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人权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国家性
当读到这条新闻时：美国高官《佩洛西面对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人群时，大骂“滚回中国去”，抗议者一脸懵》。美西方如今的这些高官还懂得《人权》为何物吗？满脑子装的都是反对中国人。何谈人权？
当美西方这群“反对中国人“的高官，听信了从中国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的控诉，极力帮助发声为他们争取“人权“时，美西方这群高官不想一想，从中国逃亡美西方的这群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是有的。更没有去看在旧中国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奴隶、打工仔、长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员只关心这些中国来的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的“人权“。而非奴隶、打工仔、长工短工的人权。
当美西方制裁、封锁、禁运其他国家时，关心这些被制裁、封锁、禁运其他国家的《人权》吗？
当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对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实施的系统性、国家支持的迫害和种族灭绝时，犹太人的《人权》在哪里？
当以色列疯狂到歇斯底里要求加沙地带北部的110万人在24小时内离开，就要进行无差别的狂轰烂炸。本来加沙地带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人口高密度。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下达了最后通牒，通过大屠杀再来掠夺加沙的大片领土。这样的话，3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在哪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反对中国人“的高官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人权》成了美西方对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宝”。美西方总是摆出一副世界《人权警察》的面孔，到处指手划脚，随意指责别的国家《无视人权》、《侵犯人权》。
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攻击由来已久，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而是进行了有理、有利的反击。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很多认识，其中有一些论述是相当的深刻。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
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说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进程。
从所查到的资料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人权问题，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当时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权》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样非常明确的口号。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宪法性的文件，制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进行根据地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的《人权》条例。
应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做的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确立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政权问题。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实践非常重要的必经阶段。
《人权》概念,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为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政府利益服务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为普通人民和平民阶级实现和保障的。
人活着的人权，成为人世间一切人的《人权》的源头，人因而成为唯一具有自为性的真实的有《人权》者。
任何民族、阶级、国家等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离开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民族、阶级、国家等都成了一种虚幻的《人权》。
自古人类分化为阶级之后，剝削阶级和权贵阶级等富人们缺少过从基础到高级的任何《人权》需求吗？没有，从来没有缺少过《人权》。
而缺少《人权》的是穷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人权》！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也是目前联合国的中心议题。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算得上一个流行的伟大的名词。
审视当今世界，发现《人权》其实是一个多变的概念。人们往往从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作为“武器“来用。
其实，《人权》这个词的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张。在《人权》概念的解释和运用上，总是存在着某种混乱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根由的。
大体说来，这是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派别和各个个人，在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尽相同。《人权》本身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的诸多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人权概念在现代的过度膨胀，导致《人权》概念呈现各说各的复杂性。
当1945 年6 月26 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时，“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1 条第3 项)，仅仅是联合国的一个宗旨，仅仅是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人权， 连“保障”之语也没有，更不用说上升为“ 法律”的原则。
纵观中外人权概念，其种类之多，陈述之杂，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学识和认识水平, 对不同社会的时代、不同文化类型、历史传统、经济制度等产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现简繁不同的人权概念。由此还产生在观念形态和实际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权概念。
从人权概念的起源来看，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权本身变成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人权》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于人类的本身。通过新社会对旧社会的改造，使人类去除受私有制异化了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权、民主相联系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谐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真正成为人权中的权利主体，才是同人权中有关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权利内涵相统一的人。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宗教中新教掌权者，利用人权取得统治地位后，将人权中正当的权利异化了，使人权成为统治阶级或领导集团的特权，成为享有资本和财产的特权，原本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自觉自愿的劳动也变成了异化劳动。
反映在中外人权观念上，就是漠视人与人之间的富与穷的地位、文化、财产等差别，仅仅赋予人权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权利、自然权利或普遍权利，以平等的、无差别的“人”的表象，实质上掩盖了人权概念中真正的本质和内涵。
在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人权概念中，都标榜人权是世界上人类与生来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剥夺的男女无差别的道德权利，实际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实例是，中国历史上，八国联军侵占中国时的严重践踏人权情况。1885 年法国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竖起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道的人权招牌，无不表现出西方人的种族观念。他们把人权仅仅视为“欧洲人权”或白种人的特权。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权概念理解和运用上的狂妄、野蛮和异化性。这种人权概念异化性, 在近现代的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侵略者和美国霸权主义者的“人权外交” 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把人类对自己应当享有权利的同化概念变成了权利异化的概念，从而将人权概念异化了。
对人权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众多的人权概念中，除了极少数对人权析义表述较为清晰外，尤其在简单的人权概念里，大多不仅在语法和逻辑上表述过于模糊性，就是在语法和逻辑基本正确的前提下, 人权概念中必备的主体、形态、客体等内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领，无法明白人权概念最起码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权界定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或说人权即“人格”或资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权”，或说人权“是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体。因为人权主体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即使认为人权的主体是“人作为人”或“人之所以成为人”等表述，也会引起模糊的争议，必须要作出适当的说明。
关于人权的客体，不少人认为人权就是做人的权利，作为客体的“权利” 到底指什么？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即使说明人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为本质的权利”，对该“权利” 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与人权概念有关联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人权的具体形态，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权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伦理) 权利”， 或“应然权利”，或“基本权利”，或“应然部分和实然部分”、或“ 法律权利”等等。但没有说明是否人权源于人的本性、尊严、人格、需要或者行为等。也没有开列或至少列举出具体的权利形态，无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较大包容性。因为人权的具体形态是人权概念中的重要问题，由此可看到给出人权定义的学者，对人权理论了解的多寡、深浅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见的智识。在这一问题上, 不同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论。
目前欧美西方各国实施的“人权外交” 政策来看，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地位和获取自身利益，联合西方强势方的各国推行人权的双重标准。
从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国际人权状况报告，矛头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人权问题”，实行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处于弱势方的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内政。如美国攻击中国存在着压制劳工权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劳改营、出口劳改产品、执行强制性堕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谋杀、失踪、迫害政治犯等严重人权问题。
中国的报刊不时披露美国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富不均、流浪街头人员、虐待俘虏( 囚犯) 、用电击手枪对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人权外交”的本质之余，也看到这样的事实: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方以“人权”为口实指责作为弱势方的发展中国家。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权问题，号称“人权卫士” 的美国也不例外，作为强势方的国家、政府、有权有势有钱阶层者不时对处于弱势方的劳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实施人权侵犯，从这些意义上讲，最需要人权保护的是弱势方。因此，人权的本质是保护弱势方的权利。
从近、现代人权的发展史看出，发达的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侵略他人和实行殖民统治时，比如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占、瓜分中国, 他们从来不讲人权。
二次大战之后，虽然有了国际《人权》标准，但美西方欧美列强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经常对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确立了世界性规模的殖民地体制。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打着“人权外交”旗号，实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国利益，特别是2003 年3 月20 日发动侵略伊拉克，还爆出震惊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关塔那监狱存在严重侵犯囚犯人权问题。
由此看出，美西方发达国家和霸权政治构成对世界《人权》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权》实现的重要阻碍的国际条件。21 世纪应当对强国的《人权》主张进行批判性检讨，弱势的国家和民族向霸权政权和强国抗争和诉求《人权》实现的条件。
从世界各国来看，包括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在内的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量贫困人民、下岗职工、生活无着落的乞讨人员、男女性别歧视、贫富两极分化、地区差别、社会保障的普及程度问题、冤假错案难以伸张、官场腐败、行政权力侵犯普通公民权利、特权泛滥成灾、缺乏有效民主体制、口号监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个国家对人权实现的承诺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作为评价各国在什么程度上具体和实现了广大人民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权利的有效基准，也就是作为检验各国政府对人权实现履行其何种程度义务的条件。
因此，国际人权两公约在“前言”中都规定：“各国负有义务, 必须促进人权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要求：“各成员国业经誓愿与联合国同心协力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行”。这是各国承担实现《人权》的义务。
由此看来，作为人权主体的弱势者( 平民百姓、弱势群体、弱国小国和处于劣势的民族) 是人权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各个国家、执政者、联合国和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 是人权实现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类的人权的保障才能最终实现。
然而，《人权》在口头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现实社会中一直是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色列有狂轰烂炸的人权》《加沙人只有逃跑积死亡的权利》。《强权国入侵弱国》。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红军三湾改编时《伙食尾子账》
“伙食尾子”指伙食费用的节余，是人民军队最早的津贴形式，最早出现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此时“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已替代了军饷制度，且这种分配制度是有效的。
“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础是规范的账簿，这本伙食账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亲自创建的。
秋收起义的部队受挫后，悲观情绪弥漫其中。毛泽东曾对斯诺说，部队撤退到三湾后，“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这个局面，毛泽东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缩编人员，先淘汰“当兵吃粮”的动摇分子，既纯洁革命队伍，又减轻经济压力。
三湾改编的其中一项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毛泽东当时给士兵委员会设计了两条职责，第一条职责是“参与军队的经济管理，派人到伙房监厨，与司务长结算伙食”。
从伙食和经济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触动：9月29日晚上，何长工给毛泽东汇报工作，言及三团有个连队的“司务长带着两个伙夫半路上开小差跑了，锅子也丢进山沟里，五六十号人只得东一伙、西一伙地到处找饭吃，被苏团长一顿好骂。那些人也回骂说：当兵的也是革命，连饭都吃不上，你们做官的偏要吃几菜一汤，这是哪里来的道理。苏团长不晓得有多气，要用皮带揍这说话的人，被大伙劝住了”。有过半年当兵经历，对旧军队中的官兵不平等和伙食差异深有体会的毛泽东，决定先从伙食入手，废除军官“四菜一汤”待遇，在部队中推广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士兵委员会参与连队经济管理，也是由当时连队的主要经济支出是伙食支出所决定的。监管伙食必须在伙食单位—连队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伙食账。这既是士兵委员会监管伙食必须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让制度落地的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在旧军队账簿“记账、算账”的后面加上一个分配功能，创建出具有“记账、算账、分账”核算功能齐全的“伙食尾子账”：伙食费按人头拨到连队，伙食支出全部入账，结余的伙食费(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给官兵，替代军饷，满足官兵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这就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军费短缺、吃饭、津贴发放以及官兵平等、经济民主等系列问题，提供了公平、准确的账簿核算数据。
1927年10月1日，“从这天的晚餐起，工农革命军实行了一项重大的管理制度变革—废除军官小灶，官兵同吃伙食。从前委书记、团长到士兵，无人例外。”
三湾改编时做出的决定，很多“是在部队离开三湾后才逐步贯彻执行的，团的首届士兵委员会也是在离开三湾以后才选举产生的”。但账簿记录必须依据“日清月结”的规则及时记账，不然就不能保证记账的准确性。1号开始记账，也便于结清旧账，设立新账。由此推断，“伙食尾子账”应在10月1号当天开始记录收支。
“伙食尾子账”是一本相对简单的收支账。方强在《我在连队当政治委员》一文中回忆：“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这背回来的银圆就记在“伙食尾子账”收入方。核定的伙食费数额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关—打的土豪多，伙食费就高些;经济困难，伙食费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钱。士兵委员会的监管重点是伙食支出、月底结账和节余分配。
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后，“伙食尾子账”很快推广到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朱德的部队上井冈山后，也开记“伙食尾子账”。彭儒在《从湘南到井冈山》一文中证实：“毛党代表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工农红军里根本无饷可发的，只是每个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钱的‘伙食尾子’作为零用钱。”
1929年1月12日，滕代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介绍：“红军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动以后无论官兵每月发给光洋12元，继续发都是一样，穿衣吃饭亦都是一样……现在的生活力求劳动化，每月的伙食决定一元五角，废除饷银制度，变为发零用钱。”证实彭德怀的部队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冈山后，也立即推行了“伙食尾子账”核算制度，官兵伙食费每天核定为5分钱，用节余发零用钱。
黄连秋在《忆毕占云起义》一文中还证实，从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毕占云也“取消了干部小厨房”，执行“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建立“伙食尾子账”。
方志敏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记述：“每天要站八小时的岗，一个月连伙食尾子只得两元，每站一小时的岗，只得两个半铜圆……”证明“伙食尾子账”已推广到了红军各个部队。
这本简单的收支账，除了分配“伙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当时还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方强到七团十一连当政治委员时，了解到“连长结了小团体，和他的几个亲信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就通过算“伙食尾子账”，搞清了连长贪污，让连长退赔后，“把‘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做零用钱”。方强说：“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心里有底了。”
士兵委员会取消后，红军队伍依然保留着“伙食尾子账”。据曾志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一文中记述：“后来明确了士兵委员会只管红军战士生活。以后又取消了士兵委员会，只成立伙食委员会，专门监督管理红军伙食，算伙食账，分伙食尾子等，这已是后来的事了。”由此可见，“伙食尾子”津贴制度是经过实践检验后保留的有效制度。
上井冈山后，在“伙食尾子账”的基础上，红军部队也逐步建立了越来越规范的会计制度。据范树德回忆：“湘南部队上山后，我们部队扩大了，就规定过会计制度，有‘银钱换算簿’，主要是因为货币不统一。”他还详细记述了他的管账工作：“当时有少数现款是由我们供给机关掌握的。我们供给机关便根据现存的款子和部队人数算出维持一天要多少钱，休整一个礼拜总需要多少钱。确实算出我们的存款可维持一个礼拜，再将真实数字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他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不能光注意敌情，而不注意吃饭问题。”
“伙食尾子账”作为毛泽东的创新，为废除雇佣性质的薪饷制，改革旧军队后勤供应制度，创建具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奠定了重要的会计核算基础。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1958年，当一些农村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自发合并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寄予承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厚望：几十年之后，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公社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农场”只意味着一种纯农组织，而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
农村人民公社凝结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承载了毛泽东深远的期望，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它存续的二十余年当中，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对医疗卫生保障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战略设想与战术实现之间的配置等问题，毛泽东在推广农村人民公社时所赋予它的价值诉求没能充分显现出来，但却为今天的农村发展道路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空间。
人民公社解体、利益联结机制消失后的这些年来，农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块承包，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小生产单位，责任到户，形成了碎片状的“井田”或“西瓜田”，农户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面，由于生产单位小，每家每户独立核算，生产分配完全自主并各自为政，从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同一地区相互分立的农户在生产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质同构，因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常常相互竞争，这就加剧了利益的冲突。
并且，单个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交易成本高，还因势单力薄的弱谈判地位常常受中间商的欺诈和盘剥。这些既是农户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也加剧这种碎片化程度。
由于农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导致了当下一系列的“三农”问题。
其中最突出是农村公共设施失于维护和公共事业建设难的问题。以水利为例，贺雪峰对其家乡湖北荆门5个村的调查材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历时8年，调集4县10万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库，最高可以灌溉200万亩以上农田，5个村的几乎所有农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现在该水库灌溉能力不足百万亩，这5个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漳河水了。”另外还有一个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万亩农田的新贺泵站，曾经为其中4个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长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毁，可灌溉耕地不足千亩。
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在农民利益分立的情况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设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剧”而无人问津。每一块农田对水的渴望并不能自然带来建设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庞大水利工程设施，也因与利益碎片化的农户组织生产之方式有冲突而得不到维护，即水利的维护和兴建失去了组织支撑。
水利设施建设如此，其他公共事业（如村庄道路、供电、初级教育、初级医疗等）也类似。山林也同样存在因划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于保护甚至毁林开荒等问题。
农户利益碎片化已成为当下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溢价能力与筹码，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劳动成果价值的实现。
同时，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更无力与资本抗衡。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户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经营权流转情况更不容乐观。
例如广东某县山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6元，第二个十年得8元，第三个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亩仅为1-2元。再者，农民进行集体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已不存在，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几乎成为不可能。
当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纯农劳作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时候，只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寻找出路，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民抛地并恶性循环的起点。
由农户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组织起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体经济瓦解后，集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使得不少人“谈合色变”。
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成为当今不少农村破败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资派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可能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刘少奇的儿子也是一位大官的刘源在谈论其父刘少奇错误问题的文章称：“我认为，他（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
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
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刘少奇的名义反对毛泽东的家伙。”
刘少奇的最后一位夫人王光美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他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说，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不是担心有损毛泽东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损某些人（走资派）的形象。如果说有利于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中的内容存在的话, 当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第一时间就会公告出来了。
文革中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然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被批判打倒免职后的生活待遇是住将军楼、喝茅胎酒、每天有人倍着打桥牌、天天看报纸。外加有夫人倍伴、配有厨师、司机、秘书、警卫及少量通风报信的官员倍着打桥牌等。二号走资派有此待遇而一号走资派却没有? 说明文革中没有对走资派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只是免职批判而一切生活上的待遇是按原的。就是下面的官员知识分子下农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被后来称作为"住牛栅"的官员们都是带"俸禄"的。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大官们。对俘虏都优待, 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犯投诚的还重用, 抓到的也不杀关在一起接受改造,生活上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待遇。
再看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官方文件中说的《重病在身的刘少奇》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含什么冤? 刘少奇夫人、儿子都没有说《"含冤"》?走资派邓小平说是《"含冤"》是为邓小平他自己篡权后执政"合法性"服务的。你及你们为刘喊冤为了什么意图?
就用百度注释中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话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着，空运到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添加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
这里没有说到"刘少奇是被冤枉整治的。而是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在走资派邓小平口中的所为"政治陷害"还成立妈? 走资派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人身摧残和重病在身都可至死, 何以还要劳命伤财地《用担架抬着，空运》到另一个地方去进行"人身摧残"? "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中的"监禁"何意? 即便在位时的这么大个官下到地方也不是要"监禁"的? 这个"小院"可没说成是牛棚? 这个"小院"和邓住的将军楼比如何? 可惜没详细说。
走资派官方文件中说的《重病在身的刘少奇》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含什么冤?刘少奇夫人、儿子都没有说《"含冤"》?走资派邓小平说是《"含冤"》是为邓小平他自己篡权后执政"合法性"服务的。走资派的吹鼓手们为刘少奇喊冤为了什么意图?
现在的网上, 中国官方网都是被走资派控制的, 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国外的网上几乎也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互联网刚开始普及时的网上还能看到一些不同看法。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开发设立禁止的软件。很快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网上开始大量关闭不喜欢的网站, 删除不喜欢的文章。如今官方媒体几乎一致了的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而走资派的帮凶们出书的演讲的百度的狗的猫的妓院的等网站上的注释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只有少数的国外的华人网站上还可以看到有关共产党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的声音。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别了，司徒雷登》等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这还要从白皮书出台的经过说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1054页，100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50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200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其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
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
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认为，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人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100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等，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见，毛泽东在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无可奈何的供状一一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百年前中国的先人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丑陋进行批判，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进行继承。
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学说教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强调忠君思想，如果皇帝叫一个臣子去死，那么做臣子的只有以死谢恩，这才算一个合格的忠臣，即使这个皇帝的想法是错误的，然而当臣子的也只有去执行，因此在中国古代也出现了很多愚忠的现象，哪怕宁愿一死，也绝不背叛朝廷。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丑陋的文化。是现代文明民主文化所不容的。这种文化就是封建独裁文化。
那么这句话最早出自哪里呢？其实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者，一直强调忠君思想，孔子曾说：“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后来这句话被后世逐渐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了汉朝，董仲舒正式将“忠君”纳入三纲五常的范畴，从此三纲五常思想便逐渐约束着人们的思想。
其实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这句话同样和三纲五常思想挂钩，它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三纲五常思想中，父亲和儿子之间也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作为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亲的命令，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因此在古代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类的婚姻就十分普遍了。
在三纲中，除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外，还有一条是夫为妻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而这三纲也组成了三纲五常思想中最基本的框架，而三纲五常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限制了人们如臣臣、子子、妻子思想的发展。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总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客观的。
那么，当年的批孔或者说反传统文化中的丑陋，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的，当然被一些老古董老顽固老守旧分子认为有些偏激、有些过头。然而，他们不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偏激或过头是有其思想的和历史的必然性的。
对于思想上的原因，毛泽东曾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实正是这样。
除了像胡适这类全盘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国学修养深厚的爱国学者，也难免这种偏颇。例如鲁迅，激愤之下也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而在钱玄同看来，则是连汉字都要不得的。
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子和“孔学优点”(例如李大钊曾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孔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历史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孔学被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那时的孔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
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乡村。
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
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
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也尊孔。立孔像，兴修孔庙，孔子学校开到世界各地。借着“传扬中华文化“的幌子，贩卖孔老二的封建独裁统治。而在世界各地同时又喊著“民主“？岂不怪哉！
当时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
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优秀文化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孔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被梳妆打扮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孔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
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
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势所趋，情绪偏激、说话过头，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
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
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用它的某些偏颇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页)
正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忠实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同时，也纠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片面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19年以后，毛泽东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吊诡，能够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偏颇的，能够让中华传统文化焕发青春的，正是带有某种偏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新的文化力量。正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斗私批修，批右倾翻案风。毛泽东逝世后，一切丑陋文化都复辟了。有人想当皇帝，官员资本家们，以及一切权贵名人明星都在做着“世袭“的中国梦。
孟子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
在今日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封建主义特色文化。共产党的理想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
在没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里，中国的工人农民懂得了什么？
在没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毛主席的形象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时时刻刻都在工人农民底层老百姓心中。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已经深刻懂得珍视毛泽东思想的珍贵遗产。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新中国!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知道中国的中国的工人农民永远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使中国摆脱了一千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摆脱崩溃的危局，重新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在今后，我们仍然迫切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才能突破困局。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知道人民永远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制度对人民的束缚，以及近、现代以来中国官僚买办剥削集团对人民的压迫，创建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历史的发展总是会有迂回的现象出现，今后劳苦大众的幸福还要靠每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知道世界永远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开创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进而在朝鲜、在越南击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人民的肆意侵略，为几百年来一直受到新老殖民主义侵略的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昭示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为50、6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运动的兴起和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彻底破产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在毛主席之后，再没有谁如此真心实意地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
毛主席的出现，是中国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是所有被欺负的落后国家的幸运。
历史将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融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毛主席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为了发展自己的理论，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活动。
是毛主席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最大的可能是与非洲国家一样，人民遭受苦难。
毛主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在于：他看到了并用实践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的理想太宏大了，他在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一切敌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美国侵略者后，他通过光辉的示范形象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培养了与人民始终保持有血肉感情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
思想家与政治家一般应当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毛主席却是一个例外，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正如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毛泽东是“神”，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一个真“神”，其他人，有谁可以和毛主席相比呢?
那么，他这样的“神”，正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传说中的“神”，没有理论，但毛主席说出的话写出来的文章包含着极深的理论，就像《老三篇》，语言朴实无华，可是里面包含着的内容，却有着任何一部百科全书也不及的丰富的思想，再例如《论持久战》等等，举不胜举。
毛主席是怎样的“神”?经济困难时期，他和他的全家人，和全国人民一起饿肚子;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派他的大儿子上前线，血洒异国他乡，而不是让自己的儿子当高官;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足以证明，毛主席不是普通的人。
毛主席，具有伟大而坚定的理想，他出口吟出的诗词，都是大境界的，常人想不到，也吟不出来。
毛主席只有一个，但作为巨大的历史存在，爱也好，恨也罢，赞美也好，诅咒也罢，总之，对他，你必须是直面的，想绕都绕不过去，你必须直面他的眼睛，正如今天他还在天安门正中每天都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审视着神州和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毛主席只有一个，但毛泽东的化身却不只一个。以前，是万岁的毛泽东，之后，是妖魔化的毛泽东。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早是从人民中间，掀起了第一轮毛泽东热。
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热却没有降温，而是越来越热了，于是，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士如坐针毡。这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迟早会死去，但毛泽东却常在人间，与他深爱着的，也是深爱他的亿万人民一起。
对于毛主席，需要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入学习与探讨，通过对毛主席的全部理论与全部实践的深入研究，通过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交流与联系，才有可能取得对于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
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他组织编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并在湖南韶山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力求从历史遗产中发掘有利于今天的丰富精神营养。
邓力群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三本书，《导师毛泽东》《新中国往事》《五十年来》，这三本书均为邓力群同志主持编写。它们都是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流好书，是渴望了解真实情况、学习理论的读者的好书。是喜欢思考、探求真理的实际工作者难得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