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同情》西藏少数人还是多数人
关于西藏平叛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鲜明的阶级立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2）注意斗争策略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3）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的要求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
但是吃什么呢? 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
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多数、社会稳定。）
（4）说明事实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用事实说话。）
（5）解决办法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
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 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我这里回答: 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诚意。）
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
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
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
第三是甘肃南部。
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
（可见这是阶级斗争）
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
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 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 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
（争取政治主动。）
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
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
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
第二是怕他那个枪；
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
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
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
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 不是。
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
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基础和治病救人、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
（6）进一步展现政治诚意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 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
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
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
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
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
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政治主动权。）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
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
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 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
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留有充分余地。）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 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 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 《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锺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 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请听《黑骏马》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2月印，作者陈三井；《雷震全集》，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雷震著。）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１９６４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４３．５６万人，美国统计死亡４４．７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着：《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册，９１６页注释２）。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４５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４５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５０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１９４１年有１２个，１９４２年有１５个，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５０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５０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４５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４５万人，与投敌叛国的５０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３２７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出版。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４１师团在１９４２年２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日本６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５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３０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３００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３００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１００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５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１９４４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３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放蒋介石一马
那些反复强调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１９４４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
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到１９４０年年末之间的１８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７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１９４１年底治安地区为１０％，准治安地区为４０％，未治安地区为５０％”，导致１９４１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１９４１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１９４４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３个特别市和４００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３个特别市以外，只有７个县（占总数的１．４％）。有１３９个县（３１．５％）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６６．９％的２９５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１９６７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精屎王沪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就是资本家入党，知识精蝇掌权，外加《特色》之后，轻松将工、农、兵排除在外，复群资本主义之后，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搞“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吗？
做贼心虚欲盖弥彰的另外一个证据是：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日前主持十九大主席团会议，酝酿高层人事名单。外传获得备选名单的媒体热炒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为‘入常’大热门。值此敏感时期，多维新闻记者查询发现，王沪宁活动官方报道集遭遇不明原因的大面临删除，甚至清空。”（《蹊跷！“入常大热门”王沪宁突遭大面积“清除”》，永远繁忙，13:05:16 10/23/2017，华岳论坛）
显然现在走资派卖国派统治的大格局没有改变。上层卖国派势力很大，而走资派习近平太糊涂，把值得怀疑的王沪宁等当成心腹。
习近平主观上虽然不想亡党亡国，但是因为把王沪宁、刘鹤等卖国派知识分子当成心腹，所以亡党亡国，成为历史罪人的可能性客观存在。
网友：你还说到刘鹤，以前提醒过习近平吗？
作者：从2010年开始多次提醒过，请看最新一次提醒：“这个发号令的刘鹤就是习近平倚重的大红人，很可能是中国的雅可夫列夫。”（《以顺风快递为例证明错误路线是割肉饲虎自掘坟墓兼谈印度入侵》，《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七三九，2017-8-25，红色中国网）
网友：习近平的思想心腹王沪宁、经济心腹刘鹤都是“雅可夫列夫”，看来亡党亡国是大概率事件了？
作者：是的，不解放重用薄熙来，没有二线，亡党亡国的概率非常大，尽管习近平大权独揽并且不想亡党亡国。戈尔巴乔夫不想苏联解体，不是还是解体了吗？
四、十九大告诉我们，改变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不说王沪宁、刘鹤了。十九大告诉我们，习近平已经比较牢固地掌握了方向盘，我承认。
走资派习近平和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大会结束不久就参观一大旧址中重温誓词，在南湖红船旁沉思历史；习近平刚刚亲自访问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这些是不是证明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作者：这些事情令人欣慰，表示习近平主观上不忘共产党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初心。但是并不代表中国就大有希望了。为什么？因为改变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非常困难。我以新党章为例论证这个论点。请看总纲：
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评论：把众所周知消灭私有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消灭公有制的邓三发谬论混在一起当然“假作真时真亦假”。从此官方理论鱼目混珠，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尽管不敢让走社派发言批判，但还是不能“掌握群众”，不能“变成物质力量”，意识形态大厦垮塌了，共产党变成了一盘散沙，像前苏联共产党一样成为“泥足巨人”，遇大风一刮就会倒。
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评论：这是典型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非驴非马、非禽非兽的谬论”。事实无情戳穿了此谬论。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残酷的现实是：“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
可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错误路线竟然是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而且至今死不认错。
不仅是“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而且动辄被解雇。请看：
《上海一名ofo巡视员因为接受采访被当场开除》（观察者网，2017-11-15 13:19:43，来源：新闻坊）
你看这像社会主义国家吗？
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评论：这也是典型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非驴非马、非禽非兽的谬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小政府自由资本主义；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又分成社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种情况。现在的论述明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忽悠。
㈣，“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
这一段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即赤裸裸告诉我们改变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的可能性不大。
㈤，“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因为右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现在笔杆子已经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控制，随时可能亡党亡国了。请看我在文章：《庆父不死鲁难末已续一》（《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七二六，2017-4-15，红色中国网）里写的内容（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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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共产党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请看：
“一位朋友与饭局，恰腾讯高层某总在座，酒酣之际应宾客要求，某总说今年的新气象新事物，某总得意地说起湖北省作协方主席《软埋》如何被他一手捧热的。”
“某总还不无得意地说起，他不仅及时地纠正方方的傻大姐性格偏差，这部小说出台之后，是他亲自在幕后操盘，各大门户网站、财经网媒同时跟进，像财新网什么的，都是很积极跟进的，系统地炒热了小说，最后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连党建网也积极跟进了，在2016年的网络上，很短时间就红遍了天。”
“某总还说，说实在的，要不是顾忌共产党还有军队什么的，舆论战完全不是我们对手，一周之内就可以打得他们缴械投降。”
“我手下原先有个冷言冷语的老编辑，说什么方方的小说是反共救国军文艺，不能吹得太过，要避嫌，老子一句话就让他滚蛋了，估计这个傻×不可能再在大门户网站找到职业，我都打了招呼的。”
“我打了个招呼让微信删他妈的，至少要删三次，结果有个特积极的员工，把有的评论删了八次。这下子，那些人应该知道天下是怎么回事了，还以为是以前那种土共产党的天下，还革命革命，革他妈个头。”
“某总最精彩的评论是这个，他说老子的亲戚就是叫革命被毙的，连邓小平的亲人都被枪毙过，反共救国军怎么了，邓小平温总理跟他妈的一致，还是跟我们一致？这都是些不识数的蠢货，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月了，还真以为方方的作协主席那么容易当上坐稳的，宣传部为什么扶持她。邓上台以后，就专门启用那些跟毛泽东和土共有仇恨的人，杜润生这些有历史污点的为什么重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为什么重用，文革挨整的干部为什么重用，右派为什么都重用，要不是这样，今天的局面是怎么来的。”
“体制内不少人都觉得最后清算的时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么顾忌，这个时候还畏首畏尾，在未来的潮流中间肯定落伍，文艺什么的标准要靠后，政治和历史性的颠覆主旨更重要，在临近变革的时期更是这样的。张贤亮公开说他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中国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说最缺乏的时候了。”（《腾讯高层某总的酒后真言，看了让人茅塞顿开》，网络文摘，11:37:08 03/15/2017，华岳论坛）
请注意最关键的话：“说实在的，要不是顾忌共产党还有军队什么的，舆论战完全不是我们对手，一周之内就可以打得他们缴械投降。”
“那些人应该知道天下是怎么回事了，还以为是以前那种土共产党的天下，还革命革命，革他妈个头。”
“体制内不少人都觉得最后清算的时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这些话习近平听到了吗？认识到亡党亡国的危险了吗？采取有效措施了吗？不清除党内卖国派行吗？不解放重用薄熙来和走社派行吗？
——————————————————————————引用完毕
还有肆无忌惮污蔑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和革命烈士。
还有否定土地革命，挖共产党大树树根的居心叵测的《软埋》小说等等。
王沪宁在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大家想想1989年前后是什么大气候？“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有可能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
毛泽东时代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如张春桥姚文远等。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一条，就要求知识分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中国共产党代表里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优秀代表”极为重要。而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统治阶级里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优秀代表”。
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统治阶级里的三代走资派军师王沪宁，他是顶礼膜拜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王沪宁的所有文章者证明他是痴迷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就连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他都不够。
但是，王沪宁是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才入党，没有丝毫真正共产党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王沪宁除了是“三朝帝师”外不知道他有什么贡献。应该基本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王沪宁喜欢看书，但是据网上列出的大量书单中可以看出，王沪宁读的书中竟然没有一本是马列毛泽东等的共产党人革命著作。
当年毛主席重用知识分子陈伯达，但毛主席是正确使用陈伯达，不被陈伯达左右自己。而走资派江胡习是错误使用王沪宁，被王沪宁左右自己。现在的江胡习修正主义谬论其实准确说应该是王沪宁谬论。实际上江胡习都是没有自己主见的草包。实际上都是王沪宁谬论。
走资派习近平的十九大告诉人们，走资派、卖国派统治的中国特色政府的大格局没有改变。
有革命者爱国者认为王沪宁可能是美帝安插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洛伊木马，是中国的雅科夫列夫。
请看：《“王氏三部曲”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红色中国网，2017-10-27 04:52，帝国代理，来自红旗网）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luwei1234，23:28:15 10/25/2017，华岳论坛）
《关于王某人的一些资料》（轲南，16:27:33 10/30/2017，华岳论坛）
《在红中网搜索“王沪宁”的结果》（龙翔五洲，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昨天 04:40，我阅读的时间是：2017/10/28 12:15）
《1994年的王沪宁日记》（红色中国网，2017-10-25 23:00，王沪宁，里面还有《王沪宁1994年书单》，值得习近平看看）
你以前批判过王沪宁吗？作者：批判过，请看专门批判他的文章：
《可怕的王沪宁（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和全世界之结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九四，2013-4-13，华岳论坛）
文章提出：“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义‘理论家’。”指的就是王沪宁。
（因为此文重要，故列为附录）
为什么王沪宁会平步青云？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接班人等问题。特别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错误路线下的近亲繁殖，使得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最可怕的是打倒薄熙来后，现在上层没有明显的走社派，却有了毛泽东时代不存在的卖国派。
为了提拔王沪宁，做贼心虚，这次竟然在简历上进行了欲盖弥彰的篡改，蓄意隐瞒了他的留美经历，请看现在官方的简历：
“王沪宁同志简历
王沪宁，男，汉族，1955年10月生，山东莱州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干部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1－1989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2014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4－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说他留美了，有证据吗？
当然有。请看2012年官方的简历：
“王沪宁同志简历：
王沪宁，男，汉族，1955年10月生，山东莱州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干部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
1981－1989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
（其间：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家想想1989年前后是什么大气候？“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有可能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有革命者爱国者指出：
“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luwei1234，23:28:15 10/25/2017，华岳论坛）:
显然上层卖国派蓄意隐瞒了这段容易露馅的访美经历。
西藏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美国搬家，美军从台湾滚回美国去。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节选）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现政治诚意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毛泽东的政治主动。）
（2）群众路线、斗争策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
（毛泽东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毛泽东的以退为进，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动权。）
（3）西藏力量的发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毛泽东的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的党组织、经济力量、武装力量。）
（4）对西藏各阶级的具体区分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5）不断在西藏扩大革命影响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毛泽东的扩大政治军事经济影响，走好群众路线。）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全文
作者：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2]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3]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4]。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5]，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6]。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7]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8]。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9]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10]，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本卷第46页注[4]。
[3]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5]见本卷第23页注[2]。
[6]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7]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
[8]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9]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