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国家命运的明末党争“五”大案之红丸案

党争第三案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朱常洛在即皇帝位后立刻回报东林党。不但按照东林党的要求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更是马上启用卸官归田的东林党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并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并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罢免的东林党官员如袁可立（难得的反对党争的务实派，天启六年致仕归里。在东林党当权后的崇祯朝“绝意仕进”谢绝不出）、邹元标（大家还记得我前面的《解析《朱三太子案》史料中的四皇子朱慈炤》中提及的自称四皇子朱慈炤后代的遵义邹家么？很有可能就是东林党邹元标故意让四皇子的后人背弃祖宗认贼作母，真是恶毒至极！）、捏造皇后王喜姐被万历冷落虐待而有恙的王德完等。

 

《明光宗实录》有一处十分可疑的万历遗言封郑贵妃为皇后的记载：

【○令旨谕内阁 ：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礼部左侍郎孙如游言：臣详考累朝典故，并无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其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历朝以来岂其无抱裯之爱而终引去席之嫌。以礼之所不载也 。先帝念皇贵妃之劳苦，当不在无名之位号， 殿下体 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据之尊崇，且 王皇贵妃诞育 殿下，岂 先帝意所不留而恩尚有待。即 郑皇贵妃而习于礼处，非其据必非其心之所安，夫善继善述正须斟酌于义，若义不可行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若不顾义礼而曲徇意旨，则又欺罔不忠，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 殿下以大孝自居也。疏入未报。”】

此处记载值得推敲，因为神宗万历皇帝的临终遗昭中明确只写了朱常洛继位和册立皇长孙朱由校为太子，“皇太子（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鸿图。皇长孙（即朱由校）宜及时册立进学。”根本从未提及封郑氏为后一事，为何万历不自己亲自下旨，却要借因国本之争与郑贵妃交恶的朱常洛之口来宣布此事？万历难道不想想朱常洛怎会心甘情愿玉成此事？借题发挥了三十年的东林党又怎会放过此事？而且万历已明确朱常洛继位，立朱由校为太子，若再要将郑贵妃封为皇后，岂不是将郑贵妃和福王两个架在火上烤？

除非是万历临终病糊涂了，否则不可能作此糊涂事。也许事实不是万历作了糊涂事，而是朱常洛捏造了父亲的所谓遗言，所以故意“传示礼部查例”是否可行，然后与礼部左侍郎东林党人孙如游两人是一唱一和，将东林党对万历和郑贵妃谋立福王的虚假指控彻底坐实，并借机贬斥万历“不顾义礼”。朱常洛先在“妖书案”里保护了自己的讲师郭正域，后又用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了结了闹事汹汹的“梃击案”，这位身在国本之争漩涡中的庶长子的表现令人不敢小觑。而且所谓的“父皇遗言”中的“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一语分明就是万历在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立春时自辩所写的“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的翻版，这如何不是朱常洛和东林党对万历厚郑贵妃却薄王恭妃的极尽嘲讽？

再看《明史 。周嘉谟传》：【“外廷皆言（郑）贵妃进侍姬八人，致（泰昌）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谟因召见，以寡欲进规，帝注视久之，令皇长子（朱由校）谕外廷：“传闻不可信。”诸臣乃退。”】 朱常洛本人明确辟谣：传言中的郑贵妃送美女致其生病完全是谣传不可信。

 

九月初一，仅仅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朱常洛去世了，死前曾吃过李可灼的红丸。见 《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帝命诸臣前，从哲等因请慎医药。帝曰：“十余日不进矣。”遂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复召诸臣，谕册封事。从哲等请速建储贰。帝顾皇长子曰：“卿等其辅为尧、舜。”又语及寿宫，从哲等以先帝山陵对。帝自指曰；“朕寿宫也。”诸臣皆泣。帝复问：“有鸿胪官进药者安在？”从哲曰：“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药进，所谓红丸者也。帝服讫，称“忠臣”者再。”

方从哲明确说“请慎医药、臣等未敢信”，是朱常洛自己命速召李可灼，催促其赶快和药。因为朱常洛自知时日无多，“帝自指曰；“朕寿宫也。” 诸臣皆泣。”《明史纪事本末•三案》中也记载：“乙卯，上不豫，召医官陈玺等诊视。丁巳，上力疾，御门视事，圣容顿减。己未，内医崔文升下通利药，上一昼夜三四十起，支离床褥间。辛酉，上不视朝。辅臣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有“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之旨”，病入膏肓的朱常洛是死马权当活马医，这才不顾反对，要求速进红丸。朱常洛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由于登基晚，死时已经三十八岁，这在明朝皇帝中来说算是正常寿命，明宣宗、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穆宗和明熹宗都没有活过三十八岁，而且当初国本之争时，万历迟迟不肯册立他为太子，说他“体脆质弱”，更不要说朱常洛从登基到死这个过程是众廷臣都目睹亲见的，朱常洛的死并无什么疑点，当时的东林党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不过是弹劾御药太监崔文升的用药之罪。

可是在移宫案后的次年，也就是天启元年的四月，被召入京的并未亲历目睹朱常洛之死的东林党孙慎行突然发难，上疏弹劾方从哲和李可灼，声称朱常洛之死完全是因为红丸，必须要将首辅方从哲和李可灼两人严办。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孙慎行的奏疏：“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孙慎行拿不出任何方从哲毒害光宗的证据和理由，却要求天启“毋询近习” “毋拘忌讳”，千万不要调查此事、更不要顾忌律法程序，速速把方从哲和李可灼都杀掉，这歹毒猖狂的言状真是令人震惊。

其他的东林党人立刻随声附和，对首辅方从哲群起而攻之。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说此事与 “梃击案”实乃“同一奸谋”；刑部主事王之寀声称光宗之死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阴谋，东林党大佬邹元标也说是李可灼跟郑贵妃的太监崔文升合谋下毒害死光宗。原来在泰昌帝死后八个月，东林党们终于意识到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是方从哲推荐的，而方从哲既是当朝首辅又是浙党领袖，利用“红丸案”做文章无疑是一次打击异己、抢夺朝权的好机会！

幸好天启虽然年轻但并不糊涂，他对父亲朱常洛的病情和死因也非常了解，于是批复道：“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孙慎行的过激和歹毒就连同是东林党的韩爌等也看不下去了，《明史。列传第一百六》记载：“时大学士爌述进药始末，为从哲解。于是吏部尚书张问达会户部尚书汪应蛟合奏言：“进药始末，臣等共闻见。辅臣视皇考疾，急迫仓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脉知医者。以药尝试，先帝龙驭即上升。从哲与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赉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养病去，罚太轻，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其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胜诛，而文升当皇考哀感伤寒时，进大黄凉药，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显僇，以泄公愤。”议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从哲不罪。”最终红丸案以首辅方从哲上书乞休去职结束。

 

红丸案不过是东林党为搞掉浙党领袖----首辅方从哲，在“梃击案”后进一步打压非东林党人的又一次借题发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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