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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儿女下农村邓家子女走后门

(2023-01-13 07:01:44) 下一个

毛家儿女下农村邓家子女走后门

 


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写信了。

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上大学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住一时期。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大儿子,因此,我暂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

“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疾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万一有一个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过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

“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猝。静候你的指示。”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至100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然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里,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了延安。毛泽东送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送子住劳动大学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毛岸英愿意去。

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原载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1968年,毛主席呼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层各级干部响应号召,将各自的子女纷纷送往农村。作为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劳动。

李敏的战友崔新华告诉记者,早在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们中的5个人都在阿拉善左旗插队落户,受到了当地蒙族牧民无微不至的关爱。其中一位战友因病发高烧,昏迷了5天5夜,幸亏一位老大娘精心照顾,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这位战友谈起此事激动得双眼泛出泪花,情绪难以自制。

几十年过去了,这批战友现在分处祖国各地,但内蒙古人民当时对他们的关爱依旧牢记在心。为此,他们每人拿出20万元的积蓄,凑齐120万元,委托在沪的崔新华等到上海希望办办理捐款手续,用这笔钱在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建造1600平方米的教学楼等,为1000多名学生创造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让李讷下乡的一段历史:六十年代的一天,毛主席和8341部队的指战员合影,后来看到照片里站着一个女兵,是李讷。

毛主席便问汪东兴是怎么回事。汪东兴说,李讷是《解放军报》的总编,有资格参加合影。毛主席说,她一个娃娃懂什么呀。

紧接着李讷就被安排到江西五七干校去劳动,一段时间后,直接去农村插队,直接到农村生活劳动,完全和农民过一样的日子。

“农民在农村吃了几千年的苦,没说一句话。知青在农村吃了几年的苦,就有人就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伤痕’书。”

毛泽东:“一定要联系群众,夹着尾巴做人”。

也正是这种优良作风和教育熏陶,毛泽东的一生勤勉刻苦,为世人所敬仰,毛泽东的后代们也无一不是作风低调、做事踏实,被社会所称赞。

 “夹着尾巴做人”是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毛主席喜爱读书、酷爱历史,因此生活中,他常常会用一些古话、谚语或俗语来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起炉灶”等等。其中,“夹紧尾巴做人”就是他经常用来教导周边人的话语之一。

就是 “谦虚做人,谨慎行事”。

就是“摆正位置,脚踏实地”。

就是“谦和忍让,以退为进”。

就是“不惧吃亏,甘于奉献”。

“夹着尾巴做人”涵义丰富,应用广泛,本就是做人的一门重要学问。如果真正参透落实这句话,低调行事,踏实肯干,于己于国都将大有裨益,也难怪毛主席会这么喜欢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勉励身边人。

毛主席曾说过,“夹着尾巴做人”是他小时候母亲最常教育他的话语,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牢记,不断用这句话提醒和告诫自己,切莫身居高位,就忘了人民群众,要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脚踏实地,谨慎行事。

纵观毛主席革命生涯,谦虚谨慎的态度一直贯穿始终。比如,毛主席一生对知识都保持着如饥似渴,但从不自满,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他曾说过:“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可见其治学的严谨以及求真务实的谦虚态度。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把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精神积极在党内推广,提醒广大干部同志要深刻谨记群众的力量,切莫有点成绩,就骄傲自大,不把人民放在眼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时党内一部分干部开始产生居功自傲的心理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袖及时察觉,加强党内整风学习和思想建设。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要求党内同志要保持谦虚态度,向群众学习,特别是老同志,他提出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迸取的精神。”正是这次的提醒,借用“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免了一场思想和政治危机。

在子女教育中,毛主席更是把这句老话时刻挂在嘴边。他一生育有10个子女,但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长大成人的仅有四人,分别是毛岸青、毛岸英、李敏和李讷。

虽然政务繁忙,但毛主席从未放松对子女的教导和要求,特别是在品格的培养方面。他严格对待自己的子女,为他们设立了诸多规矩,也不厌其烦地提醒,谨防他们出现干部子弟的那股傲气。

比如,1941年1月,当他收到苏联求学的毛岸英的信件时,尽管高兴于儿子在那边的优异表现,依然不忘回信叮嘱他们,不要因为他人的表扬和抬举,助长自满之气,而忘记了脚踏实地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让当时的毛岸英大为触动,也牢记于心,一生贯彻。

也正是这种家风传承,几十年来,毛主席的后代们一直行事低调,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道路。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为新中国的成长真的倾注所有,牺牲一切:爱人、子女、家庭以及自己的健康。可以说是辛苦了一辈子,也贫寒了一辈子。毛主席在生活中时刻把联系群众放在心里,把“夹着尾巴做人”挂在嘴边,严格要求自己以及身边人,坚决抵制骄傲腐败之风在身边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主席,他仍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据他身边的勤务兵回忆,他的日用品向来是能用多少就买多少,从不浪费,一件睡衣一穿就是十几年,补丁多到无法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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