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博士保洁工改变了清洁行业命运
在走资派篡权上台随之复辟旧式《高考》，走资派右派及吹鼓手们疯狂鼓噪《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大约鼓噪了十来年后，疯狂地开设各行各业的大学课程和扩招学生增开学校，疯狂地无序进行之后，遍地都是大学生。甚至是满大街随便问个人都是博士生研究生硕士生。产生的后果是《难》找到工作。或是学非所用，或是出国留学为外国服务，又或是躺平内卷啃老等等。
有研究生博士生“甘心情愿“地当起了通常被人看不起的出体力的劳工如《清洁工》《上门保洁工》等。平时被这些研究生博士生看不起的出体力的劳工，现在有这些研究生博士生参加了，是不是”改变了”平时被研究生博士生看不起的《清洁行业的命运》。《清洁行业》也成了“高大上的“白领“工作？然而，这些研究生博士生是否“甘心情愿“？
文中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不开来当保洁了？”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中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研究生博士生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保洁》这个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行业，也算让《清洁行业》也成了“高大上的“白领“工作之后，保洁员也“改变“了《命运》。
研究生，能不能大大方方公开宣称去做“保洁“工作？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酸痛，臭味，与《钱》成就感。梦想就是《挣钱》。《博士生改变了保洁行业“下等工作“的命运》？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陈浩凡对这种高负荷的工作强度深有体会。他至今记得第一个收费的单子，他和另外三个创业伙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两点，睡四个小时，然后五六点又起床赶路到客户家中接着干。这一单的收费是两千元，验收完成的那天夜里，四个人又饿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边摊有卖烤全羊，于是花一千多点了一只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压清洁视频吸引前来的江岳，发现实际面临的工作环境比视频中“还要恶劣几十上百倍”。同事们做过最夸张的一单，垃圾在门口堆得半人高，搞卫生得爬进去，由于老鼠太多，屋里甚至还有蛇。
最可怕的是气味。高温的夏天，狭小的空间，垃圾发酵的味道直窜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没法阻挡。一整天待在里头，人几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实打实的。
留下的，离开的，徘徊的？博士生研究生能坚持多久？
近几年，随着服务者地位与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务行业正逐渐被人们重新定义，从业人员开始迎来年轻力量。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月嫂、外卖员、保洁等中国蓝领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蓝领与白领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旧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什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都无从谈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确立的最根本的政治前提。这也就是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什么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基础。而这样的政治前提，决定了新中国的走向一定是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有两个群体的心态尤其值得关注——民族工商业者和农民，他们对政策的接受、理解、认同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我们首先来看民族工商业者的心态。
1956年1月初，北京市首先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50多个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户和商业户分别占到私营工业户和私营商业户的99%和82.2%，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
说完了民族工商业者，再来看农民。运用和平的方法、合作化的途径改造小农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个体农业是小农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要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但是，农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改造的方式上，决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自愿的方式。
中国农民正是因为办合作社能够增产受益，从而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合作化、集体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这是当时合作化运动能够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农民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加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
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一届人大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渡状态。宪法及其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法律和政治保证，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基本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在1954年一届人大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同纲领》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得到了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民族问题，终于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的解决之路。
思想文化领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等多个方面。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本身就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如果不完成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就无法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更不可能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们是一个历史承继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就没有后后者。
在《农村《初级社》到《人民公社》》一文中讲农民问題。《《公私合营》复仇《工人下岗》》一文讲了工商业进行的改造。下面讲讲：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对手工业的改造。
在对农业、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同步进行并顺利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农民、手工业者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
与此相对应，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总共达到92.9%。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比重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则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小私商组成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占居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
首先，它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了确立，从而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和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它不但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段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最后，三大改造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三大改造的历史贡献，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
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建国后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共产党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共产党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
共产党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进行三大改造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也不能不受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这是无可非议的。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意义深远的革命。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推翻三座大山的话，那么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挣扎，后面哪谈今天的发展呢？没有革命胜利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没有前期毛泽东时代这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哪来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让走資派去改革开放试试？去非洲国家试试？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
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泽东的继承者走资派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
当下中国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今天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广大底层工人农民和众多富家子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要倍加珍惜，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要不要继续坚持革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沿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现在将条例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概略地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因此，人民政府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人民政府鼓励和指导资本家们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为实行合营准备必要的条件。公私合营企业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就应当注意启发和促进资本家的自愿。这在一方面要由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向资本家们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方针；在另一方面，要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使资本家们更加普遍、深刻地认识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从而增强对于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
第二、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包括企业原来的实有财产，不容许有任何分散资产、逃避资金的行为。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对逾龄或未逾龄机器可以参酌其实际尚可使用年限，对其他财产主要参酌其对企业生产作用的大小，进行适当估价。对于呆滞材料和其他为合营企业所不需要的资产，可经公私双方协商，打适当折扣，或列作私股的待处理财产，俟企业合营后继续加以处理。财产的估价一般应以现值为标准，但如果一九五○年重估财产的结果接近现值，并经公私双方同意，也可以不重新清估，即以一九五○年的核定数字为基础，根据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清产估价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关系到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股息红利的分配，应当依靠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加，认真地清查核实，同时应当经过公私双方充分协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人民团体派人参加），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同时，私股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私方代表也负责参加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不限于直接参加经营管理的人员）协商处理，在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应当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解决，如果有必要和可能，也可以提交合营企业的董事会协商后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且加以任命。在企业行政关系上，私方代表既然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员，就应当在公方领导之下合理地行使其职权，守职尽责，并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公方代表则应当重视私方代表的职责，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并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逐步获得改造。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合营企业的主管业务机关，都要善于把领导私方代表合理地行使职权、发挥技能和领导他们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密切地结合起来。人民政府对于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代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不仅是因为国家保护私股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要在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使他们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推动下，在生产经营的实践中重新学习、改造自己，从而使他们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能够有所贡献，并获得光荣的前途。如果私方代表有“合公营私”或其他违法行为，则应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且应当依法处理；如果有破坏生产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更应从严处理。
第四、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第五、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制度，如前所述，一般都是混乱的、不合理的。福利设施在各业各厂之间也很不一致，福利设施缺乏的企业中，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未能得到可能的改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在这方面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但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关系广大职工生活的问题，必须参酌企业原来的工资福利情况、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在企业改革和生产改进的过程中，经过对职工群众的耐心教育，取得他们的同意，逐步进行，不可急躁处理。
第六、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如前所述，带着极大的腐败性和落后性，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改革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由于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而且由于旧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了长期的习惯，在进行改革时，必须是稳步前进，不可急躁从事。一方面，要倚靠工人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倚靠他们的自下的监督和自上的参加管理。企业公私合营后，应当采取适当的形式，实行工人代表参加管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对私方代表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教育。合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逐步进行改革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过程；对于私方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需要通过经常的公私协商和民主讨论，耐心地进行批判和教育，指导和帮助他们逐步改正。
第七、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私股分得的部分，应当听私股股东自行支配。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有了重要的改变，由于生产经营的改进，企业利润一般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因此，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的结果，私股所得也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但合营企业如果获得国家的特殊优待，例如原料由国家按照调拨价格供应，但产品的售价并未按照国家调拨价格计算，因而产生了超额利润，这个超额部分应当缴还国家。合营企业分配盈余的时候，如果过去有了亏损，应当在缴纳所得税以后先弥补亏损，然后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如果亏损较大，可以分年弥补，以便适当照顾职工福利和适当发付股息红利。
现有的合营企业中，有个别企业经公私双方协议，采取保息的办法，即私股方面每年领取定额的股息，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负企业盈亏的责任。采取这种保息办法，如果是出于私股方面的要求，经过公私双方协商同意后，应当报请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合营企业的公积金，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用途，依照国家的计划用于本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合营企业（包括新建合营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私营工业企业以实行公私合营。过去有些合营企业对公积金的使用，带有盲目性，造成生产发展的不均衡和建设资金的浪费。今后，为要做到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防止资金浪费和生产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公积金的使用应当由合营企业的省、直辖市以上主管业务机关加以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合营企业公积金的所有权属于合营企业，由公积金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亦归合营企业所有，但公积金的使用，不论是用于本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或者是投资于其他公私合营企业（原有或新建）和准备进行公私合营的私营企业，都应当服从国家计划。
第八、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关，应当适当的发挥它的作用。规模较大、股东较多的合营企业，一般应当设立董事会，并应当定期开会，公私双方董事名额，由双方协商规定。独资企业或者规模小股东少的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可以不设立董事会，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有关公私关系的重要事项，仍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
合营企业董事会可以定期召开私股股东会议，报告董事会的工作，协商处理私股之间的权益事项。在不设立董事会的合营企业中，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召开私股股东会议，公方代表可以参加会议，给以帮助。
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应当担负教育和改造私股股东的责任。私股股东会议是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联系私股股东并向他们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董事会和公私双方代表都应当通过股东会议或股东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工作，注意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并用企业改造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改造。
以上是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一些说明，请求政务院通过这个条例，并予以公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现在将条例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概略地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因此，人民政府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人民政府鼓励和指导资本家们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为实行合营准备必要的条件。公私合营企业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就应当注意启发和促进资本家的自愿。这在一方面要由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向资本家们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方针；在另一方面，要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使资本家们更加普遍、深刻地认识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从而增强对于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
第二、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包括企业原来的实有财产，不容许有任何分散资产、逃避资金的行为。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对逾龄或未逾龄机器可以参酌其实际尚可使用年限，对其他财产主要参酌其对企业生产作用的大小，进行适当估价。对于呆滞材料和其他为合营企业所不需要的资产，可经公私双方协商，打适当折扣，或列作私股的待处理财产，俟企业合营后继续加以处理。财产的估价一般应以现值为标准，但如果一九五○年重估财产的结果接近现值，并经公私双方同意，也可以不重新清估，即以一九五○年的核定数字为基础，根据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清产估价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关系到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股息红利的分配，应当依靠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加，认真地清查核实，同时应当经过公私双方充分协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人民团体派人参加），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同时，私股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私方代表也负责参加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不限于直接参加经营管理的人员）协商处理，在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应当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解决，如果有必要和可能，也可以提交合营企业的董事会协商后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且加以任命。在企业行政关系上，私方代表既然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员，就应当在公方领导之下合理地行使其职权，守职尽责，并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公方代表则应当重视私方代表的职责，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并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逐步获得改造。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合营企业的主管业务机关，都要善于把领导私方代表合理地行使职权、发挥技能和领导他们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密切地结合起来。人民政府对于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代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不仅是因为国家保护私股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要在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使他们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推动下，在生产经营的实践中重新学习、改造自己，从而使他们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能够有所贡献，并获得光荣的前途。如果私方代表有“合公营私”或其他违法行为，则应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且应当依法处理；如果有破坏生产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更应从严处理。
第四、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第五、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制度，如前所述，一般都是混乱的、不合理的。福利设施在各业各厂之间也很不一致，福利设施缺乏的企业中，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未能得到可能的改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在这方面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但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关系广大职工生活的问题，必须参酌企业原来的工资福利情况、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在企业改革和生产改进的过程中，经过对职工群众的耐心教育，取得他们的同意，逐步进行，不可急躁处理。
第六、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如前所述，带着极大的腐败性和落后性，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改革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由于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而且由于旧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了长期的习惯，在进行改革时，必须是稳步前进，不可急躁从事。一方面，要倚靠工人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倚靠他们的自下的监督和自上的参加管理。企业公私合营后，应当采取适当的形式，实行工人代表参加管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对私方代表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教育。合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逐步进行改革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过程；对于私方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需要通过经常的公私协商和民主讨论，耐心地进行批判和教育，指导和帮助他们逐步改正。
第七、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私股分得的部分，应当听私股股东自行支配。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有了重要的改变，由于生产经营的改进，企业利润一般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因此，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的结果，私股所得也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但合营企业如果获得国家的特殊优待，例如原料由国家按照调拨价格供应，但产品的售价并未按照国家调拨价格计算，因而产生了超额利润，这个超额部分应当缴还国家。合营企业分配盈余的时候，如果过去有了亏损，应当在缴纳所得税以后先弥补亏损，然后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如果亏损较大，可以分年弥补，以便适当照顾职工福利和适当发付股息红利。
现有的合营企业中，有个别企业经公私双方协议，采取保息的办法，即私股方面每年领取定额的股息，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负企业盈亏的责任。采取这种保息办法，如果是出于私股方面的要求，经过公私双方协商同意后，应当报请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合营企业的公积金，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用途，依照国家的计划用于本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合营企业（包括新建合营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私营工业企业以实行公私合营。过去有些合营企业对公积金的使用，带有盲目性，造成生产发展的不均衡和建设资金的浪费。今后，为要做到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防止资金浪费和生产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公积金的使用应当由合营企业的省、直辖市以上主管业务机关加以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合营企业公积金的所有权属于合营企业，由公积金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亦归合营企业所有，但公积金的使用，不论是用于本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或者是投资于其他公私合营企业（原有或新建）和准备进行公私合营的私营企业，都应当服从国家计划。
第八、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关，应当适当的发挥它的作用。规模较大、股东较多的合营企业，一般应当设立董事会，并应当定期开会，公私双方董事名额，由双方协商规定。独资企业或者规模小股东少的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可以不设立董事会，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有关公私关系的重要事项，仍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
合营企业董事会可以定期召开私股股东会议，报告董事会的工作，协商处理私股之间的权益事项。在不设立董事会的合营企业中，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召开私股股东会议，公方代表可以参加会议，给以帮助。
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应当担负教育和改造私股股东的责任。私股股东会议是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联系私股股东并向他们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董事会和公私双方代表都应当通过股东会议或股东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工作，注意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并用企业改造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改造。
以上是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一些说明，请求政务院通过这个条例，并予以公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同时代强调《一定要反攻大陆》。两个政党各自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利益想统一中国。《解放》和《反攻》是敌我对抗。
走资派邓小平以来己改称《和平统一台湾》。大陆走资派特色党一厢情愿地把台湾的国民党视作亲朋好友。而台湾的国民党也很享受在台湾当“总统“的美名来。所以《和平统一台湾》也只是大陆现任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的一个“中国梦“而己。
当年毛泽东如何预判《一定要解放台湾》的：
毛泽东说：“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嘛。但我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过去在江西苏区，在陕甘宁边区，都有那么几个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靠武力解决。所以我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台湾那么大个岛，隔着个海峡，灰尘厚哇。还有五六十万军队，士气不高，但有美国提供军火。我也没向你美国哪个州卖军火，去和你华盛顿唱对台戏嘛。依从了他，就是承认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就是丧失主权。没有了美国提供军火，台湾那点军队就更不行喽。”
毛泽东又说：“再一条，就是不要怕打仗。不要怕苏联打进来，也不要怕美国打进来。我看呐，美苏一起打进来更好。我还能打一仗呢。到那个时候，有没有投降派，就一目了然喽。人们常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这个话没有错。我看呐，中国人更爱斗争。经过斗争，才有和平可言。”
有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何止五十年，就是经过一百年实践检验，毛主席的科学预见还是正确的。
几十年前毛主席关于台湾的科学预判，几十年后的实践不是证明完全正确吗？毛主席这个预判有几个要点：美国“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这一点美国已经暴露无遗。
美国的“屁话”不可信“，哪天台湾不承认了，他就可以“异议了”。这一点美国早就异议了。美国“强调和平方式解决，这是公开干涉内政”。这一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是越来越深入了。台湾军队“有美国提供军火，依从了他，就是承认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就是丧失主权”。当年走资派邓小平默认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留下了祸患。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今中外没有和平统一国家领土主权的先例。和平统一台湾的机率少之又少，最终，还是要靠武力统一台湾！
再说说台湾能否《和平统一》？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户前哨卫兵，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航空母舰。因此这是14亿中国民族子孙后代拥有的台湾。这是从地理法理上，国际法理上和国家法理上，都必须争得到的。
目前，全世界近200个主权国家都从法律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问题不是国际范围内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解放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历史任务。
台湾至今没有获得《解放》的根源在美国，台海局势混乱的祸首是美国。美国不插手台湾事务，不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不在台湾驻军，不在台湾建立军事设施，不出售武器给台湾军队，台湾早就解放了，早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没有美国的干涉，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就是用船划子也能打过台湾海峡，早就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
《一定要解放台湾》改变为《和平统一台湾》是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大政方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和平统一”的曙光。
从“汪辜会”、“胡连会”，到两次“习马会”，除了生造出一个雾里云里不明因果的走资派和台湾国民党的狗屁什么“九二共识”外，再也没有迈出“和平统一”的任何一小步。据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但九二共识的要害是“一中各表”。所以，九二共识是没有任何共识的“共识”，九二共识出台以来，除了大陆走资派无底线无原则无限地拿大陆农民工的血汗活命钱来给台湾国民党的大佬资本家们“经济实惠”外，对两岸《和平统一》没有半点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反而大陆渔民被杀视而不见。走资派习近平和台湾国民党过气马英九举杯吹呼“两岸一家亲“，“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都是炎黄子孙“等“在一起“的中国梦。
事实上要《和平统一台湾》，必须要挖掉三座大山。做得到吗？
一是美国。二是民进党。三是国民党。
无论是之前的《解放台湾》或是走资派的《和平统一台湾》，美国是横亘在台海的一座大山。由于当年中美建交没有坚持“废约”原则，又默许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给美国卷土重来，干涉中国内政、干涉台海事务埋下伏笔。
近年来美国得寸进尺，恢复了与台湾地方的官方往来；美国的涉台法案年年月月有，多如牛毛；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美国军队大摇大摆的返回台湾，甚至于驻扎到金门岛；美国还扬言要把军舰停泊在高雄港。
美国这座大山，被毛主席周总理挖掘了一半，后来又被填充起来，更加横蛮无理。
台湾民进党是后来组建的一个反动政党，终于在国民党无能治理之下，发展起来并夺取台湾政权。民进党这座大山的危害就是它的党纲：台湾独立。民进党是一伙闹独立、搞分裂的台独分子，这是中央政府宣布过的，完全在镇压之列。这座大山不除掉，台湾在分裂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台海也就没有安宁之时。
台湾国民党在1949年就被中国人民打跨了，推翻了。在美国的保护下，跑到台湾岛上苟延残喘。蒋经国死后，李登辉领导国民党终于演变成美国和日本的走狗。到2000年时，台湾国民党又一次被台湾民进党打败了，赶下了台湾的政治舞台。马英九领导国民党于2008年在台湾选举中来了个鹞子翻身，胜了民进党。但是，他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为国民党成为“暗独”起了质的变化，和平统一走进死胡同。2016年台湾国民党再次被台湾民进党打败，从此，永无翻身之日。
台湾国民党是一家百年老店，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苟延残喘的力量还是存在。国民党最顽固的是它不甘心、不承认1949年的失败和跨台，说什么“战争没有赢家”，仍然坚持它的“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盘踞在台湾省，竟然如此狂妄自大。不挖掉国民党这座大山，和平统一门都没有。
台湾问题，“和统”也好，“武统”也罢，只能寄希望于14亿5千万中国（含台湾省）人民，要相信2500万台湾人民也是不愿意让台湾从祖国怀抱分裂出去的。
几十年来，在“和平统一”的愰子下，有些人绞尽脑汁，出谋划策，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正统性；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共产党”也要改一改名称，等等怪论不一而足。这都是投降、妥协、让步的论调。
要真正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美国政府宣布废除所有涉台法约，再次撤走驻台美军，立即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从今天起断绝一切美台官方往来。
二是台湾省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管辖，臣服于中央人民政府。
三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军事上要对台海地区形成强大的火力威慑，在没有统一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舰必须在台湾海域游弋，军机必须在台海领空巡航，必须逐渐形成对台湾省的管辖态势。
没有这三个条件，和平统一无望。有人说，和平统一只能等，就是等到猴年马月也要等。笔者认为，等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有和平统一的到来。
如果真的采取“等”的下策，那也叫什么“维持现状”，实质是那些不想统一台湾的人又不敢明说的一种异质思维。“维持现状”等下去，等待多长时间？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政府和台湾省政府想要的“现状”：实质上的分裂和实体上的独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和平统一》指不经过武装革命或战争而统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台湾，与大陆陆隔着相距一百多海里的台湾海峡，己经造成两岸分治长达75年之久。
近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放弃《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提出《和平统一》的梦想。从所谓的“九二共识”到今天，几十年过来了，《和平统一》的美梦一直在梦中。
反而，台湾在台湾民进党的统治下，为了实现《台湾独立》的政党纲领，离大陆越来越远，两岸分裂越来越大。面对台海十分复杂多变的各种态势，《和平统一》有不有可能？中外历史上有不有“和平统一”的经验可以借鉴？
读中外历史，搜遍网络记载，也没有找到一个国家《和平统一》的先例，古今中外，和平统一国家领土主权为零。
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华夏大地上六国纷争，是秦始皇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灭亡六国，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尔后又四分五裂，分分合合。直到唐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靠长茅弓箭，烈马驰骋，勇猛顽强，开疆扩土。
清朝的中国版图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达到133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好景不长，疆域破防，受到西方列强的蹂躏和瓜分。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朝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签定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领土最多的一个朝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赶走了帝国主义，取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新中国成立后，都是靠军事实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
美国妄想从朝鲜和越南两个方向作为跳板，侵略中国，均被中朝人民和中越人民把美国打败了。朝鲜战争是立国之战，援越抗美是卫国之战，美国被打得惨败不堪，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跑到北京来晋见毛主席。保障中国领土和边界安全几十年。
印度妄想切割中国领土，中印自卫反击战打败印度胡子兵，几十年内印度不敢在中印争议地区挑事拱事。
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地区屯兵百万，继续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领土的美梦。百年耻辱，一岛独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扭转了百年来中俄战争沙俄不败的态势，为收回沙俄侵占我国的大好河山开了个好头！
炮击金门，一方面，就是为了在军事上威慑美国，叫美国不敢干涉台海事务；另一方面，是为了警告台湾省政府，我们随时准备解放台湾。中国统一和切割的历史，就没有《和平统一》的先例。
谋求《和平统一》，就肯定有《和平谈判》。和平谈判都是在一方军事实力压倒另一方或者是打败另一方的情况下举行的谈判。清朝政府签定38个不平等条约，都是在军事上不能战胜对方，被迫无赖的态势下，投降、妥协、让步，结果是割地、赔款，使中国失去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还要白搭上13亿2770万两白银。
由远及近，20世纪90年代，中俄边界谈判，中国政府既没有收回不平等条约切割的大片领土，而且还妥协退让，让出了半个黑瞎子岛和唐努乌梁海地区，才求得中俄边境的安定，暂时无战事。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那不叫“和平统一”，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国民党的“良心将军”才放下屠刀的。
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之时，国共和平谈判，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国民党要“划江而治”，谈得拢来吗？谈不拢来啊！猴年马月也谈不拢来，只有“渡江战役”才解决问题。
从中古世纪开始，严格意义上讲，和平统一的国家不多，中古世纪，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的年代，所谓的和平统一在西方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共主王国。
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有人会说，德国就是和平统一的。德国是和平统一的吗？非也！要知道，德国历史上普鲁士王朝进行过三次王朝战争，才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冷战后德国是没有经过武力实现统一，但是，它统一的背景是，原苏联被西方帝国主义搞垮了，社会主义阵营倒台了，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了，东德和柏林墙也就自然瘫塌，归顺西德。很浅显的道理，两德的统一不是政治上平等的统一，而是东德败给了西德，西德吞并了东德。
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局面就是因为“朝鲜战争”没有进行到底。是中朝人民把美国联军打败了，美国才肯在谈判桌上签定“停战协定”，这一停就是几十年，而且，美国在韩国驻扎军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只要美国不从半岛撤出美军和军事设施，朝鲜半岛就不会有和平，更不会《和平统一》。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总理：
现在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提请政务院审核。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由于几年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经验，特别由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教育，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资本主义工业，经过国家几年来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部分已经转变为各种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八大城市私营大型工业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的总产值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占百分之八十六·四。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中级形式，国家逐步地加强了对大部分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掌握，在不同程度上将它们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它们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发挥了它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经过这些形式，一部分企业中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于生产的领导和监督加强了，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各项改革。经过这些形式，企业中工人群众的劳动主要地是为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只有较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这就使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劳动感到有兴趣，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一步。经过这些形式，企业中的资本家不仅能够分得合理的利润，并且更为直接地受到爱国守法和服从国营经济领导的教育。
由此可见，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重要步骤，它在一定时期以内在发展生产、供应需要上，在为这些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发展准备条件上，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国家经济工作人员、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都应当继续为更好地完成国家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任务而积极努力。
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在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以后，企业仍是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和其他许多矛盾都不能获得更有效的处理。
在公私关系上，虽然有一部分资本家在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能够服从国家的利益，在完成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任务的过程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有很多资本家则不是采取这种态度，而还是采取唯利是图的态度。
他们虽然接受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但不按照国家的要求、也即是不按量、按质、按时间完成任务。同时，他们不关心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技术的改进，以致产品质量很低，成本很高，浪费十分严重，有些在自销的时候是名牌货的，在国家包销以后，竟因质量降低变成滞销货。
还有许多资本家继续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部分资本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笼络少数落后职工，并借以提高工缴利润。
部分资本家甚至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抗拒。
此外，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妨碍着国家对于企业生产能力的统计和利用，因此，一方面使企业的生产潜力不能得到适当发挥，另一方面又造成生产上的某些盲目混乱。
在劳资关系上，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工资制度、工时制度的混乱状态，日益成为提高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革新精神的严重障碍，并且对这些企业的生产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对国营工厂的工资制度、工时制度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等方面，也发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限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教育和改造。这样，便需要将这些工业由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逐步发展为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形式。
当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或者一般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关系就要发生下列重要的变化：
（一）企业由私有改变为公私共有，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在合营企业中，私人股分的合法权益依然存在并且受到保护，但资本家处于公方领导之下，改变了他们在私营时期支配企业的地位。
（二）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而将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完全以发展生产、保证需要和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将在合营企业内起直接的作用。许多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根本改变了经营管理方针，使企业的生产符合国家的需要，并使企业状况得到重大的改进。例如：民生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前非高价不接受国家的运粮任务，宁愿船驳放空，压沙填水；公私合营以后降低运价为国家运粮，使川粮大量外运，同时也发挥了船驳的运输潜力，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使企业由亏损累累变为有盈余。
（三）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改变了，公方和职工群众结合一起居于企业的领导地位；因此，职工群众对待企业采取了主人翁的态度，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筹备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许多企业的职工和技术人员欢欣鼓舞地用自己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迎接企业的合营。例如上海信谊药厂的工人为迎接公私合营，以九天的时间重建了大炉（以前拆砌一次大炉要三个月的时间），技术人员也试制成功抗结核菌的药品。天津北洋纱厂在筹备合营过程中，工人群众月月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积极协助财产清估工作；为了使国家投资增装的八千八百枚纱锭早日投入生产，他们更加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了安装工作。
（四）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得到公方直接、经常的领导和教育，得到职工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因而有可能在实践中学习新事物和新思想，逐步改造自己，正确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作用。
（五）在盈余分配上，企业利润除小部分用来发付股息红利和适当改善职工福利外，大部分可以根据国家计划，用于发展生产。由于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经营管理改善，职工劳动热情提高，企业利润一般较私营时增加，可以积累更多的资金，用来扩大生产。例如唐山华新纱厂在公私合营的五年间，不但给股东发付了股息红利，而且扩充了生产设备，这些新扩充的生产设备，差不多等于合营前三十年间投资建设的一倍。
企业生产关系上所发生的如上的重要变化，使公私合营企业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具有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不能比拟的优越性。
合营企业的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和它的优越性，是同社会主义成分本身的优越性及其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分不开的。
合营企业发挥了社会主义成分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作用，就能正确地团结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效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接受经营管理的改革，就能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并且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同时也就使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使职工生活获得必要的改善，而且也使资本家有合理的利润可得。
国家对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要投入必需的资金，这就同私人股份形成一定的公私股份比例，但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不断增强，不是取决于国家投资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企业中公方代表同职工群众的结合和他们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决于这种领导能够确实地推动企业向前进步。至于国家投资多少，则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决定。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解决了或者进一步解决了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在公私关系上和劳资关系上所不能解决的某些矛盾。
但两种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间的这个根本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在以后逐步加以解决，公私合营是便利于进行双重改造的形式，即便利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并使两种改造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的形式。在合营企业中，将不断地改造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贯彻国家的计划，更好地发展生产，供应需要；不断地提高职工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断地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循此前进，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将不断增长，为从容地和妥善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准备条件。
几年来，在人民政府的鼓励和指导下，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已有相当数量。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八·一七倍，但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是很小的，即如一九五三年也还只占百分之六。
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按产值计算，一九五三年还只有百分之十二左右实行了公私合营，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八左右还是私营的（其中大部分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
由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暴露和日益发展，由于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企业中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不能获得更有效的处理，由于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在人们中间获得日益广泛的认识，特别是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不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广大职工群众热烈地要求对他们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就是有眼光的资本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申请公私合营。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政府就有必要和可能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有计划地鼓励和指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发展公私合营，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合营牵涉到公、私、劳、资等各个方面的关系，而且由于各地各业以至每个企业都有特殊的情况。
因此，发展公私合营，必须采取积极的和稳步的方针。
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不仅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复杂的工作，同时需要有关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积极地参加工作。
几年来，在公私合营的工作中，有了不少的有益经验可以集中起来，同时也有一些政策性的规定需要综合起来。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主要就是这些有关的主要政策和经验的综合。
有了这一条例作为公、私、劳、资等方面的共同准则，我们相信今后的公私合营工作一定会有更健全的发展。
《工人下岗》是被《还乡团》走资派右派蒋介石国民党还乡团复仇的结果。这里不讲《工人下岗》的事。讲讲《公私合营》的事。
从1953年到1956年大约三年时间搞《公私合营》。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如何搞的？有没有如同走资派那样心狠手毒地将工人下岗一样逼成家破人亡，自生自灭延至今日。《公私合营》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需要进行的。《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公有化。而《工人下岗》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是《社》和《资》两条道路之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体现。强迫《工人下岗》是对《公私合营》的复仇。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后，至一九五三年初，对一片战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大清扫。不仅要清扫生活垃圾，还要清扫精神拉圾如妓院赌场吸毒等。同时要肃清蒋匪留下的特务间谍黑帮组织。部分地区如海岛新疆等还没有解放，抗美援朝等战争的存在。工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按|日中国的一套保留下来。有一些小的私人企业工厂资本家对工人的工资欠着时，还得由人民政府帮着先给付了。大约三年多后基本完成了清扫工作，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新中国人民政府开始改造工商业，亦称《公私合营》。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了《公私合营》。
从1953年起，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初步建立起了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新中国实现以集体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已经确定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目标。
但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和要素从来没有得到独立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不可能马上建立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但又绝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先建立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从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至1948年9月，全党的共识是：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具体地估计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限。他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基于这样的判断，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中央的这一观点，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体现。《共同纲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对此做了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致闭幕词时又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一认识基础上，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其中心任务是要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到条件基本成熟，便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到了1952年，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改变。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的改变，此后，已不再是探讨何时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问题，而是讨论和确定从现在起多少年内完成向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改变，与会的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
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三年，毛泽东就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而提出向以集体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呢？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一时兴之所至。
首先，这时国家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私营占56.2%，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国营经济已超过私营经济，从而使中国具有了逐步过渡到集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外，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这些实践表明，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
其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摆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存在着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衔接的模糊性，即民主革命结束时，是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就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就没收官僚资本而言，似乎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对待两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和没收官僚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可以有两种理解，容易在实践中发生改变。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历史根据，也符合当时多数人的心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宣布的理想，既然早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条件又具备了，为什么不赶快过渡呢？为什么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所以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没有人反对。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过渡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斯大林的表态，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时限，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这一提法为政治局所接受。
1953年9月8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了全面阐述。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随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正式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路线从1952年9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1953年12月，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学习和宣传提纲，其中对总路线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