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

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

 

傅正明

 

　

　

 

　　一首诗或一部小说从来没有阻止过一次劫机或一次绑架。但是，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斯托耶夫斯基却语出惊人：“世界将由美拯救”。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诺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谈到，他曾充满怀疑地苦苦思索陀氏这句话的含义而不得其解。后来，索氏终于领悟到文学艺术的潜心默化的力量：“真正的艺术品均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有说服力的真理，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灵折服。……显然，文学艺术是能够拯救世界的。”

 

　　具有“为人类而艺术”或“拯救世界”的审美追求的文学，属于真正的世界文学。自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同时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学就不断全球化了。不幸的是，暴力革命使得恐怖主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但是，在文学领域，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早就把反恐怖主义作为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神圣使命。他们以文学形象的形式探讨革命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谴责伤害无辜的恐怖暴力，呼吁政治和解和宗教宽容……。今天，文学中的这种反恐怖主义的传统，并没有湮没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冰水中，而是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光亮温暖世人，烛照世人。

 

 一、反思暴力革命与恐怖主义

 

　　西方历史上的恐怖主义，也许是自从布鲁斯利刺杀罗马皇帝裘里斯•凯撒以来的政治斗争的产物。现代历史上的激进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很难摆脱与恐怖主义的干系。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暴力革命高涨的的同时，恐怖主义也就演化成系统的制度性的“红色恐怖”。

 

　　十月革命前，俄国著名恐怖分子列夫•哈特曼( Lev Hartmann )曾企图炸毁沙皇乘坐的列车，失败后逃亡伦敦，得到当时寓居伦敦的马克思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哈特曼行刺未遂的“革命行动”后来由列宁完成了：他亲自下令杀害了沙皇一家大大小小，由此揭开了俄国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一幕。

 

　　俄国革命孕育了恐怖主义，同时也催生了反恐怖主义的世界文学。帕斯捷尔那克的《日瓦戈医生 》和索尔仁尼琴的 《古拉格群岛 》等文学杰作，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反恐怖主义的特点。在诺奖演说中，索氏曾严厉谴责恐怖主义：

 

　　“暴行愈来愈不受历代沿袭的规范所制约，它肆无忌惮，以胜利者的姿态横行于世，根本无视暴力必将导致灭亡这一历史真理。甚至连它所鼓吹的强权思想也得到普遍承认。整个世界都发疯了。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正义无法生存，暴力才是正道。陀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著魔者’，在上个世纪还是寥寥可数，如今竟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梦魇。最近接二连三的劫机、绑架、爆炸等事件无一不显示出它们决心动摇和毁灭人类文明。”

 

　　在索尔仁尼琴发表这番演说之后，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美国遭受恐怖主义疯狂攻击的惨痛悲剧，再一次彰显了：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

 

　　当年，萨特、加缪等西方左翼作家，虽然同情和支持革命，却敏锐地发现了革命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为了捍卫人类文明，他们向革命者提出了忠告。

 

　　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 1948 )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剧情节发生在德寇占领下的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作者将共产党内部的政治谋杀与情杀纠缠在一起。剧中的一位共产党领导干部认为，共产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得不择手段，他甚至毫不讳言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种政治路线，与莫斯科苏共的指示不谋而合。

 

　　像萨特一样，加缪的剧作《正义的谋杀者》( 1949 )也涉及革命目的与手段问题，剧情发生在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剧中革命组织的恐怖分子决定暗杀一位大公爵，到了行动那天，负责扔炸弹的卡里叶夫发现公爵的马车内还有两个孩子，恻隐之心使他于心不忍，因而未能按计划进行。这次失败导致革命者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或认为恐怖主义没有限制，为了俄国的明天可以牺牲一切；或认为谋杀暴君时应当有所节制。最后他们终于达成协议：革命无权杀害无辜的儿童。在第二次暗杀中，卡里叶夫得手，他自己也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作为难属的大公爵夫人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亲自出面要求免除凶手的死刑。但是，卡里叶夫仍然自觉地选择死亡以承当责任。加缪以其曲折的戏剧情节表明：只有找到真正的冤头债主的恐怖分子，才是“正义的谋杀者”。

 

　　加缪这部剧作所探讨和表现的主题，在他的政论《反叛的个人》 (1951 )中，得到更鲜明更系统的阐述。加缪从人文主义立场，抨击斯大林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恐怖主义，从而把谋杀正统化合法化了。

 

 

二、嘲讽“红色恐怖”和“黑色恐怖”

 

　　斯大林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毛泽东主义传播和培育了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许多左翼作家在共产主义幻灭之后的共识。

 

　　1968年，最先在美国的伯克利、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兴起的左翼学生运动，就曾沾染了恐怖色彩。以意大利为例，共产党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发动并利用学生运动。狂热的学生占领了重点大学，结成战斗组织。意大利诗人蒙泰莱( 1975年诺奖得主 )的作品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批评家马特奥里( Lorenzo Matteoli )在 《蒙泰莱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写道：“那些抗拒贴上反动分子标签的教授，被扣压作为人质并且被戴枷示众(像在中国一样)……。任何想以特殊有效的方法来教学的教师，都会遭到意识形态的狂热者的一顿棍棒痛打。无论精英观念还是选举观念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愚蠢的粗俗赢得胜利：这与愚蠢的制度是相一致的。1973年在里米尼大会上，学生运动分裂了：一部分选择走秘密道路继续‘革命’，这一点清楚地表现于他们反对现存制度的武装斗争的企图中。这些事件的发展为随之而来的可怕的恐怖主义年代开了先河……。”

 

　　在这种恐怖环境中的诗人蒙泰莱，只能以诗歌形式巧妙地嘲讽恐怖主义。在他写给一位意共头面人物的诗体信札中，对于意共煽动恐怖主义的行经，给予了辛辣的抨击：“这是你的时代，它尚未结束。/你多么精明地把历史唯物主义 /与贫乏的传道、与色情文学 /和赎救搅拌起来，/把作呕的恶臭与铜臭、/与摆在你路上的松活钱搅拌起来。”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左派的“红色旅”的恐怖活动日益威胁著社会稳定。这一点，在意大利戏剧家达里欧•福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他的喜剧 <<喇叭和草莓>> ( 1981 )，涉及基督教民主党的前首相阿尔多•马罗在1978年被“红色旅”绑架一案。意大利政府与“红色旅”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交涉，但恐怖分子仍然私设公堂审判马罗，然后残酷地枪杀了他，把尸体扔在罗马市中心。意共最后不得不宣布“红色旅”不再是他们的“同志”。福氏以他惯用的喜剧手法鞭笞了恐怖主义的残酷。

 

　　福氏是对中国文革颇有研究的作家。像他一样，美国著名当代作家东•德里罗( Don Delillo )也深刻地认识到暴力革命，尤其是毛泽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在长篇小说《毛二世 》 ( 1991 )中，德里罗把黎巴嫩的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拉斯德描绘成毛泽东转世。恐怖分子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把他们所崇拜的拉斯德的像章直接别在肉身上。一个小小恐怖组织的老巢，仿佛就是世界革命的心脏。

 

　　虽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另一回事，作为一种实践却仿佛与法西斯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共有的姓氏是极权主义。法西斯推行的是最残酷的恐怖主义。二战之后的意大利，尽管逐渐有了民主的制衡，法西斯仍然阴魂不散，并且与分享了权力的共产党联手，使得恐怖主义大行其道。八十年代，官方的严打政策一度把恐怖集团的气焰压下去了，但治标不治本，作为恐怖分子的温床的政治腐败和经济丑闻时有所闻，恐怖活动不断抬头。在那里，“红色恐怖”和“黑色恐怖”(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白色恐怖”)或轮番而出，或沆瀣一气。

 

　　在两种恐怖的笼罩下，福氏的拿手好戏是报之以的喜剧或滑稽剧的嘲讽。他于1970年创作的两部喜剧《敲门，敲门□谁在这儿？警察》 ( 1970 )和 《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 （ 1970 )，均以恐怖分子在米兰闹市区扔放炸弹的造成数十人伤亡的案件为题材，前者对意大利警匪一家的恐怖犯罪活动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后者为一位被诬陷的无辜的铁路工人伸冤，通过一个“狂人”的调查，揭发警方的破绽，查出肇事者原本是三个右翼极端分子。但是，福氏遗憾地发现：“我当时简直是在对聋子说话，原因很简单：我的观众既忽视了这个案件本身，也忽视了发生在五年前、十年前的暴力和恐怖活动。……如果给予关注，这不仅仅是意大利的问题，同样的事件到处发生。”因此，福氏不断以亦庄亦谐戏剧形式的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同时也给世人不断敲敲警钟。

 

　　由于这类戏剧的批判锋芒，法西斯分子曾威胁福氏夫妻，扬言要他们的命。1973年，福氏的妻子和同台搭当拉米被法西斯匪徒从家里绑架出去，被残酷殴打，无权无势的福氏求告无门。几天后匪徒驾车到市中心将拉米从车子里扔出来时，她还在流血不止，经抢救才得以脱险。而这次绑架竟然从来没有得到法律追究。

 

三、抨击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

 

　　1997年，荣获诺奖的福氏，在瑞典文学院的庄严讲坛上，又一次给世人敲响恐怖主义的警钟。福氏谈到，他们夫妻曾经访问了若干大学校园，总是惊异地发现：青年学生很容易被大众媒体的消费文化所吸引，对恐怖活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告诉听众：土耳其的三十七位杰出的库尔德民主派知识分子，在安纳托利亚镇集会以纪念中世纪的一位喜剧家时，竟然在旅馆内全部被诱捕、活埋。这场恐怖屠杀的凶手是一群受到政府保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今天，随著纽约和华盛顿震惊世界的爆炸声，我们发现，现代恐怖组织，随著民族冲突、宗教纷争而日益发展，以阿拉伯世界最为庞大和严密。在海湾战争之后的“泛阿拉伯时代”，多国恐怖分子成立的“反美反犹国际阵线”以及由次派生的“伊斯兰圣战解放军”，“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隐匿在阿富汗的沙特阿拉伯的富豪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奉行的大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然而，在伊斯兰文明中，却孕育了一位杰出的反恐怖主义作家－－阿拉伯世界唯一的一位诺奖得主 ( 1988年 )、埃及作家马尔福兹。

 

　　早在小说《胡同里的孩子们》 ( 1959 )中，马尔福兹就从宽容的角度开始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提倡宗教宽容。这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亵渎”真主的小说， 曾经长期遭到查禁。

 

　　马尔福兹认为，不少阿拉伯人或至少是埃及人对外国人一概抱有敌意，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埃及的“真正的历史的敌人，是贫困、无知、疾病和专制”。虽然他本人也是穆斯林，但他反对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实际上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左、中、右三翼。右翼极端分子即原教旨主义主张摧毁一切，近乎恐怖主义；左翼的苏菲主义 ( Sufism )则采取禁欲主义的拒绝生活的人生哲学。与左右两翼不同，中庸的伊斯兰教对一切文化均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马尔福兹所信奉的就是中庸的伊斯兰，并且在此基础上继承埃及法老文明的精华，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博爱精神。马尔福兹经常通过文学讽喻来曲折表达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在小说《尼罗河上的聒噪》 ( 1966 )中，恐怖的阴影笼罩在一群知识分子的受创伤的心灵里，他们怕死，怕被暗杀，怕关进集中营。马尔福兹以非理性的荒诞手法描绘出他们的消极心态，为的是警醒他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的人生问题。

 

　　马尔福兹的小说刺痛了原教旨主义，1989年，印度裔英籍作家卢什迪的《魔鬼诗篇》事件发生后，一名恐怖分子扬言说，“假如我们早就杀了马尔福兹，卢什迪就不会出现了。”埃及的伊斯兰教主拉曼( Omar Abdel－Rahman )，曾缺席“审判”判处马尔福兹死刑。拉曼还在纽约到处煽动恐怖主义，结果是他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美国堪萨斯州一所监狱服刑。1994年，恐怖分子终于决定执行拉曼对马尔福兹的判决，向八十三岁高龄的马尔福兹下手，结果重创这位伟大作家执笔的右手。时年九十高龄的马尔福兹，仍然受到埃及作家协会的恐怖威胁，因为以色列的出版家有意与马尔福兹签约，将他的作品译为希伯莱文。与此同时，埃及另一位戏剧家萨勒姆 ( Ali Salem )的作品也受到原教旨主义的查禁，马尔福兹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四、追究恐怖主义背后的被告

 

　　曾经同情甚至欢呼革命的马尔福兹清楚地看到，1952年埃及的七月革命，并未把埃及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而是导致极权主义统治。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往往伴随著国家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初步实现民主的过渡阶段，也是恐怖主义盛行之时。

 

　　这种历史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极为普遍。以《百年孤独》闻名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近作《绑架新闻》 ( 1991 )，就使我们看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初步的民主尝试是如何艰难如何脆弱。这部小说透过1990年一个贩毒集团绑架十名记者的事件，对哥伦比亚进行深刻的社会解剖。在民主大选中，哥伦比亚先后有四位总统候选人被恐怖分子杀害。其中一个城市的街头，每天有二十多个杀手出没，每隔四天就会发生一次屠杀，几个月内有五百名警察被谋杀。然而，小说中拥有巨大庄园的贩毒集团头目伊斯科巴，并没有像政府官员那样贪污腐败、为富不仁，他充当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甚至在穷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慈善家。因此，举凡政治家、企业家、新闻记者和普通老百姓，都络绎不绝到他的庄园去“朝圣”。由于哥伦比亚与美国签订一项关于引渡某类哥伦比亚罪犯的协议，恐怖组织头目担忧被捕并引渡到美国面对终身监禁的命运。因此，他们开始以恐怖手段向哥伦比亚政府施压，指望躲在本国政府的保护伞下。他们以不被引渡为唯一前提，答应向官方自首、认罪，并且许诺，他们将在哥伦比亚投资。

 

　　在马尔克斯笔下，哥伦比亚是一个“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的国家。贪污腐败和警匪一家等各种社会弊端极为严重。因此，作者指出，在恐怖活动背后还有一个罪犯，一个真正的被告：“在这种文化中，已经注射了一种比名声不佳的‘大剂量毒品’更为有害的麻醉剂，那就是‘松活钱’( easy money )。这个观念正在日益蔓延：法律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最大障碍；要想学会读书写字，简直是浪费时间；当罪犯可以比遵纪守法的公民活得更快活，更安全----一句话，这是以其一切未公开宣战而进行的各种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全社会的崩溃。” 当然，这种崩溃不但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更危险的是，这是每一次历史阵痛之后的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全面崩溃。

 

 五、承当国际反恐怖主义的道义责任

 

　　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有不少作家意识到人类的精神复兴的迫切性。德里罗就是这样以《毛二世》对西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一种美学的反拨。小说中的瑞士诗人朱连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他前往巴勒斯坦调查难民营的医疗保健状况时，不幸被黎巴嫩的一个恐怖组织绑架了，接著被转卖给中东原教旨主义团伙充当人质。这是一位以诗歌的美来感染世界的高尚的知识分子，作者写道：“他已跌入一种新的文化/国际恐怖系统，他们已经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给了他一种不朽的朱连精神。”美国知识界因此发起了一场国际救援活动，小说中隐居多年的美国名作家比尔•格雷决心深入虎穴，开始了他的堂•吉诃德之旅。他不幸在途中遇难之后，一位瑞典女摄影师布里达接替了他的救援工作。

 

　　如果说，德里罗的《毛二世》从横向角度展示了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艰巨性，那么，著名英语女作家多里斯•莱新 ( Doris Lessing )的幻想小说《玛拉和达恩历险记》 ( 1999 )则从纵向角度揭示了反恐怖主义斗争的长期性。这部小说以幻想中的数千年后地球的另一冰川时期为背景，以两个孩子被绑架的故事为经纬，隐喻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恐怖的环境中姐弟俩长大成人之后，又在一个极权国家里经历了种种磨难，玛拉甚至被人绑架去“借腹生子”，达恩也在战争中被俘。这种魔幻现实向我们展现了一片未来的黑暗，它是历史的、现时的黑暗的折射。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剧性困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待到上帝的公正的“最后审判”。

 

六、以美拯救世界

 

　　那么，在“最后审判”之前，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难以尽述的反恐怖主义的世界文学，就是有所作为的一种尝试。在恐怖分子大有摧毁世界之势的时候，这些伟大作品的启迪是深刻而持久的。

 

　　不管暴力革命的目的多么美妙，不管“圣战”的目的多么神圣，一旦恐怖分子“肮脏的手”沾染了无辜者的鲜血，其恐怖活动就无“美妙”、“神圣”可言。

 

　　但是，如果世界上的暴政未能终结，加缪笔下的刺客，没有沾染过任何无辜者的鲜血的“正义的谋杀者”，仍然会不断出现，并且会在饱受暴政压迫的弱者那里作为自由战士而受到悲剧美的崇敬。

 

　　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需要马尔福兹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矫正。充满仇恨的世界需要加缪笔下的大公爵夫人所表现的宽容精神。捍卫人的价值需要德里罗所赞美的“不朽的朱连精神”，需要马尔福兹、达里欧•福等伟大作家面对恐怖分子的不屈抗争。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美。

 

　　面对复杂的恐怖主义现象，马尔克斯对恐怖主义的根源进入了深层探索，这是一种特殊的智慧的美。超越哥伦比亚的范围来看，专制和腐败，仍然是革命和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一方面是有人在大笔捞取“松活钱”，另一方面是不断有人连“血汗钱”都挣不到，那么，日益加剧的南北冲突、贫富悬殊，将导致整个世界无人安全。

 

　　人类要想找到安居的家园和心灵的宁静，我们需要一场文化全球化运动。知识分子乃至有良知的世界公民，既要倡导国际范围内的公平竞争，也要共同承当反恐怖主义的道义责任。

 

　　根除恐怖主义，光靠摧毁恐怖集团的巢穴，不可能长期奏效。五角大楼、世贸大厦，摧毁了可以重建，恐怖巢穴也可以重筑。莱新的《玛拉和达恩历险记 》就是一个文学预言。批评家 ( Norah Vincent )在评论这部小说时，提醒人们记住尼采之后的一个另人悲哀的结论：“这一切都将不断卷土重来。”

 

　　但是，文明人类也将不断努力。

 

　　“世界将由美拯救”，这是一个长久的梦想。人类因为有梦而存有希望。

 

 

选自傅正明著《百年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允晨文化出版社，2004年）

《诺贝尔文学奖新论》（豆瓣阅读电子书，2016年）

 

豆瓣阅读电子书原书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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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茵梦湖]

上个周末我去另一个城市，开车经过一个楼群建得很美观，有现代感，有人介绍说那是政府给低收入人群建的，我就想，如果生活环境干净美丽，人是否可以因被善待而更文明化呢？

[ping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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