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主主义者的精神归宿——读诺贝尔的悲剧《复仇女神》

一个民主主义者的精神归宿

——读诺贝尔的悲剧《复仇女神》

英国诗人雪莱有一次旅行到瑞士，下榻一家旅馆时留下一件轶事。在登记表的下面两栏，他填写如下：

 

职业：民主主义者，慈善家，无神论者

目的地：地狱

 

当诺贝尔步雪莱后尘，以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一件命案为题材，写作悲剧《复仇女神》(Nemesis)时，他也许面对着与雪莱同样的选择。那时，诺贝尔的正业是工业家和发明家，副业是业余作家和诗人，除此以外，他的职业应当像雪莱一样填写，因为他同样抱定了下地狱的决心。

在雪莱的悲剧《沈西》(The Censis)中，专制暴虐的沈西害死了儿子，奸淫女儿，作贱妻子。她的女儿贝特丽采求救于教会和法庭，但无济于事，她和继母、兄弟派人暗杀了沈西，同时招致自身的悲剧结局。与雪莱的《沈西》相比，诺贝尔的《复仇女神》将原来的亲生父女关系改为继父对继女的强暴，让贝特丽采直接采取“以眼还眼”的残酷报复手段，同时增添了一些虚构人物，加强了对天主教教会的抨击，加深了哲学和宗教的思辨色彩。剧中的撒旦与主人公贝特丽采这样谈论上帝：

 

贝特丽采：你真的是不死的吗？

撒旦：遗憾呀，是的。如果上帝让我死，我会化作一团尘埃滚到他的脚下。但他不会这样做。在他之上，就像在我之上一样，稳坐着一个更高的权力，那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性。我们只不过是这铁腕中的道具而已。没有自由意志：上帝像我一样，像衣冠禽兽一样，一切活着的人都必须服从永恒的自然法则。“死”这个字，在这里不存在，因为这里坚不可摧：灵性是不可摧毁的，我这条命是一盏吹不熄的灯。

 

诺贝尔非常得意地把这部剧作寄给他的好友苏特纳夫人。与当时的戏剧界有不少联系的苏特纳夫人，读后写信告诉诺贝尔说，她估计没有人敢于在剧场里接受如此强烈的反宗教倾向。

在悲剧中，耶和华虽然没有出场，但诺贝尔把上帝描绘成为一个拥有一切权力的独裁者。当人类遭受痛苦时，上帝置若罔闻。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上帝如何掷骰子。在这里，上帝是世俗的专制权力的象征。诺贝尔正是像雪莱一样的民主主义者。雪莱认为，十九世纪的暴君和僧侣或教会组织，只能使人类日益堕落腐败，如诗人在《麦布女皇》和《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中所表现的那样。诺贝尔则揭示了世俗的专制权力极为冷酷无情的本质。

但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从小就接受过路德宗的洗礼的诺贝尔，成年之后又接受了坚信礼，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信仰选择。诺贝尔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并非一切宗教信仰的敌人。

在雪莱看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建立在人类的互爱互助的基础上，只有依赖对个人的心灵上的完美境界的追求，才能建立起来。这是雪莱的《沈西》的主题之一。在《沈西》中，雪莱认为贝特丽采应当以爱来感化罪恶，她却采用了暴力，因而导致悲剧结局。雪莱思想的这一方面，在诺贝尔的《复仇女神》显然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但是，诺贝尔后来日益转变为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不喜欢《旧约》中的那个上帝，但他赞美《新约》中的耶稣基督，这是他接受坚信礼的思想基础。诺贝尔曾与一位犹太女郎奥尔嘉相恋，后来，他又解囊资助奥尔嘉的一位女友，一度引起奥尔嘉的醋意。在给奥尔嘉的一封书信中，诺贝尔解释说，他并没有那种意思，他只是有心帮助一个失足的孩子，给她一点学费，“一个人可以不带私心邪念帮助别人，你能理解这一点吗？在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属于这一类，那就是基督”。

作为慈善家的诺贝尔，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理想倾向推动诺贝尔行善积德。诺贝尔的好友亨利·苏克教授曾经从道德的角度对诺贝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或理想主义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一种宗教，假如不能付诸行动，他[诺贝尔]就不会承认，他对基督教伦理同样给予高度的崇敬，但他看不起那些教条。”

诺贝尔认为上帝只是人的意志和幻象的产物而已。他提到，人们之所以造出上帝，亚里斯多德归咎于人类的恐惧，伏尔泰归咎于聪明人欺骗愚人的欲望。诺贝尔把‘欺骗’视为十九世纪的“庞大工业”。他所说的“欺骗”，指的是不公正社会的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诸如政治的欺骗，商业的欺骗，宗教的欺骗，等等。但是，不能说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应该说，宗教往往被利用作为一种欺骗。宗教所看重的不是世俗的幸福而是来世的希望，灵魂的得救和永生。可诺贝尔悲观地认为，“希望是大自然用来遮掩赤裸的真实的一道面纱”。我们追求得救，可诺贝尔笔下的撒旦说：“受惩罚乃是人的定义，就是靠的这个，我才使得自己可以被人理解。”

勒尼·范特(Lenne Fant)在《诺贝尔传》中曾简单提到，诺贝尔的反宗教观点，主要来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

诺贝尔长期在欧洲大陆奔波，为他接受十九世纪的新思潮打开了大门，试图像孔德那样试图以科学态度来阐释宗教，怀疑在现代知识构架中神的地盘。而事实上，宗教和科学往往同步前进，宗教永远不会被人类抛弃。诺贝尔陷在思想的矛盾中，在给他的朋友、虔诚的基督徒索德布罗姆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他们之间宗教观的异同，透露了这方面的矛盾。他说，他们两人都相信人有所谓来世，而且都认为来世受到今生行为的影响。但是，诺贝尔承认，他一度非常讨厌他自己，他管不了自己的来世。从理论上来看，诺贝尔认为，要靠人的理性解决信仰问题或选择信仰，就像要把一个圆圈弄成正方形一样不可能。“每一个深思过的人，必须认识到，环绕我们的是一个永恒之谜，一切真正的宗教，均奠定在这个基础上。人们透过天父的面罩，实际上一无所见。人们以为看到的东西，依赖个人的幻想，因而局限了个人的观点。”

1896年，诺贝尔压在抽屉里多年的《复仇女神》得以出版。同年12月8日，诺贝尔不幸病逝。曾经梦想创办医院并得到诺贝尔资助的索德布罗姆，此时已经成为瑞典大主教，他在诺贝尔灵柩前的祷告中默默吟诵道：

 

“安息吧，你供奉在死亡的祭坛上。此生和来世，都是一个永恒之谜；但这燃尽的火花唤醒我们走向神圣的皈依，从而压低圣歌之外的每一种声音。……在这灵柩之前，生前每一次洽谈时无用的许诺，地上每一次出名时鼓噪的声音，通通平息。在死亡面前，亿万富翁与自耕农夫之间，天才与愚笨之间，毫无差别。戏演完了，我们都一样。在死亡中如此，在宗教中同样如此：在人本身之外，别无长物。”

 

这段话原本是诺贝尔在《复仇女神》中为主人公之死写的一段台词，揭示了作者本人的宗教观的一个方面，仿佛是他为自己告别人世写下的祷词。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诺贝尔一生精神追求的最后归宿，就是人的平等。而他最后的遗言，就是在设立诺贝尔奖时指望的造福人类的科技发展、和平理念和文学的“理性倾向”。

历史和命运经常出现反讽。一个抱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的人，如果他是出于人类之爱和一种社会责任感，他很可能上天国，而那些急于挤着上天堂的人，倒不一定如愿。

诺贝尔笔下的撒旦自以为他那条命是一盏吹不熄的灯，理想主义者就是那吹灯的人。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2003-12-1.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