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初期郭沫若“焚书声明”的回顾 zt

(转自华夏文摘增刊）

　对文革初期郭沫若“焚书声明”的回顾

　　　　　　　　　　　　　　　　·章继光·

　　５０年前的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郭沫若发表“焚书声明”，他宣布要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这是“文革”初期举国轰动的一个大事件。现在的年轻人乍听这事，认为可能是搞笑的“八卦”或荒诞无凭的野史，但它的确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发生过的一幕，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此不会淡忘。

　　这件事的由来是这样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后，通过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将“大批判”的烈火从北京烧向全国。面对这种局势，毕生从事文化工作的郭沫若内心充满紧张与不安。１９６６年元月，新年刚过，他向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交了辞职信，表示辞去中科院院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务，但未获批准。这年４月，主要由江青炮制的（以林彪委托的名义）《部队文艺工作会谈纪要》发表。（注）这个文件指出，建国以来的文艺界实际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政，号召人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一场批判封、资、修，围剿“文艺黑线”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随后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与中国文联主席的他在会上作了一个表态性的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道：

　　“……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

　　郭的这篇讲话经康生送毛泽东批阅后，４月２８日的《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标题全文登出，５月５日《人民日报》随后转载。此文发表后，举国震动，影响巨大。当时，很多人不明白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大家只看到文化层面的东西，既然号称“文革”，文化首当其冲，整个文化界都将受到冲击，不少文化人士对此顾虑重重，忧心忡忡。郭沫若这一令举世震惊的表态加深了人们的忧虑。

　　郭沫若在文化界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２０世纪很有影响的诗人和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古文字学（金文、甲骨文）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作，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精神；他的《屈原》、《蔡文姬》等历史剧为中国新型历史话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探索；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公认为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和两周金文的研究被古文字领域公认为是取得重要突破的成果（主要凭借这方面的成绩，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但郭未接受）。郭沫若著作宏富。已出版的规模宏大的《郭沫若全集》，计有文学编二十卷，历史编八卷，考古编十卷。

　　由于郭沫若创作和学术的成就，加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年以来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得到中央信任，并担任重要职务，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多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多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

　　郭沫若为什么会在当时发表一个这样的讲话？

　　现在看来，郭选择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发表这一讲话，大致包含了这几方面因素：

　　一，对“文革”这场来势凶猛运动的恐惧

　　作为一个从“五四”以来就发表过大量作品、著作，享有高度声望的诗人、剧作家和学者，他知道自己既和旧政权也和所谓建国后的“黑线”脱不了干系，担心自己和自己的著作随时有可能拿出来批判，内心充满恐惧，心想，面对惊雷滚滚的“文革”风暴，与其到时被动被批，不如现在主动缴械投降，以“认罪”式的表态获得毛主席、党中央的从宽处理。

　　二，表现出他作为传统文人的脆弱

　　不容否认，郭沫若有过重要的革命经历，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和蒋介石作过斗争，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投身进步的民主斗争。但在他身上毕竟又有着中国传统文人脆弱、敏感的一面，作为一个经历了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的文化人士，因这种脆弱和敏感，他在文革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内心的精神防线已然坍塌，于是选择以这种“自首”的方式自赎。

　　三，表达对“文革”的竭诚拥护

　　从大革命时期直至４０年代，郭沫若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建国后他才得到重用。对此郭沫若满心充满感戴，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各项政策方针都竭诚拥护。对于声势浩大的“文革”，他固然也有着疑虑和担心，但他不能也绝不会唱反调，于是率先通过人大常委会这一重要平台，以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态度，向毛泽东表达对“文革”服从和拥护，以图获得最高领袖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一点。

　　郭沫若的这一表态通过几份极有影响的报纸刊发，并在中央电台播送以后，无异于在文化教育界投下一颗原子弹。试想，以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作家，以他在文化界如此之高的地位，对自己的评价尚且一文不值，那么等而下之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包括他们的所有作品、著作之类还有甚么价值可言呢？在这场大革命中将它们“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郭沫若的这份声明以“不批自倒”、自我否定的表态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和十分及时的！它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文革之初大破“四旧”、践踏、毁弃文化，批判“封资修”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口实和最好的教材。

　　郭沫若此文发表以后，犹如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中带来一片惊恐。为避免留下口实或“罪证”，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将著作、讲稿、手稿连同珍贵的信札、照片等扔进厕所，或者烧毁；有的艺术家将悉心保存的道具、剧照丢入垃圾堆。当时，失去教职、栖身上海的著名画家林风眠，看到这个讲话后，绝望的他下决心采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消灭自己的全部作品，将多年积存的三千幅画作在浴缸中一张张浸泡、踩成纸浆，然后冲入下水道；年届八旬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以同样的办法将毕生积累的书法作品及收藏的明清书画珍品在澡盆里泡成纸浆后，由家人在夜色中倒入苏州河……

　　毁灭的岂止是文化珍藏？对于广大的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它带来的更多的是是关于信仰、前途与中国命运的的巨大忧虑。

　　笔者从《光明日报》上见到郭沫若这篇文章时，是一个面临毕业分配的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自己对于郭沫若一直心存景仰。虽然此前和同学们一道经历了校、系组织的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６年初对《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系列作品和“文艺黑线”声势浩大的“文革”前哨战，对中国当代文艺的认知已然麻木，但读了郭沫若的文章之后，心头还是猛然一震，不理解以郭沫若这样有声望的文化学术界前辈，为什么会作如此一鸣惊人的表态。真如他所说的，之前所写的东西一无是处，应该全部烧掉，那历史上又该有多少作家学者的著作值得保留的？既然如此，关于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一个个问号悬在心头。而在它们后面则是一个更大的疑问：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何在？

　　心存疑问的绝不只是笔者一人，这也是全国大多数高校学子和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共同困惑。但这在当时是不能公开说出的，只能掩藏在心底。响彻校园高音喇叭的阵阵浪潮似乎要把人们心头这些疑惑摧毁，不容自己有任何怀疑。于是绝望之下有同学将大学四年中视为宝贝的教材、笔记全部送到了废品收购站。

　　就在郭沫若“焚书声明”发表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遭到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

　　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５．１６通知”）。《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５月３１日，陈伯达宣布改组《人民日报》。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由陈伯达授意、修改、审定），社论号召“亿万工农兵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人民日报》的“６．１”社论，将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活动迅速推向高潮。神州大地烽烟四起，浊浪排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黄帝陵炸了，炎帝陵炸了，孔庙砸了，孔林毁了，连西湖边岳飞的坟、秋瑾的墓也挖了，包括“五岳”在内的名山寺院、道观在短短时间内悉数砸烂，无数家庭的藏书被造反派收缴一空，焚烧殆尽……据不完全统计，文革初期仅天津市被毁文物、字画就达２２万件，浙江宁波地区被捣成纸浆的明清古籍有数万吨之多。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热浪潮中，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打击、迫害，五千年炎黄文化蒙受了一场巨大的劫难。

　　面对“文革”这场浩劫，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文化界固然不乏梁漱溟、陈寅恪、傅雷那样持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文化信念的学者，而其中的大多数只能以沉默来表示不满。无庸讳言，像郭沫若这样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在风云突变之初，抛出这样一份“焚书声明”，客观上助长了否定人类文化成果，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革”思潮，不仅使在深挖“胡风集团”和“反右”斗争等一系列运动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和压力，而且迫使他们效法“声明”，反省自己的“原罪”，自愿接受这场风暴的冲击和“洗礼”。“焚书声明”在“文革”初期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由于郭沫若对“文革”表态鲜明，行动积极，他本人因此被列入最高领袖毛泽东批准的保护名单，并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九大”上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江青一伙并没有放过他，他本人不仅遭到造反派大字报的口诛笔伐，在“批林批孔”中，江青、张春桥还登门逼迫他写出检讨和批判自己著作的文章；他的家庭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三子郭明英自杀身亡，二子郭世英在被红卫兵关押中活活打死，他本人和夫人于立群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由于文革中不堪回首的经历，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终于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喊出了自己积压十年的心声。

　　（注）据《邱会作回忆录》，林彪对江青搞的这个文件并未认真看过，对江青假托他的名义炮制出这个《纪要》曾流露出反感。

□　原载《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