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疆独藏独坐大始作俑者

胡耀邦是疆独藏独坐大始作俑者

 

 

胡耀邦是使今天新疆西藏独立势力坐大的始作俑者
 
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八十年代以前，恐怖主义基本翻不起什么大浪，而且那里曾作为我国战略纵深的大后方进行过重点建设，如我们著名原子弹研发基地马兰基地就是在南疆。

后来个别中央领导对民族分裂势力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政策比较宽松，甚至是绥靖纵容，结果慢慢就演变到90年代以后的恐怖活动。认真反思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很多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尤其在胡耀邦同志执政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对中华民族贻害无穷的“新疆六条”（当然，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新疆六条”和胡耀邦同志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是集体领导，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毕竟他是始作俑者）。

大致内容是：充分自治；修养生息；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于新疆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恢复新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进疆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等（同样的政策也用于西藏）。

一时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结果是新疆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民族矛盾愈来愈深，中央在新疆的一系列政策既得不到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占新疆不到40％人口的汉族民众的拥护，很多政策实际损害了全体新疆民众的共同利益。

胡耀帮等大概以为只要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会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自然而然地维护国家统一。其实，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很多维族人根本就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大家想想，要怎样的教育和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分析“新疆六条”的失误，主要产生了以下的严重恶果：动摇了中央在新疆的政权基础。“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和中央政令权威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置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而即使这种政策也未能增加维族人对汉族的好感，

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正在制造一个个包袱。如，下岗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需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

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都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人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中央在新疆政权基础的动摇。

胡耀邦执政时曾讲过：少数民族地区应该由该民族自行管理，要下放权力，新疆军区、北疆军区、南疆军区和各地军分区的“一把手”都换成维族人，各地、州、市的领导班子也要向民族同志靠拢。所有这些言论和据此形成的政策，都无形中加剧了民族矛盾（即使“一把手”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但其造成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落到实处的地方，汉族干部不满意；没落到实处的地方，维族同胞有意见），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

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在平暴的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必须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结果无辜牺牲了很多战士。

在巴仁乡平暴时，一位战士因为迟迟没接到开枪的命令，手持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却被暴徒活活砍杀，死不瞑目。实际上，很多时候维族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维族，使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使中央的政令权威大大降低。

损害了新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权利。按照新疆一些警察的说法，目前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基本失效，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虽然有点过分，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

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害的却是基本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

据来自新疆的汉族群众反映，目前在新疆，汉族百姓基本命不如草。1993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了一件血案，一汉族女大学生因保护妹妹免受一维族流氓侵害，结果被当场刺死。最后，虽然凶犯被抓捕审判了，但却是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两年徒刑完事。

还是在新疆的喀什市，两名汉族妇女只因为嫌一个维族肉贩的羊肉质量不好，就遭到那个维族人的疯狂追杀，路边五六个无辜的汉族人也被砍倒在血泊之中。有人想打电话报警，可是巴扎内看守公用电话的维族人就是不让打，报案人直到跑出巴扎才找到电话报警。110接警后赶到现场，一个刚刚工作一年半的汉族警察上前制止时，被其一刀捅入心脏，当场牺牲。另一名警察也被刺伤，其后又有两三人被刺伤。如果按110出警条例，警察遇到这种情况，本应立即执法，可是在新疆，对待穆斯林，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力！法律在执法者身上都如此不平等，何况普通汉族百姓！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法律面前低人一等地生活着。

纵容了分裂文化的复兴。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有其狭隘、自我的一面，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如果个个都无视国家民族大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强调自我发展，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家庭。

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大局上，理性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胡耀邦等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一部分有损于民族团结的维族文化放纵发展。1980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纷纷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

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

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

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更让人扼腕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融合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1971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虽然还可以继续以别的形式开展，但却已经不太容易。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脑门”，天真地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同胞示好，结果搬起石头砸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脚，更贻害给后来的继任者。

就因为此事，一些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而维吾尔人对这些政策也丝毫不领情：“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后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其意很明显，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当然，造成“东突”组织日益做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民族政策的失误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等，但胡乱邦失误的民族政策确实难辞其咎。如果说狂热的维族沙文主义是恐怖产生的根源，官员的腐败是恐怖发生的导火索，那么失误的民族政策就是恐怖裂变的催化剂。

[yongbing1993]

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毛泽东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毛泽东：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毛泽东：“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

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

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泽东：“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

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

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

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泽东：“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

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

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修改部分

1968年8月22日，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姚文远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姚文远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

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

（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

（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五）改写第五段（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粗体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六）在第十段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七）改写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八）在第十八段讲“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加写“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九）加写第十九段：“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yongbing1993]

文革中的教育改革是为工农兵的





毛泽东：“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工人阶级掌握了学校大权，这是一场大变革，是一个大革命。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捣乱。

因此，今后的阶级斗争会更加深刻、更加复杂。

工人阶级必须管大学，也一定能管好大学。

驻上海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小将座谈纪要

东风浩荡，喜讯频传。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发出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刚刚进驻上海复旦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驻校的空军部队军训团，以及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且举行了座谈。下面是座谈纪要：

工　人　阶　级　必　须　管　大　学

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红卫兵小将谭启泰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毛主席亲自派来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我们复旦历史上的转折点。看见工人同志来了，我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我们决心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同工人、解放军一道，彻底埋葬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政委唐金文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和我们工人阶级一个心眼啊！过去我也想进大学，也进过大学。是去读书吗？不是。在资产阶级掌权的旧社会，我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我过去是给那些戴眼镜的洋学生、“少爷”捡球，挣几个钱来维持生活。解放前，我们为什么受苦受难？还不是因为没有权！解放后，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包庇下，一小撮坏蛋仍然控制着学校的领导大权，专我们的政。这一小撮坏家伙拚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妄图把学校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前哨阵地，变成他们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一句话，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叫我们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决不答应！我们必须把领导大学的权紧紧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要叫大学的天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天，要让大学的地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地，要让大学的人变成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誓把复旦大学改造成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必须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老工人沈明兴说：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散布种种反动谬论，说什么“工人没有知识”，“学校不同于工业部门”，等等，硬把领导学校的大权从我们手中夺去，交 给他的孝子贤孙，让一群坏蛋专我们的政。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要我们工人阶级“永远领导学校”，要我们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历史彻底颠倒过来，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把这个重担挑好！

无产阶级的学校，就是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能依靠无产阶级自己来培养。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教育领导大权，我们不管谁管？！难道还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管吗？不！绝对不能！

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管工厂、管机器，还要管学校、管教育，还要管全国、全世界，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管一切！

复旦大学学生、红卫兵小将王世清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抱着学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决心，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可是十几年来，在学校听到、看到、学到的东西，使我非常失望。在学校里，找不到真正的老师，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指导我们学习的是资产阶级“权威老爷”，学习的是封、资、修的那一套腐朽没落的破烂。今天工人阶级跨进了复旦的大门，我心中非常激动。毛主席派来了工人阶级，冲开了被资产阶级统治的高等学府的深宅大院，庄严宣告工人阶级应该领导学校，而且要永远领导学校！从此，我们真正的老师永远进了学校。过去我们做的是资产阶级“权威老爷”的学生，今后我们要老老实实地一辈子做工人阶级的小学生。

工人阶级一定能管好大学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团长郭三珍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工人阶级最忠于毛主席，心最红，眼最亮。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引路，我们什么也不怕，什么事情也难不倒我们！

当然，我知道，我们进大学后，会遇到困难，会有曲折，会有斗争。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依靠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在解放军战士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一定能管好大学，一定能搞好教育革命。

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四连连长袁春华说：有人胡说什么“工人没有知识，不懂教育，管不了大学”。我说，不！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拥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七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工人阶级都管得了，几个大学有什么管不了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赶跑了霸占我国的外国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实践证明，真正不行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那些好摆臭架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主席教导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工厂就有这样六个工人，他们都没有进过什么大学；可是，他们凭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的情况下，制造了生产上迫切需要的划线机。当这部划线机投入生产的时候，从外面跑来两名赫赫有名的所谓“权威”工程师。他们“依胡芦画瓢”，照着工人制造的划线机绘制成图，但是回去后却一直造不出划线机来。你看！两个称为“权威”的工程师，原来是两个大草包和大饭桶！那些不相信工人能管好大学的人，咱们走着瞧吧！

空军驻复旦大学军训团战士何佩真说：工人阶级心最红，眼最亮，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学校大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就能保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迅速落实，就能保证大学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团长郭三珍说：我们今天跨进了学校，掌握了领导大权。我们靠什么来领导，靠什么来完成斗、批、改的历史使命呢？最根本的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复旦后，就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忘记狠抓两个根本。第一要狠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首先要抓好自己的学习，只有学好了，才能宣传好。我们工人阶级千带头、万带头，首先要带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头。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逐条逐句地认真学习，迅速贯彻落实，坚决反对“嘴上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的资产阶级恶劣学风。第二要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不抓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能不能长期占领学校的关键。我们要狠狠打击混进学校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在学校才能永远扎下根，永远领导好学校。我们还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忘工人阶级的本色，就一定能够在大学里站得住，立得稳，就一定能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解放军誓做工人的坚强后盾

空军驻复旦大学军训团战士郑朝阳说：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是伟大的创举，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无产阶级自己掌握教育大权的时代开始了。复旦大学过去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重点学校，阶级斗争一直很尖锐，很复杂。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学校大权，这是一场大变革，是一个大革命。“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捣乱。因此，今后的阶级斗争会更加深刻、更加复杂。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期留在学校，永远领导学校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坚决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切革命行动，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在实现教育革命的伟大战斗中，和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收兵！　（据新华社上海三十日电）

[yongbing1993]

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





毛主席：“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迅速传遍钢都，极大地鼓舞了鞍山广大军民。同鞍钢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斗争多年的老工人钱连发，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心情无比激动，手捧红色宝书，面对着毛主席像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钱连发这个一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老工人，是鞍钢第三炼钢厂的锻工。十年前，他看见控制钢水流止的钢水罐压棒机常常控制不住钢水，焊了铸车、模子和运输铁道，一些技术“权威”眼看着却没办法。一九五九年，钱连发串连了一些老工人，决心要摸一摸这个“老虎屁股”。

几个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听说工人们要搞技术革命，脑袋晃得象拨浪鼓一样，压根儿就不相信工人阶级能搞出什么名堂。

当钱连发和一些工人搞出技术革新方案时，那几个光靠书本吃饭的技术“权威”连看都不看，就同党内走资派串通一气，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革新方案打入了冷宫。

一九六三年，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中国赫鲁晓夫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也遥相呼应，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

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革命的烈火永远不灭。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几只嗡嗡叫的苍蝇，丝毫阻挡不住工人阶级前进的步伐。

就在这时候，钱连发和一些老工人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连续搞出四个革新方案。他们说：多炼一炉钢，就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也是对世界革命的有力支援！他们选定一个“外上塞头”方案，报送有关部门，准备进行试验。

被鞍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捧上了天的几个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摆出了一副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势说：“老钱，你们的那个方案我们看了，可是我们查了二十多天资料，这个东西我们国家没有，外国也没有，根本不能进行试验。”

钱连发反问道：“照你们的意思，我们得永远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行，不能超过他们啦？”

一个反动的技术“权威”阴险地说：“科学实验不是开玩笑，你讲讲道理看？”

老钱理直气壮地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只要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创造一切！”

几个反动技术“权威”被老钱说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溜走了。

一九六五年，钱连发来到钢铁研究所。那个鞍钢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望着图纸，别有用心地说：“老钱，你是一个锻工，搞这个东西干什么？”

老钱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反动技术“权威”眨眨眼，好象不理解老钱的话，又问道：“你搞这个东西知道需要什么材料？用什么仪器测量？知道怎样计算吗？”

老钱一听，心中的火不打一处来：“你们说的那一套，没啥了不起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工人阶级更知道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毛主席争气！”

大“权威”又威胁道：“我搞了几年了，用电动机带动都没有成功，你的图纸搞的还是用手开动，那能行吗！”

老钱说：“没有试验，下不得断言，反正我们有决心搞成功！”

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老钱他们在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激烈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反复实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

钢水罐压棒机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就要诞生了。

听说要试出第一炉钢，鞍钢那个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从大楼上晃荡下来，远远地站在一旁准备看笑话。

钱连发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凭着一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红心，熟练地掌握着出钢技术。

吊车刚把钢罐吊到钢锭模上方时，老钱转动堵头把手，没费劲就把钢罐口打开了，钢水象一条火龙倾泻下来，反动技术“权威”用电动机都不能打开钢罐口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工人们的心象钢花一样盛开怒放，顿时群情振奋，欢声雷动。革命职工的欢呼声象炮弹一样重重地打在一小撮反动技术“权威”的脑袋上，那个鞍钢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缩着脖子不敢吭声了。

从小就给地主放猪扛活的钱连发，被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认为“什么也不懂”的普通工人，在科学实验的战场上连打胜仗，捷报频传。

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高贵”人物却在科学实验道路上出尽洋相，连栽跟头。正如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指出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鞍革新　向东兵

[yongbing1993]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华社

第1版，专栏：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新华社政治记者

新华社20日讯　本社政治记者评论：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顾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

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几百年间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甚至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规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这个声明从所谓西藏独立开始，证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1年协议一开始就确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谓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话，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硬说，1951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从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经过多次谈判和充分协商然后达成的。达赖喇嘛在协议签订后的1951年10月间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说到这个协议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地履行十七条协议。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钞也继续流通。协议中规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军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进行。

到1956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话，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那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负责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1956年4月间成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十七条协议，从指使康巴叛匪骚扰一直到他们自己在3月10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没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协议的事实，也没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属于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属于四川省。人们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达赖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经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阴谋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

他们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线，掩护西藏本区驱汉独立。他们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地形的险阻。所以他们迅即决策，以为煽动康巴人首先叛乱是大为得计的。事实与他们的设想相反，这个叛乱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当然会死一些人，损坏一些建筑物，这必须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负责。

除此以外，根本没有所谓许多喇嘛被杀、许多寺院被摧毁的事。这个声明举出根本不属于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乱来攻击中央人民政府违反十七条协议，不但反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这一协议，而且恰恰证明了西藏叛乱集团正是康巴叛乱的指挥者。
这个声明在谈到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时也是歪曲事实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发动叛乱的日期。

叛乱集团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达赖喇嘛自己决定在这一天到西藏军区礼堂去看文艺表演，而看这次文艺表演的要求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声明不敢直接否认这个事实，故意含混地说什么达赖喇嘛“同意”去看文艺表演，而3月10日这个日期又说是“突然规定”的，是谁规定的，声明可不敢讲。但是，达赖喇嘛在3月11日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声明避而不谈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证明了写这个声明的人不敢面对事实。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萨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编造谎言的人给自己预先开了一道后门：“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军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炮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声明中关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说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说，“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这一段话表明，并不是达赖喇嘛本人而是所谓“顾问们”认识到要离开拉萨。这是关于达赖喇嘛被劫出拉萨的真相的无法掩饰的流露。

达赖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说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

3月12日的信中又说，“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

这说明3月10日以后达赖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围起来，并在3月17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认这些事实，使所谓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谈。

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

第一，声明的内容同达赖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许多谈话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违反。甚至1956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围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也决没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

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

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谓“中国的宗主权”的说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创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字样。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采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词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谈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词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等等。从以上的情况看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

这个声明说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满人、维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瑶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于汉人。

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们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内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现在忽然说要独立了。所谓独立也者，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赖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赖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认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说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

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结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萨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经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线。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

[yongbing1993]

毛泽东：西藏平叛后的方针政策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索康、帕拉[2]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3]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4]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5]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6]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7]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8]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9]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10]、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11]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12]，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13]，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14]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15]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16]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詹东·计晋美等的谈话。
　　[2]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见本卷第46页注[8]。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3]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4]张经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原为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6]刘文辉（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一九五九年时任林业部部长。
　　[7]指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8]铁棒喇嘛，是藏传佛教寺院僧职格贵的俗称。
　　[9]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本卷第46页注[4]。
　　[10]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11]见本卷第47页注[11]。
　　[12]指以达赖名义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和二十二日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
　　[13]噶伦，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
　　[14]阿旺嘉措（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甘孜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青海循化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一九○三——一九九七），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泽旺，当时任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15]谿卡，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当于县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以下或相当于宗的农村基层组织名。基恰，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地区。
　　[16]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yongbing1993]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主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由来

《尚书·五子之歌》“皇祖训一”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译文：我们伟大的祖先早有遗训：“对于人民只可亲近，不可下视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污蔑为‘刁民’，肆意盘剥、掠夺、欺凌、‘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稳固邦家才得安宁。从我(大禹)来看，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个愚夫愚妇，也能胜过我(大禹)。一个人总不免有三差四错，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么明显，眼前看不见的过失，犹须要预防它的发生。我们统治着几百万人民，时刻都要战战兢兢，简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绳索，驾驭着六匹骏马飞奔!作人民的君主，怎么可以对人民不尊敬?

“六祖坛经”诗云：问道有生有学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识丁作佛祖，石破天惊启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岭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学问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白话云：地位卑微之人，也有过人之智慧;地位显荣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这句话和毛主席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几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欢“六祖坛经”。

还有左传-曹刿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一以贯之，毛泽东还讲，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1页

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2页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30马力的单缸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在辽宁安东机械厂(现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下线。一年以后的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生产制造的调查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巨大轰动。

小修理厂研制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
　　
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发出要用四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1956年，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机械化工业建设成就，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汇报展览，中央很多领导同志都参观了展览。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从事农业机械研究的专家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还很繁重，农民还很艰苦，有了拖拉机，就可以解放劳动力，你们要为农民多造些拖拉机，多造些机器。在农业机械的生产制造过程中，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此时，正值全国广大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这给正处于困境中的辽宁安东机械厂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面向广大的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安东机械厂很快就为农村生产了大批耕种、排灌、运输等急需的农业机械。

安东机械厂始建于1952年，最初是为抗美援朝战争而成立的一个小型修理厂。建厂初期只有16人，工厂生产设备极其简单，只有4台旧皮带车床、3间破民房、2台钻床和1台小型翻砂炉。它主要为抗美援朝过江部队生产汽车防滑链、马蹄掌和制造一些简单的农具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工厂由军需转为民用，专门为农民维修农业机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生产任务不足，工厂经常处于停工待料状态，三班生产改为两班生产，最后又改为一班生产，半数工人编余学习，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

1956年春，安东机械厂接受安东市工业局的特殊任务，开始研制轮式拖拉机。在技术和经验成熟之后，工人常逢尧、杨廷贵、林辉生等人产生了自己动手制造拖拉机的大胆想法，立即得到厂领导的支持，并成立了以常逢尧为首的新产品研制小组。在研制期间，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资料，他们就赴外地考察学习。实地拆解拖拉机进行测绘，并结合我国农村特点设计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拖拉机蓝图。没有专用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缺少原材料，他们除了到废铁堆里找，还开动脑筋，亲手制造出许多零件。

参加研制的工人废寝忘食，昼夜苦战，就连除夕之夜，也是在车间里度过的。没有厂房，他们就在院子里搭起临时苇棚;没有图纸，他们就奔山东省兖州中匈友谊农场请教专家，赴辽宁省北镇县(现在的北镇市)参观从匈牙利进口的GS35型单缸卧式拖拉机，并将其700多种、1000多个零部件逐一进行拆卸测绘;没有滚齿和插齿机，就用普通立式铣床做齿轮粗加工，再用锉刀进行细加工;没有热处理设备，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热对齿轮进行渗碳处理。从毛料的铸造、锻造到零部件的加工，从零件的装配到部件的总装配，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攻克道道难关。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0多天的连续苦战，1957年2月16日，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终于在鸭绿江畔诞生，研制的工人们激动地将它命名为――“鸭绿江一号”。

“鸭绿江一号”是30马力单缸轮式拖拉机。经过耕地试验证明，它构造简单，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强，能带动三铧犁或四铧犁，每班(10个小时)可翻地60亩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钢材和生铁制造。除了耕地，它还可以作为动力来运输、碾米、发电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这个“新生儿”还是有很多不足，因为是单缸、卧式、二冲程的轮式拖拉机，开动起来振动较大，前面冒烟，后面喷土。

毛泽东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作批示：
　　
“鸭绿江一号”国产轮式拖拉机研制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和机械局局长王光中亲自来到安东机械厂视察，知道这台拖拉机的研制过程后，被工人们敢想敢干的精神所震动，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进京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鸭绿江一号”的命运。他们在详细听取研制拖拉机情况汇报后，于5月3日，写了一篇900多字的关于安东机械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安东机械厂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详细情况，并把材料上报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

“鸭绿江一号”进京后在担负平整展览场地的任务和操作表演中大显身手，深受领导和观众好评。特别在展览会上，它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及结构简单、结实耐用等诸多优点，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一致认为“鸭绿江一号”为我国拖拉机的制造和农机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材料。展览会接近尾声，在组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拖拉机游行车队时，“鸭绿江一号”因外形不够美观而未能入选。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5月1日早晨，原来计划参加游行的4台拖拉机中有1台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有关部门领导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替补上。于是“鸭绿江一号”幸运地同其他3辆拖拉机一起驶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毛泽东接到李富春转来的、由国家计委呈送的关于安东机械厂小厂办大事，克服技术、工具、材料设备和资金上的种种困难，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很感兴趣，就在材料的旁白处写下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2个大字，并写了近300字的批语，充分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批示的具体内容是：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

毛泽东批示的全文，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之二十六，发至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加这次会议的安东市委书记肖纯接到文件后。立即把喜讯传回安东市委。整个安东机械厂立即沸腾了，工人们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中，直接参与研制“鸭绿江一号”的常逢尧等3名工人骨干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这种象征中国工人阶级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的拖拉机很快投入批量生产，并几经完善，日益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喜爱。 “鸭绿江一号”拖拉机陈列国家博物馆 。　　 　　

毛泽东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作出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安东机械厂的干部职工，他们敢想敢做的生产劲头更足了。在后来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全厂涌现了大量的技术革新事迹。老工人谷维智、王安太等人创造的车煤气机机体的多头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于工人们改革了设备，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经赶制出60台煤气机，有利地支援了农民抗旱。

为纪念毛泽东的批示，1960年经批准安东机械厂正式更名为“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改革开放以来，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12月，辽宁五一八公司与香港兆彩实业有限公司合资重组，成为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是全国机械工业行业500强之一，经营规模居于内燃机零部件行业前茅。

“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一直存放在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国家博物馆专程派人赴丹东，经考证后发来征集函，国家博物馆认为此拖拉机是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物。并将“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作为珍贵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鸭绿江一号”正式陈列于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