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七、心理卫生】

(2018-05-09 17:03:05) 下一个

【七、心理卫生】

 

 

在资本社会里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可为是不在少数,  在谋体上时常看到因心理健康原因自杀的,  做出极端暴力行为的如枪击案,  变态杀人案.......的报导,  而人们或是执政当局无良策解决,  中国的特色社会也是如此。而那个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这些心理问题的人的,  本文作了比较详细的介召。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

 
七、心理卫生
 
精神病院可以透露一个社会的重要消息。像监狱一样,精神病院住的,是在社会规律内不能活动的人。而这种社会规律,在高等文化上被视为是必要的。我们不知这些在中国的人是些什么人,他们违反了什么思想和行为规则,别人怎样体会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反常情绪是何种环境造成的。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是根据到上海一间精神病院两次参观所得的印象,并且根据了两次访问北京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学家的谈话。除了资料有限之显然的限制之外,我们要求读者注意精神病学的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专门名词的问题。这问题使本章写得很主观。在我们这次访问中国的整个过程中,语言是个小问题。但在专门名词这件事上,我们的困难却超乎仅仅的翻译问题之外。像“人格”、“精神病”、“情绪”和“治疗”这些字眼,在特定的文化领域内是有其意义的。但在口头翻译上,却没有像“酵素(酶)”或“遗传因子”这类字眼易懂。简直无法知道是否有个共同的专门名词,以确定如此描述的心境是否指的是同一心境。
例如,虽然中国显然否定西方心理学的大部分,但中国人却使用西方的诊断分类制度,以描述病人的情况。病人有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神经病”、“青春期痴呆症”等等。他方面,中国人不用“心理治疗”这些字眼,而无宁称为“谈心”、“思想教育”及“政治学习”。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跟西方“心理治疗”上这类人与人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有没有共同之点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我们参观了上海精神病治疗和预防医院。该医院设在上海郊区,有若干建筑物,建于一九五八年。风景优美,有果树和其他灌木林。我们抵达该院时,受到革委会四位成员及三位医生、一位护士的欢迎。他们站在医院头门口,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我们的车开到时满面笑容地鼓掌欢迎。在他们旁边还有一面欢迎旗。
医院里面,厅堂明亮,一尘不染,一切显得简单洁净。阳光从窗口射到碧绿夹白色的壁上。走进这间医院,绝不像走进国内一间州立医院那样,有一种不祥或忧郁之感。也不像收费昂贵的私家医院那种因消毒玻璃、铝和漆布地毡混在一起所形成的商业气氛。总之,这里看来像一个充满友爱的地方。
在通常的友好的喝茶吸烟的欢迎会上,我们对医院的情况获得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医院共有九百九十六张病床,分为十三个病房。七个男病房,六个女病房(这跟美国住院病人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女病人相当地多过男的),职员五百八十五人,其中有医生六十一人,护士二百六十一人。病人所患的病有各种各样。大多数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有的有着精神病症状,其他则是癫痫症。癫痫症为什么在这里医治,而不在医疗医院医治,原因我们不明白。有少数病人经诊断为“神经过敏症”和“精神性神经病”。医院附设了一间疗养院,并设有一个门诊部。平均每天诊治四百个病人,多数经诊断为“神经过敏”或“神经病”。
医治方法系传统的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一方面给予针刺和传统的草药,同时,也给予合成的化学镇静剂,如氯普马嗪。在治疗期内,病人还给以“思想教育”,教他们对待疾病要有“正确的态度”。(我们发现,在精神病治疗方面使用政治学习,是中国制度的特点之一)。
一位医生对我们说,“这里的环境不像一间监狱”,“病人从事体力劳动、文化活动和体育。医务人员不但侍候住院病人,也在城乡做着预防工作。医务人员还企图在农村和工厂,把‘有关精神病的知识教育群众’。他们还训练工厂医生和赤脚医生替精神病者看病。”
听了这些情况介绍之后,我们离开接待室,开始参观医院。我们首先见到四个病人坐在一张小桌旁边接受针疗。一位医生正在监视一个小器械上针刺针通电的情况,而另一位医生和护士则将针扎进,并注意病人的反应。大家的表情显得一派轻松。两个病人在等待之际,另两个病人被针扎入耳垂或太阳穴。他们坐在那儿抽烟或只是坐着,而医生则在通了电的器械上,用针去刺激(这种电刺引起的刺激很温和,它不同于电震治疗,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我们在参观时,一位陪同我们的医生,拍着一位正在接受针疗病人的肩膊,并静静地对他说话。稍后,病人也开始说话。我们不一会就了解到,病人是在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们。他的说话语气像是朗诵,仿佛他以前已讲过多次一般。
他说得较慢,没有什么表情,但声调清晰,并且也合情合理。以下是他的谈话:
我有过肺病。当我从医院回来之时,因为有肺病,所以心里不大清楚。我担心我不会复原了。一般来说,我有过幻觉,以为我的大脑受到电的控制,大家会听到我想什么。我担心我的思想会被人偷听。就这样,我呆在屋子外而踱来踱去。后来,我的妻子把我的情况报告给我的工作单位。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照顾我,把我送到这间医院。当他和其他的同志到我家来看我的时候,我曾以为他们是来谋害我。到达医院后,我想它是间处理精神病的地方,我害怕。因为,我不相信我患了精神病。经过一星期针疗之后,我的耳朵不再听到任何噪音。我本来不能睡,但是,一星期之后,我能够睡了。在旧社会,我可能已消失于人间,而在新社会,我可以复原。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已留院一个月,准备短期内出院。他的病征,照医生说是幻觉,幻思自己出了问题。对他的诊断是,青春期痴呆式的精神分裂。当询及何以用针疗医治他时,医生告诉我们说,针疗有助于消除幻觉。
在我们继续参观时,我们行过一间大文娱室,那儿约有一百个男女正在玩各种游戏——打纸牌、玩小型篮球、“沉船”(一种游戏的名称)以及其他。还有些病人则在阅读画报和杂志。病人与工作人员的比率是显然的。室内大约只有十个工作人员,然而病人却能自己约束、有条有理并已相当宁静。没有人好斗,或表现古怪行为引人注意。这个观察的结果很值得注意。因此,我们便问:室内的病人是否都服过药。他们答称,多数的人服过小量的镇静剂。从病人注意的表情看来,以及从他们的体力活动看来,这些人显然并未“用过麻醉剂”。正在玩着的各类游戏,需要高度的注意集中,也需要动作的协调一致。在电视机前,并无一人显得呆滞。据说,这种游戏的用意,在使玩者的注意集中。当一个人的注意集中于外在的活动时,那就少有幻觉的余地。
病人虽然合作而且行为适当,但看来仍有些“神不守舍”。这不奇怪。我们是在一间精神病院呀。有些病人双足跳动,像是住院病人往往表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式的跳动,另一些病人看来有些胡里胡涂,虽然并非“发呆”,有些病人则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们(这种怀疑颇有道理,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呀)。但是,却很容易跟他们接触,你跟他们微笑和点头时,也常引起他们同样的反应。
我们进入一个房间,男女病人正在用彩色尼龙线编制花篮。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工作。篮子有着彩色花朵排成一束花。每个人静静地,虽然不是悒郁。病人在工作时,一位护士带来一个年轻女病人,她送给我们两个花篮,她慢慢行着并害羞地微笑着。在赠礼之后,她跟我们在一起逗留,握着我们一位团员的手。她似乎不知互相打交道已完。一位护士温和地使她转身,领她回到她的座位上。
在另一个房间,我们参观一个病人、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之间的讨论。据说,病人“忧虑着工作做得不够。虽则他那单位的负责人觉得他的工作是好的,并且真正赏识他。”(每天早上,医生做着有关病情的讨论,通常都有病人参加此种讨论)。
当我们进入午餐室时,我们发现,墙壁上挂着公告牌和黑板。其中一块黑板,展出病人所写的诗。有些诗赞扬党,批评“修正主义”。另一块公告牌则用彩色粉笔,写着一些规章,并贴着红军的“八项注意”歌,这首歌仍然是人民解放军的歌曲。三大纪律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八项注意有“损坏东西要赔偿等等。还有“国际歌”歌词及一个当天的学习计划。
我们参观一个较小的重症病人的房间。这些病人需要一个护士日夜在房看护。约有六个病人和三四个护士与助理正坐在床沿。医生告诉我们,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病人(正坐着阅读)曾是某省的一个工矿组的“负责人”。他做夜班工作,直到中了一氧化碳毒为止。他已经医治了一年半,肌肉仍然僵硬,所以才转到精神病院。他失去自制能力,并且仍然患有记忆消失症。他在精神病院接受针疗、维他命、和小量镇定剂和中药。他的僵硬了的肌肉变松弛了。医生正在对我们介绍他的情况时,这老人满面笑容地放下书本,双眼还炯炯有神。他曲起手臂,表示他的肌肉已不再僵硬。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站起来,跟着我们向厅堂行着,仍然满面笑容。这时一位护士轻轻地邀他回头,把他带回原来的房间。据说,房中另一病人,似乎精神不正常。他曾经历过“爱情失败”,有两个月,退出一切活动。他周围的人不知他有病,直到他停止进食时,他们才把他送入医院。自从入医院之后,给他以针疗,他才开始再进食,虽则他仍然显得倔强。
我们继续参观,看到约八十人的一群男病人,在另一间房子做牙刷套。病人写的三篇文章张贴公告牌上。文章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沿着长征的道路前进》及《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在另一块黑板上,是当选为病房房长的病人应尽的责任表。“高举毛主席思想红旗”、“检点自己的行为”、“协助医务人员”、“将病人组织起来”。另一个告示,说明将劳动包括在治疗计划之内的原因。劳动治疗的意义有三:(A)政治方面,(B)对医疗有良好成效,(C)经济上的意义。
在室外,有一群女病人正在玩着一种复杂的“跳绳”游戏,两个护士转动着绳索。有几个男病人和医务人员则在玩着无网子的排球。我们到处看到病人和医务人员作密切的、友好的接触。医务人员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温和耐烦,往往抚摸着病人,把自己的手臂搭在病人的肩上(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并不互相做此类的接触。虽则在中国这是相互关心的普通方式)。在我们去另一座大楼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个大草本花园,医务人员在花园里种了几种草药。在天气较暖和的时候,由病人和医务人员料理这些草药。
再谈医院的内部。我们参观了一个政治学习会。大约二十个女病人和一位护士坐在一张桌子旁,阅读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病人轮流朗诵文章的一些段落,并加以讨论。虽然,有些病人显得愁眉苦脸,但他们却极其注意学习。一位医生对我们说,病人往往有一种“不现实的想法”,阅读和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能使注意集中,并“纠正”这种不现实的思想。当我们进入时,一个病人正在对小组讲话。她说,在文化革命前,我不曾参加斗争,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我却参加了。在过去,我对待批评的态度很差。当人们批评我的时候,我想到那些批评,就感到讨厌。
我们被接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儿大约有二十个病人在一起唱歌。在他们请我们就座前,才知道表演已经开始了。有一个小型的中国传统乐器的管弦乐队,其中有两个演奏者是职员,其他都是病人。两排男女演员面向着我们。一个演员走到台前,宣布音乐开始。下一个十分钟的节目是表演和唱歌。有独唱,凡有双人跳舞。表演十分精彩,是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好表演之一。每个人都唱得很美,风格美,表情热烈,而管弦乐也精美绝伦。你得聚精会神地才能看出一个唱歌者的手有轻微的震动,另一个唱歌者在未唱的时候,面部的表情有些许惘然的样子。
我们于是回到接待室,分成两组,较详细地讨论我们所看到的。一位医生对我们说,所有的病人,他们的病有着身体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意外地获悉,医院里的病人,有患脑肿瘤、癌症、血管病和心脏病的。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解放前,有患梅毒的病人及其他性病病人,有酒精中毒病人和吸毒病人。但解放后,所有这些病都消除了。
当我们问及一种疾病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意思时,一位医生做了如下的举例:“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不正确的态度,在工作或学习中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处理男女恋爱所碰到的问题,不能处理同事和同工中的矛盾,或者因受了大震惊。”
这位医生为了说明这些病因,他提供了一个病例研究:一位负责大轮船设计的工程师变得很烦恼,深恐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是因为他的设计失败所致。他为此事经历了很多紧张,以致于不能睡眠。由于他的烦恼有增无已,他开始觉得,他的生活中每一方面都得有条不紊。在这段期内,他结婚了。在婚礼上,客人递糖果给他,他拒绝吃糖果,因为客人递糖果的方式不对或表情不对。他以为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行为有某种反对,而且说他的“坏话”。
这位工程师开始听音响,不肯回家,呆在他的工作场所,但并不休息。他的单位里的人开始担心,跟他的家人商量。他们获悉他往往几个晚上不睡觉,去“把东西弄得有条不紊”。他怀疑枱子上的东西摆得不妥,应当加以整理。最后,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在对他施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幻觉和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观念。他的情况经门诊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他的家人要求之下,得医务人员的同意,准许他入院医治。
这宗病历,对于跟被诊断为患有偏执狂的精神分裂症有过接触的人是很熟习的。不幸,我们无法判定中国人对处理这种病所持的理论之真正性质怎样,我们所能肯定陈述的,是这种病型在美国住医院的许多病人中是普通的。在中国,病人中也有这种病型。
我们问一位医生,是否医院职员做些家庭治疗。他答道:
对病人来说,医疗是不够的。跟病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群众对这种情况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在医院以外工作之时,我们对病人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人做些具体的宣传工作。
在病人出院之前,我们给他或她以如何防止旧病复发之某些理论的教育。我们并将医治的情形以及病人应常回到门诊部看看,这一切通知他的亲人。我们相信,出院之后,一段长时期的服药,可以防止旧病复发。我们也告诉病人的亲人和同事,对病人要多加注意,并须对他或她有较好的照顾。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对病人的日常生活有较多的注意,那会将我们的疗效巩固起来,并防止复发。
有时,病人对他所属团体和他们的家庭提出合理的要求,我们要求有关方面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一位女病人在入医院之前,曾是一个店员。当她准备出院之时,她担心她的记忆力没有过去的好,她怕在工作上会犯错误,因此要求调换工作。我们把她的意见转达给她服务部门的领导,因为我们相信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服务的部门便改派了她的工作。六个月之后,她觉得她已有好转,于是又恢复她原来的工作。
我们要求对于“不合理要求”试举一例,医生在答复这个要求时笑着说:
不合理要求,通常反应出这个人还没有完全复原。通常当病人离开医院时,他们的服务单位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并给予较多的时间休息。有些女病人恢复了健康,但怕回到原来的岗位,怕被别人看不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我们访问了工厂或机关,要它们不要看不起这种病人。我们也对病人谈话,并跟他或她一起学习。我们尝试教导病人承认他或她有精神病,并教导他或她对精神病养成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教我们的病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并防止疾病的复发。
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说:在病人住院期间,他们同他的家庭、邻人和同事们商量,并要求他们提供有关病人的习惯与问题的资料。病人所属地区的革委会成员,有时也被邀请到医院,请他们谈谈病人在该区内的表现怎样。家庭的成员往往帮助病人谈些他或她所不便告诉医生的事情。同样,当医务人员不便将他们的愿望或意见传达病人时,或许就要求他或她的家人居中转达。
可是,家人和同事并不出席医务人员有关病人的讨论,也未参加对病人治疗的讨论。虽然在治疗计划中,显然要高度的涉及社会关系。病人的社会网,似乎是被看作对治疗过程的一种辅助,而不是把它看作治疗的目标。
病人入医院,一开始便与这种社会网有关。有如在美国那样,看来情形是如此。当他或她周围的那些人被某种行为弄到很不舒服,以致于觉得非有某种外在干预无法再维持跟这个不幸的人的关系之时,就设法使这个人入医院治疗。一位医生解释说,“当某部门的人发现某人的行动不正常时,他的同事和家人便带他去医院。他说,许多病人在重病时不愿去医院,医生、同事和亲人便教育他们和劝他们去医院。首先,他们要求这种病人在医院做一次检查,然后,便劝他们留在医院。”他给我们举了下面的例子:
一个人患背痛,并且他的心里开始有些困扰的思想。这个时期一天一天变得恶化。他觉得有人常在谈论他。并觉得他的大脑受到别人的控制。他曾经是一个工厂工人,但无法继续他的工作。由于他这种情况,他开始对他的妻子说怪话。她想这是不正常的,于是便向她丈夫工作部门的领导人提了意见。他在厂里的同事便送他入医院。他们告诉他,他需要休息,并且应当去医院。
起初,他不承认他有病。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有点被迫到这儿来,而不是出于自动的。如果你现在跟他谈话和商量,他会认为他住医院是好的。多数病人都像他这样。当他们最初到达时,他们不认为他们有病,但在跟他们的领导人和医院人员谈话之后,他们通常同意到这儿来。
有少数病人行为很严肃,并且极其兴奋。遇到这种情形。那就很难使他们同意住院。那些人必须加以强迫,才能使他们到这儿来。当他们最初来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服镇静剂,过后数天,在他们不那么兴奋时,医生与护士便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他们有病。并告诉他们,留在医院是个好主意。
这种医院与社团之间的亲切关系,看来也包括惩罚机关。当我们问到犯过罪的病人时,医生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未成年者被情绪不正常者触犯时,先把这个人送到医院,而不是送进监狱。一个医生告诉我们,有关一个工人打伤另一个工人的故事。工厂的领导人和他的同事都觉得事态严重,不能在厂内处理,便要求法院的同志来调查此事。他们在调查时,获悉在这次打人之前,上述工人的行为已经不正常。所以,也把这个男子送进医院。医生告诉我们,有几宗案子,法院人员“不加重视”。有个情绪反常的人被监禁起来。但是,一旦狱吏注意到,一个犯人行为不正常,在判他入狱之前,便将他转送医院。
恰如监狱当局也可能转送一个情绪有困难的犯人一样,如果有人骚扰街上的别人或者犯了一宗类似的小罪,这个地区的人会把这个人送往医院,而不是向警方举报他或她。医生说,“因为在病人离开医院以后,我们仍注意他的行动,我们要求邻人、亲属和同志都对他加以照顾,所以,这样的问题很少发生。”
所有这些记述,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不由自主的住医院”。中国的这种的态度,其意义在于并不专凭法权观点来做出此种决定。人民的行为,趋向于互相负责,并且抱着仁慈的态度。这已成了一般的希望。因此,不但那些为精神病者看病的人和惩罚机构,就是接近病者的人,都可望他们做出人道的和负责的决定。当做成错误时,可望其他负责市民纠正错误,并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参与讨论的一位医生现正在把他大部分时间花在工厂和农村地区。他告诉我们,他在工厂诊所教育医务工作者,并在公社教授各种精神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还邀请卫生工作者到医院学习有关情绪波动的典型病例。因为这些医务工作者跟某特定工厂或公社社员在一起学习和工作。他们对他们同志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特别适合去帮助他们。他对我们这么说,并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看法:
一个三十岁的女工有着爱情上的烦恼,其结果,她竟相信她厂里的所有男人都爱上了她。因此,她停止注意她的工作,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厂里走来走去。厂里的医务工作者医治了她,并给她服药。但是,她的情况似乎不见好转。医生访问她的家庭,获悉她的母亲是盲人。她不相信自己是生病。在她母亲问她是否服了药时,她说谎。之后,这个医务工作者问到病人的工作组,并做一些宣传。她的同志开始负起责任,每天给她服药两次。她的病况开始好转,她现在再一次跟她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和学习。
我们问,她的同志们怎样能够说服她,使她相信她是有病?医生答称,她的一位亲密朋友跟她谈心,说,“你睡不好,应当服药,这样你就可以睡。”我们问,是否这位朋友尝试告诉她有精神病。医生答:“没有。”“她的同志未转告诉她有什么毛病,他们也未暗示她有精神病。他们只是告诉她,你需要睡眠。”
以这宗病例来说,当前的问题,用社会调查和随之而来的行动来解决。家庭、同事、邻人和医务工作者都可望在道事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带着自豪的口吻告诉我们,他们并经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做这件属于人人的事情。可是,像那位不幸工程师的故事一样,这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有待答复。当我们尝试去从理论方面接受这种见解时,我们和我们的东道主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说明此点,在医生们叙述了这个年轻女工的情况之后,我们有过一次对话。现将对话录下:
“你看她的病因怎样?”
“我已经告诉过你——是爱情上的失意。”
“对,那是突然而来的事变。但是,对那件事变与这个女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二者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法?”
另一位医生表面上有些厌倦地作答,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已经答复过了。
“依据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调查研究,这种病例有百分之六十是起因于心理因素。——是因不正确的态度、个性、未解决的问题等等而造成的。可是,这不是根本原因,它只是走向精神病的一个因素。这种病例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是有着人体组织上的原因。”说到这里,医生们举了病毒作例子说:“这种病例有百分之三十,我们找不出明确的原因。”
这个解释跟西方对精神病的看法,有极其相似之处。在美国,往往把病的形态分为有机的(生物学的和遗传学的)与非有机的(精神性的)及情况的(环境的)三类。我们不能越出这个共同承认的总方向而去发现中国人在分析这个具体病历时,怎样使用这种模式。但是,当我们在进行讨论时,继续产生着一个主题,即是西方心理学模式高度重视情绪,而中国人看来则认“态度”是改变的中心所在。如一位医生用中国一分为二的术语解释,在“精神活动中,有些思想是对的,有些是错的。病人的思想不但有病态的方面,也有正常的方面。例如患偏执狂的病人,仍然能把他的日常生活保持得井井有条,往往别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人居然是个病人。”他补充说,“我们利用正常来克服病态。因此,如果病人意识到他或她有病,幻觉或许仍然存在,但病人对于它们(幻觉)便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同样,当我们问及,他们要怎样才被认为是“治愈”时,医生们答称,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病人能够“承认和分析他或她的疾病”。另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在病中所表现的行为消失了,而且病人能够工作并在家里生活。
不正确的态度是心理困难的主要来源,而发展正确态度将会导致病情减轻,这是中国精神病医生所持的信念。这信念反应在使用思想与政治学习的教育上,并把思想和政治学习作为心理治疗两大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交心”的谈话,这就是病人和护士之间的经常的和无定时的亲切的聊天,或病人跟其他被选为领导者的病人聊天。
在病人进入医院之后不久,并且做了一次病历调查之后,病人便与一医生会面,开始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医生尝试去判定病人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去帮助这个人培养一种对疾病的正确态度。一位医生说,“首先,我们尝试帮助病人承认自己是生病,并使病人知道疾病是以何种的征象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生病,生病的原因何在。这些解释有助于帮助病人培养对疾病的正确态度。
他举了一个例,说明他的观点:
一个姓王的女病人,二十一岁,出身于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家庭,参加了一个生产队的水利工程。在一个讨论毛主席文章的学习会上,王未带文章前来开会,受到生产组长严厉的批评,这个学习的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帮助他们增加生产。王不接受批评,并开始怀疑其他队员正在谈论她。其实事实并不如此。她疑神疑鬼,以为别人看她是“坏分子”。她开始抨击别人,并骂别人。这时候,她被送往医院。
当我们获悉这件事时,我们做出结论,除了医疗之外,还需要帮助她对曾经发生的事,培养一种正确的态度。医务工作者、医生和护士跟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注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为人民服务》这些文章。王在学习当中,开始认识到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而这些阶级坚定地相信党的政策。
我们一起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的某些语录,特别强调这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王逐渐地认识到,批评的目的是好的,并认识到,由于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不够重视,所以她对于批评不曾培养出一种正确的态度。她于是决定回到生产队,认真学习,并对批评养成了一种正确的态度。
如果没有直接观察一个政治学习回忆,医生这种的说法,可能予人以这个印象:这种学习是以强记的方式、重述某些政治口号。但情形并非如此。虽然,肯定他们社会制度之基本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重要的(这正如鼓励美国人肯定他们社会的理想一样),但是,中国人对于帮助人们培养必要的认识力,对自行思考这一层也予以同样的重视。他们高度重视逻辑性、合理性和推理的思想。因此,医院环境的政治学习,是企图“利用正常克服病态”,帮助病人重新发现他或她自己的理智及推理的能力。
这种对培养必要的认识力的重视,以为后来正确态度的发展,也反应在另一个故事里。医生告诉我们“医院里有一个患偏执狂猜疑的病人。她以为她的食物有毒,有一个星期她不曾进食。就在这个时候,她被送进了医院。一位护士跟她做过一次谈心,告诉她,不食对她的健康有害。并告诉她,如果她进食,她会对革命有贡献。病人听了这些话之后,才愿意接触食物。但仍不愿吞下去。护士决定用以身作则的方法,继续作说服工作。她亲自进食,把病人不肯吃的食物食下去。经过了这次示范之后,病人才在医院吃第一顿饭菜。
这类性质的偏执狂思想病人,看来是这里最普通的毛病。当我们就此事问医生时,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并告诉我们:他们的病人,多数被认为患“偏执狂的精神分裂”。这在美国也是最普通的一种诊断,其次,最常见的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这一种的诊断分类,在我们美国已很少再用了。——相等于这种分类的,我们叫它作“慢性的、无差别的精神分裂症”。侵略国家人民患这种病的,在数量上多过那些患忧郁的(非常之少)或狂躁症者。而这种病最不常见的是在紧张和焦虑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自杀,衰老精神病和儿童时期精神分裂症“是极少的”。我们问及同性恋,据说,这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即使有,也是由门诊部加以“社会再教育”。
北京心理研究所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精神病是社会制度的反应,这是不成问题的。”他还说:中国极少老年精神病或小儿精神分裂症。社会对老人和少年的态度有助于解释这两种人的精神病率低的原因。青年和老人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据说,每个人都关心他们,不只是青年人的父母,朋友、邻人、学校都关心他们。同样,老人在中国,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一个工人退休之后,可以拿到他以前工资的七成,没有人失业,且提供医疗照顾,又有尊老的传统,孩子们奉养双亲。
由于吸鸦片烟、酗酒和娼妓的根绝,故现在没有醉鬼、吸毒、或梅毒这类精神病人。解放以来,中国面貌的巨大改变,结束了旧社会的剥削,这对于消灭许多临床的并发病征显然起着核心作用,而这些病征,在西方仍然是普遍的。
当问及如何诊断精神分裂症时,上海医院医务人员的答复,暗示出(中国)医生跟西方精神病学有着共同的值得注意之点,即是患精神分裂症者,其思想失去连贯性,逻辑混乱,意识形态四分五裂和感情矛盾。所有这些表现,随病情轻重而不同。首三个阶段,其病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反常。虽然矛盾心理一字之中文意义如何,人们只能加以推测。
我们问及是否他们觉得在医治精神分裂症病人方面,他们是成功的。他们告诉我们,这些病人有好多医好后又再发。但在文化革命以来,他们的医疗已有改善。在文革之前,医院唯一的医疗是使用镇静剂,不曾使用针刺或传统的中药,也不曾尝试过任何思想教育,并且对于病人的亲属和工作单位,所做工作也很有限。
 最近完成的一项小研究,说明了文革前后他们医疗成功率的不同。他们告诉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在一个病房一百零四个病人中,一年后病情复发的占百分之四十。他们不再留院医治,但他们须在门诊部看病。一九七二年在同病房中的一百二十八个病人,在同时期内病情复发的只占百分之十四点八。这些统计虽然有些含糊,却显出旧病复发率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旧病复发”这个名词究竟根据何种行为标准还不大明确。
美国的研究却把三个因素孤立起来看待。这三个因素在保持病人出院最具有关键性。这三个因素按其重要性来说,(一)是出院后之继续服药,(二)是家庭的合作和参与其事,(三)是工作,引起足够突出的是中国医生引述他们的调查结果时,强调他们现在把重点放在:确保病人的继续服药,劝告病人的亲属及同事们注意病征的复发,并监视病人服药。
他们告诉我们,留院的时间一般是七十天。在病人出院后,每天维持二百毫克的“氯普马嗪(在医院内,每天平均服量是三百毫克“氯普马嗪”。以美国标准来看,这是中等的服量)。在北京,我们听说一般住院时期是三十天。在纽约州是四十五天。但是,中美两国精神病人每次住院时间的长短大致相同。病人呆在医院的全部时间,则因美国复发率极高,而显然有别。在纽约的医院,七成五到八成的病人都要再入院的。从这点显然可以推论,美国医院的改革,尚不曾扩大到外在社会。而且只有做到这点时,我们才能减少每次留院的时间,从而改变统计的百分比。
中国医院内治疗的全部范围,包括医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政治和职业的因素以及各种文娱活动。医疗则包括中国草药(医治一个病人,结合使用的草药多至十种以上,虽然医务人员正在尝试用药的种数,通过研究以决定何种草药在结合使用时最有效),其次是镇静剂(中国用的镇静剂相等于Taractin,Stellazine,Thorazine)以及针刺。医生告诉我们,他们相信在针疗之后,病征的消失基本上是属于生理的,而不只是心理暗示的结果。他们引述了一个病人作例证,这个病人极力反对针疗,但终于接受了针疗。这个病人也有病征减轻的迹象。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及政治治疗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教育,谈心,政治学习及医院内积极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动包括唱歌、跳舞、诗歌、和艺术,而生产性的劳动则涉及照料医院花园以及医院内的其他活动。
每天的日程,以晨间医疗开始,接着是上午的各项活动。一般是早晨七点听新闻广播。八点到十点医疗。午饭之前,自由活动。午饭之后,午睡。一点半到两点十五分,大组阅报或学习毛主席著作。两点十五分之后,有篮球和排球之类的集体活动。每星期有三次家人探视病人。每星期一次病人与医生彻底清洁病房。春天的体力劳动是在草药花园工作。
医院有多级的互相依存的机构,由十五人的革委会管理,其中有四位女革委。医生、护士、干部及工人宣传队都有代表参加。革委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
每间病房由三个医务人员领导。一个医生、一个主任护士和一个基本医务工作者,后者照料病房的管理。每天早晨夜班和日班有个短时间的会谈,交换消息,并讨论每天的例行工作。每个月病房职员有一次会议,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讨论如何改进工作,提高对病房的服务水平,并讨论如何改善与病人及其家人的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病人也组织起来,每一个八人到十人的小组,选出一位组长,每一个大病房有两三个组长。
病房领导人每星期开会一次,对日常工作做出决定。一人负责学习,一人负责清洁,另第三人负责专门治疗。有主任医生和护士讨论学习计划,然后再交由病人去讨论。并为将离院病人组织了叫“复原班”的特别班,讨论出院后如何在外面继续疗养。
门诊部职只包括十一个医生和九个护士。预料病人出院后两星期,即会恢复工作。然后,病人大约每个月来医院领药一次。但是,如果旧病复发,他们还须找医生谈心。
医院除了医治病人之外,还要训练精神病医生。他们接受的课程有精神病,疾病分类,病历研究以及传统中医知识。多数教学是有关诊断经验,而不是书本知识。医生与护士之间是分工的,虽则他们在工作上是互相支援的。医生的责任在通过诊断和医疗,把病治好。他们搜集并写出病历,决定医治方法,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教育病人。预料医生也跟病人一道做清洁服务,并在护士需要帮助时,为病人的饮食服务。护士给病人服药,注意病人的健康情况,并跟病人谈心。
这种对精神病院的参观,在我们许多人中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年纪较大的我们的男性翻译在我们离开时评论说,这次经验使他感动得流泪,他很有感触地慢慢地说,“他们(指医院方面)对他们(病人)照料得这么好”。很难把我们所见到的那种病人及无微不至的照料形容出来。我们只能说,医院的气氛,使人们想起儿童故事中的一个地方——一个安全和仁爱之“家”在那里,穿白制服的人照料着感到不舒适的别人。
病人和病人之间及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的合作、工作上的直接接头、态度庄重及行为适当,都达到了显著的高水平。绝无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证据。如果职员中间有什么阶级区分,我们并没有看到。虽然,医务人员有分工,他们相互的尊重与合作,看来很真诚。再则,因为他们的诊断训练特别切实,所以,人们从自己经验中学习,也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学习的过程是看得见的,并且也是每个人可以得到的。当专门技术这么容易理解时,它们也就没有什么神秘了。我们在北京跟一位心理学家谈话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推动医务人员和病人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大家合作去与疾病作斗争。”
医院内(和医院外),显然没有深刻的阶级区分,因而对病人提供了一套一贯的关于真正本性和在社会上的适当行为的启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人,看来对于良好生活的性质,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所珍视和所培养的精神品质、国家的总政治方向——甚至于解决知识问题之认识方法,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这种强有力的社会一致,显然是医院诊疗成功的主要特征。
前面提到的那位护士使病人去食那种他相信有毒的食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在西方精神病学方面,偏执狂者的幻想之顽固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病人不能判定在护士进食之际食物中的毒性已经转化,而在病人每次进食之时则保持它的毒性?病人看来很容易地抛弃这种想法,而接受合于逻辑的一般规律。同样,仅仅一句“病人进食就会有贡献于革命”的暗示,就会对她的行为发生影响。看来,这种对现实的共同看法,结合着对当局人物的信任,有时倒可以运用寻常的理智和少量适当的社会压力,把心理不正常的人医好。而在我们的国家(美国),这种心理不正常的人,却使医务人员束手无策。中国人的假定是这样:理智、逻辑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一占上风,就可以发生治疗的作用。
强调认识和合理,也反映于中国医生对待病人的坦白爽直的态度。显然没有把一种意见暂时按下不说,等待病人“有了准备”时再说的动机。医务人员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相信听者有听进去的能力。而且,治疗把重点放在思想方面,而不放在情绪方面。西方心理学似乎相信,除非许多的情绪发泄出来,一个人将无法吸收、接受一套新概念,更谈不上有所启发了。中国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宁愿信守应用辩证法去理解客观现实。他们相信,向病人教以这种方法,将使病人能够运用这种方法,从他们的困境中找出一条出路。
这种对思想和学习的强调,似乎也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对待人类的感情,采取不同的态度。看来,(中国)文化的准则毋宁是克制和庄严,而不是富于感情。但这不是说,中国人是不重感情的人。个性上的差异很广,但引起注意的方式,其差异并不很大。我们发觉我们的东道主温和、风趣、热忱、有分寸,而在情况需要时,也会痛苦和愤怒。但是,最大的激情看来是专对政治事件而发(也就是专对原则性问题),而不在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当一个人谈到旧社会时,人们可以大动情感。跟我们谈话的一个老妇,在告诉我们解放前的生活时,不禁大哭起来。也有其他的人在谈到政治压迫时,虽也显示出约制,但却很愤怒。另一方面,在谈到为人民服务时,却显出高兴和有决心的样子。
看来(虽然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一切的总结都成疑问)“人的”关系并不完全是政治的关系。医院里有许多病人的病历,都涉及“恋爱失败”及“爱情上的困难”,但我们的中国东道主及旅行同伴很少跟我们讨论这种事情。我们的翻译(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个妇女,年纪都三十多岁)看来对工作的兴趣,大过于对恋爱和结婚的兴趣。在街上,当一对男女经过时(不常见的景象),人们并不注意他们的样子是否性感(而在美国,性感却是那么天经地义之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现在需要辛勤工作,有技术的人也同样有情感上的迫切要求。不同的是我们却把这种情感放在男女关系方面。医院里有爱情问题的病人显示出,在中国有些人仍重个人关系,并没有把那种性的需要,满意地导向工作方面去。
如果有人把精神病院看作是难于适应文化准则的人的休息场所,那么,还有那些太重视个人爱情的人,再加上那些对别人批评不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人。对待批评的困难不是医院病人的特殊问题,虽然,他们对批评似乎特别敏感一些。中国很强调一个“好”字。人们常常看自己有无资产阶级或自私自利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这样看待,就一定感到很痛苦。因此,即使别人不公开批评,那些内在“超我”感很重的人,可能会想象,当批评来自内部之时,必定是先从外面来的。前面提到的轮船设计师,以及那位需要精神病专家保证其作品受到欢迎的男子,可能都表现这类的反射作用。
医院的政治再教育,是针对对批评难于作建设性吸收、同时工作上也带来了焦虑的人。如果医院的作用之一在予一般社会失败的人以社会化,那么,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人们可以在这里接受正确态度的教导,以正确对待这个关键性的社会关系。拿政治学习作为思想和行为改变的工具,在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是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上不可分的部分。对中国人来说。毛思想既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也能促起人们觉悟。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它属于概念范围,也有情绪上的内容。因此,利用政治材料协助个性的改造,调解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增加生产,想通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生活的共同特色。它在精神病院方面的应用,决不是独特的。
的确,医院内部的生活和外面的生活,是很相像的。正如北京一位心理学家所说,“医院里病人的生活,像正常医院其他病人一样,而且也像在外而生活的人一样。他们并非与社会隔绝,而是过的一种集体生活。他们跟医生、护士和职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的生活和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一样。因此,病人不必去适应正常生活,因为他已经在过着正常生活。这样就不会跟习见的生活旋律脱节,再加上在治疗计划中,有病人社会网的成员在内,这必然是使病人离开医院而仍能保持在医院的情况之一个主要的因素。
美国的精神病学近来已开始认识到这种工作方法的重要。但是,企图使美国医院也采取这样的政策,则仍然办不到。中国情况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医院人事可望对病人的家属和服务机构发生影响力。如果要求病人的家属和服务单位好好照料病人,家属和机构是会照办的,人们可望互相照顿,并且在要求照顾时,他们会把照顾的范围扩大。北京一位心理学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在为别人服务。因此,人们常常受到关怀。他们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关系是温暖的,你觉得你受到每个人的温暖接待。”不是全体美国人都具有那种文化传统,心理卫生工作者尝试发动社会对病人的支持,将证明是很吃力的事情。
中国那种互相呼应和负责的社会网,或许就是入医院人数看来较少的原因。上海及其周围扩大地区,有人口大约八百万,这地区有两间精神病院。我们参观的那间精神病院是医治“急症”病人(即是精神病发作时间短或不经常发作)的,另一间精神病院则医治“慢性”病人(即长时期被精神病所困)。这两间病院,每一间只有一千个床位。稍稍算一下,就可以知道,每九千个市民才有一个床位。(纽约市一间州立医院的人口比例是一比一千五,即每一千五百人,有一床位)。这个突出的比率或者显示出,中国严重情绪病例很低,或者患病的人受到医院外面的照顾。我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调查,显示出这两种情形都有。
罗斯.斯柏克,是一位美国精神病专家,他对精神分裂症家庭之社会网的调查,受到精神病界广泛的注意。他说,当人们生活中有着大社会网在活动着,精神病的程度就会减低。在中国,个人参加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小组织,并且感觉到这些组织负有责任。因此,他们的家庭既是核心,又是核心的扩大,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在工作单位经常从事政治学习和批评及自我批评),如在城市他们便参加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如在农村,则他们参加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或其他社会团体。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团体关系,因此,是不孤单的。在我们看来,极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疏远的现象。
在美国,社会网较小,有一种各搞各的互相龃龉的倾向。邻人、朋友、同事和亲人,往往彼此互不了解,彼此之间很少有一种责任感。每个小圈圈在部分真空状态中自行发展,其习俗及对事物的价值是相互矛盾的,没有共同的目标,也不可能有“较高的道德权威”,藉此种权威,谋求每个人意见上的一致。他方面,中国人则在网(小组)的结构之内活动。而这些结构是互相支持的,并且有高度的自觉性。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团体与国家的关系,看来都有其特别意义与目的。
因为人们组织起来,应付他们自己的共同需要,他们并不觉得要依赖一个全国的或地区的传达制度,因此,在指导他们生活时并不觉得无能。成人组织学习班,儿童组成社会活动班。在这两种组织中,每个人都互有联系,并跟更大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接受上级组织(地区党支部,城市市革命委员会等等)的指导。这些的指示常在当地人民中讲清楚和加以讨论。因此,个人觉得自己是社会网制度中之一部分。而这个社会网,是配合得很周密的,它甚至于矫正反常的社会行为。这在美国,是交由心理卫生和刑事司法制度去管的,而在中国,则往往由其所属地区去处理,属于整个同志们的范围之内。居民委员会是由同等地位的居民选出来,是服务性质,不给工资的。被选出来的人往往是在许多社团中被遗忘了的人,即老人和家庭主妇。由于这些人被动员起来处理共同的社会问题,因此也给予他们的贡献社会的机会,从而也可以恢复他们自己的尊严。
即使在中国,由于城市生活使人民分开,并破坏了农村与城市所发展的社会形式,因而居民委员会提供了使都市人民保持联系的环节。因为它们一部分工作,即在听取和报告居民委员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任务类似以前的调停组,专门从事于排难解纷。对那些涉及纠纷的事件中,由居民施以集体压力,使一时的敌对者找到一项妥协的办法。并且使关系可能坏的或趋于破坏性的,也可以在一发不可收拾之前,予以控制下来,不让个人单独行动,互相施暴,而使个人与集体联系,由集体负责跟他们打交道,人民在感情上比较健康,或许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种活跃的社会网。
对于人民的行动,常常有高度的察觉,除了一个人作梦和性生活之外,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认为属于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如果父母虐待一个孩子,或者同事们发生争执,目睹其事未直接涉及的小组或个人,认为协助调解并解决困难,是他们的革命责任。同样,那些陷于是非圈内的人,可望别人帮助解决,如果适当的话,自己负起责任,接受批评。
由于中国城市的人口很稠密,美国式的那种隐秘,即算它是一种文化标准,在中国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当邻人或家庭吵架时,每个人都知道,居民委员会或者是间接有所闻,或者因吵架的一方要求帮助而知道,常常是由几个成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争吵的当事人,并跟有关各方安排一连串的会议。
例如,上海有一对已婚夫妇,因丈夫觉得妻子在家里的时间不够而发生争吵。日间她在一间街道工厂工作,并且花了很多黄昏在当地学校的会议上。丈夫放工回来时,已经很疲倦,还要做家务,因此不满。有时,他发脾气。因此夫妻之间,有着尖锐的心理斗争(紧张的争吵)。妻子觉得,她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她不愿意放弃。他妻子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两人很容易发脾气”。“过了一阵,我们甚至打起来,并且我要求离婚”(离婚在中国是很不寻常的)。
居民委员会获悉了邻人的问题,并跟丈夫谈了一次。居民委员会指出,妻子的工作确是为人民服务,她在学校的工作是教育青年人,这是很重要的。经过跟夫妻双方几次会谈之后,妻子开始多注意家务,而丈夫则开始做更多的帮手——他甚至于开始缝衣服。居民委员会一位委员引以自豪地告诉我们,现在“丈夫和妻子两人都为革命工作,到了晚上则共同做家务”。
由于这种外在的调解是成功的,所以,很清楚。人民必须接受外在调解的合法性,并且必须分担共同的目标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里,再一次是毛主席的教导,提供了共同的立场。在中国,似乎每个人都在某种一致的规律之内活动,而这种规律往往来自毛氏的著作。例如“治病救人”这句话教导人们,纠正错误不应当是人身攻击,同样,“一分为二”含有:每个人都有短处,即使那些批评别人的人,批评者的责任在看到受批评者的长处,以发现我们自己的弱点。一位中国东道主用经典的辩证法对此加以解释,在调解纠纷当中,每个有牵涉的人,不但为他或她自己的立场辩护,也做自我批评。
在毛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中,他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别。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原则性的问题,这种矛盾除了革命之外不能妥协,人民的敌人必须予以铲除。另一方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都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属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例如丈夫与妻子为生孩子的问题或邻人之间的问题,这种问题应当用友好的妥协的精神去解决,要运用一分为二的思想去求解决。团体中间的派系、争执和分裂,被认为是极左派的错误。而在这些事情上居民委员会或其他调解团体,预料也会出面干预,以协助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应用了这些共同知道的原则,即使不满之感有使局势有爆发之虞,人民也仍然能够相处下去,不致出什么问题。
居民委员会不但处理夫妻争吵和邻居之间的争吵,也处理离婚、堕胎、和死亡的问题。据说,个人习惯上的不同,通常不认为是离婚的足够理由。在这种情形下,委员会会向夫妇双方提意见,要他们改正他们的错误而言归于好。遇到夫妻间打架事件,委员会会提请注意,保护妇女的地位。而居民委员会最先的努力,是教育丈夫。据说,多数的打架事件,发生于青年夫妇间。因为年轻的丈夫最可能忽视家务劳动,跟朋友们外出,让妻子单独去肩负家务劳动,作妻子的感到受到忽视,并且觉得过分操作家务不公平。委员会告诉夫妻双方,两人都要做家务劳动,谁也没有权力把家务留给另一人去做。
关于堕胎,委员会的政策是,凡是已婚夫妇未能节制生育而又不愿有孩子,则建议堕胎——并向医院保证这是夫妻双方的愿塑。有少数堕胎事件,是因为私生子的关系。但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认为是结婚。
 
在离婚与堕胎两方面,通常妻子的态度分量较重。离婚后孩子的照顾,由讨论来解决。但多数由女方来照顾孩子。
 
虽然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在中国都市负有特别的职责,但他们的实践,多数反映在其他社会组织方面。例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是学校的中心活动,也是工厂、机关和公社工作周的经常计划的一部分。同样,每一社会机构亦至少每个月有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是每隔两星期一次),而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在家里举行。整个社会花了相当的时间把注意集中于此,结果乃产生了秩序、合理、好意和团结。
 
可是,即使在这样人道的和负责的环境之下,有人仍然变成无组织和闹情绪,使他们的社团觉得有把他们送入医院的需要。为什么某些人在某种社会背景之下变得那么嚣张,以致于他们的行动,引起别人的注意,要加以取缔?这个问题在所有的社会,仍然是个未解答的问题。典型的医学(这一认识成了西方精神病学的基石)是根据如下的假定,即:行为极不寻常的人是一种“疾病”。这种病像生理上的病一样。需要加以诊断,并由医务人员加以医治。在西方,这种看法往往是因为相信,精神病的存在,跟文化和社会制度无关,因为他们把这种反常行为看成是存在于患者的“内部”。
 
这些观念现在受到新观念的挑战。新观念认为,只有从个人所生活着社会制度着眼,才能理解反常的行为。新观念认为,人类并非存在于一个真空状态中,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的成员。这种社会制度,在决定人的感情生活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近年来,西方精神病
 
学已不得不考虑从家庭到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个人的影响。如果将治疗单位重新加以解释,将病人周围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都包括进去,那么,病人的古怪行为就大有意义了。R.D.梁,唐纳尔.杰克逊及格雷哥利.巴德生的工作已经显示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及他或她的以成人为核心的家庭,可能对精神病有影响,甚至产生精神病。《精神病的神话》一书的作者汤玛斯.沙斯曾经写道,因为无人能对被指为“精神病的”行为建立科学的物质基础,因此,这个名词简直是一种骂人的标签,用以搞臭那些使别人感到受威胁的人。梁争论说,痛苦显然可见的人,只是他或她接受别人微妙启示的反应。除非每一个有关的人能够加以“监视”,要不然,“精神病”将会持续下去。如果将这些观念予以扩大,那么,不只是家庭应当视为治疗单位,而且其人所处的整个人与人的接触范围,都应当看作治疗单位。那就是社会网。社会网之外,还有整个社会制度。
 
这两个看似互相排斥的看法,看来在中国的精神治疗学上已融合为一体。跟我们谈话的医生似乎相信,精神病人有着生物学的和“组织的”因素。他们使用“疾病”和“不健康”的字眼来讨论精神分裂症之可能的生理上的原因,同时,他们又认为,大社会制度对个人心理有其强大的影响力。许多在西方较为普通的病型在中国较少,这对一种观点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这已越出心理动力学的范围(西方较普通的病型,有小儿精神分裂症、老年精神病、酒精中毒症和梅毒精神病等等),而在美国这个国家以及海外的生物化学和遗体学研究上的发现显示出,生理上的因素也可能对精神病发生作用。
 
正如中国的理论不拘于一家言一样,他们治疗的方法也反映出同样博大的态度。不但药物和针刺是医院治疗的主要方面,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是。虽然,他们并不“医治”全家人或社会网,——这个工作由社会本身去做——但医务人员却与最接近病人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去改善病人跟整个人类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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