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右派吃香了有人抢着当右派

眼下右派吃香了有人抢着当右派

 

转载一篇旧文《厉以宁老师教我认识一九五七年》

作者：天雷 2008-01-16 来源:个人博客

这几天，又在央视节目中看见了 “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大师厉以宁先生侃侃而谈，是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类的，不由地想起了这些年从厉老师处获得的种种教诲，最近一则是关于1957年的。

 余生也晚，对1957年的“反右”茫然无知，当年之事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这些年社会流行这方面的小册子，像“不如烟”“思痛录”之类，满篇都是冤枉啊冤枉啊。有人不停地念叨，右派就是良知，就是脊梁……总之，都是一群小可爱的样子，使人相信这些都是真的，那些 “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右派定语是人为制造的帽子。

 记得文革后有一位骨灰级的大人物讲过，1957年以后的路线方针全错了。这话让凡人听了吓一跳，这么说那年头自力更生埋头苦干，老百姓们辛辛苦苦无私奉献，都错了？白干了？接着就是一些文人不停的骂声：专制啊，暴政啊，极左啊，错误啊，等等。

 眼下右派吃香了，有人抢着当右派，社会现实不禁使人发问，当年的“真”右派是什么样子呢？这事有点难，因为反右二十多年后，右派们都一风吹平了反，真假错对全被和成了一锅粥，搞不明白了。

 不久前，2007年12月10日《报刊文摘》中有《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谈学潮与思潮》一文，任彦申用赞美的口气提到：“1998年，厉以宁先生颇为感慨地说：‘如果倒退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被再次划为右派。’”

 读到此，我有顿悟之感！原来当年的真右派就是厉以宁大师现在这个样子的，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当年右派的所作所为。既然厉老师明确了他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在当年就是右派，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少还原一些1957年时真右派的情况了。

 比如说，对待大众的态度上，厉以宁宣扬“要牺牲三千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当年就该有大批的工人下岗，当年就要牺牲一大批人为少数人享乐了。

 面对中国当前超过美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厉以宁表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那么，当年就该有现在这么大的贫富差距了。

 厉以宁对国有资产恨之入骨，他说“国有资产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那么，当年就该有一小撮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了。

 厉以宁宣称“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那么，当年就该有一部分人骑在穷人头上了。

 对待网上民众的批评意见，厉以宁藐视道“一定要顶住互联网批评的压力！”那么，当年就该没有老百姓说话的份了。

 面对大众买不起房这样基本的民生问题，而厉以宁却说“房价张的快是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那么，当年只该只有厉大师这种精英才有资格住房了。

 众所周知，这么多年来，在这厉大师这类文人的蛊惑下，国企被瓜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社会风气被败坏，社会优良传统消失，自然环境大破坏，而他，改革大师厉以宁，却在这场大忽悠中一跃成为亿万富翁，据报道，厉氏家族在这场资产大劫中陡然暴富，家财过亿，拥有参与了二十余家公司！

 由此可见，当年的真右派不就是厉大师这种将大众视为草芥，蒙蔽愚弄民众，对社会财富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自私自利的学术骗子吗？说他们是社会公敌一点不为过，这种人当年成为右派真是一点也不冤的。从而可想而知，为什么当年广大民众对右派份子是那么一致地义愤声讨！

 那么试想，如果当年就让厉大师之类得逞，那么当今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资产浩劫可能就要提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黑砖窑之类的奴工五十年前就会发生，厉氏家族这类暴富的亿万富翁五十年前就会横行，我们早就国将不国了！

 于是，我有点庆幸了，庆幸当年的那场运动使厉大师们的美梦在那时惨遭破灭，否则共和国早就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哪还有我们现在的今天？！

 当然，当年的运动的确是冤枉了一批好人。本来，毛泽东的初衷是发动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顿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可是，党内“某些人”这时候想的却是建立一套官僚体制，以维护和扩大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容不得别人提不同意见，借了反右的旗号，将大批真心实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积极分子镇压下去。而那些真右派，那些以推翻共产党为己任、企图将中国纳入走资轨道的真正右派，如厉大师等，并不是当年党内“某些人”所真正反对的，他们早就“一笑抿恩仇”，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结成了“神圣同盟”。这些年，气候成熟，一伙当年的真右派终于走上历史前台，对民众反攻倒算，处心积虑地将“改革开放”引向邪路，并且乘机将自己的口袋塞得满满的。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厉大师们的表现，感知到一些当年的历史真相，使未经历过当年的人们对那段历史有所感悟，受到教育启发。作为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工人和农民以及他们的世世代代的孩子，要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和位置，不能随便为死了一个名人，就都去赞美。

[yongbing1993]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

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

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

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

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yongbing1993]

要建立新中国只能通过战争解决




1947年初，马歇尔的调处以失败告终，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已定。2月27日、28日，国民政府强迫中共驻宁、沪、渝等地所有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

这样，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被蒋介石关闭。而接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将要又一次受到蒋介石国民党军的追剿屠杀。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领导下积极迎战反抗。要建立新中国只能通过战争解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改造旧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探索新政权的实现形式，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而不懈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就集中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和党的任务以及建立新中国的思考，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政体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作出了初步设计。1947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构想进一步完善，并一步步在革命实践中变成现实，最终于1949年实现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

1946年6月，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妄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谁能赢得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还处于劣势，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人民军队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经过7个月的战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在政治上，国民党的腐败、专制和内战政策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掀起爱国民主运动，逐渐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判断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

事实上，毛泽东对和平建国有过多次努力，从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通过政协决议，国共有过多个回合的和谈。

但是，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仍然单方面召开“国大”，堵塞和平的道路。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依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

做而不说是应对当时复杂局面的一种稳妥慎重的策略，因为美国还在调处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并没有放弃对和平的努力。

1947年初，马歇尔的调处以失败告终，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已定。2月27日、28日，国民政府强迫中共驻宁、沪、渝等地所有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

这样，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关闭，建立新中国只能通过战争解决。

但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很快遭到失败。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政府在军事、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的号召，并明确其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

194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毛泽东重新使用了“民主联合政府”的概念，但其内涵已大不相同。1947年7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为战略反攻阶段。为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于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宣言还首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已提上了现实议事日程。

此时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与之前国共谈判时的联合政府主张明显不同。第一，这个“民主联合政府”不包括蒋介石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第二，明确规定了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产和官僚资本；第三，这个“民主联合政府”将由共产党来召集成立，并在其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但新的“民主联合政府”仍然包含民盟等民主党派。之前，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一直是强势的一方，所以虽然民盟基本上一直和中共并肩战斗，与国民党的独裁政策作斗争，但其寻求的是一种“中间道路”。在1947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情况下，民盟寻求的“中间道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毛泽东在修改此文时写道：“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经过郑重考虑，民盟于1948年1月恢复活动，决定放弃“中间道路”，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推翻国民党。这是民盟的重大抉择，既是其自身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也是其离不开中共的主动争取。毛泽东还指示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李维汉等积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

1947年底，经过一年半的奋斗，解放军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而且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并站稳脚跟，形成强大的战略攻势。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是从国民党占优势到共产党占优势的转折点，意味着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在力量对比已经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方针随之发生变化。1947年底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三种经济成分说，即作为领导成分的国家经济、由个体向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中小私人资本经济，并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指导方针。这种力量对比优势的得来与巩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地改革，所以毛泽东再次强调，“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当然彻底的土改不是搞绝对平均，毛泽东提醒全党要注意纠正损害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利益的新的“左”的偏向。同时，为了明确经济方面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建设也开始调整。其一，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政权组织形式。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从利于革命的角度，主张暂时保留“三三制”，因为当时解放区的状况与抗战民主改革已经深入了的根据地的状况基本相同，所以中间分子、党外进步分子还应吸收进来。到1947年12月25日，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之际，毛泽东指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因为此时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土地政策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其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权。毛泽东特别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随着形势的变化，联合政府中各党派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共产党要正式地公开地领导其他党派，这一点要向民主党派解释清楚，便于形成共识。

其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为配合土改，中共中央有步骤地开展了整党工作。主要通过“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开展批评教育，解决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同时自上而下开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要求建立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定期报告的制度。政治建设方面的调整，为建立新中国作了上层建筑方面的初步准备。

1947年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以后，毛泽东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关于政权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里实际上初步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即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同时还初步设计了这个国家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毛泽东强调，如果人民有要求，就应当召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地方政府。

对国家政权的设计，离不开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并对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农民、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带有软弱性的自由资产阶级也可以参加革命和建设，人数很少却占有全国生产资料最大部分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是革命对象。他还正式提出了推翻三座大山，即：“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毛泽东初步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当然，此后直到新政协召开前，毛泽东同时还提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口号，毕竟此时国名并未确定。

成立新中国需要等待时机成熟。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估计，要等到共产党有完全胜利的把握，蒋介石的威信更加破产，最好是夺取几个大城市，民主党派也愿意参加中央政府之时，才有条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

建立新中国的大致时间已定，相应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之中。一是推动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1948年4月1日，鉴于部分解放区有了建立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表示，在一切解放区也应当建立区村人民代表会议，然后建立县级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会议。这样就能为建立全国性的政权打好基础。二是加强党中央的权威。4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和分局的指示电中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