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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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章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2017-05-29 09:38:51) 下一个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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