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利的国营企业都是资本社会的

牟利的国营企业都是资本社会的

走资派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对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国有化”或“私有化”之间产生的争论中，反对私有化的人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率，50%还是80%? 他们反对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这些维护“国有企业”的人认为只要国有企业还占多数，那么中国就还是社会主义，或者还保有社会主义因素。我认为我们虽然可以同意“国有”和“私有”之间是有差别的，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像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有能力设置一些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会对企业的某些行为有些限制。

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代表一个制度的社会主义成份比较高，认为国有企业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按照当时的一定需要，它们还是会将企业收归国有。一般是私有企业经营发生问题，企业亏损了，甚至要破产了，因此，由国家接管下来，特别是一些对整体经济影响较大的企业，如交通、电力、银行一类的企业，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会收管过来。往往在国家的经营下，企业转亏为盈，又再将这企业卖给私人，这种情形时常会发生，但是这样的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无关。

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许多落后国家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来独立地发展它们的经济，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因此，它们也会将一些重要企业国有化，以便使这些企业增加对外国资本抵抗的能力。同样的，这样的国有化也和社会主义扯不上关系。如果无法将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那么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1956年工商企业国有化之后，还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就是认为1956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已经建立完成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是先进的了，所以中国主要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对这样的看法，他看到生产关系的改造不是只要经过一个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个改变要经历从一个阶级专政，过渡到由另一个阶级专政。所以1956年绝大部份工商业公有后，到底由哪个阶级专政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部分:全民所有制下的两条路线斗争

作者:  金宝瑜

(一) 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用赎买政策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企业，取消了私有制。1956年，国家将工商企业收归为中国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决定和执行新中国的一切政策，它对全民所有制有几项原则性的规定：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不以牟利为目的，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不由企业自己决定，而由国家制定的经济计划来决定。国家根据全体人民现在的和未来的需要，每隔五年制定一个经济计画，这样的五年计划按照预期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在考虑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将来的需要后，来决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根据这个比例来决定国家的投资。除了消费与投资外，每个五年计划必须要包括国家的国防开支以及与国防建设相关的费用。

1956年毛主席写了一篇《十大关系》的论文，他从整体的发展着眼来考虑如何对待当时十个最重要关系，在十大关系的第一大关系中，毛主席讨论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中国建设的重点，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他也提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在它们的经济计画中，过份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因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足和货币的不稳定。鉴于苏联的错误，毛主席说，虽然重工业仍然是中国建设的重点，但是毛主席提出不能过份偏重重工业，而忽略了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粮食和轻工业产品。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时期，偏重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中工人的工资有了比较大的调整，结果是农业的生产跟不上，导致供应紧张。1956年毛主席的《十大关系》论文发表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才调整过来。在这第一大关系中，毛主席确定了其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方向。从此看来，经济计划下的公有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从全局考虑，而且必须考虑到长远的发展，以通过促进经济全面和长期的发展来改善人民当前跟未来的生活水平为目的，以后每五年根据发展的结果来作必要的调整。

因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属于全民，所以所有的企业合起来一起算账。七十年代末资本主义改革时，资产阶级把原来的社会主义企业改变成盈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个企业单独设立一个自己的账簿，企业有了自己的账簿，才能根据市场价格和成本来决定生产什么才最有利润，企业有了自己的账簿后，就开始把企业的生产目的，从为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的生产，改变成为自己企业盈利的生产，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在社会主义时期，当所有的全民企业都是一笔帐时，并且在产品的价格和原料的价格都是由国家决定时，每个企业的经营好坏不由这个企业的收入高过支出(也就是盈余)来决定，而是根据这个企业是否能够达到“多、快、好、省”的标准。像50年代时，手表价格定得很高，生产手表的企业的收入远大于支出，如果按照资本主义来给这个企业算账，它的“利润”很高，但是在全民所有制下，这个“利润”并不代表这个企业经营得好，而是因为它的产品价格高。经济计划中把手表价格定得高，是因为手表不被看为是必需品，所以手表生产量小，价格定得高，只有少数人可以买得起手表。生产手表的企业将收入大于支出的部份上缴国家。再举一个例子，如生产农机的企业，国家将农机的价格定得低，以便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购买，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会入不敷出，但是这样的“亏损”是因为农机出售的价格定得低，而不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善。因此，支出大于收入部份由国家补贴。除了“利润”上缴国家和“亏损”由国家补贴外，企业的投资多少也完全根据国家从整体发展策略作为考量来决定，而不是“利润”高的企业可以多投资来扩充生产规模，“利润”低的企业则得不到投资。只有这样，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可以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所依靠的价值规律，可以按照计划来为满足人民的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

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的资源只会投向盈利的企业，而且优先投到利润率最高的企业，而不会投向最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企业。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许多欠了外债的发展落后国家，往往因为缺少资金，无法投资在一个人民极需要的清洁饮水的自来水厂，在此同时，它们却允许外来投资建设最赚钱的汽水厂。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之类的有名的汽水厂，只要花很少的投资建个水瓶厂，用它们的秘密配方，加上大量的广告，利润就会滚滚而来。在落后国家的许多大城市里，人们没有清洁的水可喝，年幼的小孩们却在街上吆喝着卖可乐。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资源才会投向社会上人民最需要的生产上。社会当前最需要的无外是人民生活上的消费品，如供给人们足够营养的食物、清洁的饮水、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人民的这些基本需要，只有在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计划经济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在社会主义下，国家可以根据计划把资源最优先放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上，不仅如此，负责计划的人要精打细算地为保证人民未来的需要来筹画投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总还是有人吃不饱饭，总还是有人无家可归睡在路旁。因为资本主义为盈利生产，贫穷的人没有购买力，他们无法将自己的需要变成市场上的需求(需要+购买力)，因此，市场不会去理会他们的需要。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粮食生产过剩，拿去烧掉，猪肉生产过剩，把猪仔杀掉埋起来，(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生产多过于市场需求，不是生产多过于人民的需要)。人民虽然忍受着饥饿但是没钱去买粮食和猪肉，城市里失业的工人只能排着长队，去讨一碗施舍的稀汤。今天的三藩市美国是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都在它附近。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人薪资很高，也就因此增加了三藩市住房的需求。原来住在三藩市的人，付不起提高了近一倍的房租，被赶了出来，导致三藩市虽然是美国的一个富有的城市，但是它的街上却睡着许多无家可归的人。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为牟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却永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当生产逐渐提高时，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虽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画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未预料到的因素，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必须做一些调整，如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基本上根据人口的增长，每五年需要多少增加多少工作机会，人民需要增加多少食物，需要多少住房，健康卫生和教育需要多少经费，除了保证过去的标准外，有多少将标准提高的余地，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绝对不会像当今的中国一方面大量的资本无处可投，另一方面，太多的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在资本主义下没有可能不两极分化，没有可能奢谈什么和谐社会。在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社会，在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社会，人如何可以和谐相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可能会和谐，也不会有安宁。今天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发展发达的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都处在非常不安宁的状况中，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社会主义仅仅二十年的时光，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各种可测量的指数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数的人在吃饭、住房、医疗和教育几项中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历史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贫穷的国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样的成果。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半个多世纪前，它的总统詹森就开始了消灭贫穷的计画，到今天美国的贫穷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贫穷、饥饿、无家可归的人有增无减。2008年之前，无家可归的人多数是单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为吸毒和酗酒而堕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经扩延到带着小孩的母亲、上了年纪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轻人与中年人。在美国这种食物生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却有许多人饿肚子，当前有四千万美国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补贴，他们得靠联邦政府发的食物券才能吃饱肚子，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减食物券的经费。

记得在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久，改革政策是企业要有盈利，即使不能盈利，也得自负盈亏。许多医院和诊所，首先就提高了以前在中西医结合时发展出来的低价的、便民的成药价格。之后，在医疗制度一步步商品化下，本来是必须品药物，却变成了要有购买能力才能享受到的商品，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医疗卫生的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和住房的商品化，把本来人民普遍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变成了一般人民购买不起的商品。

社会主义时代，全民所有制内设立了八级工资、工人的终身制，以及各种福利，包括基本上免费的住房(每月只需付极少的房租和水电费)，工人享有免费医疗(工人家属付少许的费用)，工人子女的免费教育，食物上的补贴，以及工人退休后生活上的保障等等。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在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作的工人，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所有制是指产权而言，全民所有制的产权代理者即国家政权)但农民并不享有工人在生活上的各种保障，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在生活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个差距要再经过一段日子才能拉平，在七十年代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这个差别仍然很大。在全民所有制下，国家控制了工业生产的所有剩余，但是这些剩余并不是只用来保证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是根据整个国家的总需要来作全盘的考虑，其中包括国家如何利用剩余来提高农业的生产，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生活。在一个限度内，国家也经由调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减少交换的剪刀差)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及通过调整税收来降低农民的负担，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工农联盟时已经做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