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吐之间
飘雪呢喃夜 窗烛暖北村 梦回游思处 阳光枫晓春
好公民有什么标准？ 时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一中年人，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晚上，走到十字路口，等绿灯过街。街上无人也无车，虽然面对的是红灯，若想过，应该是安全的，但他仍坚持等，过了好几分钟，终于等来了绿色信号灯，这才匆忙过街。回放这一场景，我在想，他应该算模范公民了把？诚然，如果你辛勤地工作，认真纳税，遵纪守法，不给国家添麻烦，估计这已经达到好公民的标准了。
好公民应该还有其它标准，比如，稍微高一点要求的，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帮助邻里，助人为乐，关心他人等等。新闻中说，一对情侣，在家门口发现附近有人在四处张望颇为可疑，遂尾随其后，当贼人正准备下手撬邻居家门时，打电话给警察，抓住了盗贼。
这应该是邻里守望的模范公民了。
几乎和北京朝阳区群众的呵护街坊邻里的精神境界不相上下。
还有要求再严一点，精神境界更高一点的，比如关心国家大事，踊跃投票，给国家积极建言或者谏言，帮助国家，帮助法律纠正不公，甚至和政府的作恶行为进行抗争，这应该算不算好公民应有的情怀呢？1846年七月，在去康科德办事的路上，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因未交人头税而遭到当地警长的逮捕。梭罗认为不该交税，因为此人头税是为支持美西战争和向西部扩张奴隶制专项设置的，是恶税恶法。尽管，当时就有好心人立刻替他交了税，但警察并没有立刻放他，而是把他在牢里整整关了一夜。这一令人气愤的事件正好激发了梭罗在监狱里写出了那份著名的《公民的不服从》文章，倡导用非暴力的，平和的方式来对抗政府的作恶，法律的不公。当时正住在瓦尔登湖旁边的梭罗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有义务有责任并能勇敢主动地抗争法律上的不公平。
另一个例子和上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个叫陈旺的公民，开了一家小超市，经常有小偷关顾。有一天，看见一个人正在偷东西，陈旺逮了个他正着，用绳子把小偷绑上，然后打电话给警察局。警察来了之后，却将陈旺也抓了起来，理由是拘禁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陈旺大呼冤枉，那我怎么保护我的财产呢？很多民众也感到困惑，后来在省议员的呼吁下，撤销了陈旺的罪名获判无罪，并且在2013年5月1日，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平民拘捕及自卫条例》。上述条例主要是修改刑事法第494条《平民拘捕条款》，新规规定，受害人见到小偷行窃时，可以自行拘捕。但在旧规则下则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陈旺，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无意中帮政府修正了法规上的漏洞。
梭罗的主动抗争和陈旺的无心插柳，都是在法律和政府的更高层面上一个公民尽了自己的职责。前两类好公民的标准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也容易做到。但后一类的事情，则比较复杂。梭罗和陈旺的事件仍是矛盾冲突较小的；如果再激烈一点，范围再扩大一点，甚至牵涉到政治层面的话，判断是不是个好公民则难上加难，判断标准则有时难以拿捏好。
比如，占领华尔街事件中逮捕的学生，天安门事件中的被逮捕的，甚至死去的学生算不算好公民吗？香港占中坐牢的学生呢？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呢？他们又算不算呢？
标准好像就不那么清楚了，特别是这个时候，可能伴随着要被判刑，坐牢，甚至丢掉性命的风险。此时恐怕需要我们付出多一点思考，拿出多一点智慧，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在当时执政的政府眼里，这些学生可能不是好公民，好市民，好学生，但民间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一定。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公民应有的良知行动，甚至要以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害避趋之”来作感召。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应把其中的风险计算在内，特别是那些呼吁别人去行动而自己只做键盘侠的人，否则是不是有点不太地道？
无论你的观点如何，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笔者认为，对政府的行为存疑，对政府的公信力存疑，甚至对不公正的法律法规存疑是高素质公民的义务之一，也是本篇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你说呢?你会问自己一句：我是一个好公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