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十条诫令》分裂中国人很成功
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一直没有放松过他们的“渗透”“演变”和“颠覆活动。请认识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领，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明显地把中国当作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对中国行动纲领呢？
根据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
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种种秘密情报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就仍将是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的重点对象之一。
美国中情局这《十条诫令》是根据形势需要不断修改、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极其准确、严密的，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实质。这《十条诫令》是极好的反面教材，读懂了它，你才真正认识到莫言的作品是什么货色？你读懂了莫言的作品，你才真正知道《十条诫令》是干什么的玩意儿？二者联系得就是如此紧密、相得益彰！
过去和现在批判莫言的文章是相当深刻的。
第一，莫言对毛主席抱有刻骨的仇恨。他的小说丑化抹黑共产党、八路军、革命群众、社会主义以及党的土改政策等，其根本目的是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莫言曾急不可耐地写道：“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欢呼毛主席去世，从莫言这儿开始。掀起反毛恶浪，莫言难辞其咎。直到现在还砸毁毛主席塑像的人必定与莫言同流合污。莫言模范地履行了《十条诫令》第五条。
第二，莫言是分裂中国人民思想感情、污染青年们心灵的祸首。由于莫言采用所谓”暴露”的表现手法，抹黑共产党、抹黑八路军、抹黑革命人民、抹黑社会主义，给广大的读者造成极大的情感上的冲击，使不少人对党对领袖离心离德，丧失信赖。文艺作品改变人的感情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十条诫令》把分裂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分裂中国的地区和民族并举，是有它的深意的。事实是，只要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被分裂，中国的领土、民族就不会被分裂。感情是和物和人最牢固的纽带。莫言是如何分裂中国人民的感情的？仅举一例，请看下面莫言书中的一段描写：
莫言：“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的尽头的破烂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桶、扫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发苍苍、脸肿得透明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哭嚎、哀鸣， 汗水从们的身上涌出，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死了，瘫痪了，才放下，用凉水泼醒......“
这是八路军和民兵拷问、吊打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的描写。什么叫”暴露”？这就叫莫言对八路军的“暴露”。写得何等“惊心动魄”、“骇人听闻”？请问：那些新中国才出生的青年读者们，读了这段描写有何感想呢？你们的感情是否受到极大的冲击，是否发生分裂呢？
莫言写色情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看他的描写：
莫言：“我”（金童）不分长幼亲疏摸弄哑咬一切女人的乳房，几个亲姐姐也不放过。我在六姐招弟结婚时，兽性大发，想冲上去，用刀子划破她的裙子，然后贴着底盘利索地把她的乳房旋下来。
在所谓‘雪集’上，‘我’装扮雪公子，一次摸过120个女人的乳房，以后我奸淫女尸被判了15年。出狱后，仍然恶性不改，没有乳房摸就大病，在母亲帮助下，上了比她大得多的‘独乳老金‘’’的床，以后又靠外甥的资助，每天招来三拨21个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黄的、红的女人，亮出胸膛让“我”“检查”，摸到最后一天，“我”的手脖子已经软弱无力，手指上磨起了血泡。“
......
青年读者同志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十条诫令》说的“替他们（指青年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这就是，这就是莫言按《十条诫令》指示“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
文学能唤起联想，书中说，“在我十来岁跟着女人们过敌人的封锁沟的哨卡，到尧城赶集时，凡是女的不论老少，都被汉奸逼迫着到站岗的日本兵那儿检查——敞开胸，看看乳房，脱下裤子看看腿裆，然后才放行。“七十多年前，中国妇女被汉奸逼迫着让日本人发泄兽性、寻欢作乐；七十多年后莫言帮助美国人“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还要污染我们青年人的心灵。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莫言是对党性的叛逆，是对中华民族的叛逆。有评论说，莫言的作品有两个特色：叛逆和审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首先有个坚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莫言作为一个党员作家，他背叛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背叛了党，背叛了党性，他把抹黑共产党、抹黑八路军、抹黑革命人民、抹黑前30年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他的文学使命，实际上他连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第四，《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集中地反映了莫言反土改、为地主还乡团扬幡招魂的本质。莫言为什么咬牙切齿地反土改？土改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中国革命归根到底是土地革命，在国土沦亡的岁月，中国的人民没有生存之地，连公园都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在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土地是农民的血泪和仇恨的代名词。土地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啊，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革命先烈长眠于地下，有多少革命的先烈的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一寸土地一寸金，土地就是江山，守住它，就守住了江山，就能做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失掉它，就失去江山，就重新沦为列强的奴隶、地主的奴隶。
土地改革，让我国农民懂得了用鲜血换来土地必须用鲜血来守住它的道理；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真正懂得了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人民搞革命，是千真万确地为了人民。全中国人民懂得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就不会保住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土地，就不会使全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息地享受着这属于自己的美丽江山、千里沃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自然的恩赐和禀赋。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莫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的忠实执行者，与莫言之流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要行动起来，坚持持久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初的40多年前，一曲“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意识形态”，“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运动”奏响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子操守精神和古道热肠侠义文化的挽歌。
在走资派的号召下，一打牛鬼蛇神右派分子放出来后，附和着万分威严地说：“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闭嘴吧! 我们正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哩，一律不争论!”
随之更多血淋林的事实资料以及更深刻的研究，会看清楚走资派右派们所谓“不搞意识形态”就是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社会主义，而要搞修正主义，不正大光明，而要搞阴谋诡计。
从那一刻起，中华民族中就出现了一群砖家叫兽的集体叛变，而莫言的“丰乳肥臀，滥交，入微露骨地描写女人乳房和屁股，以及性交‘哼哼’‘尖叫’细节，白描烹食婴儿、大书酷刑细节的窥"阴"癖患者........”无疑就是一座背叛堕落的丰碑，一个时代的人性恶堕落至巅峰。相应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就堕落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字当头照，礼义道德放一边”的盛况，中国成了没有精神和文化只有物欲横流的荒漠荒蛮之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往往是政治制度塑造的结果。
毛泽东把意识形态看作“理论上的现实社会”。毛泽东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描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特征，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则造就了“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阿Q，尼姑，阿长……”一群浑浑噩噩，怕官，羡富，逆来顺受的国民奴隶式的劣根性。
如果仅仅是建立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有制，而没有一场彻底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把那些作威作福的国民党的官僚军阀老爷打倒在地，也要把共产党内当官做老爷的走资本主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打翻在地，让它们横行霸道了几千年的威风扫地，激活人天生流淌在血液里的“反潮流精神”，确立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意识形态，跟一群胆小怕事，怕官，羡富，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阿Q，尼姑，阿长……”谈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平等，民主，自由，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从前，有个叫花剌子模的中亚古国。该国有一种古风，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要大大的奖赏。凡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要丢进笼子喂老虎。人们据此揣测君王的脑回路：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于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搞学术的人，尤其是人文学者、艺术家，法学家，就像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就是一个花剌子模的信使，莫言的小说就是“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最好的文学注解和次生性文化，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文学。
莫言们既要引进先进西方先进私有制，就要首先对东方“天下为公”文化妖魔化，于是有了“河殇”和莫言。
走资派既要改革，就要先把文革妖魔化，于是“伤痕文学”这个花剌子模信使受到君王的奖励。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告别革命，那就要先侮辱先烈，把他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否定公有制集体经济，那就先要把公有集体经济妖魔化，描绘成“扼杀自由”的无间地狱。
走资派右派们既要抢劫全民财富，法学家就先要把毛主席时代人民法学妖魔化为“人治”，为“抢来的财产受法律保护，房地产公司可以烂尾，买房者不能断供”的 “法治”开辟道路。
走资派右派们在政治学领域就要先妖魔化“阶级斗争为纲”。对所有领域的“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汇聚到一起，就是一个资本家养活了多少工人。官贵民贱，笑贫不笑娼。极端自私自立欲壑难填而又涂脂抹粉打扮精致的利己主义。不管白猫黑猫，权钱色就是好猫。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人民的时代就诞生了。
有哪一个对“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有微词者，不被当政走资派右派们骂为“极左”呢?
又有哪一个走资派右派们不拿“反改革开放”这个罪名，去弹压质疑私有化，医疗教育产业化，市场阶级，烂尾楼…….的人呢?
仅仅小学二年文化的莫言粗鄙露骨文字获得诺奖，则纯粹是跌了一跤捡个大元宝。时值当年走资派邓小平访美，开启中美蜜月，战略伙伴，夫妻关系，卿侬妾蜜，如胶似漆。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屎里觅豆，吹毛见疵，用心良苦。
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而是揭露黑暗和人性之恶的。”通过这句话，莫言看似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斗士，却实际上是封建专制驯化后的奴才和犬儒之顺从争宠谄媚阿谀的表现。
莫言在“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开启的一片声讨“前三十年的群情激愤”氛围中，跟风上了伤痕文学的这艘末班车。
所谓的“揭露黑暗与反映人性之恶”，都只是事后的看客和不公允的主观臆想，以己及人、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毫无道德操守，以坐井观天的思维来审视，抹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种人有的只是趋炎附势的伎俩，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奸佞小人之风。莫言的言辞和小说，没有对工人下岗失业，道貌岸然贪腐之徒、资本家压榨，经济危机，蜗居，烂尾楼，说一句话，没有对自己眼巴前的丑恶作任何一丝一毫正义的揭露，也没有为民请命，更惶论对黑暗的反抗。
而反观鲁迅，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笔做投枪的猛士，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鲁迅与莫言，战士与苍蝇，高山与粪土，云泥之判!
刀郎的罗刹海市之歌是第一声春雷，把这个社会美丑颠倒，善恶混淆，正邪不分，庙堂登猪狗，鞋拔作如意，牝鸡司晨，半扇门楣上裱真情，勾栏扮高雅，公公好威名，群魔乱舞，描写得淋漓尽致。
而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一小撮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官权代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政客，贪官污吏，官僚，买办，资本家，富豪。各种资本代表如：房地产奸商官商勾结联盟代表，资本私权专制改割既得利益集团复辟势力代表，帝国主义外资在华利益的买办代表。以及雇佣豢养的砖家叫兽反动文人，这些窃取立法，司法，行政，媒体社会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权力的改割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占总人口0.1%，社会财富2：8分配中的2的“上流社会”，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他们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势力来自哪里? 看清楚了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封资修意识形态深度改造后的残酷现实。
思维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怎么思想就怎么行动。政权国家对个人的支配，除了制度，法律，军事暴力之外，最为常见的支配形式，首先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来实现。它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不得不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增殖游戏中承受人之生命本质的全面异化和普遍不幸。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国家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结构，意识形态则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这种独特作用在黑格尔国家学说那里就是“依照思想构筑现实”
当被问到“莫言会不会被判刑?” 这样的问题时，结论是：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一样都不会有事情。
因为“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解放思想”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40年关于“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官贵民贱，英雄创造了历史”的所有启蒙努力全部都失败了，他们和共产党人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鸟瞰天下，极目世界，随着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内部修正主义得无耻叛变而导致失败。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基本矛盾，愈益地凸现出来：贫富悬殊痼疾，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集体疲惫、空气环境污染疫病流行，以及挽救经济危机而引发争夺资源市场的战争遍及全球，冲突不断、中美竞争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核大战日益迫近，人类陷入生死存亡前夜，人类社会运动迷失前进方向，前途渺茫，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悲观，颓废，迷茫泥潭。国内房地产支柱崩毁、经济泡沫持续破裂、下行周期席卷各个领域、三驾马车趴窝、内需严重不足、货币循环阻塞、有钱人纷纷抛售资产、还有一部分润出海外.......
这波巨变的发生，标志着过去一个虚假繁华时代的落幕。
以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方式，一个时代彻底地终结了。
人类灵魂在渐渐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安全感与希望。
危机正在让踏上资本主义末班车的ts社会油尽灯枯，随之统治中国几十年的特色意识形态正在走入末日时刻，所有不甘心成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思想上受奴役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是重回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走私有化的封建官权资本主义老路?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所以，起诉莫言风波的源头，不是右派的神马“中西方文化冲突论”，更不是右派的神马“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之争的河殇论”，与“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衰落”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中国虽然经济制度上全盘西化了私有制贫富悬殊经济危机，政治制度上却从未接受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丝毫影响。起诉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大变局正在酝酿，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科技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文化哲学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回看1993到1994年间发生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大讨论，不过是为了呼应1992年的南巡讲话精神。
从鸳鸯蝴蝶派到张恨水，从还珠楼主到港台新武侠，笼子彻底被打开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争的后果：市场经济风潮里的文学环境，人民大众彻底失语，农民彻底失语，工人彻底失语。
渐渐垄断了创作权的，是拔地而起的两类人：
一、市场中奉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青春派写手们;
二、 捧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的通行证，重新端坐体制内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协会和所谓文学研究会为主要阵地的“官帽文人”们，吸食着百姓的血汗纳税，却处处脱离群众的腥臭作态。
除却作协，包括今天的书协、艺协等官办协会在内，享用着顶级的皇粮、生产着低劣的作品、摆弄着高傲的做派、筑固着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盗女娼，百姓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粮而反皇粮、扛着红旗骂红旗，此等油腻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协的乌纱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汉大妈、莫言等反共文人。市场经济的报摊亭里，以郭比特人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连同人文、人兽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学局面。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层面前，这两大群体可谓高高在上的两座大山，仿若随性两三笔，即成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大作。
文艺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文艺的幕后呢?
已然太多年，张斌、赵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艺界、知识界、媒体界、高校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大湿”们………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和他们比，吴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陈x华、史x……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电影《金刚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志。
曾经文艺人士、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艺人士，或早就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还记得前两年红极一时的贾浅浅吗? 以屎为墨，以尿为酒，执器官之笔，道闲诗之咸湿。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闺秀，为人民群众打造的诗歌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作者却淡定不乱，她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贾浅浅其人，头衔的多得吓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可以一比：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第35届青春诗会参与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的出席人，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获得者……
以及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贾平凹的女儿。
某种程度上，这位“贾诗人”其让人作呕的“下半身文学、屎尿屁诗歌”的创作及展示，完全是在进行权力的炫耀。
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动作，而是一个政治动作，是一种让人非常不适的、来自精英阶层的傲慢。
正如所扬言：“我就是胡乱写点‘拉屎放屁’，敲几下回车键，也能成为大作家、受到各路场合的褒奖——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
酒饱思淫欲，写点屎尿屁;
路有冻死骨，还得把掌鼓……
如何评价? 如何根解?
依我看，还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寻找答案，寻找毛主席给出的那个至今仍颠簸不破的答案：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老爷”“官僚”们恨之入骨：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毛主席当年会不断追问有没有“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文艺界的乱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而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纵使是以“屎”为落笔喻物，谈话行文向来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样使用过，且用得生动明快、一针见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两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在丁玲笔下，不论是被困于男性单向欲望和男权主义世界里的梦珂，还是对社会现状具有极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标志“告别‘莎菲’而走向革命、放弃女性立场”的韦护，无一不鼓舞了最广大的底层工农阶级。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毛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隐忧。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与“社会主义的艺术”反着来的是什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
它需要特殊的观摩框架以欣赏，需要特殊的权力渠道以推广，需要特殊的歪曲视角以解读，需要特殊的制度平台以保护。
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文学等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已经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地位依旧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
毛主席认为，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毛主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主席更是深刻点明：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改革开放后的砖家叫兽们高呼：《文革》结束了，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才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进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掌控的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失序伦理、泄淫纵情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性学砖家，性学叫兽，性学导屎，又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开化的代表。公开传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性的“杯水主义“。
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产生了。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一个中国妇女脱光了衣服分开双腿等待日军人来操......。“
《丰乳肥臀》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
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
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这是21世纪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一年后，谢有顺在《花城》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文学身体学》，则表达的更加赤裸裸：《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工人农民士兵。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才子佳人，资本家官员权贵们，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那么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
这是在谈文学吗? 这是十足的政治。强调结束阶级斗争这是文艺吗？
当《私欲》《性欲》的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在当时《性高潮》中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 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而彻底。这是2003年《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的文章《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的文字。
一句“消费欲望”就解构了卖淫嫖娼的全部社会意义：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爆发，“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当众大放厥词，认为：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走资派地方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力挺东莞!
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走资派粵府大力为东莞“鼓劲”，称：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
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走资派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这样的《扫黄》有结果吗？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享受着免费性吸务的同时，一手收税，一手出动警力扫黄做样子。剥削欺压的是那些卖身的妓女们。
必须看到，四十余年的历程，从文学变迁的角度，这是一场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韩少功先生在演讲中曾有过精准而辛辣的评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
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近四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学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驱逐了曾经是文学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学”、“革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苏联短短七十年的国家历史，诞生了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分别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
但是苏联解体后，号称“文学解冻”、“政治解禁”、“管制解体”的新俄罗斯，再也没有一位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赏赐。
因为已经不需要再用诺奖去诱降一个已经失败并死去的对手了。
以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作为本文结尾吧：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
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
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
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
台湾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日前表示，蒋介石1950年的确曾说过“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恢复“总统”职位。
郭正亮表示，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蒋介石：“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
1949年－1950年蒋介石的经历。
蒋介石宣布“引退” 李宗仁任代理总统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下野是由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
1948年底，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夺取。于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
1948年12月24日，拥兵五十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会议上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把蒋下野作为第一项主张。豫、湘、鄂、桂四省也相继通电主和并要求蒋下野。
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人外，其他委员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
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
19日，蒋介石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败走台湾
据人民网刊载汪幸福的文章，1月21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蒋介石初回奉化时，表面上不问政事，但暗中仍以总裁的身份操控国民党政府的大小事情。对此，李宗仁颇为恼火。
于是，李宗仁通过多种渠道，劝蒋介石再不要干预政事，最好能出洋。他还要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到奉化去向蒋介石转告他的意见。吴铁城不好在蒋介石面前开口，便派李惟果去谈此事。蒋介石听后，大骂李宗仁不讲情义，逼人太甚。
此时，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上海的大批金银、外汇和文物运往台湾，判断蒋介石残余分子有可能要逃往台湾，并将台湾作为反共基地。
3月15日，中共的广播播发了新华社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时评中说，中国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华社时评)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去年十二月间，当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在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的时候，美国的合众社就传出了美国准备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该通讯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记者且已传出美国不久就要把台湾经济“合并”于日本经济的消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曾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军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并正酝酿将所谓台湾“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首先是打算准许廖文毅以所谓台人代表的资格出席远东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麦克阿瑟且已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吞并台湾。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台湾省伪主席陈诚在蒋匪“引退”后且曾表示，在必要时将宣布台湾“独立”，就是说，将使台湾在实际上合并于美国殖民帝国主义。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湾人民了。就在从前，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也曾举行过几十次武装反抗。而自从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以后，台湾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更和美国奴才廖文毅和美国的其他走狗要把台湾省从中国分立出去并合并于美国的叫喊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曾进行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奴役统治的伟大英勇斗争。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以前台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根据1949年8月16日《新华社电讯稿》刊印。
蒋介石听后感觉，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了，于是考虑自己将来的落脚问题。最终，蒋介石还是选择了台湾。
蒋介石兵败台湾后的反省。
据牛钊的《蒋介石兵败台湾后的全面反省》记载，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携蒋经国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首先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平定战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共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据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沉痛之情与反省之意，即使说出“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也不足为奇。
《中华民国》的蒋介石说了，“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诞生「莫言文学」的时代。
针对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网民详细写过，其实回溯《莫言文学》生涯的起步、发展、开花、结果，一个回避不掉的事实是：并不是莫言自己推动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塑造了什么，而是《莫言所处的时代诞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污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的“文学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萝卜》，1988年《红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国》，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丰乳肥臀》，1998年《会唱歌的墙》……莫言只是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己。之后又被外国资本的利用来攻击中国。
一切始于80年代，一切育于80年代。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否定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
因而诞生了莫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期间。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胡耀邦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就是《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体现。而事实如何呢？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吗？在《知识分子》中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也有工人阶级的敌人。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胡耀邦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即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后成了资本家走資派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工人下岗工人阶级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现在的走资派特色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强国吗？走资派特色社会里的资本家走資派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还为工人农民服务吗？
胡妖帮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极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胡乱邦则不同，胡乱邦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胡乱邦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开发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叶，而那正是一个巨大转折的节点。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伤痕文学》是以控诉共产党和文革为主攻的。遵照走资派邓小平的话，用尽一切宣传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红旗》杂志宣告休刊，某部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同在这一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这无异于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和起义。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以及文革的颠覆和起义。
从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一大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
一切都要“重写”，仿佛一切都要重来。
饭要重新吃一遍，书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气宇轩昂，进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景象? 无论是马克斯·韦伯鼓吹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被突然传播， 还是陈寅恪被推崇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种以学者自持立场为政治本位的新社会认同方式。
用许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进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会造桥修路、通渠灌溉、医治百病，更不需要去过问什么核弹卫星、潜艇大炮——你只需要会摆弄摆弄笔头子、扯几句淫语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
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
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小学没学完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1岁开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8发开始工作，至1976年参军，时年21岁。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说《人啊，人》后记中的一段话：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这部分文人，后被称为《河殇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国共产党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贫苦的，受压迫的人民，解放后翻身当了主人。
莫言的言论，完全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对普通劳苦大众的解放这个巨大的公积。把中国共产党等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变更。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告别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改开以来的19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那么就不必自称共产党社会主义了。然而走资派还自称共产党社会主义。而莫言还是共产党员。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哲宇主编《改革忆事》中，保育钧撰文回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就是我根据当时胡耀邦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的。此后，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是“从80年代末之后，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国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就是从文学上呼应“九二南巡”的讲话精神。
于是，以作协为代表的学界等成为了一个享用一级皇粮、生产着低劣作品、摆弄着高傲姿态、散发着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在走资派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人士，早就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说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逐渐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1950年，蒋介石：“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携蒋经国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首先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平定战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共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蒋介石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蒋介石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蒋介石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蒋介石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沉痛之情与反省之意，蒋介石说：“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过气的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一路上高呼《中华民国》如何如何，又能如何呢？只是阿Q式自嗨而己。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反对声，于是过气的马英九更是阿Q式自嗨了。国民党的徒子徒孙们也开始阿Q式自嗨了。且不去猜测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为什么不反对马英九如此高调高呼《中华民国》。只说结果：还是民进党上台执政了。国民党没戏。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又一次帮倒忙。还要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吗？
阿Q能给国民党带来什么启示？阿Q向吴妈求婚，然后被赵家赶着出去，赔的只剩一件裤子了。阿Q的心境，没有衣服穿，所以觉得寒冷，寒冷这个东西是没法用精神胜利法驱逐的。女人们对他的态度都起了变化，他虽然用精神胜利法告诉自己，这些女人都学习了小姐模样，但是自己的性本能前不久才被唤起过，所以现在女人们像躲瘟神一样躲她，他还是会觉得很无奈。因为自己的生存条件变得恶劣了，没有办法恰饭了。没落消亡国民党马英九阿Q自嗨。
过气的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多次提到孙中山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开始，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国民党成立的宗旨，是成为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政党。然而如何革命呢？孙中山最初手中并没有什么法宝，主要是利用私会党的力量进行单纯的军事冒险。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之前，曾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了类似会党性质的兴中会，兴中会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注册会员只有100多人，并且接近半数是孙中山的同乡。会内财产少得可怜，与日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可同日而语。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若干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仍是一个普通会党的名称，这个选择反映出孙中山对会党的偏爱，同盟会甚至还沿用了三合会的暗号。
孙中山屡败屡战的血泪奋斗终于感动了“上帝”──中国民众。经武昌首义，庞大的清帝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颓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宣布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党等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一时间声势大振，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大党。1913年11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内激进力量成立中华革命党，树起反袁旗帜。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执政的历史。
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所阐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三民主义为党的主义。同年6月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发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一训词于1928年被定为国民党党歌，1937年更被确定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歌，至今在台湾犹然，只不过民进党“总统”还认不认国民党的党歌为“国歌”，还是一个问题。党国不分，终究会出一些麻烦。
国民党是一个满口“革命”、满口“国家”的政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历史给了国民党机会来改造中国，国民党和它的主要领袖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以及抗战期间的威望，也数度达到顶峰。不过，这个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视天下为党产，心胸狭窄，一味地排斥异己。一位外国学者发现，在国民党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种确定的含义：谁反对在国民党内占优势地位集团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当时一位外国观察家批评说，奢侈与豪华似乎是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里，用轿车接送子女上学，银行里的存款绝大部分属于官吏们及其亲属。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贪污成了南京政府最显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说，共产党的力量就来源于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痛恨。黄埔系将领中喊出：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这个《中华民国》政权最终在1949年彻底崩溃，败退台湾。
今日国民党在台湾既失败又分裂一样，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多次发生过分裂，国民党的分裂和失败一样值得探究。
国民党从同盟会时期起，就始终是一个缺乏党内民主而又派系林立的政党，而派系间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争甚至军事冲突。国民党执政后，由于成为党内的主流派就意味着取得国家的控制权，派系斗争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灵涂炭，而输了不过是下野、出国考察、回老家称病而已。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纠纷，与蒋介石具有同等资历和相近威望的国民党重要成员，窥视最高党政职务，揪住当政者的过失不放，或另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军事强人，向当权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战。蒋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国民党权力斗争的难以调和。而对失败者不取其性命，给予退路，是国民党党内斗争大体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主要是党内权力制衡的结果，必要时双方还可互相利用，共享权力。
国民党“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头来自己却成了台湾最大的财团。今年年初台湾财讯月刊出版了《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指目前国民党主控的企业高达66家，转投资300多家，总资产逾新台币6000亿元，堪称全球最富有的政党。
国民党直接涉足商业，巧取豪夺，性喜金钱，必然会走到用金钱来玩政治、用政治来搞金钱的地步。收买选票、收受政治献金、与企业或黑道做权钱交易，“党库通国库”已是公开的秘密，并且为国际社会所诟病。而在党内，李登辉排斥异己的一言堂作风，也使得精英流失，民众侧目。
此次台湾领导人选举，两岸关系是最主要的现实课题，但不是唯一的现实课题。民主进步党正是死死揪住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争取民心；而人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也就甘冒风险让国民党下台一次。在民主进步党的竞选广告中，一位妇女说：“政党轮替好像家里大扫除，沙发不搬开，就不知里面藏了什么脏东西。”
国民党过去自称“革命党”，现在却被人称为“百年老店”。从“革命”到“开店”，金钱越来越多，前途越来越窄，输给民进党，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