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 。月亮，高山，大海。
长城，长征，长江。
正文
我写此文以纪念我可怜的英年早世的姑表哥，多少年来很多事梦回脑间，忙于生计始终没写出，他们高大帅美的身影却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间。
大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然也找个地主或富裕家庭的人结婚，大姑结婚后一连生了四个儿子，这对于姑父来说非常开心，有儿子邦助打理生意了。大表哥念了几年私塾老实忠厚的早早结婚逃过了文革的迫害，二表哥三表哥在中国成立左右出生，赶上了恶梦般的时代，运动一场接一场，两表哥正在中学时期赶上了残无人辕的文化大革命，在地富反坏右的成分里，大姑和姑父在整个城镇是首曲一指的，因此而成了全公社批斗会的第一号人物，我那可怜的俩表哥每次批斗会都要戴着高高的用白纸和黑子写的帽子陪着姑父在台子上批斗。二表哥在中学以后大学是更不可能上。，也没有谁敢嫁给他，在他三十二岁，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肝癌就去世了。忘不了二表哥穿的干干净净。高大帅美的抑郁的身影。三表哥长的就像后来的电影演员唐国强，他在中学时期学习优秀，经常考试全公社第一名，这更是雪上加霜，三表哥的批斗更狠更凶，可怜的三表哥就去背诵毛泽东选集，五卷毛选倒背如流（我不知道有几卷毛选），把他逼成了精神病，也在二表哥去世不久，客死他乡。在哪个人性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怨魂？可怜的俩表哥在人世受尽了屈辱和磨难。文化大革命你害死了几代人，你革了谁的命？
以后再写我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
十年文革运动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华国锋语)，国家发展落后世界同类国家几十年。人民缺衣少食，社会上物质极度贫乏，中国進入了凭票购物的票证时代，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粮、油、布、付食品……)凭票定量供应，连一块水豆腐也要凭票(每人每月定量一斤，这还是城里人才享有的特权，农村人除了享有与城里人一样多的布票外，其它票证全无)。
文革造成了社会大动荡，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害苦了中国人，用叶剑英的话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文革灾难罄竹难书，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怀念文革?部分原因是由于官员腐败、国民道德滑坡……等负面现象引起了无奈民众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而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文革结束后，为了维护安定团结、为了避免尊者忌讳，舆论上对独具文革特色的错误思想、理论没有進行很好的、有效的批评;对文革罪恶处理也是草草了事，才导致现在文革派的网站林立、文革特色帖子汗牛充栋，形成逐渐坐大之势，很大程度上已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倒逼人民反思文革。
要遏止文革思潮、文革语言泛滥成灾，必须再来一次解放思想。讨论“文革错误理论”，绕不开领袖在文革时期理论上的错误，应该要直面以对，分清是否，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让人们知道文革理论的错误，认清错误理论导致的错误行动，错误行动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样才能使人们厌恶文革，防止文革派复旧回潮。
稍稍归纳一下，错误的文革理论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迷信崇拜领袖个人的理论。
先是赞其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然后顺理成章地把领袖的话定义就是真理，而且“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任何一句话(那怕是一句拉家常的话)都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指示”，全国各级党政军机构，各族人民都必须要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而且不管是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样大力宣扬迷信崇拜个人,看似出于对领袖的极度热爱,实质上是把领袖捧上了神坛,捧成了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活菩萨,集九五之尊、宗教教主于一身，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人民自然也就成了最虔诚的教民。
在迷信崇拜个人盛行到无以复加的大潮里，领袖代表着神的意旨教育、指导全国人民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切。全国教民虔诚地为其唱赞歌，跳忠字舞。在任何集会、活动之前首先要背几条“最高指示”，连家书甚至社交对话也形成了先来一段最高指示的八股格式，造成一道古今中外仅有绝无的宗教奇观。
崇拜迷信个人捧就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怀疑的绝对正确，使其部署、行事必然地任意而为。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和意见，否则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这样的环境气候注定了十年“文革运动”成为十年浩劫。
崇拜迷信个人是文革灾难之源，文革结束后还在继续影响中国。要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不知要到哪个猴年马月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今天反省文革，同样也需要有真理标准讨论时的勇气，直面错误的文革理论，别再让文革理论祸害中国人了。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以这个理论为依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中国传承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彻底摧毁，代之以“阶级”划分敌友，判定是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所有法律、制度;科学、文化、艺术的唯一功能是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任用干部、招收工人、录取学生只能是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家庭出身决定了每一个人的一切。
文革年月，“以阶级斗争为纲”遍及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角落落，融入到每个组织、每个人。从城市到农村、工厂到矿山、机关到野外、军队到学校、集体到个人，所有的行为、文化、标志、语言都离不开一个斗字。许许多多中国人被斗的家破人亡，人们的良心被斗没了，原始野性和警惕性被斗出来了，个个都瞪大着眼睛，时刻联系“阶级斗争”，警惕着身边的人和事。火烧、炮轰、打倒……这些火药味特浓的词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教民们神经质地狂热着，神经病般地扮演着魔鬼，不可思议地干着荒唐事，学生斗老师、儿女斗父母成家常便饭，不少人做出了让自己愧恨终身的事(如安徵妇女方忠谋197年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伟大领袖的言论，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以反革命罪被枪毙。)
三，教育革命理论。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错误理论，让大、中专学校在文革初期连续三年停止招生后，实行了由基层的厂矿、公社大队推荐红五类上学的招生制度，美其名曰“工农兵大学生”。文化成绩已经不再是录取新生的标准，能升学的只能是红五类子女且有一定后台的人，智商高的优秀学生从此被排除在校门之外。这些工农兵学生大多数本来文化底子就薄，新学制又是以政治学习为主，在大学里几乎学不到多少文化知识，结果导致了中国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人才断代，80年代初期，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出现了极度匮乏的现象。
四，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理论。
这个理论看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实际上只是鼓励造反派不管正确不正确，首先怀疑一切，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名人，然后“打倒一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理论是掀起文革浪潮的杀手锏，当年红卫兵，造反派就是挥舞这个杀手锏，把开国功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学者教授一个个揪出来，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打倒了。
然而对文革运动和领袖，那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的，更妄谈否定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是对“造反有理”作明白的诠注，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就是右派翻天的下场。
五，走资派理论。
文革运动冲击了大多数高官，并且要把他们罢官。但是，这些高官都是有功之臣，要把这些高官换下来，也就要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于是就给了他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衔，再派生出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配上“群众专政”的行动，无需任何程律手续，就可以对黑五类无端的斗争、批判、撒职，而且合理、合法，造成了席卷神州大地的血风腥雨
六，反“崇洋媚外”理论。
以反对崇洋媚外之名实行闭关锁国，为了蔑视洋学术权威，还搞出了批判“相对论”的闹剧，贻笑大方。反“崇洋媚外”不但使科学、艺术……与世界脱节，更严重地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是中国人，不学abc,同样干革命”成为那个时期青少年的时髦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反“崇洋媚外”颇能迷惑人心，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一定市场，但历史大潮流是阻碍不了的。中华民族有与世界和谐共荣的优良传统，汉朝的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都是优秀的典范。
七，虚假理论。
“资本主义国家、台湾的劳动人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中国人民要“为了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贡献力量。缺衣少食的中国人信以为真，尤其是勅紧裤带过日子的中国农民在这些理论的说教下，心甘情愿、敲锣打鼓送爱国粮支授世界革命。国家开放后，人们才知道当年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比中国人生活好了不知多少倍。1979对越自卫反击战，也发现越南人屯积的、原来都是中粮，而中国人自己在饿肚子。
八，大民主理论。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理论最具欺骗性，文革派至今仍大肆宣扬，津津乐道。
事实上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仅仅是用来武装造反派的。1967年1月推出的“公安六条”规定了四大自由只能是为文革运动、为阶级斗争服务，如果偏离这个原则，就会受到严惩。所以，四大自由只成为对运动对象(黑五类)進行谩骂、造谣、揭隐私的工具。除此之外，不但没有自由，反而是因言获罪(冤假错案)的灾祸之源。
九，破四旧的理论。
文革破四旧的理论以消灭产生封资修的温床为理由，否定学习、继承前人优秀文化、道德、传统。有史以来，人们都知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道理，旧是今日的昨天，今天又是明日的昨天，前人的思想、经验、道统、文化、习俗值得后人去借鉴，去伪存真、汰劣留精地继承，成为后人的财富。文革实行破四旧，把一直令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道德文化说成了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祸害了中国几千年。把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国外引進的好东西统统作为封、资、修予以铲除。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论引导下，造反派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石碑、牌坊，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不许唱传统戏曲，焚烧戏装、道具仿古工艺品……将化妆品、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花发卡、女人留辫子、穿色泽鲜艳的花衣……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以嘲讽和禁止。文革中被颠倒的黑白，由于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直到现在，文革派还把“破四旧”的理论还在网络中传布。
文革是中国现代一部极有教育意义的厚重的教科书，值得人尤其是没经过文革的人细细研读，读懂读透;文革理论更值得人们认清谬误之所在，从思想上铲除文革遗毒，才能保证文革运动不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更需要反省： 产生的错误绝对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它和整个中国人的个性都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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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最爱抱怨的正是那些否定改革开放，一心想要回文革的茅左之流，你不也是其中之一吗？！
中国人不要老是抱怨，
更需要反省： 产生的错误绝对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它和整个中国人的个性都有关系的！
可惜两条狗都逃脱了历史与人民的惩罚。那个蟊贼更是幸福的死在一群温柔貌美的年轻少妇们的怀抱里，而那个公公也死在最好的医疗环境中，而可怜的中国百姓却还在代代的遭受残破的思想与山河的蹂躏
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可讲，叹息啊！
文/专烤填鸭
先秦时的文化遗产
在此首先申明：对古代所有思想家，笔者都持尊敬态度，所有的批评只对思想不对人。
再看先秦时的社会文化遗产。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给后世留下了《论语》等四书五经；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给后世留下了治国谋略《商君书》。而秦以前，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那时的确是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然而儒家并不入流。
而秦国，自商鞅以后，以法家治国方略，取得了横扫六合的成就，所以，夺得天下之后，秦国焚书坑儒，使其他学说，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绝迹了。然而，仅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业就破产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维持帝王政权的稳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万年红，都不足取。
所以，灭秦以后，西汉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在汉初大力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欲采用儒家学说。然而，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纯以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独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横扫六合的业绩是法家创造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董仲舒在强调法制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儒法结合，即“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后盾。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即使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统治者的江山也没牢固，汉朝也随着统治者一起灭亡了。
然而，让现代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后来的王朝，明知“外儒内法”保不了江山而且会断子绝孙，却依然前仆后继，屡蹈覆辙呢？
下面我们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么东西，使历代统治者如此着迷
前面提到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利出一孔”，使天下只能有一种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就是说，使民即能种地又能战争，使其愚昧安居而恶出，用户籍制度将他们控制的农田里，即能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又能为统治者保江山，只能听从统治者摆布。
我们来看看法家是怎么做到的。
《商君书》开篇便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探讨着变法的原则，寻求着“驱使人民”的策略。从后续的文章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国，是君主的家国；所有法律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仅仅是国君驱使的某种动物！
1、愚民：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须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说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白话是说：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可见《商君书》这种权术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制，百姓就会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则民亲制。”
3辱民、弱民、贫民
《弱民篇》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白话为：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遵从；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4、制造恐怖社会
《弱民篇》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白话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5、统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强篇》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如此，想叫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在这穷富折腾期间，君主的权威就显现出来了。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贵之途皆出于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设些圈套，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更显现：国，是君的国，“以一家制万家”，万家必须低贱，以-“利出一孔”达到：“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以上是《商君书》几万言里的几个小段。
而《商君书》如此直白“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制造恐怖社会”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统治章法，秦以后，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统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历史和近代史及现实的，都可以在统治者的行为上，随处看到。
看完这些统治秘诀，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暂且消遣一下。
你养过狗么？你看过别人养狗么？你知道怎样训练出一条听话的狗么？
哈哈，如果你看过《商君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非常简单。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综合以上六点，养狗很容易，只要不让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库房，即使它的猎物，也一定要充公，让它每天都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诱饵，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让它有属于自己的家，它就会把主子的家当成它的家誓死保卫，你在家可以随便干坏事。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亿的狗，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我们可以推断：法家人物，从管子，商鞅，韩非，李斯，大概他们都曾是养狗天才。
我们还应看到，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自由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达到把人训成狗的目的。
笔者曾伦说：“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制万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说，《商君书》就是“把人训成狗”的秘诀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样“以一家制万家”的呢？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的国，国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公元前496年，以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再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内法”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该明白：被这套政治架构逼反了的农民，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坐上了江山后，依然用这套政治架构。哈哈，猪狗是现成的嘛。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是：“礼制”是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人治的权谋系统，是只认亲疏远近，没有“公法”，没有“正义”的辨证系统。无论多大的官员，向上看，都是青面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夹着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这是一套没有回流的单向系统，底层的愤怒民情被层层阻断，甚至统治末年，高层情愿装聋作哑，因为，重整“纲纪”，会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帮派使整个系统“礼崩乐坏”，已经无力回天。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这套系统的官员，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
还应该看到，儒生们在这套系统中，只能被称为狗奴，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探索知识的胆量和环境。并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绞索来求得生存，也使得各个朝代越来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满清，儒生们连狗都不如了，他们为了升官，大肆屠杀同胞竟然在家书里津津乐道，狗奴之欣欣然，跃然纸上。
所以说，儒文化流传的土地，没有自愈自救的功能，只能越来越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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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国成立”，而是共产党建立政权，或者说，是中共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