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贸易逆差不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真正根源

(2018-05-13 12:27:27) 下一个

中美关系已经从合作为主的互利关系发生显著转变,冲突成分日益加剧。尽管“贸易战”在公众视线中占据前台,但中美冲突绝不仅限于贸易冲突,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全面冲突。这种背景下,贸易冲突容易掺杂其它成分,使得问题复杂化。

尽管特朗普对中国的“敌意”由来已久(见《更多证据:特朗普锁定中国为头号敌手》),但中美冲突的大格局是日积月累所致,不是特朗普一届政府所为,也不是换个总统就能避免的。当然执政者的具体应对和政策选择直接影响了近期冲突的演进过程。

本文仅局限于贸易冲突本身,试图解剖贸易冲突的本质,讨论最近双方博弈的得失。

如果看特朗普的长期言论,中美贸易问题主要是(货物)贸易逆差问题。这不仅反映在他的竞选讲演,他的推特推文,也反映在白宫政策(见:Here's What the U.S., China Demanded of Each Other on Trade)。特朗普对贸易逆差的关注绝不局限于中国,他对日本德国两个出口大国,甚至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放过。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在特朗普的眼里,(货物)贸易逆差和贸易问题是等价的,解决贸易问题就是要削减贸易逆差,手段就是加征进口关税。

事实上,贸易逆差仅仅是贸易不平衡的表象,背后根源可以千差万别,和贸易公平与否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做个假想实验,假想一个落后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做生意, 这个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产品没有什么兴趣,但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充满兴趣。这对贸易伙伴无疑存在明显贸易不平衡。这一不平衡是经济竞争力决定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在以货易货的时代,不平衡不会发生,因为进口的货物和出口的货物是易货交易,彼此都是等值的。货币打破了易货贸易的平衡约束,但代价是货币兑换出现不平衡,也就是说为了进口商品,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货币的需求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货币需求。这个不平衡的长期后果是落后国家的货币贬值,最终进口商品十分昂贵,无法消费,达到新的贸易平衡。

在这个假想实验中,如果发达国家愿意投资这个落后国家,投资就成了对落后国家货币的需求。这个新增需求可以改善贸易造成的货币需求不平衡,避免落后国家货币贬值,维持贸易不平衡。

这个假想实验说明贸易不平衡并不意味着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或非法贸易歧视。经济竞争力不对称和外部投资都可能是背后深层原因。

我们再举个假想实验来研究贸易逆差问题。众所周知,巴菲特是非常成功的投资者。我们假想巴菲特投资管理公司完全建在一个孤岛上,自成一国。这个国家什么货物也不生产,所有消费都是进口。由于该国的金融服务赚取高额利润,对进口开支自然不是问题。如果从货物贸易逆差这根标尺看,这个国家恐怕是最大的贸易不平衡受害国!没有出口,只有进口!毫无疑问,这种结论显然十分荒唐可笑。

巴菲特投资公司假想国实验实际上牵引出一个重要问题,衡量贸易逆差不仅仅要看商品贸易逆差,还要看服务业贸易逆差。美国对华服务业长期顺差,尽管这一顺差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上的逆差,但常常被人忽视。特朗普似乎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每次拿贸易逆差说事,肯定只看货物贸易逆差。

综上,假想实验说明重要两点:

    贸易平衡不仅仅是衡量货物贸易,还要计入服务业贸易
    贸易逆差未必是贸易歧视所致,必须具体分析

因此单单纠结于贸易逆差,是治标不治本。针对贸易逆差,必须分析深层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这一方面华盛顿走了极大弯路。先是在光伏产品和洗衣机下手,然后在钢铁和铝材下手,完全遵循特朗普的错误认知。但美国贸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似乎对问题认知有所改变。他在500亿贸易制裁方案中对知识产权集中火力,对商品贸易关注不多。这无疑朝贸易问题的核心迈出正确的一步。但在五月三日和四日的北京会谈中,美方提出八点要求,仍是大杂烩,暴露出华盛顿政出多门,没有系统性,缺乏战略眼光。

抛开贸易赤字的表象,中美贸易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笔者罗列几点主要问题。

1. 防护墙是名目张胆的贸易壁垒

伟大的防火墙屏蔽了美国最大市值的高科技公司,包括谷歌,脸书等,还屏蔽了美国传媒和音像制品。在数字化网络时代的新兴产业中,美国基本完全被拒之门外。

2. 各种隐形歧视政策

北京十分擅长不上台面的隐形歧视。这种歧视长期反映在外资银行等产业。北京也巧立名目,选择性执法,处罚外资企业。即使国内企业有同样问题,甚至严重百倍,也逍遥“法”外。外资药企一度是重灾区,麦当劳也是著名案例。在南韩萨德导弹防卫争端上,北京更是将流氓手段发展到极致,怂恿民众抵制阻碍韩国企业正常运营,导致部分韩企不得不关门停业。北京仍冠冕堂皇称没有贸易政策变化,杀人不见血!

3.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司法体系不仅有严重权钱交换的腐败问题,更受党的领导,没有真正执法独立性。乔丹商标案是经典案例,尽管最终裁决乔丹胜诉,但这样一个事实明显的案例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充分显示外资企业在华的窘境。

4. 公私难分

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企。马云和马化腾早有直言,他们的企业是党的。任何民企购买美国企业,其背后的高额银行资金支持都不是纯粹商业行为,有国家机器的身影。

5. 各种政府插手的扶植政策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后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北京执政当局对政府出手的产业扶植政策从来没有中断过,早期的出口退税和补贴,现在的国营主导的产业政策,都是政府插手的扶植政策,而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些是外资企业防不胜防的贸易歧视。事实上,北京对本国民企都是长期政策上歧视,外资自然难逃噩运。

综上,北京在贸易政策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公平性问题 ,美国不满是有情可原的。北京绝不是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而是贸易规则的破坏者,贸易战的始作俑者。但如此占理的事情,特朗普不得要领,只纠结贸易逆差,俨然像个欺负人的恶霸,实在是极大的政策失败。

北京的贸易问题不仅伤害美国,也伤害美国盟友,但特朗普没有团结这些盟友,而是挥舞贸易逆差大棒,不分青红皂白,同时伤及盟友,让盟友对特朗普贸易政策左右为难。

尽管如此,中美的贸易核心问题是客观存在,无法掩饰。这些问题如果现在不能及时抓住,适时解决,问题只会更加严重,早晚是逃不过的劫。

(阅读更多,回到首页; twitter:@wjbf2016)

作者:藿香子
时间:2018年5月13日
(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