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信先生和中國甲骨學

 

王宇信先生和中國甲骨學研究

 

劉  正

 

案前題記：2023年11月7日上午，著名甲骨學大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學部委員暨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會終身名譽會長和常務理事、我的老師王宇信院士在京因病逝世。身在美國的我，特地給恩師送上路費，而後親自主編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刊第28卷的“本學會終身名譽會長和常務理事王宇信教授紀念專號”，特將2009年刊發在《甲骨學110年回顧與展望》一書中收錄的此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10頁），如今再次轉發如下，作為對恩師的一點懷念和追思。

作者  2023年11月15日美國

 

2010年5月是我國著名甲骨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宇信先生的七十華誕！作為他老人家的編外弟子，最近十年以來，我一直師從王宇信先生，在他老人家親切、耐心的指導和幫助下，從以往自我劃定的“往上不敢言甲骨、往下不敢言簡帛”、只研究商周金文的學術局限、逐漸地拓展研究領域。終於形成了從先秦文化史、政治制度史、甲骨學、商周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等視野研究商周青銅器銘文、考證商周《周易》之學的治學範圍和研究特點，毫無疑問，我內心一直對王宇信先生的指導之心充滿感激之情！值此老人家古稀華誕之際，特作此文以示敬賀。

 

一、王宇信先生傳略

 

著名甲骨學家王宇信先生，1940年出生於北京平穀。高中時代第一次參觀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時，他開始對考古學產生濃厚興趣，立志要報考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結果如願以償。1964年夏季，他從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在先秦史、考古學、甲骨學等眾多專業領域耕耘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1989年，他晉開為研究員。1997年，他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聘為先奏史專業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

在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王宇信先生的學術科研方向主要是甲骨學、殷商史、西周史、商周考古學、先秦政治制度史等。他是國際上研究甲骨學史、殷商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的著名學者，還是西周甲骨學的學科開創者。

王宇信先生治學勤奮，他現今主要的學術著作有：《建國以來的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論》《甲骨學通論》《甲骨學通論》（增訂本》《中國甲骨學》《西周史話》《甲骨文合集》（合著）、《中國政治制度史》 （合著）、《商周甲骨文》 （合著）、總審校《甲骨文合集釋文》、主編《甲骨學一百年》（合著）和《甲骨文精粹釋譯》（合著）等十餘種，並有論文數十篇發表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上。他所撰寫、主編、參加編輯的科研著作和科研專案先後獲得第三屆國家圖書獎、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五個一工程”一等獎、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第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三等獎、河南省教委文科著作二等獎等，他先後應邀出訪美國、韓國、日本、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等地、是國內外多所著名大學的兼職教授和客座教授、他還主持數十次國際大型學術研討會、內容都及考古學、甲骨學、商周史等眾多領城。

從1992年開始，他是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王宇信先生在學術研究之外，還擅長書法和文物鑒定。他的楷書，具有顏真卿的風格，端莊和厚重；他的甲骨文和金文書法，獨得商周意蘊，堪稱精品。

 

 二、王宇信先生是怎樣走上甲骨學研究道路的 

 

要想回答這個題，我想從以下三個方面來：

1．北京大學考古系的老師們對他的教育

王宇信先生中學時代的夢想是成為文學家，他曾經自述：“初中畢業後，我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上技校，可以不花錢讀；一個是上高中，可以考大字，但要花錢。我因為一心做著作家夢，想上中文系，所以就到良鄉上了高中（那時平穀沒有高中）。我在良鄉上高中時數理化都不錯，但是對文學特別偏愛，就想著當作家。學校的詩歌朗讀會、寫校史、辦壁報等活動我都積極參與了。我看了很多小說，因為學校圖書館的書來的比較晚，像《青春之歌》我就是在良鄉填的新華書店站著看完的。”

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上考古學研究道：“良鄉中學離周口店人遺址比近，學板拉煉的時候我們就去那裏。在那裏我第一次看了中國猿人紀念館和考古遺址，就覺得考古學家不簡單，正好這一年考大學了，我想考中文系或新成立的北京廣播學院，一看招生簡章，上面說文學是黨的文學，是螺絲釘，要緊跟黨的政治需要，是黨性很強的學料。我就覺得政治上要求太嚴格了，正好北京大學成立的歷史系考古專業招生，我就覺得做考古學家還不錯，何況文史不分家嘛，於是就報考了考古專業，結果還真考上了。

在北京大學考古學習的五年期網，王宇信先生曾回憶說：“我到學校以後，才得考古學與原來想的並不一樣，有些課與歷史系一起上，但是與文學沒有什麼關係，專業課就是中國猿人頭蓋骨，門齒多高多長，顴骨多高多矮，腦量大小等等，當時的老師中，教授只有蘇秉奇，俞偉超、鄒衡、嚴文明、高明等人都是講師。其中，我與鄒衡、高明兩位先生關係很好。”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

2．導師胡厚宣先生對他的長期指導

王宇信先生回憶說：“1964年畢業以後，各大校開始招研究生，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學商史專業是胡厚宣教授招生，經過考試合格後，我就去那裏了。”

胡厚宣先生是中國甲骨學的開創者之一。學術界把他列入“甲骨四堂”以後的第五堂，說明了他在這一領域的貢獻和學術地位。胡厚宣先生1934年以北大畢業後，直接來到當時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的考古組安陽殷墟發掘，從事考古發掘工作。殷墟1004號大墓出土的著名的牛鼎和鹿鼎，就是出自他的手下。隨後，他開始整理甲骨文和為《殷墟文字甲編》作釋文，他的人生從此走向整理與研究甲骨史料工作。他的專著《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五十年甲骨發現的總結》《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等已經成了甲骨學史上的學術經典，主編的多本《骨學商史論叢）（甲骨文合集》等著作更是甲骨學學科建設的莫基之作。

於是，在一代甲骨學大師胡厚宣先生的指導下，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學研究水準得到了快速提高，可是好景不長，當時參加政治運動遠比學術研究重要。當年年底，王宇信就被迫跟著歷史研究所到山東農村去“四清”，並在參加農業勞動，直“文革”前夕他才又回到北京。但很快他又被發配到“五七”幹校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一直到1972年，在郭沫若干預下，在胡厚宣先生親自帶領下，成為《甲骨文合集》整理小組的一員，才真正開給了他心愛的甲骨學研究。

王宇信回憶說：“我是在胡先生的直接指導下，邊整理邊研究的工作著和學習著。”胡厚宜先生的這一指導方法在當時還引起了一些爭議，因為按照當時人們的一般觀念，整理小組應該是國內第一流的甲骨學者們的工作，而不是老專家帶領青年學生的模式，後來還是郭沫若在得知情況後，親自出來發話：“還是邊整理邊研究好，研究提高整理本平，整理能加強研究工作。“

也正是得益於這一指導模式，在《甲骨文合集》的編輯、整理和出版的整個過程中，我們新一代的甲骨學家在整理工作中迅速成長起來，他們積累了很多專業知識，並在此基礎上寫了大量的心得和科研論文，王宇信先生日後出版的《甲骨學通論》《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等專著就是在這時打下的基礎。

十幾年以後，胡厚宣先生回憶起他指導王宇信等人甲骨學的學習和研究過程時說了這樣一段話：“王宇信同志從我學習甲骨文以來，就是讓他參加《甲骨文合集》的編撰工作，採取邊幹邊學的培養方法，首先認識熟悉了甲骨文，便充分佔有甲骨資料。與此同時，為了使他能夠較為全面地掌擔甲骨學基礎知識並為商史研究打好基礎，要求他全面閱讀和學習前人和近人的有關甲骨學和商史論著並作出詳細筆記。”我們從中不難看出王宇信先生在甲骨學上的艱難的探索之路！

3．甲骨學泰斗郭沫若先生對他的影響和肯定

郭老對王宇信等甲骨學年輕學者同樣的給與關注和支持。

王宇信先生回憶說：“1977年安陽殷墟婦好墓被發現了，郭沫若認為是第二期的東西。我們寫了一首文章，認為她死在武丁時期，比郭老認為的稍早一些。給他寄去，郭老給我們回了信。1978年，我們請他看過一篇文章，他用鉛筆給我們回信不久就去世了。他對後輩學人的提攜和關懷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裏提到的關於婦好“死在武丁時期，比郭老認為的稍早一些”的第一封回信，是1977年2月18日郭老給王宇信等幾個年輕學者的口信。對於年輕學者敢於質疑自己的學術現點，表示出無比的寬厚和大度：“姑且提出這一問題，望你們繼續研究。”為此，王宇信先生在《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一書中列有“老一輩甲骨學者的益友和初學甲骨者的良師”一節，轉別談到了此事，表達了他們幾個年輕人的無比感激之情。

晚年的王宇信先生回起自己的這些學術經歷，曾經有感觸地說：“回顧我自己的經歷，我覺得自己只不過就是過度階段的學人，既比不上王國維、郭沫若這樣的大家，在起點上也比不上今天的年輕人。但是，我們的工作為後來的研究者鋪平了道路，他們可以踩著我們的肩膀往上攀登。”

 

 三、《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述評 

1981年，王宇信先生將參加《甲骨文合集》編輯過程中的一些心得體會和科研成果整理成了一部二十多萬字的《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但是在當時的國內字術界，年輕的王宇信先生還是不敢貿然就交付出版，後未呢，用他自己的話說：“稿子在手上放了好久，不敢貿然找出版社投稿，抱著試試看和忑不安的心情去新成立不久的社料出版社。“於是，該書由著名歷史學家謝國楨先生題寫書名，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正式出版，全書共266頁。另有甲骨拓片16幅。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該書後的三篇附錄：（1）《甲骨文主要錄目及其通用簡稱》。（2）《建國以來甲骨文編年論著簡目》。（3）《建國以來甲骨文作者論著簡目》，這已經是他以後著述《甲骨學通論》和《甲骨學一百年》兩書的基礎性工作。

該書出版後，立到引起了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臺灣學術界同仁們的極大關注，香港的《文彙報》和美國的《哈佛雜誌》都發表了書評，國內最大的報紙（人民日報）在1981年2月23日發表了短評《“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出版》一文，比較全面客觀地評價了該書的學術貢獻，文中寫道；“王宇信的《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一書，除簡略追述解放前甲骨文的研究狀況以外，主要是綜述解放後三十年來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對研究甲骨學，商代史、考古學和科技史，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書未附有《建國以來甲骨文論著簡目》，收列瞭解放以來幾十種報刊上所發表的有關甲骨文的專題論文，我國著名甲骨文專家胡厚官，李學勤為本書寫了序言，對國內外甲骨學的研究狀況作了評述，並展望了甲骨學未來的前景。本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系統而扼要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30年來，我國學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甲骨文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實際上，該書從內容到寫作體例皆上承胡厚宜先生《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一書。那本書記載的時間範圍是1899年至1949年，而此書是1949年至1979年。本書構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甲骨學發展和研究的歷史。《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第一章對前五十年甲骨學發展史的簡介作了介紹，為作者切入主題準備了基礎，然後，作者用了七章的篇幅，詳細清楚地敘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甲骨學在各個研究角度上出現的疑難問題和新取得的主要成果，真正體現了“甲骨學界所取的主要成果及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基本已概括於書中”的特點。（胡厚宣語）這些特點已經顯示出一名古典文獻專家對史實的清晰分析和梳理。

不僅如此，王宇信先生還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關於商代的疆域問題，王國維《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一文中曾考證說：“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多至二百餘，其字大抵不可識，其可識者亦罕見於古籍。”又在《說毫》一文中說：“卜辭所載地名，大抵在河南北數百里內。”而王宇信先生在《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一書中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考古發現主張：“近年的考古發現也為我們認識商代的疆域和影響提供了大量的科學資料。商文化分佈所及，北到遼寧喀左和內蒙古的克什克騰，西到陝西直至甘肅，西南到四川，南到湖南石門、寧鄉，東南到江西清江，東到大海邊的山東海陽。在這樣廣袤的土地上，發現大量與中原商文化作風十分相近的銅器或其他遺物，說明了商王朝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巨大影響。這些遠離商都的遙遠地區，當包括在甲骨文所記載的商代四土——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的範圍之內。”

在對文武丁時代卜辭、曆組卜辭，商代社會性質、眾和眾人的身份、股商時代的科學和技術（包括醫學，曆法和數學）等一系列問題上，王宇信先生全是先介紹國內學術界研究狀況，然後才提出自己的看法。

 

 四、《西周甲骨探論》述評 

早在《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一書中，王宇信先生就已經提到了西周甲骨的發現，並且把它列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發現之一：“周代甲骨文的發現，是建國以來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穫，也是甲骨學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1977年，陝西岐山鳳雛建築基址西廂二號窖穴H11、H31內，出土了成批的甲骨，這些甲骨中大部分是無字甲骨，而部分是有字甲骨。王宇信先生看後主張“周原鳳雛出土的廟祭甲骨H11：1是確定無疑的帝辛時物。這使我們增加了對第五期卜辭中帝辛甲骨的認識”。”為此，他專門提寫了《西周甲骨探論》一書。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正式出版，全書共381頁，書中有西周甲骨拓片圖例303幅。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親自給該書題寫書名。楊升南先生撰寫了題為《一本研究西周甲骨繼往開來的著作》的評論文章。1987年美國出版的英文學報《古代中國》上也專門配發了述評。

《西周甲骨探論》—書的出觀是甲骨學研究領域新的分支形成的標誌，該書綜合了當時已有的關於周代甲骨研究的最新成果，並提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重大科研課題，該書共分七章（篇），其中《西周甲骨匯釋》一章，約占了該書1／3篇幅。接下來的對西周甲骨《綜論》和《分期》兩章也約占了該書1／3篇幅。因此，匯釋、綜論和分期三章應該就是此書的核心內容。其中，《匯釋》一章由拓片、注釋、文字考證、史實說明等內容組成，形式新穎而便於閱讀，考證和注解詳細而嚴謹，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甲骨學著作中比較成功的優秀之作。

而《綜論》一章則對西周甲骨的特點及其與商代甲骨的區別和聯繫等內容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王宇信先生認為：“西周甲骨的主要特徵表現在以下兒個方面：（一）甲骨的整治方面……（二）鑽鑿形態方面……（三）灼與兆……（四）刻辭甲骨一般以骨臼一方為下……(五)文字，”這五個方面就已經概括了西周甲骨的重要的本質特徵和研究的切人點。而在西周甲骨的《分期》一章中，他特別注意到了“王”字的寫法上出現的差異。李學勤先生特別肯定了這一點。他說：此書“通過王字字形的演變的分析，對西周甲骨試行分期，將殷商甲骨用字字形演變進行分期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移用於西周甲骨，尤其是有啟發章義的工作”，

在對西周甲骨中出現的“王”字進行分期研究時，王宇信先生發現了商、周卜法上的差異：“不能不注意到，周原卜甲在卜法上具有與殷墟卜甲很不一樣的特點。”即，周用方鑿而殷用鑽鑿的技術區別，是晚商時代卜法技術的變革，或是商周卜人的技術區別，或者是其他原國，目前還難以下定論。但是，他對西周甲骨“王”字和殷墟甲骨“王”字的分析，得出“周文王時期的王字寫法與殷墟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時期的寫法相同”，並由此斷定西周甲骨文中“第一型的王字應是文王時期”的結論。論證慎密而邏輯合理，已經是西周甲骨研究的經典論述。

在該書中，王宇信先生指出西周甲骨研充的兩大重要的學術價值首先是證明了“周人在文王時已進人成文歷史時期，其次是以大事記的形式記載了周初歷史活動”。這就為探索西周開國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開闢了新的研究途徑。同時，他也指出今後研究的展望主要是“以分時期、考周史為研究的重點”。然後，他又具體地提出了以下七個方面，即西周甲骨的著錄、文字考釋、深入認識、分期、周初歷史、校勘先秦古籍、契刻方法，應該是今後研究的當務之急的觀點。

 

五、《甲骨學通論》述評

《甲骨學通論》一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9年正式出版，1993年又出版了《甲骨學通論》（增訂本）。該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完成老師胡厚宣先生的未竟之業：“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派人來上海復旦大學向我組稿……並約我編寫一本《甲骨學概論》……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寫作《甲骨學概論》就更無從談起了。”後來，該書由胡先生的學生王宇信先生寫出，難怪胡先生在該書序文中要感歎“真可謂後來居上者矣”呢！

李學斯先生在給該書作的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部《通論》不是他前兩部專著的重複，而是以更開闊的眼界，涵蓋了甲骨學的全領域。就內容言，概述了殷墟甲骨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兼及西周甲骨。就論點言，寓議論於敘述，表現出作者本人的見解。就體例言，深人淺出，照顧到不同層次的廣大讀者。就材料言，盡可能援引國內（包括港臺）外各家著作，並附有幾種工具性質的目錄，甚便於檢索。具備這樣幾點特色的《通論)，相信會得到大家的歡迎。該書出版後，備受學界歡迎，幾年後又出版了增訂本，足見該書在學術界的影響！而且，就在本文將要定精的2009年8月初，筆者又獲悉該書的最新增訂、修訂本《中國甲骨學》一書已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篇幅已經達到了上中下三篇將近90萬字！比《甲骨學通論》（增訂本）整整多出了30萬字。而且，不久的將來，《中國甲骨學》一書的簡要刪節本——《甲骨學概論》一書，將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正式教學用書而出版。

可以說，從《甲骨學通論》到《甲骨學通論（增訂本）》，再到《中國甲骨學》，以及將來的《甲骨學概論》的出版歷程，就是王宇信先生研究甲骨學從中青年走到老年的勤奮研究、嚴謹治學的生命里程。因此，筆者認為，瞭解王宇信先生一生從事甲骨學研究的狀況，最有代表性的學術專著就是《甲骨學通論（增訂本）》。

我們以《甲骨學通論（增訂本）》為例進行分析研究。該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七章，書後附有《甲骨學大事記》《甲骨文著錄目及簡稱》《新中國甲骨學論著目》《西周甲骨論著目》四個附錄和甲骨拓片圖例117幅，全書668頁，共計五十多萬字的篇幅。著名歷史學家周穀城先生親自為該書題寫書名，胡厚宣、李學勤二先生分別為該書寫了序。該書現已經翻譯成韓語，在韓國出版。它已經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負盛名的一部甲骨學綜合性通論研究之作。

《甲骨學通論（增訂本）》一書從歷史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從甲骨文的發現、命名、著錄，一直到分期、斷代、商周史研究等眾多方面，再處處結合甲骨學發展史、西周甲骨學等方面內容，儘量將已經解決和正在解決的重大學術前沿課題介紹清楚，氣勢恢弘地勻勒出了90年來甲骨學研究和發展的歷史，現狀和主要問題。

王宇信先生在《甲骨學通論》一書中首先就肯定地指出：“清末民初，由於流沙墜簡，敦敦寫經、內閣大庫檔案，四裔碑銘以及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蔚然形成了幾種舉世屬目的新學問。特別是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的發現和其後的科學發掘，形成了甲骨學和殷商考古學這兩門全新的學問。從此，由於史料不足而山窮水盡的殷商文化研究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別開了新生面。甲骨學成為與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古代科學技術史研究等學科有著密切關係的當今顯學和世界性學科。因此，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書特書。”這已經概述了甲骨學的學術研究價值和歷史地位。

在此基礎上，王宇信先生就詳細地考證了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真實歷史過程，訂正了學術界流傳的不確切的觀點。在甲骨文的發現時間、命名、發現者等一些重大的基礎問題上，王宇信先生都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和辨偽工作。然後從考古學角度闡述了甲骨文的出土發掘的歷史過程。緊跟著對甲骨文的分期和斷代等重大而艱深的問題進行了歷史評價和說明。在甲骨文辨偽、著作著錄和要箱介紹、重要學者的研究特點等幾章的敘述中，形成了一種上下跌宕、波瀾壯闊的敘述效果，以此結束了該書上篇的內客。

在該書下篇，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闡述了西周甲骨學的由來和研究現狀，是《西周甲骨探論》一書的昇華和提練。而對周原出士的廟祭甲骨詮釋及其族屬問題的研究，王宇信先生利用他對西周甲骨中出現的貞人身份的考證，提出了他對西周甲骨中出現商王占卜問題的解釋。這反映了他從《西周甲骨探論》走向《甲骨學通論（增訂本）》的一個具體的學術進展，也是他對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王宇信先生特別撰寫了《甲骨文與甲骨書法》一章，這顯然和他長期的甲骨文書法創作是分不開的。他主張：甲骨文書法“不是為了實用，主要是作為藝術品欣賞，所謂‘法’，即法則、規範、效法。不能說，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數幾個蔔人能見到的卜辭就是書法創作。也不能說商代蔔人教弟子捉刀代筆刻寫甲骨文就是有意識地把文字書寫作為一種藝術實踐。”該篇最後的甲骨學研究百年史一章，在簡潔的敘述中已經暗示著另一部大部頭著作、長達123萬多字的宏篇巨作《甲骨學100年》(與楊升南等合著)的開工。但是，在這裏出現的雖然只是一章的篇幅，卻全面論述了甲骨文發現、發掘和研究的歷史及利用甲骨文資料研究商史的成果。六年後的1999年，王宇信先生和楊升南先生主編的甲骨學商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甲骨學100年》就橫空出世了。

在甲骨學研究活動之外的王宇信先生則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在國內和國際上推廣和普及甲骨學研究的各項工作當中，從殷商文化學會的運作和兩個甲骨學研究獎和基金會（商承祚甲骨學研究獎、王懿榮甲骨學研究獎、王懿榮甲骨學研究基金會)的設立，到殷墟“申遺”和甲骨文“申遺”，從王懿榮博物館的規劃到解決王懿榮玄孫女的工作和落戶，再到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各項科研工作和職稱評定的展開，從他當年下鄉搞“四清”的山東山區到他的家鄉平穀，等等，都留下了王宇信先生的身影和心血！正是因為有了他，安陽師範學院的甲骨學與殷商文化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等一系列機構和單位才得以順利和正常運作。我們研究歷史的本來不該過分背定個人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如實考察最近30年中國甲骨學的蓬勃發展，我們不能不說這完全是王宇信先生個人無私奉獻和艱苦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