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王
在思乡中思想
与维族人往来三五事
获得参众两院批准，“维吾尔人权法案”（Uyghur Human Right Act of 2019）在美国成为法律，其目的是以美国国内法处理新疆发生的严重侵害人权行为，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员实施制裁。以美国国内法来制裁中国（官）人，自然会引起中国官方的愤慨。外交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民族事务部、国家反恐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及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组织纷纷发表声明，斥责美国无视客观事实，污蔑歪曲中国政府侵犯新建穆斯林人权，借以打压中国。
客观事实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更加客观，那就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历来是双重标准，人前一套真君子，背后一套真小人；而中共政府呢，历来没有什么标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了学习班（“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人，到底是被极端化思想蛊惑的愚民乱民，还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无辜群众，很难从迥然不同的中美媒体报道中得知。在这个假新闻满天飞的时代，有些事情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判断了。1996年到2000年，我在兰州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又断断续续在兰州生活了一段时间，期间有机会和一些维吾尔人打交道。以下分享若干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介绍一下我遇到的维族人，以及我对当下新疆问题的看法。
1996八月底，我离开家乡河北，一路向西，坐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兰州。当年，兰州大学地质系和现代物理系的学生，都被分配到六号宿舍楼五层居住。我是地质系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的学生，而现代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学生，这样我和维吾尔人不期而遇。那时候，六号楼一个宿舍住七八个人，地质系的男生住的相对分散，维吾尔族的学生住的比较集中，大概有三四个宿舍的样子。整个六号楼五层，应该有四十个左右的宿舍。相对而言，维吾尔学生在六号楼五层，属于少数群体。然而，有如原子虽小能量大，维族学生人少火气却非常大。他们在楼道里走路，大都是横冲直撞，旁若无人；他们在宿舍里聊天，更是吵吵嚷嚷，常常跟吵架一样。这是维吾尔族学生留给我的整体印象。
大部分汉族学生对维吾尔学生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能忍则忍，能让就让。不过，我并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八旗子弟的后代，我既对维吾尔族学生这样一个少数群体有些许亲近感，当面对他们粗鲁蛮横行为时，心中又常常充满武力挑战的冲动。维族学生活动的时候，通常是三五成群。我没有一人单挑一群人的战力和勇气，所以我的冲动只能深藏心底，没敢让维族学生看出来。没等我动手，维族学生就开始征战了。开学没过多久，我就见识了维吾尔学生动手打人。
兰大的六号宿舍楼是个很奇葩的地方，一楼和五楼住着学生，中间住着单身教工。由于这种奇特的布局，六号楼没有门禁。五层有两个宿管办公室，其中一间住着清洁工老刘。老刘在打扫卫生之馀，批发了一些方便面零售给五层的学生。这种便人便己的小生意，很受同学们欢迎。很可惜，天公不作美，老刘的宿舍，刚好和维吾尔族同学相邻。他的邻居们很快就光顾他的生意，有时候现钱交易，有时候赊账。赊账很快就成了赖账，而且赖账的人越来越多。无奈，老刘只得找赖账的维族学生讨账。讨账的结果就是一顿暴揍：几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小伙子，冲进老刘的宿舍，关上门后，不但把他一顿好打，而且还摔碎了暖水瓶，抢走了所有的方便面。学校的处理结果是戏剧性的：老刘违规兜售方便面受到了严重警告。事后，打人的维族学生公然宣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杀人名额。杀了一个汉人，他们不需要偿命，大不了回新疆放羊。”
维族学生一战成名，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六号楼的霸主。但凡有什么冲突，其他学生只能退避三舍，如果退避三舍不管用，那就再退避三舍，循环往复。不知道是因为放射性材料接触多了导致能级过高，还是天性使然，这些维族学生需要用打架来发泄精力。没有汉族学生接招，他们就自己打。从维族宿舍门口路过时候，时不时就会听到里面叫骂和呼喊和乒乒乓乓的打砸之声，想必是他们内战进行时。
并不是所有的维族学生都是战士。我在楼下广场打乒乓球时，结识了两个维族小伙子。记得他们长得瘦小，还带着眼镜，看起来并不吓人，这大概是我们敢于邀请他们乒乓球双打的原因吧。这两个同学，汉语说得不太好，勉强能够交流，有时候还得用手比划，甚至借用几个英文词汇，才能完成对话。有一次我给他们介绍金庸先生写的《射雕英雄传》，他们居然不知所云，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当时我很纳闷儿，兰大招收这些汉语都说不清听不明白的学生学习放射化学，到底是为什么？据说他们已经在民族学院念了预科，估计他们的汉语老师，是教体育的。
我入学那一年，兰大地质系的学生十之八九都是被调剂而来的，包括我自己。家里有关系的学生，入学没多久都转系到其它专业了。我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什么关系，只得留在了地质系。一个同学，逃出了地质系这个狼窝，竟然跳进了放射化学这个虎穴。通过他，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维吾尔同学这个群体。维族学生里，有两个领袖，一个叫做阿布力，另一个叫做伊斯麦提，两个人都是官宦子弟。据说，阿布力的爸爸是个县长，他还有个哥哥在美国的哈佛读书，也不知是真是假。阿布力身量不大，长得一个三角形的脑袋，有点像细脖子大头鬼，很不好看，不过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身材高挑。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阿布力喜欢把胳膊攀在女朋友的肩膀上，看起来跟猴子挂在骆驼脖子上一样，十分地不协调。伊斯麦提长得高大帅气，是个运动健将，学校的足球明星。因为一个共同的朋友，我和伊斯麦提也成了熟人，见面就会打招呼。虽然我很讨厌阿布力咋咋呼呼，由于我们共同的熟人伊斯麦提，我们也相互认识了，见面也打招呼。
阿布力和伊斯麦提都喜欢喝酒，阿布力喝醉了就耍酒疯招惹是非，伊斯麦提喝醉了喜欢吹牛皮，然后继续喝，直到喝趴下。我不喜欢和阿布力打交道，但是喜欢和伊斯麦提一起喝酒，因为我也喜欢吹牛皮，没喝醉就开始吹，一直吹到喝趴下。和维族人玩到一起的汉族人不多，我勉强算一个。偶尔有汉族同学和维族同学有什么小纠纷，一方或者双方常会找我去帮忙沟通。我猜是因为我常常吹牛的缘故，这些同学都被我忽悠了，把我当成一个人物，通常都会给我面子。当然，有了面子后，我会变本加厉地吹，所以找我的人会更多，如此往复。很可惜，我并不能调节所有的纠纷，有时候自己牵涉其中，置身危局。
某日，我去公共水房打开水，就遇到了一次维汉冲突，把我也卷了进来。兰州的城市供水大肠杆菌严重超标，喝生水必然拉肚子。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去学校的水房打开水来喝。方便起见，宿舍通常排班轮流打水，那一天，轮到了我。我拎着四个热水瓶来到水房，那里已经排满了满满的人。排队打水，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水房里又湿又热又挤，又有男女朋友互相陪伴来打水，搞得水房挤上加挤。即便如此，插队加塞的事情很少发生。然而，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在乎体面，比如像阿布力这样的混球。我打水时，这小子碰巧也来了。当我正在队尾欣赏前面女生身材的时候，突然见到排队的人群炸了窝，人们四散奔逃，暖水瓶砰砰地摔破或挤破。如水坝决堤一样，人们像潮水一样挤向水房出口。我很喜欢凑热闹，人们奔逃，我却反其道而挤之。未等人潮散尽，我就看到阿布力和一个高大的汉族男生在厮打，阿布力的女友和一个汉族女生在边上观战。汉族男生一边打一边用山东话骂阿布力，原来是阿布力想插队打水，挤到这个汉族男生前面去。阿布力嚣张惯了，没成想遇到这个山东大汉，碰到了钉子，被打倒在地。
在女生面前表现，是男生的共性。就算平时可以退避三舍，在女朋友面前必然是寸土不让。山东大汉慢慢占据了上风，把阿布力按到在地上，阿布力则连打再咬，拼命挣扎。遇到打架，就算我不认识双方当事人，都会去拉架。虽然我不喜欢阿布力，但是毕竟是住在同层宿舍的熟人，低头不见擡头见，所以我拉开那个山东大汉，把阿布力从他胯下救了出来。见有人劝架，山东男生的女友拉扯着山东大汉，像兔子一样跳着溜走了。偌大的水房，只剩下我搀扶阿布力，还有他那被吓傻了的女朋友。等我把阿布力扶起来，只见他浑身湿漉漉，花衬衫被撤掉了扣子，像破布一样粘在身上，十分狼狈。他的女朋友一句话也不说，呆站在一旁。等阿布力喘匀了气，我发现自己的水壶被打碎了两个，感到十分晦气。无奈，打了两壶开水后，陪着阿布力两口子走出水房。出了水房的门看到的那一幕，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几个维族人在水房门口站着，堵住了出路，稍远处的墙根底下，或是蹲在地上，或是倚在墙上，还有十几个维族人，更远处则散聚着好些汉族学生。看来，维族人是前来增援阿布力的，那些汉族学生，则是来打水的，或是把热水瓶丢在水房里的。
堵在水房门口的维族人极其不友善，我一出来就被他们围住，分分钟就要拳脚相加。见状，我赶紧跟阿布力示意，让他解释。看阿布力用维语跟他们说话，我也赶紧用汉语解释：我是来劝架的，是我救了阿布力。当维族援兵搞明白之后，一个领头的家伙用磕磕巴巴的汉语向我表示感谢。接受了感谢，我马上告诉那个头人自己的两个暖水瓶被砸了，他们得赔偿我的损失。头人二话没说，直接从一个拎着暖水瓶的维族学生手里取了两个给我。我接过来，在众多汉族学生远远围观之下，以独占模式一人进入水房打水，再拎着四个热水壶，穿过一脸惊诧的汉族学生人群，在维族学生的目送之下，径直走回了宿舍。说实话，我碰到那伙维族援军的时候，心里也是吓得砰砰狂跳。这些人打架及其野蛮，要是被他们一板砖盖头上，我到哪里去喊冤？弄不好挨了打，还成为学校用作民族和谐的牺牲品。此后，我被几个领头的维族学生当成了“自己人”。
“自己人”的待遇是能够带来好处的，这一点说来有点话长。兰大学生宿舍楼的窗户外，都拉着一条铁条，用做晾衣绳。按理说，我们住在五楼，衣服挂在窗外应该是很安全的。除非刮大风会把衣服吹跑，小偷几乎不可能拿走衣服。所以，粗心大意的男生常会把衣服晒在窗外几天才拿回来，我就是这样的人。某日，我难得洗了一次衣服，把几件衬衫挂到了窗外。几天后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一件很好的衬衫不翼而飞。这件衬衫是朋友送的，料子好，做工也讲究，是我用来充门面的行头。起初我以为是风吹走了，跑到楼下去寻找，却毫无踪迹。在我懊恼之时，隔壁宿舍的一个同学暗示我，去维吾尔族同学那里去问一下。获得这样的暗示，我并不太在意，以为是某种偏见作怪。
不久，我在楼道里碰到伊斯麦提，无意中跟他提了一下丢衬衫的事情。伊斯麦提对我诡异地笑了笑，然后带着我去了一个维族宿舍，跟里面的同学解释，这个家伙是自己人，谁要是从503宿舍拿了衣服，就还给他。当时并没有人应答，我也就没再多关注。一两天后，伊斯麦提拿了一沓子衣服来找我，问哪一件是我的。在惊诧之馀，我真的从那些衣服里找到我的衬衫。伊斯麦提笑着告诉我，衣服已经洗干净了，然后就拿着剩下的衣服回去了。事后我分析，唯一的可能就是某个维族同学，从楼道的天窗爬到了楼顶，用钩子把衣服勾走了。想到这里，除了有点火大，我还佩服那位同学的胆量与眼光。之后，其它宿舍偶尔还会丢衣服，我们宿舍却一直很消停，这或许是因为住着一个“自己人”的缘故吧。
我上大学时，电脑游戏已经风靡校园，不少同学们常常驻留网吧，在“帝国时代”或者“星际争霸”的世界里昼夜厮杀，乐不思归，耽误了学业。因此，学校开始加强宿舍管理，到时间就熄灯锁大门。这种政策在其它宿舍楼行得通，可是在六号宿舍楼却很难执行，因为很多教职员工和我们混住，学校没办法在宿舍楼大门安排门禁。宿管办公室为了执行学校的政策，把通往五层的两个楼梯封闭了一个，在另外一个楼梯的五层入口装了一道门，每晚10：30，宿管的人就跑来锁门。回来晚了的同学，只能冲着大门高声喊叫，意图唤醒住住在远处的宿舍管理员。这个措施让我们很不爽。首先，我们已经习惯了法外之地的自由，可以半夜游逛校园，可以在酒馆喝到半夜，可以在女生楼下聊天到深夜。这一切的自由，都被这道门给隔绝了。再者，晚归同学半夜叫门的吼声，也时常把我们从梦中吵醒，这让我们十分不爽。因为这些，我很想把那道门给砸了，然而我不敢自己干。
某日，我自己晚归，宿舍楼五层入口已经关门上锁。我正在考虑如何应对的时候，一伙儿喝醉酒的维族同学也回来晚了，和我一起被堵在门口。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也都算是见面打招呼的熟人。维族同学比我勇武多了，扯开嗓子大喊“宿管开门！”喊了好几声，没等到宿管应答，却传来了“傻鸟---，别喊了！”的怒骂声，看来很多人被吵醒了。我见状，劝解道：“喊有个鸟用，还不如把门砸了，彻底解决问题！”一个维族同学听后，上来就踹，几下子就把木门踹烂了。另一个维族同学得意洋洋地跟我说：“你不能踹，我们能！学校只敢抓你们汉族学生，不敢抓我们维族学生！”大门被砸，很快换了一个新的，不久又被砸了。被砸了几次后，学校装上门后，不再上锁，我们重获自由。
四年大学生活，我和地质系大部分学生一样，过得并不开心。系里有成就的老师早就孔雀东南飞了，离开兰州到东南沿海的大学高就了。即便是给我们上课的助教讲师，也纷纷以读博士做博士后的方式，离开兰大，谋求光明前途。坦白讲，大学四年我没学到什么靠谱的专业知识。后来借以谋生的数学、计算机和英语，完全是靠着图书馆自学。大学毕业前一天，苦逼了四年的地质系男生，因为一件鸡毛蒜皮一样的小事，和化学系打起了群架。
起初，战火是我的一位朋友刘同学点燃的，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孙同学出手帮拳，升级了战事。我本来是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围观的时候才发现一群化学系男生群殴刘同学。见状，我加入战团。兰大化学系是大系，牛系，老师牛皮，学生牛气。地质系是小系，怂系，老师窝囊，学生让人瞧不起。妈的，大学的最后一天，还要受气，我很火大。火大归火大，我还看得清形式，敌众我寡，硬拼必然吃亏。于是，我开始拉架。拉架是有艺术的，我拉住化学系的某个男生时，刘同学就对他重点打击，孙同学在一旁把上来帮手的化学系学生推开。刘同学打趴一个，我就再拉住一个冒头的化学系学生，让刘同学可劲儿揍。
我一边拉偏架，一边高喊停战，所以我是政治正确的。来帮我们的地质系同学越来越多，战事从单挑升级成群殴。混战中，我看到了维族同学伊斯麦提。那个家伙穿着运动衣裤，走路的样子很奇怪，好像有一条腿不能打弯儿。等凑近了我才看清楚，他把一根拖布柄藏在裤管内。伊斯麦提和刘同学与孙同学都是足球场上的好友，他来帮拳我并不意外。然而，他到底有没有出手我却并不确定。起码，他没有在我参与的主战场出力。这场战斗的结局，虽然不敢说我们以少胜多，但是靠着刘同学的骁勇，地质系同学们的帮拳，我们没吃亏。第二天，战斗现场散落很多眼镜和鞋子，我的衣服上也沾满了血迹。事后，伊斯麦提和一个陈姓汉族同学一样，到处吹牛皮，说他手持一根拖布柄，冲入千军万马中，将我们救了出来。由于被学校扣留审查，伊斯麦提的战绩，我也无从查证，他是否把拖布柄从裤腿儿里拿出来，已经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并没亲眼看到突厥勇士与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在学校扣留审查中，刘同学和孙同学都承认动手打人，我坚称一直在拉架，即便被打，也没有出手还击。化学系的领导出面袒护学生，地质系领导坚决不保护学生，任由学校处理。结果显而易见，刘同学和孙同学被记过处分，我逃过一劫。期间，突厥勇士伊斯麦提也留在学校，除了出牛皮，偶尔也来关心关注一下我们。好在记过处分并不影响我们升学读研究生，学校处理结果出来后，我们到兰大后门的餐馆吃饭。在门口居然碰到了维族同学阿布力，这哥们骑着三轮车卖起了维吾尔切糕，做了切糕党。看着他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我们打了个招呼就一晃而过。后来听说，他好多课程考试不及格，补考也不能通过，英语也没过四级，所以无法大学毕业，不敢回新疆面见父母。说到英语四级，我很好奇96级放射化学的维族学生，到底有几个人考过了四级，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大学毕业后，我到中科院北京研究生院读书。一年后，我又回到兰州，约彼时在兰大读研研究所的孙同学，一起去兰大后门饭馆吃饭。我们一起沿着天水路，朝着兰大大门走去。期间，我看到好几拨维族男孩子闲逛。他们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样子，三五成群，不像是兰大的学生。兰大一侧的天水路林荫道很宽，一些小商贩在林荫道旁摆摊，贩卖小商品。我们走到兰大正门附近，看到一个女生蹲在一个小摊儿前挑选货品，几个维族男孩围着那个女生，其中一个男孩蹲到了女生的身边。我本来不以为意，只是因为那个女生浑圆的屁股才多看了一眼。这一看才发现，女生的牛仔裤屁兜里，插着一个钱包，而蹲在那个女生旁的维族男孩，正在偷女生的钱包。见状，我本能地高喊：“小心钱包！”
没成想，这一喊捅了马蜂窝。女孩意识到了危险，起身疾步离开了。那些三五成群的维族人迅速朝我聚拢，看架势是要揍我。我不敢接战，和孙同学一起拔腿就走。维族人却不依不饶，他们纷纷向我跑过来。他们跑，我也跑，我朝着兰大大门冲进去，身后跟着一群维族人。我跑进了兰大，维族人也跟着跑了进来，门口的保安连个屁都没敢放。好在那时候我跑的还算快，加上熟悉地形，就近躲到文一楼，甩开了维族人。文一楼是苏联人援建的老教学楼，虽然内部结构算不上很复杂，但是四通八达，可进可退。可能是看我没了踪影，维族人没有追入文一楼。我从楼上的教室观察，他们在文一楼大门前蹲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怕维族人耍诈，我在文一楼里躲了一个多小时，确定安全后才敢离开。这是我在兰州最后一次和维族人打交道。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大学毕业已经快20年了，毕业后大半的时间我都是在美国度过，基本上没再有过亲身和维族人打交道的经历。每每听朋友们聊天，把俄罗斯人称作战斗民族时，我都暗想，维族人才是我生活里的战斗民族呢。我和他们的遭遇过往，大都与“战斗”有关。有的朋友评论，维族人的血液里可能有好战基因，而我应该和他们一样，骨子里多少也应该有点好战基因。只不过，我被汉化的太多，已经没剩下多少祖先的特征了。其实有点好战基因，也并非都是坏事。记得当年足球场上，来自西北民族学院的维吾尔族球队，纵横兰州各大高校，战无不胜，无人能敌。
维吾尔人成为当年的战斗民族，固然与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有关，中国领导人胡耀邦1980年代在新疆推行的民族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甚至是主要原因。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近三十年的高压统治，1980年代初新疆各民族过得并不开心，但是整个新疆社会和内地一样，压抑而平稳，没什治安问题。胡耀邦对毛时代的政策矫枉过正，在新疆采用压制汉族，扶持少数民族的政策。从学校入学，工厂招工，到公务员录取，全面优待以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公开歧视汉族。这样的政策，不但导致汉族官员离职，汉族民众迁往内地，而且导致了维族人自觉高人一等，有时候甚至无法无天，恣意而为。听说八十年代以前，新疆维汉关系并不紧张，各族人民比较和谐。然而自从胡耀邦的新疆政策被推行后，新疆暴戾之气飙升，维族人打人杀人的传言越来越多。到了2000年代初，新疆维族人口剧增，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借着民族政策的保护，成群结队地到内地城市偷窃打劫，成为一时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社会走向开放，国际交流越来越方便，伊斯兰复古主义瓦哈比教派在80年代传入新疆，其影响力日趋扩大。到了2010年代，瓦哈比教派推动的社会生活领域伊斯兰化，已经催生了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引发社会不安。
中国历史，历来都是大乱大治。为了应付新疆的社会不稳定，高压政策再次实施。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如果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真的能够为维吾尔人提供职业教育培训，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同样的，其“去极端化培训”，如果能够帮助当地各族人民和平相处，我也是赞同的。然而，如果新疆再教育营搞的是纯粹的思想教育，那就有点名不副实了。强迫维吾尔人放下《可兰经》，来读《马克思主义》，让他们不再崇拜安拉，转而为伟大领袖唱赞歌，真的能让新疆长治久安吗，我存疑。国家一张一弛，阴晴不定的民族政策，让维吾尔族人一时得意，一时失意。得意时有些人就好勇斗狠，违法乱纪，失意时整个民族备受压迫。
千百年来，新疆这块土地，宗教信仰前仆后继，诸多民族厮杀逐鹿。楼兰人，匈奴人、乃蛮人、契丹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蒙古人、满洲人和汉族人都曾主导过这块土地。拜物教，萨满教，佛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曾在这块土地流行传播。任何一次改天换地，在新疆都是以暴力实施的。然而长远看来，暴力一向都是怨怨相报，按下葫芦浮起瓢。压迫手段，往往带来的是深仇大恨和反攻倒算，而不是心悦诚服。回顾历史，再反思现状，任何一个居住在新疆的民族，都应该放下你死我活的旧思维，要学会包容，学会共存，这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没得选择的选择。
写的挺好，吹毛求疵的话，你没写维族学生腰里带把刀在学校逛的情形，也没写民族学院的维族学生来兰大闹事儿，可能是你没碰到吧。
我9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南疆工作了半年，基本上是与维族人打交道，有一次出差，和田一个大单位，竟然里面只有一个汉族。新员工啊，先扔到南疆，因为老员工都不愿意去南疆干活儿，而且那时候，社会气氛不是很平和。
想起喝酒，那是拿啤酒杯（小号哪种），一次半杯，几口就没了，让我大开眼界。去新疆前，喝白酒都是哪种2/3钱的小杯。 老一辈维族主管，还是很认同老毛的，老毛仍然有很高的影响力（可能老毛解放过贫苦维族人？没去查证）；新一代，混的好的，情商还不错，做事儿跟汉族人没什么区别，私下抱怨说‘上海富，是因为把新疆的油挖走了’。总之，在学校里横行的，无法无天的维族行为一个没碰到。他们也就是在学校里横一下吧，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后果，而且又是那个血气方刚的年纪。要知道，虽然兰大的维族学生学习不怎么样，但是一旦回到故乡，那就是渡过金的人上人（大多数人还在赶着牛车种地放羊呢），是各个单位的骨干。
维族人也不需要搞研发，不需要搞深入的技术工作，所以，在大学，就是个熏陶吧，比方说至少能感受到有些人在努力学习？？我接触的，都是主管和技术骨干，少数乡村干部。宗教方面没有涉及到，感受不多。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遇到一个维族，吃猪肉包子，被其它员工瞧不起，但是，吃包子的那位每天乐呵呵的。
维族问题，就是娇惯出来的，如果搞人人平等，根本不会出现这问题。这些年，维族人地位一直高于汉人，各方面照顾，并没有引起任何感恩，反倒是升米恩，斗米仇。
我那时候在南疆工作，气氛就很紧张。去墨玉（？记不清地名了，反正是和田的一个县），路上碰到好几趟部队查车；抵达后，街上是公审宣判的大会宣传；一打听，说是搜出了一堆土制手雷。
常驻乌鲁木齐的汉族同事，给我讲述维族如何屠杀汉人，拿着刀，在大街上,在楼道里，见到汉族就杀。而将近两天后，汉族有群体性的反应，有人开始号召杀回去，不过还没开始呢，被政府镇压接管了。政府考虑的是减小双方仇恨，而不是让仇恨升级。所以，后续公布的汉族被杀数字，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数字。
如果这次不是“集中营”的概念出现，我估计中共还不会把真实情况发布出来。这次发布纪录片，揭露一部分屠杀汉族的事情，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但揭露的，我相信不是全部，更加骇人的情况，肯定没有公布出来。民族矛盾，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以降低为方向，不是着眼过去，而是着眼将来，不再重复这种恐怖屠杀，所以，应了那句话，“真相就是那样，你却不能讲”。
总而言之，要我说，都是惯的。就该学些美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方面出给个大熔炉，你想生活好点，就熔进来，抛弃自己的文化； 要不就分割成小块，自生自灭，就像印第安人，有法律管着，也翻不了天。
他们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活动，大概是嫌不够男人味吧，什么文学，电影，文艺，座谈，都比较没劲。
我家亲戚是新疆政府的领导，他们整日小心翼翼与新疆人相处，甚至改变生活习惯，不吃猪肉，还是有危机感。就得好好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成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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