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东方民主在共产党执政后成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东方民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国方法，并定为制度。共产党当官了，共产党有权了，但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们，必须要继续《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工人们有了铁饭碗以工厂为为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办农业，创办社办企业人民公社工业化，互补工农城乡差距，个体农民成了集体的社员。干部们还必须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制即先听民意再作决策，不但如此，干部还要参加劳动，规定在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农村去，与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到五七干校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集体劳动。知识分子们也要为《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准则。以民为主让民作主。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１１辆吉普车和１０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结果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格外重视。
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即指示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一再强调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他还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两个务必”的提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警醒全党的作用，而且直到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东方民主》把扶助工农作为起点，在没有执政权的长时间内，努力地扶助工农，将工农组组起来，带领工农，抉助工农，终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序 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集中制》是东方民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方法，并定为制度。当官了，有权了，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当官的还必须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制。
何谓《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第一点就回答和示范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毛泽东：“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这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一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一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572页))
1966年3月4日，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页)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1936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上的讲话》，引自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我国代表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时的讲话《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第45页)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毛泽东去世后不久资本主义就复辟了。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全会文件印发。《毛选》第七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1〕，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2〕，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3〕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4〕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注释】
〔1〕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珮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
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
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2〕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如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而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指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文革中，毛主席把几千年来的社会丑恶现象一扫而光，没有妓 女，没有赌博，没有抢劫，没有偷盗，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吸毒贩毒，没有走私贩私，没有尔虞我诈，没有黑社会组织，没有假货。他创造了思想高度文明，政府清正廉洁，官员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统一思想，民族团结，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世界第一辉煌的奇迹！毛主席统一了中国，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政府。
《工人》！只是资本家的打工仔。能作主吗？毛泽东去安源，安源的工人阶级开始学文化，组织工会，进行罢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何时罢工，怎么罢工，工人们自己作主。这叫民主即东方民主。
《农民》！自古农民只是地主家的长工短工。毛泽东上山下乡，办农民学校，教农民识字。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农会带领农民自己作主，反抗地主和土豪劣绅村霸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村霸恶霸们大喊大叫“糟得很“。毛泽东下乡经几个月的深入农村的详细调查后，作出的调查报告中高呼《好得很》。几千年以来《农民》们第一次为农民自己作主，搞农民运动。农民自己作主，不叫民主叫什么？请地主和土豪劣绅村霸恶霸们听好了，这就叫民主！叫东方民主！
《士兵》！历来被称为“劣兵“，受长官欺负打骂。都是抓壮丁强迫来当兵的。军官们大多来自有人家读过军校的。旧式军队中时常发生有逃兵，原因很多。但历来对逃兵都是当场枪杀的。
然，毛泽东接管起义失败队伍的第一天，正遇上要枪杀逃兵。毛泽东大喊：刀下留人。问明逃兵的原因，只是为家中老母要照料。毛泽东决定放人，发给路费。嘱：想回来，欢迎。从此之后，红军中从不允许杀逃兵。参加工农红军自觉自愿来去自己，由士兵自己作主。
不但如此，还不准军官打骂士兵，更严重的是官兵待遇一致，军官不准开小灶，一律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打仗同劳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要执行。官兵一致是是紀律，违者批评受纪律处问。为了监督执行好纪律，在每个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毛泽东首创的《军事民主》，士兵作主。这就是民主，是《东方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共产党执政，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们都有铁饭碗。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当集体化的社员，贪下中农当家作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时代一直保留着《军事民主》，从服装到纪律都保持《官兵一致》。
然，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工人又被倒退到打工人阶级。农民又被倒退到一盘散沙。军中又被倒退到旧式军官士兵不一致了。这些都在眼前的现实，不详说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领袖、第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第一个首创东方民主的最高国家领导人。
在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古老的中国首次建立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毛泽东是和马克思、列宁一样伟大的革命家，也是迄今为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和军事家。
毛泽东的一生，是创新的一生，首创《东方民主》。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地结合，在理论和实践进行全新的发展的一生，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真正的、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付出自己一切的无私精神。《东方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即西方民主。西方民主是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服务的。而东方民主是为工人农民们服务的。
马克思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使他的家庭遭遇了严重的灾难，他的三个孩子早夭——所以燕妮谈及《资本论》问题的时候说：“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么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
恩格斯更是一名大资产阶级的“富二代“，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依然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屡次在物质上救济马克思、在精神上鼓舞马克思、在理论上帮助和捍卫马克思。
列宁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干脆连子女都没有要。更难能可贵的是，列宁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做了无私的帮助。我们中国共产党可以建立、可以在之后的第一次国民革命期间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离不开列宁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援助。
不认认真真阅读《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工人农民们就对不起列宁。
毛主席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中国和世界的解放，牺牲了妻子杨开慧、妹妹毛泽建、二弟毛泽民、三弟毛泽覃、三子毛岸龙、幼子毛岸红、长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八位亲人，算上转战赣南闽西失踪的女儿和长征期间交给当地老乡的女儿，以及分别在瑞金、苏联早夭的幼子，毛主席失去了十二位亲人，是马克思非正常失去亲人的四倍。他本来已经在国民党位居高官，却依然放弃高官厚禄，要唤起工农千百万、“上山下乡“干革命。
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好自己的粉身碎骨，不管自己会遭到什么样的评价，宁可遭到大量的误解、诋毁、污蔑，也要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的决战——中国人民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
毛主席的一生，也是创新的一生，毛主席全面的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全面、创造性的发展，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迄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成就。
我们按时间顺序，梳理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
毛主席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方法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并投入实践，首次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实现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空前发展了国际共共产主义运动的军队建设理论，把不到八百人的军队发展为五百万人民解放军，首次解决了在被殖民地区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的问题。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指导战争全局的积极防御理论和歼灭战理论，成功的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领导了人类历史上差距最悬殊的敌强我弱、以弱胜强的战争。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人民战争理论并加以大规模实践，指导中国人民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唯物军事辩证法理论，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的炉火纯青。
毛主席创造性的在继承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侧重于改造世界的、突出论述了唯物辩证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三个阶段”的过程，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为根本纠正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主席创造性的在继承马列主义关于“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全面的的发展了唯物辩证法，首次的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首次提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问题的精髓，首次全面、详细的矛盾特殊性理论（不同物质运动形式不同矛盾、同一物质运动形式不同过程不同根本矛盾、同一过程不同阶段主次矛盾、同一矛盾主次方面），特别是首次详细的论述了矛盾特殊性中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和矛盾地位、矛盾方面转化的理论，为确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革命政治路线，根本纠正教条主义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主席创造性的首次把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高度，开展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游击大战，被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帝王将相“都誉为”游击战之父“。
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首次解决了在无产阶级力量极少的被殖民地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
毛主席创造性的提出了体系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实行什么样的革命、团结和打击那些阶级、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供了科学的指南，首次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解放了当时占人类总数最多的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
毛主席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大规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使群众得到了空前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普及。
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土地改革的理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引导农民自觉地组织群众团体、发展群众武装和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极大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首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理论变为现实，并创造性的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法——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幅度小。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成功实践，实行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低级社到高级社、从合作社到集体公社，一步一步引导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新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方法。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实行反对官僚化体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群众积极性、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实现飞跃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在毛泽东总路线的科学指导下，中国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方国家两百多年才实现的工业化道路，实现了完整工业体系和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的建立，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
毛主席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划分发达和不发达阶段、制定两步走目标、统筹十大关系、不断地在绝对不平衡中实现计划的相对平衡……空前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法理论。毛泽东创造性的探索出了乡村集体公社理论，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以乡村集体公社集中力量发展乡村工业生产力，成功探索出了实现乡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到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道路，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
毛主席创造性的空前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对社会主义社会内外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毛主席创造性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力量和比较丰富的实践。
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一切的民主实践，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和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最彻底的决战。
毛主席探索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大规模民主道路——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带领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最大规模、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实践的领袖。
毛主席义无反顾的开展了人类历史上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和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迄今为止最彻底的决战。他领导的和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决战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伟大实践，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彻底、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也遭到了空前的阻力和不理解。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领袖中唯一一位既拥有全面理论创新又有迄今为止最长时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实践的伟大领袖，开创了全新的被殖民地区解放理论和实践、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开创了最完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事理论而且进行了最丰富而且最持久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实践，首次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
常常听到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说法。特别强调的是《富起来》这三个字。走资派和右派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是《富起来》呢？就是想说明，因为走资派和右派们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实行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化后使中国人《富起来》了。
走资派和右派们闭口不会去谈，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十几亿中国人创业时的艰苦，日夜不断地努力奋斗一切从零开始，几十年所累积的财富资源和固定资产，几千万的熟练工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农村的水利建设，开恳的荒田和几亿农民工的劳动力。
走资派和右派们开口就说，《富起来》了。真的《富起来》了吗？还真的是《富起来》了。走资派官员《富起来》了。右派们《富起来》了。资本家《富起来》了。也带动了一部分人成了中产阶级。普通的出苦力的打工的人《富起来》了吗？几亿农民工《富起来》了吗？
读了新闻《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后有所思。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己经四十多年了，先富起来的第一代贪官污吏土豪资本家们都可以当爷爷或太爷辈了，这些先富的人的孙子辈重孙辈都已《富起来》了。怎么陈家村因地震众多记者去采访得得知陈家村的现状是：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今年是2023年终了，《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走资派邓小平的《富起来》是为谁？为了让谁“先富起来“？“让少数人先富“中的少数人是谁？显然，这“让少数人先富“中没有大多数的工人农民。
《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改革开放对于农民来讲，又倒退到旧中国时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扫盲工作进行过全国范围内的很多次。毛泽东在创建红军时对工农士兵就进行了扫盲，从瑞金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成立新中国后全民扫盲。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的今天，陈家村《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
《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文中开头第一句就是：“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能富吗？何时了？“地震之后“《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这就是改革开放要的结果？！
当初，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下会是这个结果吗！？
文中说：“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是这个成果？蒋介石，汪精卫，清皇帝都能做到，还讲什么“共产党“？
农民工们：“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成了资本家需要劳动力的产地，新中国的农村。青壮年帮资本家打工，老人小孩留守农村。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富起来》吗？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处是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户户靠种植玉米、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挣不到一万块，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能挣到三四千。“
反共分子能懂毛泽东的诗词吗？右派反共分子之所以不能读懂毛泽东的诗词，的确是一个私字在起作用，用他们的自私之心去理解毛泽东，得出的当然是暴君独裁者这样的结论。倒是经过四十年的改开，人民一天天更接近毛泽东，更理解毛泽东！
的确，历朝历代，哪个打下江山不是让自己及自己的后人好好享受？
只有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还要让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不忘本，不变色，不仅走资派右派不理解，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当时也不理解啊。。。。现在理解了，但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弱势群体。
所以人民从心底里呼唤毛泽东，而这也是走资派右派们疯狂攻击毛泽东的原因！
因为毛泽东的回归，必然意味着对官僚主义、买办集团、腐败分子、汉奸、卖国贼、洋奴的清算，他们吃进去的就必须吐出来，所以他们心里在发抖！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让一切反共分子接受人民的审判吧，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爱国者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个污浊的世界彻底烧光。
毛主席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毛主席的一生写了一百多首诗词。
毛主席的诗词的特点是意境壮阔，气势恢宏，其艺术手法也非常独特，语言明白如话，不论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能感受到它的艺术魅力。
读毛主席诗词，会让领略到毛主席那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毛主席诗词则像浪花一样，时时以最相切距离随着社会革命浪潮而跳动，同时，又像一面镜子，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毛主席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特别是艺术地反映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的劳动人民从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近半个世纪的英雄斗争历程。
毛主席8岁开始写诗，1901年作了一首童谣《狮子眼鼓鼓》
17岁时一首七绝《呈父亲》抒发了伟人的远大志向和理想：“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也是17岁时，一首七绝《咏蛙》表达了伟人惊人的豪言壮语：“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1925年，第一次大革命前夕，中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32岁的伟人，虽然在革命道路上遭到党内排挤打击时，却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伟人坚定的革命信仰，一首《沁园春.长沙》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最强音。抒发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战斗豪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对即将出现的革命危机作了预言。
1927年至1931年，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上山下乡办农民学校让识字，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将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地主恶霸，不断壮大了红军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诗词，如：1928年，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开辟了中国第一红色革命根据地，带领部队坚守井冈山，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一首《西江月.井冈山》，展现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战斗画面，“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多么令人感动的战斗场景。
毛泽东在上海辞去国民党内的高官，回到老家告别妻儿，只身一人，来到了在不到一千南昌的起义的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对逃兵发给路费放走。自愿留下的成立了几百个人的红军队伍时，面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几十万的正规军的剿杀之下，为什么红军队伍不断壮大？
毛泽东没有抓过一个壮丁，即使当上了红军不想干了，在极其贫困之下还发给路贲放回家。然，红军队伍不断被蒋介石国民党追杀，没有军费来源生活十分艰苦，伤亡人员很多，然，红军队伍还在不断扩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只因人民群众的支持。
还有《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表达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蒋介石国民党派重兵围剿大屠杀共产党员和相信共产党的民众时，表现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战士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的英雄气慨。红军的敌人能看懂毛泽东的诗词吗？
《如梦令.元旦》，展示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山上山下，凤展红旗如画。”等诗句，全面反映了这一期间的欣欣向荣、不断胜利的革命形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又写出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反映了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革命风暴。
《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热情讴歌了人民革命战争，流露出一种胜利后的宽慰和乐观情趣，展示了伟人乐观向上的革命激情。
《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些诗作表现了人民武装力量反击反革命围剿，不断胜利的战斗场景。
长征期间，写出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七律.长征》，展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画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赞扬了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
《清平乐.六盘山》等，反映了长征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和共产党领导下红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念奴娇.昆仑》是红军走完了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创作的，抒发了伟人的博大胸怀，“大同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体现了伟人的“大同”理想。
抗战前夕，1936年的一首《沁园春.雪》震惊全国，让蒋介石国民党惊魂落魄。在词里发出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在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之际，以最先进的历史观评古论今，指出了人民是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史的主人。
解放战争期间，《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更是直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建国后，5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时，《浪淘沙.北戴河》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历史画卷。“萧萧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水调歌头.游泳》，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谱写了一曲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歌。
1958年，当伟人读到《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激动不已，欣然命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对人民消灭血吸虫进行了热情讴歌。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改造山河的英雄业绩。
1959年，伟人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一首《七律.到韶山》对劳动人民进行了热情洋溢地歌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对新中国农民战天斗地的热情讴歌。
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热情赞美了中国劳动妇女“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961年，面对苏联疯狂反华，伟人写了一系列的诗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达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卜算子.咏梅》，“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些诗作，表现了伟人的强烈反霸精神。展示了蔑视霸权、震慑霸权、打败霸权的中国精神。
1965年，重上井冈山，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赞扬了中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伟大创造精神，并激励人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给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1966年，73岁高龄的伟人，在滴水洞十来天，写下了《七律.有所思》“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写出了革命者为人民服务的真情实感和美好愿望。
1974年的《诉衷情》发出了“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的慨叹。这是伟人晚年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要如何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思索。
纵观毛主席一生的诗词作品，从“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看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形成了毛主席诗词的一个完整体系。中国革命和建建设是贯穿毛主席一生诗词的一条红线。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毛主席的诗词不仅反映了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程，描绘了风起云涌气吞山河的壮丽画卷，也反映了毛主席的伟大胸襟、坚定信念和叱咤风云、纵横万里的伟大气魄以及至高无上的人民情怀，特别是凝聚着毛主席深邃的人生哲学思想，反映了毛主席波澜壮阔的辉煌人生，闪烁着毛主席思想智慧的光芒。读毛主席诗词，更让我们深刻领悟我们是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能读懂毛泽东诗词的人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是这样说的：“毛泽东诗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是波浪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宏伟史诗，是气吞山河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是毛泽东纵横捭阖的奋斗人生和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柳亚子读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高度赞美了毛主席的才华，他说：“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贺敬之称赞毛主席诗词是“中国悠久史诗上风格特殊的新形态的诗美。”
反共分子能懂毛泽东的诗词吗？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吐不出象牙。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注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不管右派知识分子如何诬蔑毛主席，可以肯定，未来的历史，人们记得的还是毛主席，不会记得那些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
反共分子能懂毛泽东的诗词吗？如今的右派实际上是洋奴派. 他们崇洋媚外且充满了奴性,因此认为毛泽东没出国就郁闷,地位低就自卑,得了势就报复. 换句话说, 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能够预示到评论者的行为. 再没有比洋奴派对毛泽东评价更能体现洋奴派的作风了, 那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贫爱富,得势便猖狂的恶劣品行.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大肆卖国,压迫穷人,并疯狂镇压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
缝间雀安知鸿浩之志！损人利己的人是读不懂大公无私的，同样，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怎么读得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这些右右反人民的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读懂毛主席，只能如深宫怨妇，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怨也罢，讲点道理，来点事实，说点人话，他们不会，他们没办法做到，他们只会狼嚎狗吠，只会颠倒黑白，满嘴喷粪，恶毒谩骂，把人性普世价值挂在臭嘴吧上喋喋不休，可是他们的言行却没有半点人性，只有奴性，贼性，奸性，匪性，鬼性，狗屎性。
那些右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们的世界观就是私字，就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眼里根本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毛主席却要求他们斗私批修，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和个人主义，要他们为人民服务，这严重的打击到了他们个人的私心和个人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对主席恨之入骨了。
右派知识分子绝对是读懂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极力歪曲并丧心病狂地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要做人上人的理想，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他们的人上人生活只能在消弭了反抗精神的麻木民众中才能巩固......一句话，阶级立场决定的！与智商无关！
凡是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都不是毛主席的战友。他们不过是投机革命，为自己争得一份胜利果实，坐享天下而已。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反对这个理论，实质就是背叛了入党时“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了。
走资派和右派都是文革的反对派。让走资派和右派来解读《文革》？能有正解吗？反解都是还存有一点《扶助工农》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性。但如走资派邓小平和大右派们极尽一切非常恶劣、卑鄙的手段抹黑攻击文革，将文革中的一切好人好事以颠倒黑白了四十多年。
将走资派在文革中干的坏人坏事都裁赃到毛泽东和四人帮身上。将大中小走资派右派们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不说，而对受到的批斗夸大地说，拿走资派右派做的坏事不说，改开后成了反共反毛泽东的英雄。而在改开后，走资派右派又是如何对待工人农民的？
改开后，走资派右派砸了几千万在职工人的铁饭碗，下岗工人中有多少被逼得家破人亡？被自杀有多少？被逼疯有多少？下岗女工被逼当妓女来维持生存有多少？农村人民公社强追被解散，几亿农民工流浪在各大建筑工地上赚一点血汗钱为生存，中间有多少农民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工伤残废跳楼自杀的？
文革中一个大右派自杀了，控诉了四十多年还不罢休，似有控诉一万年。歌颂了四十多年，如何地有学问懂知识，勇敢地直言反对共产反对毛泽东，被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捧为反共先锋。而从来不会讲这个大右派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自杀？更不会说，文革中对所有的走资派和右派，不管是到五七干校，还是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都是保留原有工资和高干待遇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农民很欢迎的，都当作有知识的大人物呵护着的。
例如最大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江西下放，带着夫人秘书保安厨师住将军搂，平时喝喝茅胎打打桥牌看看报纸。为了做做下工厂做工的样子，工厂的小走资派专门为邓小平修一条专用的路通往到工厂，一天去个二个小时看一下工厂。如今已成博物馆，这路叫：邓小平路，让后人参观。就是这样，邓小平有一点人性吗？能在掌权后《扶助工农》一点行吗？不但没有，还恶狠狠地举起了屠刀杀向了工农。
不管是到五七干校，还是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就是让这些当官的有一点《扶助工农》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性。然而有吗？不会有的。这就是《阶级斗争》！！！马户又鸟懂吗？这就是《阶级斗争》！！！无知的后人们只听走资派右派一面之词能懂文革吗？《文革》这就是《阶级斗争》！！！
1976年9月，毛主席在逝世前夕曾有过一段评论自己的话，大体意思是：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内心世界，是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的。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那样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社会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乱摊子，治理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主权大国，创造了世界奇迹，其伟大实践、伟大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广生讲的：“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的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毛主席对这些偏只字不提，却独谈文革。
如何解读？我们知道，毛主席读书以海量计，据党史专家不完全统计，毛主席一生读书在10万册以上，他读书读到了临终前的5小时58分，至此头脑亦极为清醒。这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动公知所污蔑的老年糊涂，而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思考。
这种思考，就是贯穿毛主席灵魂深处的，他要领导中国共产党跳出这政权兴亡的周期率。从这个角度观察，你会发现，从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到1949年的“进京赶考对”，再到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勾勒出了毛主席探索跳出这周期率的一条主线。
“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考察延安，与毛主席形成了闻名于世的“窑中对”。黄炎培对毛主席说，我生60年，耳闻和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开始时聚神卖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毛主席听后，深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这就是毛主席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方程式。建国后，毛主席领导进行的一系列运动，都是发动群众，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国的广泛发动。
“进京赶考对”。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出发进北平，与周恩来形成了著名的“进京赶考对”。这天临出发前，周恩来来到毛主席住处，关心地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主席笑着说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毛主席思考的非同寻常，“考个好成绩”，这和周恩来“考试及格”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提出了“两个务必”，在这里，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可见毛主席打破周期率的决心。
时间到了1964年7月，毛主席思考的问题是：苏联会变修，中国难道不会吗？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同人民的矛盾是苏联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此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怎么办？毛主席认为，在中国只有动员全民起来，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会变修。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无忧虑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可见，毛主席对人亡政息的忧虑是萦绕于心头的。所以，毛主席要广泛发动群众，而且把主要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他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时，毛主席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变。我们知道，杜勒斯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设计者，这个和平演变战略，美西方至今未曾改变，也一直是我们党面临的巨大考验。
毛主席曾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了，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努力，是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这就是中国避免了像苏联那样的碎片化。
再深思的想一想，一波高过一波的毛主席热，也让人们深深感悟到了毛主席那跨越历史时代的深远思考，是多么的无可比拟的高瞻远瞩。
“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只坐了18天！”
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卓绝奋斗，28年开创红色江山。《文革》是毛泽东留给后人遗产。
走资派和右派都是文革的反对派。让走资派和右派来解读《文革》？能有正解吗？反解都是还存有一点《扶助工农》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性。但如走资派邓小平和大右派们极尽一切非常恶劣、卑鄙的手段抹黑攻击文革，将文革中的一切好人好事以颠倒黑白了四十多年。
将走资派在文革中干的坏人坏事都裁赃到毛泽东和四人帮身上。将大中小走资派右派们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不说，而对受到的批斗夸大地说，拿走资派右派做的坏事不说，改开后成了反共反毛泽东的英雄。而在改开后，走资派右派又是如何对待工人农民的？
改开后，走资派右派砸了几千万在职工人的铁饭碗，下岗工人中有多少被逼得家破人亡？被自杀有多少？被逼疯有多少？下岗女工被逼当妓女来维持生存有多少？农村人民公社强追被解散，几亿农民工流浪在各大建筑工地上赚一点血汗钱为生存，中间有多少农民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工伤残废跳楼自杀的？
文革中一个大右派自杀了，控诉了四十多年还不罢休，似有控诉一万年。歌颂了四十多年，如何地有学问懂知识，勇敢地直言反对共产反对毛泽东，被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捧为反共先锋。而从来不会讲这个大右派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自杀？更不会说，文革中对所有的走资派和右派，不管是到五七干校，还是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都是保留原有工资和高干待遇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农民很欢迎的，都当作有知识的大人物呵护着的。
例如最大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江西下放，带着夫人秘书保安厨师住将军搂，平时喝喝茅胎打打桥牌看看报纸。为了做做下工厂做工的样子，工厂的小走资派专门为邓小平修一条专用的路通往到工厂，一天去个二个小时看一下工厂。如今已成博物馆，这路叫：邓小平路，让后人参观。就是这样，邓小平有一点人性吗？能在掌权后《扶助工农》一点行吗？不但没有，还恶狠狠地举起了屠刀杀向了工农。
不管是到五七干校，还是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就是让这些当官的有一点《扶助工农》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性。然而有吗？不会有的。这就是《阶级斗争》！！！马户又鸟懂吗？这就是《阶级斗争》！！！无知的后人们只听走资派右派一面之词能懂文革吗？《文革》这就是《阶级斗争》！！！
1976年9月，毛主席在逝世前夕曾有过一段评论自己的话，大体意思是：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内心世界，是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的。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那样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社会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乱摊子，治理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主权大国，创造了世界奇迹，其伟大实践、伟大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广生讲的：“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的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毛主席对这些偏只字不提，却独谈文革。
如何解读？我们知道，毛主席读书以海量计，据党史专家不完全统计，毛主席一生读书在10万册以上，他读书读到了临终前的5小时58分，至此头脑亦极为清醒。这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动公知所污蔑的老年糊涂，而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思考。
这种思考，就是贯穿毛主席灵魂深处的，他要领导中国共产党跳出这政权兴亡的周期率。从这个角度观察，你会发现，从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到1949年的“进京赶考对”，再到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勾勒出了毛主席探索跳出这周期率的一条主线。
“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考察延安，与毛主席形成了闻名于世的“窑中对”。黄炎培对毛主席说，我生60年，耳闻和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开始时聚神卖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毛主席听后，深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这就是毛主席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方程式。建国后，毛主席领导进行的一系列运动，都是发动群众，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国的广泛发动。
“进京赶考对”。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出发进北平，与周恩来形成了著名的“进京赶考对”。这天临出发前，周恩来来到毛主席住处，关心地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主席笑着说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毛主席思考的非同寻常，“考个好成绩”，这和周恩来“考试及格”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提出了“两个务必”，在这里，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可见毛主席打破周期率的决心。
时间到了1964年7月，毛主席思考的问题是：苏联会变修，中国难道不会吗？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同人民的矛盾是苏联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此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怎么办？毛主席认为，在中国只有动员全民起来，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会变修。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无忧虑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可见，毛主席对人亡政息的忧虑是萦绕于心头的。所以，毛主席要广泛发动群众，而且把主要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他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时，毛主席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变。我们知道，杜勒斯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设计者，这个和平演变战略，美西方至今未曾改变，也一直是我们党面临的巨大考验。
毛主席曾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了，历史已经证明，毛主席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努力，是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这就是中国避免了像苏联那样的碎片化。
再深思的想一想，一波高过一波的毛主席热，也让人们深深感悟到了毛主席那跨越历史时代的深远思考，是多么的无可比拟的高瞻远瞩。
“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只坐了18天！”
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卓绝奋斗，28年开创红色江山。《文革》是毛泽东留给后人遗产。
这里说的《独裁者》，决没有给这些领导者扣上终身的帽子。而是说这些领导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是独裁的。
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政府》执政的党领容易得多。而《少数党政府》执政时想搞独裁，必须要同一个反对党结盟组织一个《大多数政府》。这可不用再次民选。臭味相投结盟后就可以独裁四年或八年了。
而这些领导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大部分的独裁对全人类没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也没有必要如同什么犯了大罪似的，也不必恶狠狠的骂人家是：“独裁者“。这些说中文的反共分子开口闭口必称的“民主“或“独裁者“只不过是看门犬或站街女，只会对着路人乱叫或呼叫男人。
其实《独裁》只是个词组，对一件事物的描述。作为领导者决策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这是一个不同的方法和过程，不是决策的结果。所以一个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而己。“独裁者“也不是终身制。
有少数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虽说只是这个领导者人生中的一段时间，但这样的独裁造成的恶果是不可原谅的。例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剿杀犹太人。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德国己成“民主国家“了。所以称《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也是不合式的。一个国家存在己几十几百年，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代，替换了无数的领导人，能说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一个人没有《终生独裁》或《终生民主》。一个党也没有的所谓《民主》或《独裁》之分。说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是在胡说八道。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美国有没有独裁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就是一个独裁决策。造成中国人死伤，遇到中国走资派软柿子，忍了。敢炸俄罗斯驻外使馆吗？
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说伊拉克有“大杀伤性武器“，就狂轰滥炸伊拉克，给伊拉克老百姓死伤无数。小布什的这个独裁决策造成了中东战乱几十年。给中东带去了“民主“吗？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独裁决策的全民医保似乎结束于川普。
前美国总统川普独裁决策在美墨边境修高围墙似乎随他的下台而停止了。发动美中贸易战也是川普的决策。但川普没有发动武装侵略，以及和朝鲜和谈等也是独裁决策。他想拿个和平奖。但没给他。
现任总统拜登独裁决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说了。例如：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独裁之作。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独裁者了。当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与走资派邓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独裁贪了不少财，遭到了反对党的揭发。三任上来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脱法律制裁时，民众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轰轰烈烈时，找个借口宣战，狂轰乱炸加沙，造成无数妇女儿童伤亡。别说是以色列国民能“民主“一下，别狂轰乱炸加沙了。就是联合国，其他国家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下也不能阻止。这就是独裁者。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头四年《大多数政府》执政，独裁决策《大麻合法化》。当时民众反对，反对党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样立法通过。第二个四年是《少数党政府》执政，就与新民主党结盟，四年之内推翻不了。好处是可以独裁。
独裁决策的作品是《全民牙医保健》。听起来很高大上，为“全民”，又是昂贵的牙医保健。不过，稍用一点脑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医疗制度的事实是：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以来，由于是在私有制下的医疗昂贵，支出巨大，占各种政府支出的过半以上，己经到了难于维持的程度，医护人员短缺，急诊室关闭，一直在缩小免费的项目，有政党一直在推医疗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响，政府财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价房租高涨之下，实行《全民牙医保健》可行吗？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医保健包括：有钱人自然有。有工会组织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还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医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医保健。没钱的领福利金和残废金的都有牙医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医保健的。十八岁以下儿童有政府的牙医保健的。产妇有牙医保健的。六十五岁以上的有牙医保健的。剩下的人没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医保健》吗？这就是资本主义民选的独裁的恶果。还口口声声称“民主国家“？
小土豆的独裁多着呢？疯狂用高价采购来的新冠疫苗，最后送给一些穷国家还不要。最后过期作废了多少？还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财政赤字。谁来追责？一日民选，四年或八年独裁。八年之后轻松退下安享退体后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被反共分子们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的写照。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时间：1957.12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考验，揭露了右派分子钱伟长长期掩盖的真实面目，钱伟长不但是清华大学右派的首领，而且是全国教育界和科学界中很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他是章罗联盟争夺文教、科学领导权挂帅点火的一员猛将，提出过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教育纲领，进行过一系列反党活动。在今年六月六日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谋反会议上，他是最积极出谋划策的人，在六教授中又是资本最大、活动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个。
钱伟长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年到四二年在加拿大留学，一九四三年到四六年在美国加省理工学院学习，一九四六年回清华担任力学教授。解放后，他扶摇直上，由一位青年教授提拔为清华大学付教务长、教务长、付校长，他的教授和工薪级别也由五级提到一级。除清华大学的职务外，他还担任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和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力学研究所付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力学学会付理事长，力学学报编委，物理学会理事，物理学报编委等，此外他还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付秘书长等一共廿多个重要职务(见本文附注)。
解放以来，他曾多次被派出国，代表新中国科学教育界访问印度、缅甸，参加在波兰和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力学会议，参加赴苏考察培养新技术干部工作的高等教育考察团，参加国家技术委员会派赴苏联、捷克及民主德国考察工业技术的考察团。他参加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规划方面的许多重要决策，如一九五六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他参加了全国科学规划的核心小组，并经常接受高教部和重要委托，如参与制定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学术、学位的办法，参与审核我国技术科学方面许多专业的留苏学生名单等。他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光荣称号，并获得了新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的二等奖。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他都表现得特别活跃，各种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也曾刊登他的文章、谈话或有关他的宣传介绍，使他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一时成为新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风云人物。
整风运动揭穿了钱伟长这个“一贯进步、博学多才、精明干练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本质。钱伟长不象费孝通、曾昭抡等人历史上有着人所共知的反共劣迹；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这样的信任和提拔，为什么他还对党对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充满敌意呢？这乍看起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钱伟长之成为右派分子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事实中分析一下他的思想、政治情况，看一看在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关头，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否“一贯进步”？看一看这个“社会活动家”在作着什么活动?看一看这位“科学家”的知识范围和科学态度究竟如何?是否真是通晓一切的“万能科学家”?看一看这位“教育家”是怎样对青年的灵魂加工的?他要利用青年达到什么目的?
钱伟长自诩追随共产党二十年，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而且还是革命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唯物主义者，甚至在反击右派初期，他的反党阴谋已开始败露时，他还以这点来欺骗青年学生。不错，在抗日战争前夕他曾一度参加过“民先”，但抗战爆发，这位队员就脱离了组织，脱离了抗战，避入天津英租界教书，后来到昆明又在抗战最困难的关头赴加拿大转美国留学，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两年才回国，几乎整个抗战期间，他都居留国外，对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采取了旁观态度。
在第三次国内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华北临近解放时，他再度打算到美国去作军事科学研究，完全背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后来因故未能去成、才留下来等待解放，但对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起先采取了很不欢迎的态度。解放以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性质的改变，因此解放后第二年，教育部就根据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教学改革的方案，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并召集第一次文教工作会议来讨论。这次改革遭到了罗隆基集团的反对，张东荪、费孝通等召开座谈会策划了大闹文教会议的阴谋，钱伟长也是其中的积极份子。由于他们的阻挠，这次改革方案没有通过，延缓了教学改革的进度。但钱伟长看到大势所趋，难于长期抗拒教学改革，因此，他和费孝通主动提出了另一个校内“改革”方案(14院43系的大清华方案)，引用苏联教育经验中的某些辞句，保存旧中国教育的实质，企图以校内调整抵制全国调整，用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来抵制根本性质的改革。钱伟长打着“响应政府号召”的旗号，欺骗、拉拢了一部份人，又假借群众的名义，要挟教育部接受他的方案。这就是钱伟长最初对教学改革的态度。
思想改造运动中，钱伟长崇美反共的思想受到了严正的批判，这次运动后，群众觉悟提高，学校党的领导加强，掌握了行政，钱伟长审度形势，改变策略，由公然抗拒党的政策一变而为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实际上他并未真正接受思想改造，心里另有一套打算。
这期间他讲话、作报告、写文章都极力赞扬苏联经验先进，批判资本主义旧教育落后，强调教学改革的成绩。这样博得了“思想进步、学苏积极”的美名。
但钱伟长表面上虽装作十分拥护党的领导，背地里则处心积虑要和党竞争领导权，1953年春清华大学一位党员付教授因意志薄弱自杀了。钱伟长就幸灾乐祸地在民盟的会议上大事宣扬：“党员灰心失望了。党没有业务，不能领导了。”他当着校内党员的面常故意称赞清华教学改革坚决，嘲笑“只有傅家班(指傅鹰教授和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不肯换教科书”，但当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的范长江同志个别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又责怪年轻人无知，不尊重傅鹰教授，傅鹰教授业务好，不肯换书必有道理(其实学校根本没有让傅鹰教授换书)。有一次高教部召开各院校的院校长教务长座谈，有人提出反对系、教研室设秘书由党员教师担任，钱伟长却故意对党员校长和党委书记表示：这条经验必须肯定，他一定要发言力争。但背后又对范长江同志说，党对老教师只“利用、改造”，而不“团结”和“依靠”，老教师有职无权，没有主人翁感觉，似乎新教师就是代表党执行政策的。钱伟长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原来教学改革初期有一部分老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认识不足，对贯彻教学改革不够积极主动，当时学校党委一方面坚决地依靠广大教师，贯彻教学改革方针，但另一方面对这些抱不同见解的教师也耐心等待，不勉强他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和作法。钱伟长不谈指导方针上的分歧，不谈新老团结的思想基础，夸大新老教师间的矛盾和所谓“竞争”，强调老教师的“真正”职权和领导作用，实际上就是要让这少数教师各行其是，不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已经透露了他和党竞争领导权的意思。
后来他更一再围绕新老教师的关系和老教师领导权问题大做文章。企图用学位、学衔制度限制年青人，以保证他所谓少数“老教师”的领导；他主张教师的任用、进级、进修的大权，都要归“学术水平高”的老教师来掌握，把党排斥在外面。他认为抓到了这一条，就可以用个人名利、个人前途逼使青年教师就范，脱离党的领导。为此，他一直热中于订学位、学衔制度，强调出国进修要凭业务报考，反对政治审查。曾昭抡也加以配合，说钱伟长这见解最深刻，办好高等学校的关键是学位、学衔制度。到整风时他们就公开提出要一切大权绝对归教授，“不学无术”的人“不准哇哇叫”。整风前他们进行这种争夺战，是隐藏在“健全学校正规制度”幌子下面的，他用这种障眼法骗取了高教部某些同志的信任，成为起草这些条例时的重要“顾问”，并且吸收他的意见制定了选拔留学生的办法。
1956年是国际“多事之秋”，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的思潮泛滥。在国内正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一年，也是知识份子中思想动荡、斗争、分化最厉害的一年。从钱伟长个人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也是他从表面上拥共拥苏转向公开反共反苏的一年。上半年他参加科学规划工作，备受领导信任，参加领导核心，担任了几个组的领导工作，但钱伟长不是因而更加靠拢党，用自己忠诚的积极的工作来回答党和人民对他的极大信托；相反地他却更加明目张胆地开始了公开的反党活动。他野心勃勃地伸手抓科学规划中新科学技术的领导权；他一面不懂装懂，当上了自动化研究所的筹备主任和自动化进修班的主任等，同时，还想挤走党员，抓原子能干部的培养工作。又积极拉拢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和电子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影响。后来他又利用这些资本来拆国防科学的台，煽动科学家尤其是新从美国归国不久的科学家不要到国防部门工作，散布军事部门不自由、国防研究论文不好公开发表、影响成名等等的谬论。钱伟长本人为美帝国主义国防科学效过劳，临解放前还企图再去美国从事这一工作，但他对祖国的国防科学竟抱着这样的敌对态度，这是令人费解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钱伟长随中国技术委员会考察团赴苏时，曾向团长表示他可以参加技术委员会的工作。钱伟长一面喊叫社会活动多，行政工作多，说他的科学生命有被挤断的危险，“要共产党负责”，同时却又不厌其多地抓新技术部门的领导权，其用意何在呢？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赴比利时出席国际力学会议，又在瑞士逗留，这时他很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动态；后来在东欧接触到一些修正主义的思潮。当他随国家技术委员会考察团在苏联考察时，他利用苏联对中国同志的信任，专门搜集苏联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教训，作为他后来反苏的资本。回国不久，他就开始了公开反共反苏的活动。
钱伟长利用党的信任，取得了科学、技术、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在群众中间有广泛的影响，天然成为章罗联盟要用来进攻文教界领导权的“理想”人物，而钱伟长的阶级立场也要寻找反共的政治力量，这一年钱伟长和章罗联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放初期，钱伟长就曾参加过罗隆基集团的首脑张东荪召开的座谈会，一九五三年他加入民盟，对民盟基层的活动很少过问，但费孝通的“串联”活动却是积极参加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他被民盟中央提名当选为中央委员，多次列席中常委会议，七月又被委为文教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费孝通还拟提他为民盟的文教委员会付主任，接着又被聘为民盟中央刊物“争鸣”的编委。他从苏联归国后不久，十一月中旬就和章罗联盟密商，藉陪波兰专家参观讲学为名，飞往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五大城市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到处发表演说，煽动群众，进行思想放毒。这些城市民盟组织按盟中央公函及章罗联盟骨干分子吴春选的通知，组织了不下万余人来听他的反共反苏演说，并布置“传达”和“学习”。钱伟长每到一地就与当地民盟中右派骨干分子会面谈话。据上海右派分子陈仁炳、沈志远的交代，他们从与钱伟长的接触中，“得知”章罗联盟的“作法”；杭州的右派分子并把他的这种做法加以推广。钱伟长还利用参观、座谈、访问等方式收集材料，为他后来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和教育纲领作准备。他回京之后向章伯钧汇报了这次旅行的收获，章伯钧大为赞赏，并在民盟中央的会议上表扬和推广。章罗联盟的女将浦熙修也通过文汇报极力为他吹嘘捧场。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时间：1957.12
一九五七年一月，钱伟长从南方回京后，就向高等教育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发动了一次猛攻。
一九五六年夏进行全国科学规划时，钱伟长等就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散布一种教学改革失败论，实际上是否定苏联先进经验，要求改弦易辙，走英美资本主义的老路。
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了热烈争论，因此高教部定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些重要原则问题，并修订新的教学计划，显然这次会议对今后教学工作方向是有重要影响的。
钱伟长就抢在这次会议开始的前四天(一月七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谈话，这篇谈话全盘否定了教学改革的成绩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
他俨然以一个党外专家的姿态来“纠正”这几年教学改革的“错误”，藉以证明党是“外行”，领导不了高等教育。光明日报特地把这篇谈话加大标题刊登在头版显著地位上，并且加上按语称它是“专家”对高等教育“关键问题”的深思熟虑的见解，要求检查过去的教学指导思想。这种作法和六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次会议上钱伟长公开发表了他崇拜美国贬抑苏联的言论，说“苏联工业中缺乏新技术”、“发展潜力不大”，说苏联科学技术全面落后，要高等工业教育再走过去被批判和抛弃了的“通材教育”的老路。
他调兵遣将，大肆进攻，并且通过光明日报制造舆论，但终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得逞。今天看起来，当时积极支持钱伟长观点的如雷天觉、陈新民、曾昭伦、冯秉铨等人都是右派分子，显然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
五月共产党发出了整风的指示，全党开始整风，并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帮助党整风。章罗联盟认为有机可乘，就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钱伟长也明目张胆，出来挂帅点火。他攻击的矛头不仅指向清华党委，而且指向整个文教、科学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并且要鼓动学生上街闹事，以便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钱伟长这时期的右派言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攻击高等教育工作中的社会主义改革，鼓吹资本主义旧教育的复辟。他公然宣扬今不如昔，旧中国的教育是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教育制度，教学改革后的一套是教条主义，他说“办教育挂两个牌子，一个资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搞不好的。”他诬蔑苏联科学和教育落后，要求学习美国西德。他竭力丑化现在的学校教育工作，极力粉饰旧清华的资本主义传统，他说教学改革打垮了旧清华的优良学风，要十几年才能恢复起来。他反对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座谈会上、自由论坛上和接见学生谈话中大肆宣扬这些右派言论。
(二)攻击高等教育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主张文教科学应由右派来领导。他说学校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党的宗派主义，党的领导越加强，党外人士的“当家作主的味道就越来越稀薄了”。他认为高等学校中“党的这条线太粗”，应当削弱。他要把党员排斥在学校领导之外，提出了“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他说在学校工作的人员只能凭学术地位讲话，“不学无术的不准哇哇叫”。而他心里的所谓“有学有术”的人，仅仅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吃过洋面包和在国民党时代得过教授头衔的老教授，他认为学校的一切大权包括人权、教权、财权都要归教授。他主张实行一种聘任制度，学校不得教授同意不能解聘，但教授不满意时却可以随时“拂袖而去”。他说这样才能克服校长的官僚主义，保证教授的绝对权力和就业自由。
(三)鼓动党员反党，诬蔑党中央，攻击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他诬蔑党中央“分裂”，造谣说有一部份领导同志不主张“放”。他称赞清华党委中的右派分子袁永熙最开明，称赞叛变的党员觉悟高，把党员向右派分子投降叫作“搞好团结”，鼓动所有党员都要这样带头鸣放。甚至公然主张取消党、团组织，说从整风起就可以“公开办党”，又说团组织的存在会造成学生之间不团结，同年岁的人(指团干部)作政治工作只会造成学生的不满。他嘲骂进步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他自己身兼廿几项重要职务，却喊叫“非党员就没有前途”，“老教师有职无权”，集中攻击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反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
(四)策动全校右派分子攻击清华党的领导。钱伟长上通章罗联盟，下面联络一些同盟者，后者大多是系、教研组、工会、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就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进攻据点，并且以自己的领导身份到群众中去寻找支持者。右派的职员、学生也托庇在这些右派教师的麾下。他们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策略，进攻中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以钱伟长为首的全校范围的阵势。尤其恶毒的是，他们还勾结和征服了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为他们通风报信，里应外合，这样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的全面进攻。
(五)鼓动风潮，要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夺取党的领导。钱伟长利用一切矛盾，点火煽风，鼓动群众闹事。其中最大的是发动一个理工合校六千人的签名运动。他亲自指挥一个“工作组”，策划在全校大搞，要组织论坛，访问教授，轰出大批大字报，发表“致教授书”，指责理工分家是教条主义和学习苏联的结果，要高教部立即开会讨论；发动教授和学生签名，要声势浩大，全校轰动，然后登报，搞成全国性风潮。钱伟长还提出了选举校长，他以为有了六千选票，当然可以“取而代之”了。他得意忘形，在章伯钧六月六日召开的六教授谋反会议上大放厥辞，说清华的形势一触即发，学生就要上街，清华党委已经不能掌握，建议章罗联盟用这个形势压党中央，让党中央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但接着就开始了反击右派，钱伟长的阴谋宣告破产。
(六)在这一阶段，他在校外还进行着一个钜大的阴谋纂夺活动，这就是攻击科学战线上党的领导，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钱伟长进行这个活动并不自整风始。一九五六年他飞往南方五大城市发表反共反苏崇美的“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演说，一笔抹煞解放后党领导下科学工作的重大成就，根本不提科学规划这件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举，处处强调苏联的经验对中国不适用，恶毒地把苏联的援助说成干涉。
一再吹嘘美国技术先进，美国了解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还深入，应当向它学习。钱伟长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他纂夺科学界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也极力为他们吹嘘捧场，藉钱伟长得到科学奖金这件事，大肆宣扬钱伟长的科学道路，他和他弟子间的“迷人的师生关系”，这样来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科学路线，攻击党要挤断科学家的科学生命，高等学校的党不支持科学研究等等，为此后钱伟长的“保护科学家”和提议科学院通过谴责高等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提议等活动作舆论准备。
钱伟长又通过各种方式收集科学研究工作的缺点和煽动科学家对党不满，他说“科学规划以后研究条件毫无改进，反而比以前“惨”，又说“解放以后科学事业倒退了，十二年只能用来补课，根本无法赶上世界水平，这件事要共产党负责”，他还提出应有被“保护”科学家的名单，鼓吹“分散就人”，取消科学工作计划性与集中领导。
他与曾昭抡等在章伯钧亲自指导下拟定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其中提出科学研究不要有计划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消科学院的统一领导，党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新中国的科学家需要“保护”，以及要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等反动论点。
章罗联盟把这个纲领当作是他们政治设计院的第一号产品，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加按语说这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新方向”。
钱伟长一面进行反党活动，同时又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会议，发表正面意见，大耍两面手法。
他一面向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上这个反动纲领，企图分庭抗礼；
而另一面当事情败露后却又发言表示拥护党，还大呼“亲爱的党”，讲完了拍着范长江同志肩膀问“我讲得怎样?”充分暴露了两面派的丑恶面目。接着，反右派斗争开始，使他的这一场进攻遭到了澈底失败。
右派分子高兴得太早。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早已识破他们的诡计。六月八日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钱伟长一面在背后大发雷霆，要拉几个右派教授集体辞职来将党委的军，抵制反击右派；而另一方面，外表故作镇定，伪装积极，企图蒙混过关；6月18、19日在民盟中央和清华大学学生自由论坛上还想冒充“反右派积极分子”，高呼“亲爱的党”，他甚至急不择言，居然说出他要“党天下”，极力辩解自己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绝无联系，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他做梦没有想到。无奈第二天陶大镛在师大就被迫交待了一些钱伟长参加章伯钧密秘会议的情况，以后势急转直下，钱伟长反党阴谋就在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
钱伟长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低头，但仍然缺乏悔改的诚意，不肯自觉澈底交代，只就别人揭发的事实避重就轻地承认一些，戴上几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而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仍拒不交代。但无论钱伟长如何狡辩终掩饰不了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本质。钱伟长自夸在政治上“一贯进步”，在科学上无所不知，在教育上又是青年导师；但从群众揭露批判的材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然。这位表面上一贯进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学习苏联”的科学家、教育家，原来是长期以来反共反苏，崇拜美帝，追求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家、两面派。
钱伟长平时装成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彷彿是个单纯直率的人。实际上正相反，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翻覆无常、挑拨离间、阴险诡诈的野心家。这几年来他玩尽了两面派手法，在科学院、高教部、清华大学等单位之间播弄事非，挑拨关系，在科学院要谴责“高教部”。在高教部要谴责“科学院”。他要用外力压清华党委，他又以清华大学作资本，培植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身价。大鸣大放期间，他策划指挥，十分狠毒，反击“右派”之后，他百般狡赖，极不老实。从这些事实上看所谓“心直口快”，完全是一种骗局。
钱伟长这个政治野心家是披着“万能科学家”的外衣的，因此特别能迷惑人。他几乎鄙视一切人，骂党员干部“不学无术”；骂老教授的学问已经过时，“误人子弟”；骂一九四○年前后毕业的教师根底差(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念大学)。
他经常指指点点在各种专业问题上充“内行”，还自吹他兴趣和知识的广博是别人不能想像的，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领导一切、高人一等”的“万能科学家”。
一九五六年底他在南方五大城市讲演时，纵论天文、地理、动力、冶金、机械制造、土建、农业、医学等二十多个科学部门中的研究任务和存在的问题缺点，极端傲慢地斥责这些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无能。他说：“不知他们都到那里去了？都作什么去了？”“连这也规划不出”，要受到后代子孙的唾骂。
他俨然以这一切科学部门的专家自居，而且还高出于这一切部门专家之上。反右斗争开始后，各部门的专家纷纷批判钱伟长的这篇报告，证明他完全是不懂装懂、错误百出。除他自己本行外，其他科学部门，都是十足的“外行”同时还揭发了他的著作中抄袭别人劳动成果，却不注明出处的剽窃行为，事实戳穿了“万能科学家”的神话，揭露了钱伟长“偷、装、吹”的极不老实的治学态度。他用这种态度作学问，他的科学造诣到底有多深？也是值得专家们研究的。
钱伟长还自吹是“有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实际上他只教了十年书)，在他和弟子得到科学奖金时，光明日报、文汇报又极力吹嘘他是循循善诱的良师，他在各种会议上还发表过对中、小学教育的意见，他又常常在青年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还是个教育家，许多青年甚至把他当成导师和榜样。
整风揭露了钱伟长是一个腐蚀青年灵魂的政客。他散播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来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抗，他极力鼓吹个人主义，利用知识青年的弱点，煽动他们为个人利益、为成名成家奋斗，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不服从国家的利益。
他公然的诬蔑集体主义教育是封建主义的借尸还魂；他提倡自由任性，不要纪律，反抗领导。他这样用资产阶级的意识来腐蚀青年，把青年变成他的工具，利用青年来攻击党，实现他纂夺领导权的目的。为此，他不惜牺牲青年，让他们作资本主义制度的殉葬品，断送他们的前途。钱伟长常常自吹爱护青年，实际上他是在毒害青年。
钱伟长是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典型人物，他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都发表过较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东方民主》的目的是让人类社会中的普通百姓都能来监督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的官员。应用的武器是《四大》。人人来监督官员的威力的益处就是，监督官员的权力用法律的约束力交给官员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对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尊重，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要负的责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就要家喻户晓监督官员。
人民应用的方法是《四大》。不需要请示报告上访等，更不准对写大字报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如有报复，再贴大字报公布于众。谁敢好意思再犯错。官员也压不住，写大字报者受法律保护。也不会发生如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上访见不到官员，或被半路上抓去饮茶。这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一再犯错，选举时被不会选作干部了。
发明《大字报》的是工人农民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沒有互联网, 只能是《大字报》这种形式了。《大字报》的发明是基层的普通劳动人民, 他们对某人或某事有意见, 想表达却无机会和平台, 即使表达了会遭到领导的打击报复穿小鞋, 所以就用《大字报》的形式揭露执政党的黑暗面, 来监督当官的一言一行, 确保能公平公正廉洁奉公。新中国成立后就有, 《文革》时代仍写入宪法中, 运用《大字报》的人上至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如同今天的自谋体, 博客微博微信等。
《四大》是老百姓的大民主，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1950至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普遍运用的民主方法。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同时又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五宪法》中。毛泽东去世后一段时间，此原則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并被写入七八宪法，直至1980年被被走资派邓小平废除。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也会解决得比较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内容为批评学校党政领导。《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
1966年11月和12月，中央文革小组指令，以“四大”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运动》逐步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即《文革》的开始。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将“四大”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的民主。1978年宪法更进一步将“四大”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
这个《公民基本权利》通过还不到二年就随着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 于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取消了《公民基本权利》四大的全部内容。
新中国的《大字报》：1957 年 9 月 6 日 ，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时观看了大字报。1957 年 9 月 18 日 ，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又专程到上海国营第一纺织厂看大字报。
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 视察沈阳黎明机械厂、 2 月 13 日 视察长春汽车厂、 2 月 14 日 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 4 月 12 日 在长沙视察驻地附近的警卫连和长沙著名的饮食店火宫殿、 8 月 12 日 视察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时，毛泽东每次都比较仔细地观看了各单位专栏中张贴的大字报和鸣放栏中的工人群众提的意见和对干部的批评和揭发的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丑事。
1956年9月6日下午，毛泽东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陪同，离开东湖客舍驱车到湖北省委整风运动的点，位于武昌新河街的、公私合营的裕华纱厂看大字报。
毛泽东一进厂门，就被工人认出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消息很快传开。工人们高兴得直鼓掌。毛泽东微笑着，同围在身旁的工人亲切握手。当时，厂区两旁全是贴满鸣放的大字报专栏。
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大字报上写道：“共产党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工作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
读完大字报，毛泽东说道：“好家伙。” 他回头问：“ 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 这些人过去是干什么的?” 厂党委书记张元一、经理尚金修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你们怕不怕?” 张元一、尚金修回答：“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 “你们能顶得住吗?“ “顶得住。”“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不要怕，要顶住。”毛泽东高兴地说。
大字报很多，有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意。上面画着五个头像，头像的嘴上还有封条，下面的文字，说明这些人是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所以整风时不开口揭发党的问题。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前站了很久，问：“上面画的是谁?”
尚金修说：“都是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有的在旧社会是童养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现在都是工厂或本车间的领导。” “怎么能丑化工人呢? 写大字报的是谁?” “都是资本家的留用人员。” “被贴大字报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好，照常工作。”“那就好，那就好。”毛泽东放了心。
毛泽东在张平化和张元一、尚金修陪同下，边看边往前走，职工紧紧相随。在一张题为《绣楼闺阁》的大字报前，毛泽东停住脚步。这是仓库工人写的，批评厂级领导作风不深人，从来没有去过仓库，希望领导走出“绣楼”，深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问：“你这个领导是光吃饭不干事，还是既吃饭又干事?”尚金修答：“我们还是工作的。”张平化说：“他们既吃饭又干事。”
毛泽东环顾左右，问：“这张大字报是写谁的?”尚金修：“是写我的。”
毛泽东看了一眼尚金修：“你是男的，怎么是闺阁?”“我们的书记是女的，大字报是写我们的。”
毛泽东问：“对不对?(指群众的批评)你是不是没有到仓库？尚金修：“去过，去的次数不多，每月盘存的时候去。”
毛泽东：“你是不是在楼上办公?”尚金修：“我们办公室在一楼。”
毛泽东：“当厂长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厂范围内每天要转一转，要走出‘绣楼’，深入实际，接触群众。”
武汉的9月，气候仍然十分炎热。毛泽东冒着暑热看大字报已有一个多小时了。尚金修请毛泽东、张平化去会议室休息一下。毛泽东不同意，要去车间看看工人。从筒摇车间进去，从清花车间出来。纺织工人见到毛泽东，热烈鼓掌，毛泽东也向工人招手致意，走到工厂靠长江的小路上，毛泽东问： “看完了没有?”尚金修：“看完了。”
毛泽东同在场的工人、干部亲切话别，然后健步走向停靠在江边的轮船上。裕华纱厂，后来改名为武汉市国棉第四棉纺厂，是武汉市纺织行业的台柱之一。
1963年毛泽东要柯庆施带他去看大字报。上海国棉一厂的职工，整风的大字报一天出了好几百张。九月十八日这天，毛主席来厂看了大字报，全厂有将近两千个职工看到了毛主席。“很高兴，足足陪了毛主席三十分钟。”党委书记特别的感到幸运，与毛主席握了手，谈了话，陪着毛主席在走廊里走了半里路，并且与毛主席拍了照。
毛主席穿的一身淡灰色中山装，着的布鞋，身体很健康，面色很红润。起先我们是这样打算：请毛主席和柯庆施同志到休息室坐一会，让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工作。毛主席笑着说“先看大字报吧，我们一面走一面说。”
毛主席首先看到的是一张老工人发言的大字报，他老人家仔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老工人对整风中一些错误言论提出了反驳，并且要把错误的言论进行讨论。毛主席看了以后，连连说：“老工人说的对。”
这时候，毛主席很关心地问我们：“鸣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告诉他，鸣放已经一个多月，现在全厂正在展开争辩。在一张名叫“百丑图”的漫画前，毛主席又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并问了一些这张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的情况。
毛主席来厂参观的消息，飞也似的传开了。这时候正好是早班工人吃饭休息，有的工人端着饭碗从饭厅跑出来，有的工人从后机房骑脚踏车跑过来。在毛主席周围，已经围上了一百多人，四面鼓起了掌声。毛主席向群众招手，不住的向大家微笑。
我们继续向前走。贴在芦棚上有一张批评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毛主席仔细地看了一遍。因为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于在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这张大字报就是批评这种作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我们应当更多地接近群众。”是的，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按照他的嘱咐和同志们的批评去改进自已的作风。
走着走着，我们到了食堂门口。一张大字报贴在门上，这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工作不好。告诉毛主席，我们已经组织二十一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毛主席看了大字报并点点头。
当我们绕道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早班吃饭的工人和保全工人老早在两旁排着队等候了。他们个个都想挤到前面来，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着，举起了左手，微笑地环视着群众。
走出南纺工场以后，毛主席又看了几张大字报，并且问起了厂里情况。他问我今年几岁，在工厂工作几年。在小花园的门口，有四、五个职工涌上来，毛主席亲切地和他们握手。女工高玲弟，是纺织工人蓝球队健将，曾经上北京见过毛主席，这次又与毛主席握了手，好高兴极了。
我们还想多留毛主席一会儿，但是时间不早了，毛主席还有更多的工作要作。在群众夹道鼓掌欢呼声中，毛主席上汽车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走道上还聚焦着一些休息的工人，大家高兴地谈着。
《“大鸣”、“大放”》其原本是把社会主义发展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推广到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党员的整风运动当中，指人民群众应有的《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言论自由。
《大鸣》相对于现代少数精英言论自由的“小鸣”，将政治评论的范围扩大到当时中国的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等平民百姓。其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可以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进行公开质询，并且不受任何形式束缚，不限地点，不限集体或个人。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采用原有媒体之外的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
《大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包括以下方面：放开历史观念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放开所有规则的约束，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废除已有制度基础。
《大字报和大辩论》中的《大字报》指一种写在纸上、粘贴于公共场所、以大字来书写的墙报，用于表达自己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看法。
《大辩论》指在广泛的群众中间，围绕一个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主要强调集思广益、全民参与。与议会和委员会类似小范围的辩论相对，指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交由人民自由讨论。
这一英民主。政策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应当享有的大众自由和大众民主，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