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美国说《不》习皇统一梦会成吗
美国说《不》习皇统一梦会成吗？过气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过气的台湾国民党朱立伦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下届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赖清德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台湾民众党柯文哲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大陆走资派习近平能不听美国主子的话吗？如听，一是会听话的！美国说《不》习皇统一梦会成吗？
如果说对台军售，还只是拿台湾当棋子。那么美国亲自将美国的军事力量嵌入台湾岛内，则是美国对台湾岛的战略重视程度，以及台湾岛之于美国“遏制战略”的地缘价值拔升的事实体现。也是美国执政当权集团开始撕下画皮、歇斯底里“保卫”台湾岛，这个东北亚反对共产党的前沿阵地的事实体现。美国才不管走资派们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就如俄罗斯普京一样不是共产党，但美西方要《打》你，一样作为敌人样的“共产党“为目标来打击。中国走资派习近平也一样待之。
2021年6月，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苏利文和昆斯三人(一个共和党配两个民主党)就已经高调窜访台湾，且是乘坐C-17军事战略运输机而非惯例的C-40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军民两用机场)。
美方当时的说辞是“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根本没有携带哪怕一剂疫苗来岛。
这就是单纯的政治挑衅举动，并非卫生事务行为。
台岛当局的伪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当日屁颠屁颠、流着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机，台当局伪领导人蔡英文随后也在台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与美国人会面。
对此，岛内独派“绿媒”兴奋炒作，称美国客人乘坐军机首次抵台，“意义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就已经率领代表团抵达过台湾。
阿扎尔是六年来首次访台的白宫内阁官员，在两年前时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白宫内阁成员。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得到参众两院通过后，正式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与台湾交往法》，也就是台岛岛内称的所谓《台湾旅行法》。
该法是继《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另一部现行的与台岛伪府官方相关的美国国内法案。
请注意这个法案的全称：《鼓励美国与台湾间所有层级互访与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许台岛伪府的官员进入美国，并在允许与美国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内阁机构官员会面;它还鼓励驻美国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任何台岛伪府在美国成立的机构在美国进行一切正式活动，并使美国国会成员、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台岛伪府高官参与其中，不再受到限制。
从《与台湾交往法》开始，美帝国主义就已经是毫不遮掩地在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踩在脚下了，理论上已容不得中国方面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这样的论调，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墙”的范畴，而是已经事实站在了美帝国主义的角度，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喊话与诱降：
所谓“坚决避免和美国滑向对抗”，此等怯姿简直连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后都不如。
老太后至少名义上还敢出诏“宣战”，胡某人此番嘴脸，已足以同蒋介石在日寇面前的“噗通”下跪对标媲美。
百余年前的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但是，毛主席则在1937年3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农阶级向世界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现实也证明，投降和妥协绝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领土的图谋进犯，反而会给国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时代级损失。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1969年珍宝岛战役以及三次击落美军侦察机，给予新中国的宝贵经验。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气宇轩昂的话语至今听来仍铿锵有力：
过去我们的事实也证明过，蒋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兴。你愈把它打得彻底，它就愈“舒服”
事实证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后主席又有指明：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就在那仅仅三年前，我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刚刚采用机动设伏战术，一举击落了U-2飞机!
那也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击落敌机，振奋了国人，当时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赞赏!
此前，美国利用U-2飞机进行空中间谍活动已有多次，先后侵入过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上空采取照相侦察、气象观测等侵略行为，是冷战时期美国获取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钢少气多”以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论，经考虑，中央军委批准了空军“用游击战打飞机”的方案，最终取得奇效，从此长空无虞。
就在我们打下美机不过两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媚美恐美的苏修当局还对“不听指挥、一意孤行与美对抗”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
他们在各兄弟党同志们的面前对中方当众叫嚣：
列宁同志得揪一揪中国同志的耳朵!
作为回应，中国共产党方面予以尖锐反击：
列宁同志如果能揪我们耳朵，说明我们离列宁同志还很近。至于有些同志，列宁恐怕想揪他们的耳朵，都找不到他们了!
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之论调，站得住脚吗?
如若软弱，美帝国主义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会合力将你围剿;而如若抛弃幻想、独立自主，面对艾森豪威尔、李奇微、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一众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的核炫耀、核威胁，永远站立于人民伟力之中的毛主席，从来可曾有过恐惧和妥协?
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在东南亚袭扰中国(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昔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堡垒的中国，在苏联同志的眼里竟然成了“异类”——宛若今天铁骨铮铮的群众，在以胡某人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异类一般。
然而，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机十年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已然拥有了原子弹的中国，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郑重承诺：
美国会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那一次，这位美国总统飞抵北京时，我们是用这样的标语欢迎他的：
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场面，在胡某人看来或许又要被批判为“激进、对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从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面对蒋介石军事集团穷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请求”，以及美帝国主义包藏祸心的停战调停，在党内和社会上部分难断形势的群众、商贾、民主党派人士的嘈杂喧嚣声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断用一纸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凝聚了人心共识、为闪亮巍峨的新中国政权敲响了初生的钟声：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
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团结，绝不是盲目地扩大化迎合。
为了反绿而拥蓝，最后只会将自己的「红」污染得褪色难净。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有过精准点明：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一语道破天机，只有斗争哲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哲学，如列宁所言：
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妥协、投降、噤声…这些能够实现团结吗?答案显然无需多议。
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还是要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讨教，1964年7月，主席的这段话言简意赅、拨云见日：
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
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 而几千年以来历朝历代地主资本家屠杀打工人是任意的。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对毛泽东共产党大屠杀呢? 因为毛泽东共产党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的利益。当年蒋介石被张杨抓起来时, 毛泽东主张放蒋, 但工农红军官兵不答应。毛泽东说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杀害了, 要说个人恩怨早就想杀蒋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面前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而蒋介石呢?
《安庆惨案》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在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达安徽省会安庆。其时，安徽军阀利用青红帮头子组织御用的“安徽省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人组织的工会组织筹备处发生对抗。3月23日，蒋介石御用“安徽省总工会”经严密筹备，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大会。会后，他们组织暴徒冲进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安庆市总工会筹备处、安徽省农协筹备处等省市机关团体，砸碎门窗，抢劫捣毁用具，打伤多人，暴徒们还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当时在安庆力劝蒋介石派兵保护安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郭沫若，于3月31日写下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当时的郭沫若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著名学者。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军队宣传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前的郭沫若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后来号称蒋介石五虎上将的陈诚、刘峙、卫立煌等人还是营连级军官，见了郭主任是要大老远的打敬礼的，排长张灵甫恐怕连给郭主任敬礼的资格都没有。蒋介石也是极力拉拢郭沫若的。蒋介石每次接见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郭沫若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意味着什么，除了傻瓜，都清楚什么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蒋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还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郭沫若却不为所动，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后来得知，一系列大屠杀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真相大白以后，郭沫若决心摆脱蒋介石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不顾个人安危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于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写就的，声讨蒋介石反动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1927年5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现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1927年3月7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蒋介石到安徽安庆后，3月23日又发生了暴徒袭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的事件，打伤了六个人，剥去外衣，拖出来游街，说他们就是共产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这些事件的发生，开始时郭沫若并不知真相，后来得知，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刽子手的面目已彻底暴露。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详尽而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阴谋制造“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和“安庆惨案”的血腥罪行，撕下来蒋介石的种种伪装，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这篇文章写在“四·一二”政变以前，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就郭沫若个人来说，这篇在革命的黑暗时代公开讨伐蒋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更代表了郭“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
《赣州惨案》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制造的惨案之一。1927年初，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其亲信倪弼到江西赣州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打击革命力量，1月26日到会赣州总工会，下令通缉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6日又将陈赞贤枪杀。陈遇害后，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3月18日，南昌各界数万人举行追悼大会，反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4月12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事件。12日下午，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闸北工人作出回应，从蒋中正领导的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于次日展开游行。他们的行为遭到上海当局的镇压。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开始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随后不久，汪精卫的部下就和蒋中正一样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实行大屠杀。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又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是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定义，但在国民党的文件和历史叙事中被称为“清党”。所谓“清党”，是既清除共产党，也清除国民党左派。根据台湾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书中记载名录及次序 附通缉名单：鲍罗廷 陈独秀 谭平山 林祖涵 于树德 吴玉章 杨匏安 恽代英 毛泽东 许郠魂 夏曦 韩麟符 董用威 邓颖超 罗亦农 高语罕 江 浩 刘芬 邓中夏 许白昊 林育南 李汉俊 罗章龙 李硕勋 李囯瑄 李国珍 王基永 易礼容 戴晓云 郭 亮 谭影竹 熊亨瀚 李荣植 李立三 刘少奇 凌炳 罗驭雄 范鸿勂 范鸿勋 张国焘 赵 干 蔡和森 方志敏 彭述之 王景云 李伯云 汪寿华 侯绍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统 张泰来 林 钧 何 洛 张曙时 高尔柏 高尔松 王守谦 林剑臣 朱义权 刘端周 金泽宏 史鹏展 刘荣简 丁晓先 蘇兆徵 陈其瑷 周恩来 彭 湃 罗绮园 冯菊坡 彭汉垣 阮啸仙 谭植棠 杨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华 杨贤江 潘枫涂 门启衷 丁济美 杨之华 余泽宏 熊 耀 潘谷公 徐 琛 萧楚女 漆树芬 高统勋 杨眉山 王贯三 汪志青 徐白民 黄 胤 唐公宪 胡浅因 宋敬卿 黄司葵 赵世炎 刘清扬 夏秀峯 何孟雄 于国祯 江少怀 郭沫若 韩寳华 查人伟 于方舟 查猛济 宋云肜 郑恻尘 黄侠生 刘尔崧 李花白 陆沉 李汨之 王 鲲 许广武 华 翀 王松寿 邱学训 宓维琮 马东林 裘 英 梁子光 陈 东 孙炳文 王平 顾顺章 章郁菴 王根英 徐 伟 王承纬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亚章 龙大道 钱介盟 耿 舟 李春涛 鲍慧僧 黎樾庭 宛希俨 彭泽湘 杨石魂 张馀生 陈 良 孔伟虎 林 铮 赵济猛 张德钟 李侠公 严绍彭 王若飞 谢强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张秋人 刘一清 孙靖华 周邦彩 金家济 林平海 孙道济 庄劲秋 戴国鹏 蘇眉如 何葆桢 陈国咏 王竞天 杨闇公 刘伯承 李筮乘 陈达三 季外方 季达方 陈志益 张国思 刘季良 罗贡华 邓希禹 徐 谦 邓演达 彭泽民 詹大悲 柳亚子章伯钧
被撤销通缉的8人名单：邓懋修 谢 晋 郭寿华 光明甫 陈启修 邓劼刚 江仕祥 梁治文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召开的中共秘密会议场所被捕。中共党魁陈独秀的儿子、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关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监狱。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的死状十分惨烈——被杨虎下令用乱刀砍死。还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大批军警出动搜查和封闭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和机关。在此后的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概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凡佩戴上海总工会符号的工人随时被拘捕判罪。随即将市政府在场开会的执行委员10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20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此次政变不久后英勇牺牲。
国民党梧州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共产党员钟云、陈漫远，共青团员李素秋、苏小芬，还有革命群众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国民党当局再次捕捉100多名进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间，国民党当局杀害了钟云、李素秋等45人。据统计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党”行动期间被捕的广西进步青年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在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数以千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捕或监禁，两千多人被杀。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广州共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包括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在内的200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或者失踪。据说当时广州城内在大街上凡是发现工人学生打扮的，不论分说就地杀死。在蒋介石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三天，作为蒋反共大屠杀核心成员的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展了大屠杀行动，史称“四一五大屠杀”。广东的“清党”大屠杀重点和特点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称共产党为“少数奸徒，意存破坏”，要学生“不可受人挑拨”，对党国大事不可“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宣布戒严期内，不许开会，令军校各级党部停开党员大会和小组会。“从严审查，如发现校中尚有共产党员，严为剔除。”自此，军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或被杀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个事变，逮捕之共产分子，共400余人。黄埔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也很多。
读博文《台湾—戳心之问》。有的内容认同。有的内容不认同。但也不是全盘否认这篇博文的内容。更不是逐条去议论。只是读后感觉台湾蒋经国的治理确有可赞之处。别忘了，蒋经国的“恩师“是前苏联。
要说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台湾蒋经国要比习近平强。读了《台湾—戳心之问》感觉台湾社会某些方面做得不错。有些比走资派习近平要好。这次没落将亡的台湾国民党在过气的马英九努力说服下，习近平会不会同意被台湾的伪中华民国《统一》吗？
请看看蒋经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1925年，蒋经国想学法文，以便游历法国。当年旧中国有多少进步青年去法国。
当年在上海日本在华纺织工厂所发生劳资纠纷，尔后演变为所谓五卅运动，更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蒋经国参加四次示威活动，每次都当选浦东中学示威队伍领队，也当选抵制外国货品小组领队。他受到同学和老师赞扬，但校方却执行政府指令，以“该生行为不检”为由，开除其学籍。
1925年6月，蒋经国告别上海去北京，进入共和革命元老吴稚晖主办之一所私立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语。不久，他又加入当地学生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示威游行，被军阀当局判处两个星期监禁；恢复自由后，他从天津乘船到广州。那年暑假，他前往广东探访父亲蒋介石；广东当时是国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广东”成为争取挺身对抗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之嘹亮口号。尤其他父亲是革命军最高负责人。抵达广东后，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在那里他遇到许多俄国人；蒋经国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军。但此时蒋介石并没有同意少年蒋经国请求，不让他立刻实现愿望，反送他到北京求学。蒋经国参加中国国民党。
蒋经国回到北京求学。期间他开始有前往莫斯科留学的想法，而在当时苏联也安排东亚国家支持人士得以就读培训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只待在北京几个月，因为邵力子在那里介绍他结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引介蒋经国认识很多俄国人。在蒋经国决定去苏联之前，曾经把此事向吴稚晖报告。许多朋友建议蒋经国到苏联留学。两周后，蒋经国已经决定到苏联去，就再去看吴稚晖；吴稚晖见蒋经国赴苏意志坚决，就说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好。此议深合蒋经国心意，他想熟习苏联政治组织，决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为准备赴俄，他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于是蒋经国离开吴稚晖，动身南下；临走时，吴稚晖还亲自送蒋经国到火车站，祝福蒋经国一路平安。
蒋经国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搭货轮前往莫斯科。在海参崴上岸后，改搭普通列车转往莫斯科。11月底，蒋经国抵达莫斯科。12月，蒋经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并取俄文姓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编辑明日壁报“红墙”到午夜。和蒋经国同学有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许多共产党人。蒋经国以俄语学西方革命史、政治学和经济学。
当时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家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这包括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由于蒋经国信仰坚定，加上他又是蒋介石儿子，所以当他到达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便吸收他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后来又升为预备党员。
1926年下半年，有人邀请蒋经国到群众大会，题为“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用俄文对3,000人发表演说。这是他首次对公众演说，不过却使俄国人民大为激赏。一周后，他在铁路工人大会上，对大约3,500人发表演说，题为“伟大的孙逸仙先生”。以后常常有人请他去演讲，每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清党，一部分共产党分子被捕，其他共产党分子则去从事秘密活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接踵而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群情哗然，一致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蒋介石。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会上登台演讲以谴责蒋介石的背叛，几天后则在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而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
这年夏天，苏联当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学部份学生回国，蒋经国却未被遣送回国之列。在斯大林眼中，蒋经国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时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认为蒋经国回中国比留在莫斯科对他们威胁更大。1927年4月，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同一群毕业同学要求回中国，却未得他们允许。
蒋经国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并且在苏联红军第一师担任学生兵。1927年12月，蒋经国则转往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进修，并且在此学习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火炮原理、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战略、战争史以及游击战术等正规军事教育。该校规定须研习三学年课程。
1929年11月2日，多次申请加入联共（布）的蒋经国获得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联共（布）支部的一致同意而得以入党。12月15日，蒋经国正式以第四类党员的身分加入联共（布）。1930年3月28日，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准蒋经国为联共（布）候补党员。5月，蒋经国在该所学校毕业。
附《台湾—戳心之问》博文如下：
台湾地是中国领土，这是事实之一；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事实之二；
台湾的执政者是台湾人选举的，不是大陆委派的，这是事实之三；
台湾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事实之四；
台湾的人均GDP是大陆的3.5，超出日韩，雄居全亚，也超过美国欧盟，只是弱于卡塔尔、摩纳哥、冰岛这些小锅，这是事实之五；
台湾下辖19个县市的民选首长，30年来无一个贪腐犯罪记录，这是事实之六；
台湾所有的民选首长，均向民众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明细及纳税记录，这是事实之七；
台湾的农民退休费与下台总统一样，这是事实之八；
台湾所有人看病100%免费不算，还提供免费的饮食，这是事实之九；
台湾的老年人如果居家养老，政府给他的子女发护理工资，这是事实之十；
台湾人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尊敬，170多个国家免签证自由出入，这是事实之十一；
台湾老总统蒋介石办公用毛笔，平时喜欢书法，常用高级宣纸。可是，到了台湾，大陆宣纸没有了，日本产的宣纸不错。他想要进口一些使用，结果被驳回：国家外汇紧缺，宣纸非急需物资，不能使用外汇。这是第十二；
台湾另一个老总统蒋经国住院，抗议示威者拿着喇叭对病房大喊大叫，骂他是独裁者。身边人看不惯，请求驱离，蒋经国却说：“不要驱离，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权力。我不知道，究竟要我怎么做，他们才满意?”后来，毅然决然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而且把军队交给国家，把党员清退出军队。这是第十三；
台湾退休总统马英九过大年，自己在街道摆摊免费给老百姓写春联，而且骑着摩托车送外卖，这是第十四；
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下班回家，自己拎包搭火车，她是老小姐，没有家庭，所以，有的是钱，可是，她一身行头，不超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把钱秘密捐献，这是第十五；
台湾明年就要进行总统选举，现在，各方诸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一律要过这一关：人民政审。把你的个人履历真实展示。家庭财产，全部曝晒。这是第十六。
“台湾问题”是大陆一面之词。台湾有什么问题？答案是：台湾像人一样，很健康，没有问题。台湾的现政权是把台湾人当人看的政权。台湾人的福利待遇，处在当今世界前列。有人说“解放台湾”，解放你自己吧！
台湾的政治文明是当今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民主国家的模版。
台湾经济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繁荣地区之一。你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处于国际绝对贫困线以下，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台湾没有官媒，舆论工具由老百姓掌控。所以，台湾没有假话，瞎话，空话，套话，废话，屁话，捧话，横话，胡话，狂话，疯话，梦话等等。
（转自微信群）
有一评论：说台湾官员没贪腐是瞎掰。不看台湾新闻。陈水扁如何进监狱的？
对不讲道理的犬讲道理，能听得懂吗？对不懂得美的人讲风雅，能懂得美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叛徒。最大的是走资派邓小平。等到毛泽东逝世后篡权成功的一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叛徒有不少。哪个政党没有叛徒？没有内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当了领导的还当叛徒的就有不少。
向忠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终年51岁。
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日，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的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历史留下来的多种记述中都称贺治华生得很漂亮，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其《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电影《色，戒》描述军统女特务暗杀丁默邨，只是部分史实。《色，戒》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影片中由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影射的正是丁默邨，女主角汤唯饰演王佳芝，则是军统女间谍郑苹如。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变化无常的人物，他一生三变，反复无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他一生三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养老院冻饿而死之说系谣传)。
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蒋介石。这是事实：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目，他是以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新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行残酷镇压后而起家的，是依靠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封建地主阶级对中国广大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蒋以美国为靠山、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如何看待《文革》这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各自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视之。不足为怪。人类历史一直是少数掌握资本的统治，统治者如何剥削压迫大多数的老百姓人之皆知不必多言。统治者如何镇压屠杀反抗的平民百姓更是数不胜数，当然权贵资产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装作看不见，又或是在资产阶级自己制订的法律下是合法的。而一旦平民百姓被逼反抗时，这些权贵资产者就指责“暴力“、“疯狂”、”非法“等，权贵资产者动用国家机器灭之。
毛泽东的新中国只有近三十年工人农民翻身当了家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部分高官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毛泽东不为大多数工人农民们着想，就不会发动文革。然而正相反毛泽东发动了《文革》从正面教育，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改革开放从反面教育了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们。正反二方面的社会实践及事实教育下，除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们外，少数顽固分子反对抹黑《文革》者，不言自明是站在谁的立场上。
再看看邓小平走的路恰巧和蒋介石走的路几乎一模一样。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而坚决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否定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彻底推翻了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亲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利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非法名义，残酷镇压毛泽东等马列主义者支持的革命左派。
一抓起“四人帮”，恢复邓小平职务后，他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主席，但实际工作都是按他说的办，邓小平自称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到1987和1989年，又以党委常委和军委主席的名义，撤销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总书记的职务。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篡夺党政大权，以“枪指挥党”的反革命方式罢免掉了两个党的一把手，成为独揽大权的罪魁、“慈禧太后”。
借批“四人帮”对各省、市、县、公社进行了揭批查运动，从上到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了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依靠的革命左派。实际是以批“四人帮”为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已建立起的红色新政权。全部解散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批抓捕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判刑的何止千万人，在全国掀起了类似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因走资派掌权不可能统计公布的。
1983年11月，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某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批判、斗争、搞臭，二抓捕、判刑，三开除公职，四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走资派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走资派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走资派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走资派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现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走资派邓小平同蒋介石一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是个表面耿直，内心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最后邓小平、叶剑英等硬把预谋暗算毛泽东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支持的反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革命集团，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集团捆在一起审判，目的是把江青反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革命行动和林彪的反革命行动划等号，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划等号，反对毛泽东和反对邓小平都是反革命。这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蒋介石和反对共产党混为一潭一样，妄图把水搅浑，以便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在实况（审判）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来。’‘江青要判死刑，一定要杀掉！’，‘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紧接着特别法庭召开会议讨论量刑的问题。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传达后，几乎大多数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死有余辜，必须判死刑。’
“1976年10月6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这显然是未经华国锋同意，而暗中为邓复出作准备。 “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不同意他出来工作后，在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1977年4月10日，邓又给华国锋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这两封信一字不提毛主席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正确性，对此不仅没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字，反而说，天安门事件和他没关系，这两封信的实质是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为彻底翻文化革命的案作准备。
邓小平上台前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几个阴谋复辟的步骤：一是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二是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怨假错案”平反昭雪；三是借揭批“四人帮”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大换班高潮；四是，借批“四人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大搞非毛化；五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廓清了道路。
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为自己篡权上台创造条件。走资派邓小平批“两个凡是”，后来又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其近期目的是批判华国锋，为他复出作舆论准备。因为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数次拒绝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且“1977年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但按毛主席生前提议经政治局一致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就不能复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造舆论，否定华提出的所谓“两个凡是”。这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话，虽然仍在耳边回荡，因没有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职务，就着手批判华国锋了。这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的真面目。
《维持现状》是美国期许的。谁敢不听？谁有胆违背？大陆走资派习近平听美国的。过气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听美国的。执政的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听美国的。接着执政的台湾民进党赖清德也是听美国的。
为什么要《维持现状》？因为美国要《对台军售》。美国军队满世界驻军，用过的大量二手军火如何处理？都扔太平洋？美国人可聪明了不会扔掉的。还可赚钱。台海两岸分治，台湾可是个听话的买家。美国将二，三手军火卖给台湾每年可赚不少钱。美国卖不了的二手军火还可以援助乌克兰等国家。何乐而不为。《统一》？梦想吗。走资派习近平实现了做皇帝的梦想。还梦想《统一》台湾名留历史。可事实呢？美国不同意两岸《统一》，走资派习近平的梦想能实现吗？
当前，或许也已经确实到了必须要“抛弃幻想”的阶段，域内域外形势皆不容乐观，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条去“维持现状”，恐怕历史性重任的实现会被继续推迟，遥遥无期。
去年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及《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官方层面对台政策最全面调整。
该法案在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虽然当中部分条文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骑脸”味儿依旧浓郁。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审议曾被两度推迟。
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
此次表决显示了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并认可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同时，《法案》原有条文曾要求驻美的准外交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台湾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更名“美国代表处”……
并且，《法案》原本还要赋予台岛“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经修订后改为在军备移转上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对待台湾，并计划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资金(修正版则强调是无偿的军事援助，且加码第五年提供20亿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个月前，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窜访我台湾省，重申“美国对台支持”。
当时的窜访团成员还包括美众议员加勒曼帝、鲁文索、贝耶和罗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刚刚窜访台岛，成为美国二十五年来落地台岛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
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此时还依然有人继续对“和平统一”、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与所谓“岛内中间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实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在国内，极多数的人群四十年来实质上从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纵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完成了历史性的建交，但自建交以来也从未尊重过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湾省的领土归属。
就在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后，1979年1月26日，美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规定，议员们乘机对法案进行了两个多月辩论，并把许多议员感兴趣的对台岛安全担保写进法案。
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还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的适当行动。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该法却把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粗暴践踏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内政。
关于台湾的所谓“国际地位”，该法案第四条的所谓“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又规定：
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当局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即，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当局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与台湾关系法”经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该法案对对中美关系以及我们的统一大业造成着负面影响，堪称埋雷。
同时，作为对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此前国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新思路的践行，诸多时代性的对台方略纷纷出炉。
比如，1981年我们制定的“叶九条”，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对台军售问题签订《八一七公报》。
以今天视角重新回溯看待，这是一份内容相当含糊的公报：
美国政府声明，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均无精确定义，“逐步减少”、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基准是什么，全都没有指定。
尽管美方声明放弃长期对台军售，但也没有说明长期”有多长;虽重申“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也并没有设立明确期限。
而就在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仅一个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里根指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这位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会见台伪总统将经国，对台提出“六项保证”。
大致内容为：
美国无意就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北京协商;不会在北京压力下停止对台军售;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间人，不会施压迫使台湾与北京展开谈判，不支持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庆氛围”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人民军队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也是在那天，我们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并呼吁两岸进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四流”(学术、文化、体育、艺术的交流)，以期化解两岸的长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们的热情换回了什么?
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遵循着“扎根本土，深耕台湾”的方略，蒋经国集团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公开对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国一次性交付台岛48架F-5E/F战机(价值1.6亿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导弹(价值3200万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岛1013枚BGM-71拖式导弹与49具发射器、5套改良型鹰式导弹、284枚MIM-72C檞树导弹、14辆M110A2自走炮(价值2.83亿美元)。
在《《还乡团》的报复残杀毛发耸然》博文的评论中：“建议了解一下文革中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认真的去《了解一下》了。
在《维基百科》中介召：“道县事件，也称道县惨案、道县大屠杀，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湖南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在内的10余个县市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又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死者绝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权划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的五类分子（3576人）以及他们的子女（4057人），还包括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参与了大屠杀。湖南道县屠杀还直接影响了1968年的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没法去核实真假。以“信“为准。
不过，在《了解》过程中：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在控诉声讨《文革》中的“大屠杀“。
搜索了几十篇《题目》都是相似的。而作者有不同：
《文革杀人- 共产暴政录：湖南道县大屠杀》大纪元新闻网。
《湖南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 明镜书刊》RFI。
《从湖南道县大屠杀看文革中的两派 - 万维博客》万维博客。
《文革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大纪元新闻网。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纽约时报中文网国际纵览。
《黨性殺人無法無天文革道縣大屠殺| 兩岸| 重點新聞》中央社 。
《从机密档案看道县地区的文革的大屠杀》阿波罗新闻网。
.........几百篇。
难得见到一篇：《文革中的武斗与“阶级敌人”、保守派——《道县大屠杀》读后感》乌有之乡。但打不开。显示《404》。
这是在互联网上的现实。可以理解。说明实际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每一个部位里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可恶的是《走资派右派还乡团》们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走资派右派还乡团》们自己口头上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但在行动上可狠得很。例如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屠杀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六四时邓以为造反派和红卫兵又回来了，就动用军队开枪镇压。
《杀人》不是就在文革中发生过。更不是毛泽东发明的。
对于《杀人》古今中外都存在。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几千年《杀人》到现在。以巴战争，俄乌战争每天都在《杀人》。中国古代的皇室兄弟之间争皇位要《杀人》。换朝代要《杀人》。
今天的海峽两岸杀渔民就不是《杀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高呼：“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了吗？渔民的命不是命？只有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命是命？建汉《了解一下》四十年来台湾方杀了多少大陆渔民？
对于《杀人》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恐怕无人能正确回答。
但在中国近一百年来，《杀人》都是有文字记录的。显然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中的各自的阶级立场不同，各自都将对方的《杀人》说得严重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你该相信哪一个阶级阵营里作的宣传。
作为一个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讲，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和社会实践来辨别内容的真假还是可以的。比如有的《杀人》是骗不了后人的。
如说走资派邓小平六四没蒋介石国民党？恐怕邓小平的儿孙也不相信。
蒋介石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各自都有记录。蒋介石国民党方作为战功来记录的。反证了《杀人》的事实。
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的《杀人》也是要去邀功的，都记录在案的，想懒也懒不了的。
而文革中受到批判斗争过的走资派右派地富反坏等，在文革后都放出来后说的，水分就很多了。
就拿邓小平来说，《永不翻案》还有谁会相信？以此类推，邓说：江青走资本主义道路，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莫说别人不信，就是邓自己信吗？
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文革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还十分激烈，当然有《杀人》。
有武斗，就会有《杀人》。
站在《走资派》立场上，攻击《文革》，能理解。
站在改革开放后被下岗的工人，四处乞讨式的农民工临时工，被跳楼的富士康工人及工人亲人的立场上，他们不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为什么没有把邓小平等走资派杀光？
事实上，从古今中外的领导人看，毛泽东是最少《杀人》的一个伟人。这方面在这个博客里曾发过许多博文说过的。有兴趣可翻看。
当然，沒有这立场去看。也是正常的。人各有志。
这就是阶级斗争。
走资派邓小平上台后杀人少吗？
只是各时期被杀的人不同而己。
可恶的是，现在的走資派一边杀人，一边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忽悠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