益高涨，毛泽东在“二月来信”的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现状的严厉批评。
1964年2月1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及北大清华校长和教育部长等16人参加的座谈会。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重点就是谈教育。他说：
—— 学制可以缩短。
——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总结道：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在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对教育现状的看法。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侄子、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到：
——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
——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团中央《团的情况》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谈话时说：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如此高频率、大范围地强调教育问题，用语又那么严厉，足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憋了好久，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对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来说，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他从来都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来，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他手创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他在生命最后年代下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这位伟人逝世以后，毛泽东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人们淡化了，淡忘了，还有走资派右派行撇开毛泽东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个外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正儿八经完成了师范学校的学业的。
毛泽东曾以考试第一名被录取在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当地的一所大学校，但毛泽东觉得该校“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而毅然离开该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度过了“极端可宝贵的” 半年自学生活。
毛泽东考察过好几个学校，都不满意，最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完整地学习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并且确立了“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教育》特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受《教育》是《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教育》是：
在学校读书是为了什么？高考。
高考是为了什么？进好大学。
进好大学是为了什么？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是为了什么？挣钱。
在这个《在学校读书—高考—进好大学—找好工作—挣钱》的逻辑链里，挣钱是最终目的，到学校学习知识只是最低级的手段/工具罢了。
事实是当年读书好的人，未见得工作佳或挣得多。反倒是有人这样考到某三本院校的同学，竟走走后门进了大企业然后风生水起。说明在学校里学得好不好还是假的，关键是工作好不好，挣得多不多。
《学校教育》《补习教育》《高考》等只是为找工作而为挣钱的一种手段？这些不化钱或化钱的《教育》的成果只为《高考》，为考上好大学拿一紙《文凭》，找一个《好工作》，就可以《变现》来实现《先富的中国梦》这一件事而己。
四十多年来，这个《先富的中国梦》《改变命运梦》随着贫富差距扩大阶级不断固化低层阶级子女的《梦》不断破灭。《教育》的目的培养怎样的人？前些年发生的马加爵事件以及复旦大学投毒案，1995年清华大学朱令中毒案等，都是走资派特色政府《教育》下产生的大量悲剧。
《教育》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学生，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然后其次才是有能力的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人。基础《教育》打得不好打得不牢固，人的品格，品德不好就不会走得远，如果德不配位，总有一天会走上毁灭的道路。像最近吃瓜群众眼见顶流的这个倒塌以及霍尊的退圈事件等等，为什么现在的流量小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就是大家都太急功近利了，而过去的一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总是有着长青有口碑。作为父母首先不应该是焦虑孩子是否是成绩最优秀的。首先更应该做的是先培养他的品质，如果他的人品过硬，相信这一生都不会过得太差。
《教育》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好的《教育》。既然《教育》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教育》，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好的《教育》。
《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在家庭及学校教育中，你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孩子折射出的也相应是什么。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喜欢吵架。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嘲笑中长大的孩子，个性羞怯。猜忌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妒嫉。羞耻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自信。宽容中长大的孩子，能够忍耐。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分享中长大的孩子，慷慨大方。诚信中长大的孩子，理解真理。公正中长大的孩子，极富正义。尊重中长大的孩子，懂得尊敬。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不但信任他人也信任自己。友善中长大的孩子，不但爱他人也爱自己。
在人类的文明中，科学被看成是最终的裁判者，似乎只有科学支配下的价值才值得人类为之努力，但是科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理想的生活，识字的百分比，科学发现以及技术的发明、发现都在一直持续不断地增长，20世纪相当于以前发明的总和，巨大的进步也没有使战争曲线下移（战争发生的频率，军队的规模，及百万人口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这说明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已经大大越过了道德、信仰和爱的发展，可以说信仰与爱心从家庭教育开始就已经被削弱了。
学校不是不重要，但家庭是最重要的环境。中国家长把外在的条件看得重了，自己家庭的影响看低了。《教育》是一种早年就起始的习惯，就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不能表达教育的真谛。那么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是年轻人进入社会和人生的过渡，是培养独立生存能力的孵化器、是培养独立并进行独特思考的人、是一种愉快而向上的积累。只要这种积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丰富其人生，这就体现了教育的意义，它的目的就是因人施教，人尽其才。
《教育》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唤醒，别人给你的是有限的，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无限的。《教育》不仅是把外在的东西移交给我们，更是促使我们内在的东西喷涌出来。《教育》是一种唤醒，它的目的就是把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拿出来分享，并享受快乐的状态。《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尽可能彻底地找到自己的天赋和潜力，主动选择适合的教育内容和程度。
《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不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引导孩子们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恤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心地纯洁。目标远大，《教育》使孩子们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当孩子们拥有以上的一切。有足够的幽默感，能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谦卑并永远记牢，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力中的温柔。没有虚度此生。而不是只为《在学校读书—高考—进好大学—找好工作—挣钱》的逻辑链里。
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其所创造的伟大功业及业绩在。伟人就是伟人！不会因为有众多宵小、庸才、妾婢、洋奴以及生前敌人的任何蔑骂、诋毁而沦落丝毫！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特色政府走资派官员和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的谣言谎言抹黑不了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实。反共反毛泽东的谣言谎言是不能拴上世俗的包袱更不要说绑上黄金。所以走资派官员和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逐利的结果就是为反而反。所以改革开放后在这片净土上最先长出的多是杂草野花，或是无根的浮萍，自然会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现如今，反毛泽东反共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反毛泽东反共是一种大彻大悟，却不知道自己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一种负面的感情而已。在后来人眼里这其实都是一回事。和年轻人的爱和恨情感纠结类似。这种爱和恨都是一种极端情感的激烈反应，是他们试图摆脱毛泽东的影响力的无奈挣扎。这种挣扎扭曲了反毛者的灵魂，甚至永世不得超生。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一些人。既不像先辈自觉的牺牲而留名青史相形之下，有没有机会获得新生，变成了精神界的痴男怨女。
还有一些反毛泽东反共的群体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讲是弱势的，因为没有经历过痛苦就没有深刻，不过好处是也没有痛苦。中年以下的人群往往表现为追求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远离思想和精神追求。但是现实会用痛苦教育这类的人群，而现实和资本正在做这样的教育，所以这群人一旦重新觉悟反而更容易接纳和领悟毛泽东的伟大。
我们相信，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逆反和反面教育之后，在中国年轻的一代人正在觉醒之中，当他们一旦觉悟，不愿意做资本的奴仆的意识一旦苏醒，他们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集结，就会形成巨大的正能量，而且这种正能量非常纯正。
可以预测今后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评价会越来越正面。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分乐观的根据。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毛泽东是几千年不世出的旷世天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论其正面或者负面）是毛泽东所一手所铸成的。
而那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毛泽东的旧日政敌铁托在知悉毛泽东去世时说：“毛泽东是伟人中的超级巨人。”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位旷世绝伦无与类比的人物。毛泽东唤醒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兴世界。毛泽东雄姿英发，文韬武略，倜傥风流，胆识过人。所有的亲历回忆者都指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是无穷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包括他的对手如蒋介石、尼克松、赫鲁晓夫和基辛格）。在他面前，巨人显得渺小。
以毛泽东出身之卑微，早年所受教育之狭蹙，社会背景之孤陋，以及所掌握资源之匮乏——而竟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缔造出一个雄伟的新生之国！这在最近的历史1000年、黑铁时代以来3000年、青铜时代以来5000年，以至智人诞生以来的四百万年历史上，毛泽东现象都是绝无仅有，浑然天成。毛泽东的业绩令当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后世之人难以置信！
毛泽东是一个神话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间，审时度势，谋形造势，纵横捭阖，横扫强敌，而缔造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政党（“中共”），一只装备简陋而能克敌制胜的军队（“解放军”），一个赤贫然而精神强大的新兴共和国————毛泽东自身则成为世界上这个人口占世界1/4、地域相当于世界大陆面积1/1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圣人、教父和领袖。
最近300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领袖，敢于如毛泽东那样地蔑视世界殖民主义的西方超强和20世纪的美苏两霸，蔑视西方的整个工业化世界包括联合国和全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
1950年新中国立国之初，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军朝鲜，对抗联合国17国（美、英、法、韩国以及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百万大军，此战美国派出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面对这样强大的阵势，只要敢于迎战，即使战败也是英雄。
然而毛泽东在万里之外遥控战局，将二战中克胜日本天皇大军、威名盖世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打得丢盔卸甲，弃印而去。此后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较量几十年，最终毛泽东迫使全世界不仅向他低头，而且为他喝彩，甚至连超强敌酋也不得不对他输诚俯首（见二战英军统帅蒙巴顿将军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及尼克松回忆录）！
事实上，1950年打响的朝鲜战争的终局，并不是结束在1953年7月的板门店，而是结束在1972年2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边。毛泽东蔑视联合国。但是当1971年10月中国使团骄傲地带着毛泽东著作和中国理念回到纽约联合国大厦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是全世界的欢呼和掌声！
毛泽东现象是历史绝无仅有而不可思议的神话。德国哲人尼采说：战争是净化人类历史的洗涤剂。黑格尔说：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真主穆罕默德说：我带着剑和可兰经而来。
毛泽东出身一介布衣，早年不过是一个寒儒和卑微书生。观其弱冠状貌，腼腆羞涩如妇人好女。但是，毛泽东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手不触枪，其计魁梧奇伟，算无遗策。身在军旅，手不释卷。运筹远谋，鞭挞宇内，临危制变，席卷千军。
自1928秋收起义到1949年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毛泽东从带领数百人的一支落魄残军到井冈山寨落草起家，数年之后竟锻造出一只打不烂、赶不散、意气如虹的钢铁红军。
二十一年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反围剿、运动战以及最后的大规模歼灭战，以对垒双方投入兵力之数量，战争之规模，覆盖地域之广阔论，均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战争和经典战役，包括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历次战役。
毛泽东生平取得的战绩足以压倒凯撒、亚历山大、萨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仑、库图佐夫、威灵顿等全部西方战史上的一切统帅和名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耸云天，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相形之下，西方之那些名将和战局不过***小丘而已。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状毛泽东兵法之高妙。其军略以及政治、军事及宣传动员整体配合之运用，其高明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军事家和战役组织者。
只要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战争，毛泽东战争学术就当之无愧地名列人类战史之首。毛泽东是一位战功彪炳，值得后代军事家景仰和效法研究的战神。
毛泽东智慧而诡谲，是一位玄机难测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驾驭历史操纵人类的能力，非学而成，似乎来自天赋。毛泽东生前斗倒了他的一切内外强敌。毛泽东蔑视一切对手，说大人则渺之，所谓战略上藐视而战术上重视，又极近辩证。
毛泽东明哲识才，知人善用，揽申商之法术，概马列之宏教，可谓非凡卓越！毛泽东始终关注人民之“大多数”。他永远站在世界上穷苦大众、“弱势群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那一边。毛泽东使一个东亚病夫的散沙混乱之国，实现大统一，而奠基克成华夏民族复兴之初业。
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是无穷的。他具有超人的艺术天赋、深刻的直觉灵思和极其广博的人文知识。在私生活中，毛泽东胸怀宽大，感情丰富，幽默诙谐，仁慈宽厚。毛泽东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万岁”不过是一句欺人的空话，“四个伟大”只是阿谀奉承，“我才不信那一套”！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知道自己只是不得不时常被包装为钟馗。但是，毛泽东嘲笑自己既是虎也是猴。他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打成粉碎——“不过粉碎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铁面无私冷酷无情。只要政治斗争需要，他就毅然斩断一切旧日情缘、粉粹任何障碍和形成障碍的人物———不论其是旧日袍泽还是多年战友，文化大革命中尤甚！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说：“如果需要冷酷无情，那就冷酷无情！”“既做狮子又做狐狸。为了胜利必须用势”。在政治权谋上，毛泽东也是一位马基雅弗利之术的运用者。
黑格尔说：婢仆眼中无英雄。但那并非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婢仆只是婢仆！英雄也有错误以至罪过。伟人也有弱点以及隐私。耶稣是肉身之人，伟人也是肉骨凡胎，人性所具有的一切都会有。
但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其所创造的伟大功业及业绩在。伟人就是伟人！不会因为有众多宵小、庸才、妾婢（如张戎一类）、洋奴以及生前敌人的任何蔑骂、诋毁而沦落丝毫！
托尔斯泰论时人对拿破仑的褒贬说：一个道德完美的庸夫只是庸夫，一个遍体鳞伤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英雄功业在，光芒日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