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还是共产党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8月22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防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公 安 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在《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
毛主席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毛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主席说：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泽东：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注释：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向走资派反抗战斗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走资派特色政府内的学者在呼喊：要《取消中考》。《高考》要取消吗？《文革》中已取消包括《高考》在内的以学生为敌的一切考试。要《缩短中小学学制》。《文革》中已缩短小中大学生的学制。要《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文革》中己实施。还有《文革》中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走资派邓小平的黑白描摸石头教育是只看《高考》分数的。现如今恶果累累成熟掉啦。那些砖家叫兽精蝇拿《高考》来赚钱，收括收割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穷人》家孩子受教育的血汗钱话命钱。而《富人》有钱可以请到家里一对一的辅导。整个教育只为《应试》，不说《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就是基础知识也少。就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内的血者也看不下去了，在呼吁不能这样进行下去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由于存在教育资源差异化，家长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教育内卷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这样导致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以应试为主，浪费了人才基础教育的时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才。
更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60%，八年级超过 80%；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
由于过去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会导致教育目的趋同，降低家庭风险承受度，窄化职业选择范围，加剧教育内卷。
只要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34%。
根据汇丰银行教育报告，虽然中国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1/3，但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教育支出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倍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养育压力几乎是最重的。中国家长给孩子课外补课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也过长。根据PISA 2018的数据，参赛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为44小时，而中国大陆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根据PISA 2015的数据，中国大陆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超过60小时的学生占比达到40.7%，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为21.8%，OECD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为13.3%。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
教育减负，不仅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更要减轻家长的负担。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以色列独特的中小学教育制度。虽然以色列家长有双休日，但学生却只有单休日。这样，把孩子的更多时间放在学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着家长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减轻了家长照看孩子的负担，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实行十年免费义务教育。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
由于存在教育资源差异化，家长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学生、家长和老师过分追求分数、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导致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但教育质量却未能真正提高。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
现在的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试大纲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习，但是因为《高考的魔棒》，导致中学里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到备战高考上。学生和家长被迫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导致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教育内卷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教育内卷，导致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以应试为主，浪费了人才基础教育的时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劳动市场，缺乏能够迅速进入不同行业并且独当一面的劳动人口，这会成为中国的创新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极大阻碍。
教育内卷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60%，八年级超过 80%；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学习压力较大。过高的学习压力对学生学习兴趣、自信心甚至学业表现均有不利影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
2018年12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布的《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认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的负担重；二是校外学习的负担重；三是学生的心理负担重。目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阶层和地域分布，正在从大中城市、中小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县城）、工薪阶层蔓延。”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存储、组织、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诵的知识，现在随时随地可以获取，还有分析、模拟的工具和软件可以辅助我们。不需要再学许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高质量的网络课程和练习可以以极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现在中小学所教的内容，没有充分利用到这些更好的技术，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虽然学习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学生花了更多的时间刷题应付《中考和高考》。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基础教育却没有相应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学的东西基本放在了大学以后，延缓了年轻人工作和组织家庭的时机。
虽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加强教育，但是中国的教育的竞争和内卷可以说几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补课。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考核学生的其他方面的表现。而中国主要采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这个统考统招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的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虽然在1999年以后，高校在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园。但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终究有限，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与每年高考的总人数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点大学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来，高考的升学竞争已经不断前移，这种学习压力已经逐渐推向中学、小学，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竞争越演越烈。这种形势下，小学生不得不早做准备，打好学习基础，为未来高考做准备。过去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中国的中小学校普遍提倡“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每到临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学校都要搞各种花样的誓师大会，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宣誓活动，大有一种鱼死网破，破釜沉舟的架势。2023年初，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一中学举行《高考》冲刺百日誓师大会，一名高三女学生发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讲视频，却被许多网民贴上“面目狰狞的刷题机器”“鸡血卷王”等标签，连续遭受网暴。
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较低的一半人注定只有进入职业学校的选择。中考成了高中入学的分层考试，也成了高中“升学”和职校“就业”的分水岭。为了避免初中毕业就被绑定进入职校，家长和学生不得不为备战中考而补课。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也开始考试分层，于是学生和家长又需要为进重点初中、重点小学而不断内卷。教育分层变得越来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无效投入与浪费。分层考试而产生的标签，会跟着孩子好几年甚至是一辈子，于是导致考试的压力被无限放大。所以过早的分层，必然会无谓增加择校的巨大压力，推动各种补课的军备竞赛越来越低龄化。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只要还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如果只是强行消灭了课外培训的供给，但是刚需仍然存在，那么比较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随着有组织的大课被禁，导致一对一私教的需求变得更大，于是私教的价格反而上涨，导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负担反而变重了。更何况，如果没有平台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高效对接，家长寻找私教老师的费力度会上升，恐怕也只会变得更焦虑。更进一步来看，哪怕大部分一对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么最终的结果，无非只有很有钱和很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子女的“补课权”，这种状况在现有的考试择校制度下只会显得更加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主要就是被下一阶段的名校和重点学校用来掐尖选人，然后整个社会就自然形成一种习惯——只认学校的牌子。在这种普遍认知下，所有人都为子女能上名校而倾尽全力。所以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让学校掐尖，中小学取消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区别。教育经费的投入，由学生多少而非学校名气来决定，并且要求优质老师在不同学校轮岗，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以后不再有所谓重点学校了。教育资源均等化还可以减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让社会底层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同校上课，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时期的同学都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无论对富人或穷人的孩子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小学阶段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应该具备社会共识和可行性。完全可以尽快取消中考和重点中学，实行就近入学等随机分配生源的办法禁止掐尖生源，并且实行包括教师轮岗等均等化的措施。这样既解决了中小学的择校刚需，也就解决了补课压力。
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4197元，农村家庭为8205元。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花费一个家庭23.3万元左右。15个国家和地区父母们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花费要比这个更多。
中国大陆（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较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包括中国和东亚国家。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毛泽东逝世几十年了，民间的《万岁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并呈现出内容具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机制常态化的特点，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是亿万人民百姓怀念毛泽东。这是为什么？那些走资派右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的歪曲，诋毁，抹黑，泼脏水等下三滥的手段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不奇怪。
反思近四十几年以来，他们否定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利用歪曲，诋毁，抹黑，泼脏水等下三滥的手段，利用资本控制的媒体，掀起一股虚化历史，全面丑化否定毛泽东的逆流，妄图以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开国领袖为前提，彻底颠覆共产党，令人痛心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历过新中国前三十年，不明真相的年青一代，被这些利用资本把持的舆论阵地所误导，人云亦云，为虎作伥。采取了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姿态，更加猖獗与肆无忌惮，从而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严重失控的局面。
回顾历史，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崛起，立下无法估量，无以伦比的丰功伟绩，正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所讲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经一次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军阀割据的战乱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是毛泽东彻底颠覆了旧中国历史延续形成的旧的官僚，土豪贵族管理国家的封建管理机制，把旧的国家管理机制来了个天翻地覆，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使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几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任人驱使奴役剥削的中国劳动人民，平民百姓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是毛泽东引领着数亿中国人民人民（1949年人口统计5.4亿，1976年人口统计9.32亿），在饱经战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勒紧腰带，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完善坚实的工业、科技、国防的基础设施，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发展才能实现的工业革命，新中国仅仅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得以实现，并解决了近八亿人口的穿衣吃饭问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令世界瞠目。
是毛泽东英明决策，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条件下，毅然决然的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挥顽强的斗志，英勇无畏的战斗意志和必胜的信念，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通过此次战争的胜利，打出了中国的国威，打出了军威。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第一次让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腰杆，极大的凝聚和激发了世界华人的民族精神，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长期处于软弱挨打，屈辱妥协的被动局面，让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以独立自主的豪迈气魄登上世界的前台。
是毛泽东始终教育全党全军，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不懈的宣传灌输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无分贵贱，职务不分高低，地位平等。创建了一个人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生存劳动权利的社会环境，树立崭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极大激发了全社会各阶层民众建设国家，为国奉献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是毛泽东以其洞察世界的敏锐目光，恢宏的世界政治观念，提出世界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很长一个阶段，是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事务的重
要理论依据，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第二世界国家亦积极主动向中国靠拢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彻底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孤立瓦解中国的阴谋，让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不得不飞过大洋来到北京与毛泽东握手求和，眼睁睁的看着第三世界国家雄赳赳气昂昂的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抬进联合国。毛泽东的世界政治观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继续影响着世纪历史的进程。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这是郁达夫讲过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是民族的脊梁。但是历史上任何一位英雄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只有毛泽东才可称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最杰出的英雄。抹黑造谣毛主席，歪曲诋毁毛主席，抹黑英雄，诋毁英雄天理不容！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说过一段话：“毛泽东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但是我很遗憾，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型，即新中国两套完整的工业化建成，沿海的工业化和大小三线的工业化。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已经反复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人民只有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毛泽东思想完全彻底地落实到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直号称中国共产党的敌人美国都在深入研究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并且用来对付中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更加警醒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承好和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如果走资派特色政府主动放弃毛泽东思想，还用白猫黑猫摸石头来作指导，那就是向敌人缴械投降。如果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那中国共产党就会成为战胜美西方强大敌人的锐利武器。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泽东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现象，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伟人，一个没有英雄和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们美国的青年不仅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也应该知道毛泽东。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说，中国青年对于我们的华盛顿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过我们的青年，英雄和伟人是没有国界的。”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泽东’，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都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么多年来，我做的最出名的事情是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他说：“有困难的时候，让我常常想起，我很喜欢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让中美关系持续往好的方向发展。”
肯尼迪生前办公桌上总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他不仅研究中国，还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艾森豪威尔：“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尼克松：“毛主席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他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福特：“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同美国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比较积极的时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在2010年中美座谈会开场白中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4周年的日子，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
克林顿：“毛泽东说‘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须亲口尝尝’，这句话真让我欣赏。”
小布什在耶鲁大学研讨会上向众人发问：“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书发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众人摸不着头脑，片刻宁静后小布什从笔记本下抽出《毛泽东选集》向众人展示说：“就是这本书——《毛泽东选集》!这本书是我父亲当年从中国带回来的，已经收藏了几十年。”
奥巴马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他在执政百天演说时引用毛泽东的话——“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并在白宫的圣诞树上挂出毛主席像。奥巴马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内政外交：“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
美国是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国度，弱肉强食，欺软怕硬，谁把它打趴下了，它就臣服于谁。当然也会研究谁，报复谁。
美国在历史上发动过200多场战争，可谓百战百胜，唯独在朝鲜战场上败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开始，毛主席给美国人划了一条“三八线”，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并把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
毛主席当机立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一声令下，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小米加步枪”的绝对劣势，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最强大的17国联军，在10日内把联军打退300公里，美国《先驱论坛》称：“这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大的败绩”。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将战线从清川江推回到三八线，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一场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从此，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威震四方，令美国人胆寒。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有一段精采演说，我们是爱和平的，我们不要战争。但我们不怕战争。有人问：战争要打多久？我们不作这个决定。我们把这个权力交给美国总统来决定。美国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直到把它打回美国去。
毛主席告诫中国共产党：“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看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运用毛泽东思想方面，运用最娴熟的主要有：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拜登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他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中：“当美国与盟友合作时，美国才是最强大的。”美国“最好的对华战略是让我们每一个，或者至少是我们过去的盟友都站在同一立场上”。我们清晰地看到，自拜登上台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华联合阵线”正在按计划、有步骤、快速地形成之中。
还有就是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拜登宣布从阿富汗完全撤军时明确表示：“我们将专注于中国等其他优先事项”，现在是美国集中精力处理中国等海外其他优先事项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专注于我们面前的主要挑战，而不是重新与塔利班开战。我们必须支撑美国的竞争力，以面对日益增强的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拜登要求国防部收缩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兵力部署，重点部署到亚太地区，形成对中国“O形包围”和大军压境的态势。
也许有人会质疑，拜登的执政理念未必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但是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美国政府确实把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升到了战略高度，而拜登的执政理念也确实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美国人深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心中最伟大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致胜法宝，所以只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中国人民心中“抹去”，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的“脊梁”，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就成功了一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预言：“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中国政府的颠覆活动，在2021年4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有一项非常明确的内容——国会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近日，一位美国共和党朋友透露，这一拨款已经增加到15亿美元，重点用于抹黑毛泽东和“去毛化”。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心理憎恨而又恐惧的毛先生离开世界了，他们便卑鄙地雇用那些没有廉耻的中国人，四处游说，这难道就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人马?连起码的军人自尊都没有……”
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以夷制夷”战略，凭借美国资本对中国舆论领域的强力渗透，收买一批无良的专家学者，鼓动一批内心肮脏的精英，利用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而仇毛的人，挑唆一批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毛辱毛运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抹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削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预期实现了他们在中国“非毛化”的目标。
以至于1999年版《辞海》对大量与毛泽东历史功绩和独创理论有关的词条被删除和修改，甚至写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因美方“不接受”而被删除、取消掉……
美国政府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然而今天的中国己不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四十多年前己被走资派邓小平们推翻。
如今美西方联合起来要“以夷制夷”的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而走资派特色政府及其一批无良的专家学者，一批内心肮脏的精英，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而仇毛的人，一批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还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毛辱毛运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抹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削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预期配合美西方实现在中国“非毛化”。
1、“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5页）
3、“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水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6、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572页）
7、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9、毛泽东说，如果 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党校出版社，第1160页。）
10、毛主席说：“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页。）
11、“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X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4、“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主席：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18、“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他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6页）
19、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住我对他们的希望，记住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我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20、毛主席说：“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对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21、毛主席讲，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中国代表邓小平出席了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第45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民主的最高境界。也是阶级斗争中的暴力的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最好回答。压迫和剥削就是暴力，压迫者和剥削者掌握着国家机器财政大权，他们可以用文的或暴力的手法，强逼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自从人类产生阶级结成社会以来，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里的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等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长工之间。以致今天中国特色政府走资派当官的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几十年来一直贯串始终。
走资派特色政府当官的靠在社会各级制度中掌权而占有优势，但人数一直居劣势，而靠大量的维稳经费组成的警察、特警、保安、城管、农管、文管等外，还有随处可见的监视摄象头。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大量暴力行为，最大的动用军队坦克开进城里开枪镇压。最卑鄙无耻的是判四人帮死罪，大量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
还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亿万国企职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岗失业，甚至沦为新生资本家和官僚家族企业的雇佣、奴隶甚至不得不从事皮肉生意以过活，这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把无数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国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把无数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成了空壳、虚无甚至土地都“流转”到新生地主老财手中，使翻身农民再度沦为昔日的长工，农民工、短工，临时工干苦活累活脏活后，连拿极低薪为活命的血汗钱，还欠薪？讨薪时下跪还被保安驱赶毒打，这是不是意在变天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维护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权法》的面皮，为了官僚和开发商的利益，大肆强拆民房并不断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震惊中外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走资派特色政府照顾的优惠的是台湾国民党的资本家。工人不准反抗、不准罢工、不准贴大字报造反等还有一丁点共产党的味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又是什么？
如通钢工潮，通钢工人阶级不奋起抗争直至拳毖私企总经理陈国君，他们就势必沦落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雇工、奴隶甚至被“滚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东民女邓玉娇面对淫官肆虐，如果不坚决自卫，直至刀毙淫官，后果岂非可想而知？！
下等人平民百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低微，但其人口数量庞大。官与民的力量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彼此消长，决定着官民矛盾的缓和、激化和爆发。官的压迫资本家的剝削少些，官民的矛盾轻微时，社会和谐，即所谓太平盛世。官的压迫资本家的剝削重了，官民矛盾严重时，则社会不稳定，甚或动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每次的暴力镇压之后的反抗，都是促进人类向文明前进。最终以战争决定着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有资产阶级的轮流执政。假如工农取得政权，为防止资产阶级的轮流执政的产生，就要进行文革。
调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调和官民矛盾。但是，民主的功效仅仅就是调和官民矛盾吗？非也，民主还通过影响官民矛盾而使社会渐臻公正，从而渐臻进步。所以说，民主最内涵的功效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其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主，你就会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原来是最彻底民主的宣言。民众的反抗是被动的，被迫的。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消灭暴力，就要消灭压迫和剝削。
说实话，刚开始时，很多人对于毛泽东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由于思维上的惯行和定势，觉得这十一个字可能有“暴力“。不料一旦静下心来，细细想，细细想，难道反抗无理吗？历来都是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但资本社会里有不平，无反抗不造反则不平更甚矣，劳动人民有苦难，无反抗无造反则苦难更重矣，社会资本制度有不公，无反抗不造反则不公长存矣。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反抗，没有造反，社会不但会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岂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包含了两层重要的民主思想。首先，这句话明确指出，先有压迫剝削，后有反抗造反，是因为压迫剝削才导致反抗造反的，也就是说压迫剥削是无理的，反抗造反才是有理的。只要有官的地方，就必然会发生官压迫民的事情，民压迫官的情况，则鲜有。所以说，“压迫无理，反抗有理”的观念一旦被多数人所接受，从长远看，则反抗未必增多，压迫必会减少。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不合理的观念，仿佛官欺压民是理所当然的，民反抗官则是大逆不道的，这种观念时至今日，仍留余毒，仍在束缚着民主，孔孟的儒家思想对此贡献最大。毛泽东说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应该说是站在对民有利的立场上说话的，为孔夫子所深深惧怕的“犯上”撑腰，史无前人。
然而更重要的还在其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为“反抗”正名，而且还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从来没有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会也不会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进步。所以说，能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人远比提出要建立什么样社会的人高明得多。这就好象老师教学生，教会某种知识，远不如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善于教方法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比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美国独立时的先贤们的“三权分立”来，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更为高明，是人类社会以来对民主最高境界的宣扬。有人称毛泽东为导师，的确很确切。
其实，很多的嘴上常讲民主的人，其对民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制度或体制的层面。孰不知，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体制之下，官的地位总会高过民，如果不认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几权分立，只不过是限制或分化了某些官职的权力而已，并没有解决“官的地位总高过于民”这一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则总归是不彻底的民主。而且制度和体制不公平，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从来没想过。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这些人真的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了。
《造反有理》？！谁造反？造谁的反？为什么要造反？对谁有理？对谁不理？为什么说有理？
《人类》。泛指每一个有生命的人。人类从原始时就分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小孩。又有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地区不同又分不同地区的人。部落不同又分各不同民族的人。
自从产生阶级之后的人就开始分下等人，中等人，上等人的区别。又分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上等人中又分帝皇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等等。下等人中又分许多种人来。
阶级产生之后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和地主等有钱有权之《人》一直掌握主裁权控制权和语语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皇是上帝或天上派来的，命中注定的。百姓只能听天由命，命中注定的。上帝决定的。
因此一直由有钱有权之《人》统治。剝削是有功的。压迫是应该的。朱门酒肉臭是常态。路有冻死骨是活该。反抗是不对的。造反是有罪的。剝削压迫是有理的，造反是无理的。
《人类》中有1%的人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和地主。是上等人中的帝皇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而99%的人是下等人平民百姓低层人劳动人民干苦力重活累活脏活的打工仔等。
长久以来，《人类》就是这么天经地仪，无法改变地延续下来的。1%的人拥有99%的财富，掌握着权力，控制着话语权，统治着《人类》世界里的一切。
哪里有压迫剥削，那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马恩二人用毕身的精力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查观察之后，例举了当时社会中的许多事实为依据，发现了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通过阶级斗争使人类得到不断的文明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由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即阶级斗争，原有封建个体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生产。而奴隶主阶级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资本家的地位。工厂雇用了大量的工人，而这些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从资本家手里赚到一些钱为自己的生存。资本家发给工人的钱刚到工人手里还没有放进口袋，外面的房东、食品老扳、生活用品老扳等着拿走了。而资本家老扳们越来越富，而辛苦劳动的工人为什么越来越穷。为什么？
马克思的《资本论》用大量文字说明了这个《为什么？》。马克思将这一阶级的形成统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马克思用《资本论》得出结论：造反有理！
谁造反？是无产阶级造反。
造谁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
为什么要造反？因为辛苦劳动的工人越来越穷。
对谁有理？对无产阶级有理。
对谁不利？对资产阶级不利。
为什么说有理？因为辛苦劳动的工人创造财富。理应当家作主。
对《造反有理》，谁反对？谁支持？就很明白了。
毛泽东：“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接见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是毛泽东评价文革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选》第七卷：26.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1〕。
《文革》让一批混入共产党的同路人显现。这批共产党的同路人和蒋介石国民党是同一路人。不想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大官。
毛泽东：“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批评“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