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人——杨度、梁启超，他们的后代如何成了一家，这或许是读者颇感兴味的话题。我也就从这里说起吧。
我们的爱情
20世纪50年代，是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正在念高中。当时还是男女分校制，我(杨度之孙，1935年生——编者注)和吴荔明(梁启超外孙女，1934年生——编者注)所读的两所高中均在北京的灯市口，一所是男中育英中学(后来改称二十五中学)，一所是女中贝满中学(后来改为女十二中)。这两所中学过去都是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虽然男女分校，但男女同学交往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我们特定的交往缘起于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记得是1951年国庆节，因为要举行大型阅兵活动，需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布置少年先锋队员的方阵，育英、贝满两校均有在广场列队的任务，孩子们需要提前操练。为此，两校的辅导员就在育英中学开会。正好吴荔明代表贝满中学，而我代表育英中学，作为辅导员的我们就算正式认识了。我们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的相识是基于“工作关系”，完全是自己的缘分。
我第一次在学校了解到自己家族的往事，是在历史课上。学校的教材是胡华编的《中国近代史》，课本中出现了杨度的大名，说他是筹安会的发起人，是袁世凯的帮凶，是一个反动文人。此时，在教室里的我感到惶恐不安，生怕别人知道这个反动帮凶的孙子就近在咫尺。那是革命激情高涨的年代，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改革家也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吴荔明自然也不会去宣扬自己的外祖父。所以，我们认识后都对自己的祖先“讳莫如深”，从不提起。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才有所变化。
1952年，高考发榜后大家就注定要天各一方。吴荔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而我的录取却有点儿周折。我最终选择前往大连工学院学习化工。
大学期间，我们身在两地，但一直保持很好的朋友关系。我和吴荔明情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毕业之后。当时，吴荔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念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当教师，而我毕业后则留校，在大连工学院做科研助手。每年暑假我都返回北京，得以再见吴荔明，我们的来往逐渐密切起来。1959年，我们由好友发展成为恋人，双方家长也开始有了来往，这时，彼此间才谈起梁家和杨家的老话。
我们1960年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了4年，直到有了儿子后我才调回北京。当时我调到新筹建的化工部第六设计院工作。1969年4月，第六设计院要从北京搬迁到咸阳时，我随院一同迁往咸阳，又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对先辈的回忆和“再发现”
对于自己先辈的回忆和“再发现”，则是我们退休以后的事了。
一来由于时代的变迁，二来由于人到老年，特别是年过七十后，我们都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怀旧心理。
我们的青中年时代处于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杨度也好，梁启超也好，都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人们觉得他们都是“负面人物”，没有感到他们有值得研究的必要。但是改革开放后，“告别革命”慢慢形成一种思潮，阶级斗争逐步被和谐思维取代，价值观逐步步入正轨，我们这两位祖辈在人们眼中、心中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杨度重新回到现代中国的视野，大约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当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难忘的记忆》一文，其中一个小标题就是“杨度同志”。此文第一次记述：周总理亲自表示杨度在上海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正在编撰的《辞海》关于杨度的词条中应当写进这一史实。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轰动。人们不能理解：怎么那位“帝制余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动人物成了中共地下党员了呢?
当时，一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党员纷纷发表文章，就杨度入党时间问题进行回忆和探究。但这次研讨，仅仅限于“杨度入党问题”。到199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浩明撰写的《旷代逸才》(后改名《杨度》，曾获国家图书奖)之后，人们才再一次更加全面地认识杨度其人。
对梁启超的再认识相较之要来得稍晚一些。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才逐步恢复了对戊戌变法运动和梁启超个人的积极评价。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1983年在广东举行的“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暨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纪念会”，康梁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重新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从此，关于梁启超作为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贡献才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挖掘。
这时，我们都有一种惭愧的感觉：我们对于自己祖辈的了解太少，作为知识分子未免也过分“人云亦云”。我们有责任对于自己的祖辈有所了解，并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写作，是梳理，也是纪念
如果说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那么老年人则喜欢回忆往昔。我们两人都是理工科的专业人士，平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有精力去研读自己祖辈的遗著。退休之后，我们开始有时间回顾自己的家族历史，愈发体味到我们的祖父、外祖父的伟大。在我们的家中，也留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对其整理和研究，实在责无旁贷。
于是，吴荔明首先应《民国春秋》杂志编审王家鼎的约请，基于家存材料，写就《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发表在1991年的该刊之上。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一方面是对吴荔明的鼓励和肯定，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出版界对这一题材的关注。后来，出版圈内外的朋友们都鼓励她将此文扩写成一本书。为了实现这一构想，1992年起，吴荔明就尝试着收集资料，准备下笔成书。但是，她一动手就发现，作为一个学生物学出身的人，实在难以掌控大量的史料来完美展现自己学问博大精深的外祖父和卓有成就、各有所长的舅舅和姨母们。但她锲而不舍，从1992年到1997年，断断续续地摸索，终于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再现亲人们的风貌和特点。这样，就有了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版本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此书的面世受到各方欢迎。2008年，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接过版权，重新组织修改增补，于2009年出了增订版。
相较于基于家存资料，从家庭角度再现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写杨度就困难得多了。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实，虽然直到1977年才为大众所知，但是国民政府的情治系统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获悉。据说，当年在上海破获“共产国际”的机关，国民党已查到的党员名单上有杨度的名字，只不过他们似乎不相信杨度真是共产党，所以没有拘捕他。家属们怀疑他可能是共产党，故而把所有可能造成共产党嫌疑的物件全部销毁了。所以，作为杨度的后代，从家里能找到的材料，除了少数杨度书写的佛学墨迹条幅外，别无他物。直到20世纪末，我们研究历史的儿子杨念群才在家里书柜底部的故纸堆中发现了用旧报纸包着的杨度青年时期的亲笔日记一册，这就是经他整理后来于2001年由北京市档案馆出版的《杨度日记1896—1900》。
最初写书的想法是源于《饮冰室诗话》一书，每当读到杨度与梁启超之间的唱和，总被那种豪迈的气势、真挚的情怀所震慑，总能想见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我们的先人们是怎样要求自己，怎样在沉浮动荡的时局中提升自我，怎样对待朋友和家人，怎样探索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道路。
决心下定之后，我们一边消化资料，一边写作，进展很慢，但体味到了收获的喜悦。写作的过程就是梳理亲情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我们像是在和自己的祖父、外祖父对话、沟通，在向他们请教。他们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为他们绝代的才华所震撼，他们的人生是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下救国图强的道路缩影。他们都过度地燃烧了自己，都在50多岁过早离世;他们本质上都是“书生”，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点，也是我们两人对他们的共同体认。
杨度和梁启超实在太丰富、太精彩，他们远远不是我们两人所能再现的。我们愿尽微薄之力以贻读者，但精力不济，水平有限，成书过程，甘苦自知。此书是对祖辈的一份纪念，也是对我们两人情感的纪念。
（本文选自杨友麒、吴荔明著《杨 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 父》一书，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 所 加 ，该 书 已 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于 2017年 2月出版）
原文链接：http://epaper.ccdy.cn/page/1/2017-09/14/6/201709146_pdf.PDF
《杨 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 作者介绍：
杨友麒，杨度（1875——1931）嫡孙，1935年生，父亲是杨度长子杨公庶（1897——1978）。曾任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化工部经济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从事杨度研究多年并撰有论文多篇。
吴荔明，梁启超（1873——1929）外孙女，杨友麒夫人，1934年生，母亲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1908——1986）。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著有《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最新版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