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节选）zt

编者按：此文曾删减后发表在2013年《炎黄春秋》第12期，标题为《抗美援朝的得与失》。这是未删减版。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过去了六十年。按中国纪年，这正是一个甲子，很值得做些回顾和反思。不过六十年来，国内外舆论对这场战争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可说早已十分充分。我今天只是想换一个角度，着重谈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应记取的教训或者说是有哪些失误。在我看来，主要的失误就是：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乾纲独断地决定抗美援朝；拒绝对中朝极为有利的联合国停战建议；以战俘问题为由长期拖延战争；以及处理中朝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等等。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三千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金家政权。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和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朴槿惠总统领导下的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人们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有人找到我们一份题为《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的文件，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按牺牲18万多人同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54，246相比，大概平均美国方面死一个人，我们得赔上三个多。

　　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战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 “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全面倒退了三十年，国民经济绝对下降，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劲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会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同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谈得失，还应看抗美援朝战争给朝鲜究竟带来了什么。抗美援朝本来为的是解放全朝鲜，让全朝鲜人民都过上光明、进步和富强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鲜基本上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被它始终当对头的韩国，日子反而越过越好。

　　停战后两个朝鲜的发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战后两个德国从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开始发展，不久就一个飞速前进一个长期停滞的情形一样。韩国从比朝鲜相差很多的起点上很快就上升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现在更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比较均衡的发达国家行列。朝鲜则从一度突飞猛进竟然落到大批民众多年来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实，朝鲜在战后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它的工业化水平，可与当时被称为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媲美，把韩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原因主要是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也由于金日成在国内执行了着重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停战后头十年，经济年均增长25%，创世界记录。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突破四千万吨，自给有余；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和中国一起成为苏联东欧经互会的观察员。

　　斯大林死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导致中苏矛盾急剧上升，双方都想把朝鲜拉到自己一边，这就使朝鲜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国由于“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但还是不惜国内大量饿死人也继续慷慨援助朝鲜。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推迟访朝引起金日成不满。金日成1960年5月访华时表示要亲华远苏。过了半个月，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苏，决定取消给朝鲜的全部军事债务，还给他看了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作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读后大怒，当即说中国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表示将支持苏共一切方针，不再去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赶快弥补，1960年9月拨给朝鲜大量援助。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正在大量饿死人，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苏联和中国战后给朝鲜的援助规模巨大。据苏联统计，到1960年4月，苏对朝的无偿援助已达13亿卢布，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建设了大批成套项目。

　　中国自然不甘落后。根据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间协定，中方把从战争开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方，还在三年内向朝方无偿提供时值近八亿人民币的生产建设物资和生活用品。在战争期间，不仅两国部队并肩战斗，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战之后援助仍在继续。战争的破坏，不光使许多城乡变成废墟，而且青壮年劳力也极为缺少，几十万志愿军在战后当即转身成为遍布北朝鲜城乡的施工队，直到1958年回国。平壤、元山等七十座大中城市，百余个工厂和水利设施，主要靠志愿军的义务劳动。从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仍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为朝鲜援建了纺织厂等29个成套项目。那个时期，只要朝鲜提出需要而我们又有，就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他们看到北京建地铁，就要求先帮他们在平壤建地铁，因为平壤是反美“前线”，所以工程既紧迫而且还要求修得更深更结实。于是北京地铁缓建，连器材带施工人员移师平壤。又如，一次朝鲜急着要建造两座纺织厂，中国就将自己已建成尚未开工的邯郸两个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掉，运往朝鲜。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情况急转直下，朝鲜经济已从衰退变得严重恶化。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国际援助大为减少，但更重要的还是朝鲜领导层改变了政策，推行所谓“先军政治”和闭关锁国方针，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搞花钱最多的导弹、核武器，要成为“军事强国”；政治上则不断加强专制独裁，巩固家族统治和领袖世袭。为此，搞了不少新花样，如抛弃马克思主义，以“主体思想”统领一切；立新年号，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等等。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对外又胡作非为，一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如搞核试验核扩散、发射导弹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和联合国的一再制裁，成为少有的国际弃儿和影响东北亚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看不大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当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直到多少年以后，在朝鲜还流传着这种说法：没能把全朝鲜统一起来，都是因为中国不听金日成的话，没有在第三次战役后一鼓作气地打下去，而是实行长时间的休整。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朝鲜当局却有意抹杀这些。朝鲜停战后，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十二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十一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它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为了独揽大权和排除异己，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它们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周恩来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却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为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全线后退20公里。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天朝大国皇帝的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了解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现在，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还在说，不进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则金日成政权垮了，敌人就开到鸭绿江边了，因此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这个逻辑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其实仔细想来，这恐怕不一定对头。人家韩国怎么就是敌人？和韩国交界就受到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和韩国的关系似乎还比和朝鲜好一些，起码是比较好相处一些。韩国经济比我们强，起码不要我们的援助。我们非得在朝鲜北部保持金日成留下来的这个“主体”国家作为前哨阵地、同韩国之间的缓冲区不可吗？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例如，毛泽东曾罕见地在金日成面前认过错。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向金日成承认1956年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后来毛泽东还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并指名彭德怀和历任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金正日对中国已不像金日成时期那样还比较客气，可我们对他却更加优待。金正恩对我们的态度更差，连他父亲对我们承诺的重大事情必定事先通知都不履行，如第三次核试验（场地距我边境只一百公里左右）和失败了的那次导弹发射。即使做做样子的事前普遍通报，有时对我国也在对美国之后。可他一上台，我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数量为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所给的两倍。

　　（四）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

　　还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美国就积极同我们拉关系，并认真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中美间的正常关系，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仍未放弃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国才最后放弃幻想，决定与我为敌，进行遏制与包围，开启了中美的全面对抗。鉴于美国在二战后急剧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挤到边缘地位。我国建国后三十年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我国对美国的意图有两次误判。支持金日成发动南下进攻，虽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决定时是误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给予正面回应，但我国也对美国不会干涉心存侥幸。美国军事介入后，我们又过高估计它的战略意图。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来两次表示，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对东亚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借口，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如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加以压服。毛泽东8月4日也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朝鲜。

　　事实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失利后，杜鲁门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两度考虑过让美军撤出朝鲜，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195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政策辩论中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毛泽东对战争对美国做出误判，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时代的交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领导人还认定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美国定位。

　　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它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条约组织，为的是防范我国继续在这片地区推进红色革命，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御。凯南提出并由几届美国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义就是以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为敌国，企图把它们关在国门以内，挡住它们向外扩张，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冷战一结束，老布什总统就宣布今后要变遏制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这些国家为敌人，打交道的办法也一改而为欢迎它们对外开放，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共同体。因此，把遏制政策说成是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军事侵略政策，并不符合美国原意。但对此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以美国为我国主要敌人的舆论，仍倾向于以往对美国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是我国防御和斗争的主要对头。

　　借抗美援朝在国内掀起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浪潮，大有助于我国政府在国内肃清被视为亲美以至整个西方的势力和影响，自封为国际上坚决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苏美拉关系，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经过长期的国内群众教育和积极的对外行动，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门等，都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以美为敌的决策夯实了基础。朝鲜战争停战三十年后，我国采取了“一条线”（实为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美国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积极拉拢中国，以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直到这时，中美关系才出现松动和取得突破，使中国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地位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这才改变了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大家庭边缘的孤立地位。

　　事实证明，建国后头二十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镜湖月光

何方：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 （节选）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