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五大丑闻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１９６４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４３．５６万人，美国统计死亡４４．７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着：《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册，９１６页注释２）。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４５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４５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５０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１９４１年有１２个，１９４２年有１５个，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５０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５０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４５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４５万人，与投敌叛国的５０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３２７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出版。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４１师团在１９４２年２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日本６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５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３０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３００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３００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１００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５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１９４４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３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放蒋介石一马
那些反复强调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１９４４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
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到１９４０年年末之间的１８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７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１９４１年底治安地区为１０％，准治安地区为４０％，未治安地区为５０％”，导致１９４１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１９４１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１９４４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３个特别市和４００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３个特别市以外，只有７个县（占总数的１．４％）。有１３９个县（３１．５％）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６６．９％的２９５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１９６７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琉球群岛是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省与日本之间，面积4500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14世纪初，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到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1879年3月，日本派重兵入侵琉球，强行吞并琉球，自设冲绳县。到目前为止，琉球群岛一直处于日本托管之下，但主权不属于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应将金、马、彭、台、琉球诸岛归还中国，所以，琉球群岛法理上属于中国，琉球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当前世界各地，均有大量支持“琉球国复国的运动”或“琉球回归中国的运动”。
1943年，二战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1943年11月，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提出了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等4项要求。
对蒋介石提出的几点，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国的要求是合理的。在谈到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群岛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但是，对罗斯福突然提到的这个问题，蒋介石没有料到，也不知如何回答好。过了一会儿，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样一说，罗斯福认为他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说。
后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中国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原拟定的提案不含琉球问题，觉得不好回答。
罗斯福见蒋介石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充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这才又照先前的答复回应道： “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的态度，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由中美两国共同出兵占领日本的问题，也被蒋介石婉拒。自此以后，罗斯福及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没有提琉球群岛。
事后，蒋介石私下为此事询问王宠惠。王宠惠说：“琉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从军事的角度讲，我们应该要。”蒋介石又说：“那日本将来要与我们扯皮怎么办？”王宠惠说：“我认为，从某种角度讲，琉球历史上是我们的附属国，交给我们比较合情理，日本扯皮没有道理。”蒋介石听王宠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后悔。他说：“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王宠惠说：“我见罗斯福第一次提到要把琉球交给我们时，你说要中美共占共管，我作为委员长的部下，自然要与委员长保持一致。”
蒋介石觉得这件事是个遗憾。他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向外说了。如果有人问及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单独出兵占领了琉球群岛。
1953年，美国将琉球群岛中的萨南诸岛交给日本。
1961 年6月，美国准许琉球人悬挂日本国旗。
1962年3月20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
1972 年，美国又将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交给日本。至此，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毛主席时代白手起家建立了几十万家国营中央地方企业。几百万家社办集体企业。
2、新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200年的工业化里程。
3、中华民族之前遭受了100年战争创伤，但毛主席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
4、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工业世界第六，军事世界第三，政治世界第一！
5、建立了84000座水库，3亿亩梯田，210万眼水井，17万公里梯坝！（毛主席，当代的大禹！）
6、宝成铁路、成渝铁路、兰新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枝铁路、坦赞国际铁路等等铁路的建成。
7、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1949年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毛主席时代的65岁以上。
8、旧社会婴儿出生的死亡率为20%，而新中国婴儿死亡率仅为4%。
9、蒋介石败逃台湾前中国只有人口5.4亿，而到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口增长到了8亿。
10、毛主席去世时，国库里有够八亿老百姓吃三年的战略储备粮5000亿斤。
11、毛主席时代，亿万工人居然没有一个下岗。
12、毛主席时代，亿万老工人居然基本都能看得起病。
13、毛主席时代，亿万工人子女居然基本都能上得起学。
14、毛主席时代，亿万退休工人居然都能养得起老。
15、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篇经济战略雄文，直至今日无人能出其右！
16、革命战争年代，蒋介石几次围剿封锁井冈山、经济封锁期间，山上的红军没有饿死，还“红米饭，南瓜汤”地唱得欢。
17、日军推行“囚笼政策”、“铁壁合围”、进行“大扫荡”、进行“三光”、经济封锁期间，陕北的红军居然岿然不动。
18、日军扫荡期间，边区的军队、机关和学校居然自己解决了经费问题。
19、日军扫荡期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居然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20、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几次土改均取得了成功。
21、上海解放初期，金融风波和“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风波轻易化解。
22、亿万群众不跟着有钱有势的蒋介石走，却非要铁了心地跟着白手起家的毛主席向前奔！
23、老蒋退到台湾后，居然要以毛主席为师(学毛主席搞土改，终于在小岛上站住了脚)。
24、新中国成立才七年，我国就结束了不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历史。
25、新中国成立才七年，我国就结束了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26、新中国成立才八年，武汉长江大桥就建成了。
27、新中国成立才九年，中科院电子数字计算机就试制成功了。
28、毛主席时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与美国技术相差最短的时候，只有4年！
29、新中国成立才十年，首都十大建筑就竣工了，工期只用了一年，一直到现在都用的好好的！
30、新中国成立才十年，我国就结束了内蒙古无有钢铁的历史，形成了鞍、武、包三大钢铁基地鼎足而立的新布局。
31、新中国成立才十年，立体电影试放成功。
32、新中国成立才十年，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就举行了落成典礼，我国农机工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33、新中国成立才十一年，大庆石油会战就宣布成功，一举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
34、新中国成立才十三年，上海江南造船厂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德、捷克能制造这种机械，我国迅速地赶了上去。
35、新中国成立才十七年，中国石油就做到了基本自给。
36、1974年，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
37、文革时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都要开幕，有时一年还要召开二次！
38、1971年，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诞生了。
39、1971年，全国建成1800多座水泥厂。
40、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4倍。
41、1972年，中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42、1972年，中国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43、1972年，春季广交会开幕，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0多个！
44、1973年，西藏军区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45、1973年，中国航空线已达到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与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
46、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要知道：那可是当时的币值呀！）(1974、1975、1976的年份对外贸易总额更大！）。
47、1974年，中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
48，1973年至1974年，毛主席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适时购进了600吨黄金！
49、1975年，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发电。
50、1976年，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第一家庭账”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贺清华的一段话：“毛泽东一生反对特殊化，坚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为规范生活管理、杜绝特权行为，毛泽东一家从1952年开始设立生活账簿，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账、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等等。”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的伙食账，这本伙食账不仅仅是简单的流水账，还有报表。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记载：1962年“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生活费收支报表共42本。内容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报表、季度报表或年度报表。”从此，毛泽东家庭生活账从单纯的记账活动升级为报表管理。因为有文物在此，使我们得以了解毛泽东这套伙食账的全貌。
(一)明细账。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一页明细账，这页明细账可以据实反映出毛泽东家庭生活支出的原貌，十分珍贵。明细账采用印制的收入、付出和结余三栏式账页格式，记录了1967年7月和8月的部分生活支出业务，跟单位的明细账一致，记录得十分详细、规范。比如7月13日“供应科购食品7.72元”，7月31日“主席洗衣费1.6元”，8月8日“做睡衣手工费1.38元”，8月10号“首长八月党费20元”，等等;还包括为了出差买7把箱锁、修理吹风机的支出。事无巨细。
(二)月报表。在1963年4月的生活费月报表里汇总了毛泽东一家当月的生活收支数字：上月结余8579.39元。收入两项：主席工资404.80元，单据1张;江青工资243.00元，无单据。支出8项，其中：伙食费400.81元，单据36张;副食品115.94元，单据14张;党费20.00元(这党费应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单据1张;杂费26.55元，单据3张;家属杂费(表中“尸”字下面放个“示”，是“属”的第三批简化字)252.77元，单据20张;澡费1.50元，单据1张;汽车费2.50元，无单据;月租费86.82元，无单据(应为毛泽东住在中南海的房租)。期末结余8320.30元，比期初减少259.09元，当月入不敷出。这张月报表的制表人是刘文德，负责人是许心诚，编报十分规范，可以清晰反映毛泽东一家当月的生活收支结构及其详细金额。
(三)季报表。1966年第一季度的季报表汇总了毛泽东一家的季度生活收支数据。上期结余：13367.03元。收入两项：主席工资1214.4元，并注明是3个月工资404.8元的合计数;江青工资729元，也注明是3个月工资243元的合计数。支出4项：家属杂费30元;澡费6元，并注明每月2元;暖气费111.24元，每月37.08元;月租费254.79元，每月84.93元。季度支出合计402.03元，期末结余14908.4元，比期初增加1541.37元。这张季度报表的制表人还是刘文德，但负责人变成了徐吉梦。这张季度报表可以反映毛泽东一家当季的生活收支结构及其金额。
但1969年3—6月的季报表，却包括了4个月的收支内容。上期结余：2066.56元。收入只有一项，即毛泽东的工资还是1214.4元，并注明是4、5、6三个月的工资合计数，江青的工资已不在此列。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证实从1970年开始，他们不仅分账，还分开吃饭。这张季度报表中的支出有6项：月租费259.05元，并注明是4、5、6三个月的;煤气费11.1元，也注明是4、5、6三个月的;另外4项支出是：日用品支出67.58元、伙食支出578.35元、茶叶支出15.7元、水果支出16.26元，但注明是3、4月的支出，而非4、5、6三个月的开支，时间和归类没有统一。制表人是刘元祥，没有负责人签章。报表的潦草也折射出当时的时局，严谨的会计人员也不专心工作了。
(四)年报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报表显示上年结转：3985.47元。1975年1—5月主席的工资收入2024元，每月还是404.8元。月租费228.2元，党费160元，生活开支分为伙食费3221.15元、水果费243.67元、茶叶费104.76元、生活用煤气费18.5元、日用品开支63元。期末结余1970.19元，当年的开支大于收入2015.28元。但这张年报表是1975年5月后编报的，并不是按年度编报的，随机性强，应是毛泽东要看生活费年度报表或有其他需要，临时编制的。制表人和负责人也都没有签章，报表的编制有点潦草
《毛泽东生活档案》还进行了补充说明：“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生活费报表中的开支，并不完全是他一家的开支，其中还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别是民主人士的费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夜餐费、部分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生活账反映，毛泽东身边许多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收入中报销过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根据日常杂费开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的统计，毛泽东付工作人员医药费72.8元，出差补助费280.35元。”当钱不够用时毛泽东会“翻翻生活账，并叮嘱工作人员注意节约”，也会动用稿费，补贴家用。
这套生活账从1952年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记录了25年;报表从1962年编到1975年，也编了13年，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住房、煤气甚至洗澡都要付费;还证实毛泽东降过三次工资，从最初预定的每月600元降到510元，再在1960年从一级降到三级每月404.8元，直到去世也没长一分钱。这套“共和国第一家庭账”，既有明细账，还有生活费用收支报表，报表还分月报、季报和年报，其中还有根据随时需要编制的报表，既详细，也全面，还十分规范。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家庭生活账，是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一个生动写照。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第一家庭账”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贺清华的一段话：“毛泽东一生反对特殊化，坚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为规范生活管理、杜绝特权行为，毛泽东一家从1952年开始设立生活账簿，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账、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等等。”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的伙食账，这本伙食账不仅仅是简单的流水账，还有报表。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记载：1962年“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生活费收支报表共42本。内容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报表、季度报表或年度报表。”从此，毛泽东家庭生活账从单纯的记账活动升级为报表管理。因为有文物在此，使我们得以了解毛泽东这套伙食账的全貌。
(一)明细账。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一页明细账，这页明细账可以据实反映出毛泽东家庭生活支出的原貌，十分珍贵。明细账采用印制的收入、付出和结余三栏式账页格式，记录了1967年7月和8月的部分生活支出业务，跟单位的明细账一致，记录得十分详细、规范。比如7月13日“供应科购食品7.72元”，7月31日“主席洗衣费1.6元”，8月8日“做睡衣手工费1.38元”，8月10号“首长八月党费20元”，等等;还包括为了出差买7把箱锁、修理吹风机的支出。事无巨细。
(二)月报表。在1963年4月的生活费月报表里汇总了毛泽东一家当月的生活收支数字：上月结余8579.39元。收入两项：主席工资404.80元，单据1张;江青工资243.00元，无单据。支出8项，其中：伙食费400.81元，单据36张;副食品115.94元，单据14张;党费20.00元(这党费应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单据1张;杂费26.55元，单据3张;家属杂费(表中“尸”字下面放个“示”，是“属”的第三批简化字)252.77元，单据20张;澡费1.50元，单据1张;汽车费2.50元，无单据;月租费86.82元，无单据(应为毛泽东住在中南海的房租)。期末结余8320.30元，比期初减少259.09元，当月入不敷出。这张月报表的制表人是刘文德，负责人是许心诚，编报十分规范，可以清晰反映毛泽东一家当月的生活收支结构及其详细金额。
(三)季报表。1966年第一季度的季报表汇总了毛泽东一家的季度生活收支数据。上期结余：13367.03元。收入两项：主席工资1214.4元，并注明是3个月工资404.8元的合计数;江青工资729元，也注明是3个月工资243元的合计数。支出4项：家属杂费30元;澡费6元，并注明每月2元;暖气费111.24元，每月37.08元;月租费254.79元，每月84.93元。季度支出合计402.03元，期末结余14908.4元，比期初增加1541.37元。这张季度报表的制表人还是刘文德，但负责人变成了徐吉梦。这张季度报表可以反映毛泽东一家当季的生活收支结构及其金额。
但1969年3—6月的季报表，却包括了4个月的收支内容。上期结余：2066.56元。收入只有一项，即毛泽东的工资还是1214.4元，并注明是4、5、6三个月的工资合计数，江青的工资已不在此列。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证实从1970年开始，他们不仅分账，还分开吃饭。这张季度报表中的支出有6项：月租费259.05元，并注明是4、5、6三个月的;煤气费11.1元，也注明是4、5、6三个月的;另外4项支出是：日用品支出67.58元、伙食支出578.35元、茶叶支出15.7元、水果支出16.26元，但注明是3、4月的支出，而非4、5、6三个月的开支，时间和归类没有统一。制表人是刘元祥，没有负责人签章。报表的潦草也折射出当时的时局，严谨的会计人员也不专心工作了。
(四)年报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报表显示上年结转：3985.47元。1975年1—5月主席的工资收入2024元，每月还是404.8元。月租费228.2元，党费160元，生活开支分为伙食费3221.15元、水果费243.67元、茶叶费104.76元、生活用煤气费18.5元、日用品开支63元。期末结余1970.19元，当年的开支大于收入2015.28元。但这张年报表是1975年5月后编报的，并不是按年度编报的，随机性强，应是毛泽东要看生活费年度报表或有其他需要，临时编制的。制表人和负责人也都没有签章，报表的编制有点潦草
《毛泽东生活档案》还进行了补充说明：“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生活费报表中的开支，并不完全是他一家的开支，其中还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别是民主人士的费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夜餐费、部分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生活账反映，毛泽东身边许多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收入中报销过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根据日常杂费开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的统计，毛泽东付工作人员医药费72.8元，出差补助费280.35元。”当钱不够用时毛泽东会“翻翻生活账，并叮嘱工作人员注意节约”，也会动用稿费，补贴家用。
这套生活账从1952年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记录了25年;报表从1962年编到1975年，也编了13年，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住房、煤气甚至洗澡都要付费;还证实毛泽东降过三次工资，从最初预定的每月600元降到510元，再在1960年从一级降到三级每月404.8元，直到去世也没长一分钱。这套“共和国第一家庭账”，既有明细账，还有生活费用收支报表，报表还分月报、季报和年报，其中还有根据随时需要编制的报表，既详细，也全面，还十分规范。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家庭生活账，是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一个生动写照。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2月印，作者陈三井；《雷震全集》，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雷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