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波字8604细菌部队

侵华日军波字8604细菌部队

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本部，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属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抗战时，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进行细菌战导致的受害死亡人数超过10万。必须让华南细菌战遗址像731遗址一样得到发掘和保护，让历史真相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得到充分揭露。

寻找8604部队。沙东迅的调查开始于1994年初。那年1月，他所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收到了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封公函。函中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其中的《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郭成周、廖应昌负责编写。现在知道日军曾有波字8604细菌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队，设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但详情不清楚，希望他们参与这一项目。

由于沙东迅正在参与《广东通史》中有关广东抗战部分的主编与撰写，这项任务就落到了他身上。唯一的线索，是郭成周和廖应昌来信中所附的两页复印纸。上面是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总第2号上刊登的伊香俊哉作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部队关系图》，提到了“波字第8604部队”，旁有说明：日军在广州滩石头设有检疫所，在此使用细菌毒害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

沙东迅搞了30多年广东近现代历史研究，从未听说过此事。他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抗战时期叫“中山大学医学院”），走访了几十位老人，没有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不久后，他又收到郭成周的来信，信中附有原8604部队一位班长丸山茂画的两幅草图。这些资料是日本731全国展主席渡边登等人寄来的。

1993年，丸山茂在东京参观731部队的罪行展览后，首次在座谈会上打破50多年的沉寂，出来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日军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的情况。他介绍，当时他是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部队长是佐藤俊二。这个师团级单位配备了800~1100多名专业人员，其中专业将校100人，下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和第五课共6个课。获得了这些新线索后，沙东迅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经校方介绍，访到了长期在该校工作的副主任技师明华生。

明华生回忆，他50年代初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发现了写着“波字××××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等字样的椅子，听说是日本搞细菌战用的东西。他还带着沙东迅去药物研究所看了那张旧椅子，拍了照片。沙东迅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旧的镶玻璃的医用铁柜（之后电教组又发现同样的一个），后来经丸山茂考察证实，这是从东京运来的。

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退休返聘研究馆员郭家铸说，图书馆里曾堆积了许多日文书刊，其中日文细菌书刊特别多，可惜解放后被当作旧书清理了。沙东迅认为，这些线索与丸山茂绘制的简图基本吻合，可以认定中山医学院及其附近地方就是8604部队的大本营。

沙东迅到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两份封面没有字的卷宗，经申请才获准拆开查看。这是两份不完整的日文统计图表，名为《广东省敌地区急性传染病统计表》和《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由8604部队编印。每次日本人来华，都会请求拍摄这份档案。丸山茂的文章发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轰动，有人质疑他的文章是伪造的，为此丸山茂本人于1995年7月下旬亲自到广州进行核实并熟练指认出旧地。

寻访幸存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也是因为抗战胜利50周年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华南细菌战的。那时，广州电视台文学部主任沈冠琪找到他，共同筹划一个抗战题材的剧本。沈冠琪提供了一份日文原稿《走向战争都是罪恶》，谭元亨找朋友译出得知，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揭发，日军曾在广州“滩石头”实施过细菌战，杀害了不少粤港难民。因经费问题等原因，该剧没有拍成，但谭元亨却对这段史实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和沙东迅也因此相识（沙曾被聘为该剧顾问），各自调查，互有交流。

丸山茂的证言提到：1942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两名同事被派到广州滩石头收容所做疟疾调查。收容所日军所长的场守喜把他带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郑重地说，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上面命令用细菌杀死他们。“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

他在收容所的四口水井内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比较注意不喝生水，只喝开水、吃煮过的食物，投放细菌没明显效果。8604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让他投放。他先在厨房把煮好的热粥放凉一点，再放入细菌，在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粥送进难民营。

沙门氏菌会造成急性食物中毒，发病迅速，当时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当天夜里，就开始出现病人，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经过研究，沙东迅和谭元亨都确定，“滩石头”就是“南石头”，现名南石西村，最初为“南石头惩戒场”，抗战初期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沙东迅在南石西村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几位知情人，召开了座谈会。谭元亨也带着学生，后来又带领调研小组和摄制组，走访了一些幸存者。他们了解到，当年难民所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流浪儿冯庆章（后改名冯奇）曾被拉进难民营，他看到很多香港难民拉肚子，呕吐，有时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时上百人。

难民所建了两个并排的化尸池，每个约20平方米，高约4米。因尸体太多来不及处理，日军令难民所出面雇了6名搬尸工，广州造纸厂老工人萧铮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三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把尸体装运到附近的南箕路一带掩埋，有的还有呼吸，等于活埋。

当地居民钟瑞荣回忆，当时先挖开一道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深沟，新泥土用于覆盖前面的尸体。等尸体化解、塌陷下去，再铺上另一层。他说，如果南石头村的旧楼拆建，地下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尸骨。

50年代初曾任广州造纸厂基建负责人的梁时畅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遗骨的。1953年，他在南石头邓岗（即现在南箕路北段）建职工楼，发现路两侧地下遍布残缺不全的人骨，色白，很脆，似是久经风化。越往下挖，人骨越密，层层重叠，人骨堆积的厚度在20~40厘米，每层间隔30厘米厚的黄土，一直延续到2米多深的地下。人骨层长达100多米。

曾参与职工楼施工的民工队长曾丘模回忆，80年代在南箕路两边挖第一、二、三栋宿舍墙基时，挖出尸骨总数超400具，后来由他经手用石湾陶瓷坛子和一些大塑胶编织袋装起，分三批运往赤泥镇和增城小楼镇秀水村山上安放。

“大眼鸡”的不归路。沙东迅和谭元亨都认为，8604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难民。1941年圣诞节，守卫香港的英军投降，日军开进了九龙、港岛。这时，香港人口为160万。尽管城中有可支持全港抵抗数年的粮食储备，但全部作为军粮被日军运走。1942年1月，日军开始在香港、九龙征收粮食和物资，市民深受缺粮之苦。

不久后，香港军政厅颁布华人疏散方案，实施“归乡政策”，许诺给回乡的市民发粮，定出只可保留各种劳工、造船工人、船员、有恒产者、种地农民及其他军队认可的人员60万人。为了鼓励港民归乡，日军还特别设立了归乡指导所。

在被发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米后，成批成批的港人被赶离。仅在1942年头几个月，便驱离了46万人。到了1943年，因粮食更加困难，归乡政策的执行变得更为严厉，宪兵队甚至当街随意抓人，强行押解出境。香港城内，贴满了“限期归乡”告示。

香港沦陷后的3年零8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回到内地。回乡路线有三条：东线，由香港经九龙半岛，越过深圳河，从内地进入广东（走这条线的人最多）；西线，从香港坐船经澳门，从珠海进入广东；中线，从香港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进入广州（从中线逃回的难民起码有几万人）。

谭元亨曾去香港查阅资料。他拿出一张1942年初的香港旧报纸，上有题为《第十九批归侨昨晨启程》的报道：（本港消息）关于港侨归乡，在归乡指导委员会指导办理下，由水路归乡者，迄至前日止共达十八批，而第十九批，亦已于昨日晨成行，兹特务情分志如下。

第十九批启程。查昨晨启行者，只渣甸码头唐泉湾一线，是晨因归侨过于挤拥，归乡指导委员会乃增加载运船只，计是晨成行归侨，约五千余人，由帆船十艘及大型汽船一艘载运，而各帆船则由小轮两艘拖带，于昨晨九时许启程，关于归侨乏保护与粮食等，均与前无异。

这些船只少量为客轮，大多为木帆船，船头上画着两只眼睛，俗称“大眼鸡”。南石头村村民钟瑞荣记得，船密密麻麻，把整个江面都盖住了，数都数不清。

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船航行的终点。江面两岸，有车歪炮台与镇南炮台。当年，孙中山永丰舰蒙难，被困白鹅潭，就是从这里突围的。

一部分船只在南石头附近江面被堵截，香港难民被要求下船，往肛门插针“检疫”，方可放行。如果经检疫被认为有问题，就会被拉进日军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一些人被带走，不知所终，大多数人被投入了检疫所一侧的难民所。难民所本来容量1000人，每每挤进5000多人，人满为患，紧靠难民所的镇南炮台里也塞满了人。

1994年夏天，沙东迅在几家媒体上发表了揭露日军在粤细菌战的文章。10月，写成《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情况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从1939年日军波字8604部队在广州编成起，正式宣告日军在粤秘密地进行细菌战。其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其中，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该部队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最严重的地方，杀害了大批香港和广东难民。

让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亲历者说：“我1943年2月随部队进驻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被分配到第四课病理解剖班。第四课还有昆虫班、疟疾班。昆虫班主要从事鼠疫跳蚤的培养，疟疾班从事马、猪、鸡的霍乱研究。我所属的病理解剖班里，解剖开刀者是病理班班长桥本敬佑，其余的人是助手。桥本解剖尸体的内脏时，我们同时切开头盖骨。病理班多时每天得到四五具尸体，一天的时间都解剖不完。被解剖的尸体里男性居多，也有少数女性、小孩和老人，还有被称作中国间谍的人（注：可能是抗日游击队员）。病理解剖时一看就知道那种尸体的额头是遭到了日本宪兵队枪击的。额头有时即使被子弹击中而引起脑震荡但不致死，确切地说，那是活体，心脏仍在跳动，为了止血用钳子钳住血管。把血管拉出来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红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拢成簇，心脏跳动时它们就滚动。地下室里有浸尸体的水槽和很多用福尔马林浸泡、装在坛子或大瓶子里的头颅、内脏标本，被解剖的人有50个以上。”

“我记得1944年空袭变得激烈前接到增产命令：鼠疫跳蚤每月需要10公斤，就得生产15公斤。空袭开始后，如果美军不久在中国南海岸登陆，这种鼠疫战将发挥最大作用。”

1995年夏，在南箕路东边融园附近的水塔下建造了“粤港难民之墓”。墓碑后面，注明死亡人数为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