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共产党较量蒋介石国民党
《毛泽东共产党较量蒋介石国民党》己成历史。但从这较量中给后人们很多启示。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蒋介石国民党800万正规军队，为何败给了当时只有200多万以农民游击队为主的土八路解放军？而且蒋介石为“大总裁”统帅国民党海陆空三军，而且军队的装备精良，美式、德式武器装备占主要，还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结果却打了败仗。蒋介石还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几乎一直在领兵打仗，从国民革命战争开始，到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军事指挥能力不可谓不高，手底下黄埔毕业的军官无数，但仍然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农民为主的游击队土八路打得逃亡到海岛上，为什么？
除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丧失民心外，作为军队统帅的蒋介石个人的战略战术无知当为其首。从大的战略上：蒋介石一味占领大城市，然后分兵把守，包袱越来越重，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则不以占地守地为主，而是消灭蒋介石军队的有生力量，通过前8个月机动防御作战和几个大的歼灭战一打，毛泽东手握一支笔却胜利在手，所以毛泽东在战略上更高一筹。
蒋介石有时也懂一点战略，例如1945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形成的共识是：“得东北者得天下。”所以1945年9月毛泽东就让林彪战将立刻改道山东去东北，而蒋介石则派了6名心腹爱将杜聿明、陈诚、熊式辉、卫立煌、郑洞国等对付林彪。可是国军将领们内部意见分歧矛盾重重，未能迅速贯彻执行。加之抗战胜利后，地盘括大了，蒋介石国民党各级军政官员们忙于接受日本的战利品为私有，借着处理国家大事每天万事缠身，行色匆匆，飞来飞去，军官们没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作战，就把最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大势一丢，万事皆休。
而毛泽东当时无国事缠身无心抢夺日本战利品，而是稳坐窑洞内运筹帷幄，具体到大的战略小的作战细节必亲自操管。具体指挥作战是非常、非常累人的，既要有严密的思考能力和高度的智商！又要有承受巨大压力、避免败仗的稳定心理。
林彪从刚入东北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70万的东北野战军。林彪以高度机动和大胆穿插将廖耀湘兵团打乱并分割围剿，仅用两昼夜就将其全歼，时间之短战果之大。罗斯福曾说林彪是“雪地之狐”，斯大林说林彪是“天才战将”，蒋介石说林彪是“战争魔鬼”。林彪没有嗜好别的不管只管作战，每天枯坐在地图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许任何人打扰。每个师、每个团的使用方向，都计算得十分精细。这样周全的以至每个细节都想到的将帅确实难得，所以毛泽东对他既放心又信任。
粟裕和林彪一样，是个打仗迷，也是缜密思考，精于计算，既胆大又心细。苏北七战七捷包括莱芜大捷、孟良崮消灭74师，陈毅乐得合不拢嘴。特别是1948年9月以32万兵力迅速拿下济南，粟以56%的兵力打援，只用44%的兵力攻城的独特部署也让援敌望而却步。这种攻城打援战术在兵力部署上科学合理的配置，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为后来淮海战役中的成功打援和辽沈战役中的攻坚大城市提供了经验。当然此胜和国军将领吴化文领2万军倒戈包括迅速缴械首批飞抵济南援军导致国军重新调配影响作战不可分。粟裕曾戴着从苏联买回来的健脑器，因负伤每天头疼得厉害无法睡觉，可见指挥庞大战役的精神和脑力压力！
兵法：“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蒋介石国民党军之败除最重要的政治腐败失掉民心，也常由于违背以上作战之要领，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统合战力，紧缩包围，各个击破。兵法又云：“胜败之数，首决于兵要地理与用兵时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尤其是，兵贵神速，应动如脱兔。蒋介石国民党军既不遵守上级指示，将重装备部队由汉口水运浦口，再沿津浦路北上，以减轻行动负担，对行军部署又碍于常理，所有部队共趋一道，以致兵团纵长达百公里，渡河时仅架桥三座，漫不经心，蠕蠕而动。虽蒋介石违背国际公法下令空军对解放军使用了糜烂性毒瓦斯和窒息性毒瓦斯炸弹，但蒋介石国民党军仍被解放军层层包围、紧缩蚕食、炮弹重攻，甚至肉搏所击溃。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
《孙子兵法》之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毛泽东运用娴熟。例如南京总统府军用电话台9名工作人员中7人为共产党地下党员，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美蒋情报。尤其是，黄埔五期、日本陆大十期、1929年在川军时即加入我党的郭汝瑰，倍受白崇禧、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四大军事巨头赏识，仅1947年就一年三升，从伪国防部三厅作战厅长升为徐州陆总参谋长，郭从1945-49向我军传送军事机密逾百次之上。如：提供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人马数目表（该件仅印13份），提供了蒋派军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我军出关的计划，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机密报告，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序列的9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的计划，所有国军解围长春的计划，解围双堆集的计划，1948年11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以及1948年12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等数不胜数，最后郭还带川兵起义了。
平津战役，傅作义的女儿、是共产党党员傅冬菊在围城期间到父亲身边做策反，每天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报告其父的活动部署情况，使我军对守军的一切了如指掌。正如聂荣臻所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宴请归国后的卫立煌时说：“当年我故意把阁下列入战犯名单，旨在麻痹老蒋的警惕心，不然你就会像张权、黄樵松一样遇害了”。卫立煌去世后四年，毛主席对毛远新说：“卫立煌是因为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所以卫立煌这样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以“将侍其主”的原则，从严格意义上讲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并非一个好军人。由于非蒋介石嫡系，卫几次被任命又被罢官于是动摇。卫从38年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未批，并于抗战期间赠送林彪大量武器弹药。后在东北战场一再贻误战机被认为是“暗中协助共军”的“共谍”。
蒋介石和他的统帅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蒋军统帅部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正规军的80%），向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这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有空军、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共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共匪消灭。”
几乎同时，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了他们（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乐观之情，溢于言表。蒋在南京“复员整军”会议上说：“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有信心，有把握取胜，问题是在军事上，就是在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身上。你们是否有把握指挥自己的部队打败共军？你们必须确实掌握好你们的军队，切忌腐化堕落，努力完成任务。”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
但蒋介石忘记了：红军在幼年时期，即在中央苏区时，只有10万支枪，蒋尚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过五次围剿，结果仅把红军从南方赶到北方而已。抗战胜利后，我党已拥有数十块根据地，120万军队，200万民兵，今非昔比。蒋却错误地认为能够很快消灭共军而假谈真打，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直到1947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将尖刀插入蒋心脏时，蒋虽然非常不安，但仍坚持认为刘邓到大别山不是毛泽东的战略举措，而是“被迫临时决定的”，表现出故作镇定，盲目乐观，还是“轻敌”。甚至三大战役结束，蒋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势下，蒋在离开南京前，还对陪他一起拜谒中山陵的几个高级军政人员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奋发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黄埔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此时的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蒋这番大话，只是鼓起肚子为自己打气罢了。
斯大林本来希望蒋介石跟着他，但蒋介石偏偏说了实话：“我们是支持美国的”。于是斯大林转而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装备都给了解放军，还提供了苏式武器以及美国援助苏联的美式武器，仅林彪的四野就有很多苏联军事顾问，这些人都是久历苏德战争的苏联军官。
苏联向解放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其中步枪70万枝、机关枪12000挺、炮4000门、汽车2500辆、飞机、坦克、仓库679座，另外还有日本留下的兵工厂尤其是大连的兵工厂。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还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支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1948年苏联提供了苏联和捷克武器。
国共用人的方略不同。从表面看蒋用人似乎比较宽松。他的非嫡系重要将领卫立煌、傅作义等都在抗战中与我党有过较好的合作，所以对“反共”似乎并不太上心。而蒋把数十万大军交给这样的人掌管并让其作战略区的主帅，无疑是自掘坟墓。再看我党的军事领导，几乎都是当过红小鬼的久经考验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老红军。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电视剧《三大战役》中，蒋让傅作义集团离开华北南下，但傅作义当场拒绝，说北方兵到了南方不习水性，不能动，蒋居然气得差点晕过去，也没有办法。
再则，国军任用第一线大军指挥者，从东北、华东、华中到西北战场，兵团指挥官都是黄埔一期。而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都是失败的：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变节。俺认为就传统战而言，国民党当时高级将领的战略战术素养不足，亦为失败原因。黄埔一期仅受训六个月，而国民党建军始自1924年，至1949年的25年间，未能建立完整的军官教育体系。当时手握军权的黄埔一和前期的不出10年，就从排长升至师长，一旦握有万人以上兵权，就自认战场经验丰富。来之轻易的北伐胜利，养成他们骄堕的心理，反而导致失败。
“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
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