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龄一把，事业全无，头发不多，毛病不少。
第三章 出国留学的‘白日梦’
很久以来，我的心中就悄悄地怀揣着一个出国留学的‘白日梦’，它让我兴奋、激动，也让我不安、痛苦。
1960年夏天，我因为家庭问题，被高考降格录取到自贡的一所专科学校。如果我随遇而安，跟着大伙一起念完毕业，分到四川某地的某个化工工厂当个小小技术员。日后，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退休后到现在，也许结局也差不到哪里去。可是，一所专科学校，根本让我看不上眼。我决定与命运抗争，半年后我毅然从学校退学，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不断‘折腾’自己的艰难历程。
1961年，原来的高中班主任朱舜华老师，也许是念我读书时还算‘要求进步’，学习成绩也不错，见我在家呆着‘百无聊奈’，介绍我到母校代课。起初教初中二年级物理课，后来转教初三英语。英语原是我高中功课中的‘强项’，如果再努力多钻研一些，把英语水平提升一大步，教好初中英语应该不是大问题。再坚持几年，让‘多年媳妇熬成婆’，最后转正成为一名中学正式教师，就像我的另一位同级同学鄢某一样，结果也应该算不错。可我就是安不下心来教一辈子中学，折腾着要去再次报考大学。
1968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煤矿劳动，苦虽然苦，但一切都还在变化当中，尚未成为定局。要是能在那里多干几年，熬到文革结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兴许也会有较好的出路。和我同时分配到那里的许多大学生，后来不少都有了较好的发展。可是，从我到那里的第一天起，苦闷彷徨之余，就是盘算着怎么早日走出那个大山沟。
1970年春天，我费尽千辛万苦，从贵州调回成都，到一所中学教书。以后不久，有了家庭和女儿。照一般人看来，折腾了这么久也应该‘死心’了。‘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心过好小日子，也算是不错的人生嘛。可我还是不能静心下来，又想出国去留学。于是，我启动了又一次对自己的‘折腾’。而且，这一次的‘折腾’大不同于从前，是一次全新的、充满很多变数的‘折腾’，其结果的好坏影响的不仅是我本人，还会牵涉到全家三口人的未来。在平静安稳的生活中，我怎么突然生出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奇怪’想法呢？动机从何而来呢？
我在大学学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一直渴望有机会走出国门，到使用英语的某个国家去磨砺我的专业知识，顺便也要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在我看来，一个学英语教英语的人，没有去过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学习或生活一段时间，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那该是多晦气的事情啊。好比你是一个专门研究妇产学科的，你看了很多书，撰写了很多论文，还培训了很多学生，但是你从来没有进过产房，没有亲眼见过妇女生孩子的全过程，你能算哪门子妇产科专家呢？想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磨练自己的专业，由此产生出国留学的动机，似乎也应该说得过去。当然，这还不是全部。
记得七十年代中期，看过一部电视英语教学片《莎特林娜计划》(The Sadrina Project)，这是一部英国拍的英语旅游片。影片每一集的片头有一组镜头，一架硕大的波音客机铺天盖地从蓝天上呼啸着冲下来，平稳地降落在机场跑道上。影片以此为导引，开始了主持人在一个新的国家的旅游行程，然后介绍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饮食物产等情况。那个具有万钧之力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 喷气式客机，骤然间就把你带到一个奇异陌生土地的场面，给我的心扉很大的冲击。我心里那种对外部世界的‘懵懂’而强烈的向往，尤其是希望去美国的梦想，得到进一步强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开启了中美两国外交史的新篇章，中美关系随之不断有了大幅的改善。我心中先前埋下的出国留学念头，像一颗土壤里的种子，遇到这种合适的气候和环境，突然萌动着发芽出土了。这是我最早的出国留学念想的时间节点。在那个阶级斗争搞得热火朝天的年代，我心中埋着一个出国计划，随时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是当时报纸上形容阶级敌人要想‘变天复辟’的用词）。我‘鬼鬼祟祟’地怀揣一个去国计划，而且是去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离‘暗藏阶级敌人’的性质也不远了。
要出国留学，全世界讲英语的国家也有十好几个，应该去哪里呢？这个问题对我说来一点都不难。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把出国学习计划的目标地对准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其他英语国家。这并非是我对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偏见。我们在大学学习的英语作品，大都出自英国作家之手。课余时间，我读过大量英国作家的作品，包括莎士比亚大部分的戏剧作品中译本（朱生豪和曹未风译本），以及雪莱，拜伦，狄更斯，哈代，王尔德和萧伯纳的作品。尤其喜爱王科一翻译的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上大二就读过两遍。我感到，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熏陶出来的英国人，有一种美国人所没有的优雅风度和贵族气质（‘泰但尼克号’的沉船故事可作佐证）。不列颠的崛起历史让人惊叹不已，他们带给世界太多的发明创造和太多的新观念新思维，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和民族。
但是另一方面，我更喜欢美国那充满神奇的短暂历史，活力四射的经济和科学技术，还有美国人的拼搏进取精神。这个国家充满强烈的现代气息，更让我陶醉着迷。我经常在心里思索一个问题：美国到底靠什么东西--是上帝对这片土地的特别眷顾，还是美国人有什么特殊的制胜法宝，能够让他们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在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上把其他所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变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唯一超级大国？这个问题，让世界上很多人感到困惑，得出的结论也是见仁见智。我想去美国留学，就想亲自去那里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由于成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抗战时期，美国人把它作为物资储备和军人轮休的地方。正好我有几个远房亲戚，在小科甲巷经营两家绸缎铺，店里经常会有一些美国军官前来光顾。他们对精美绝伦的蜀绣爱不释手，都喜欢买一两件被面呀睡衣呀什么的带回国去。我到亲戚家去，经常会遇到这种情景。那些牛高马大的美军军官，购物之余，喜欢逗逗我们这些异国小朋友。散发几个美国糖果，让小朋友们围观争抢，也是常有的事情。他们离开时，小孩子们又喜欢跟在后面，一边疯跑追赶缓缓离开的吉普车，一边伸出右手大拇指冲美国人喊：‘密斯脱（mister）, 顶好’。那时候，美国人正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人。大人们教的这句话，兴许是想通过孩子的口，表达一点对美国人的感谢之意。我最早对美国人的印象，或者说好感，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
走出国门去磨砺专业知识，去外面的大千世界‘探奇揽胜’，去美国寻找我心中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这些便是我想出国去美国留学的初衷。说来十分奇怪，这种初衷并未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消退，以后凡是见到这类富有激励性的东西，比如一本介绍美国的书籍，一部外国影片，一张朋友从美国寄回来的照片，都会让我兴奋不已，心中暗自产生走出去的欲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但是，出国愿望再强烈，也不可能改变国家的政治大环境。所以，我这时候的出国念头仍然带有很大的朦胧色彩和盲目性，并没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规划安排。
我说‘懵懂’，也包含着‘异想天开’和‘不识时务’的意思。那时候，‘文革’尚未正式结束，‘左祸’肆虐，‘里通外国’的帽子还满天在飞。大家对凡是沾上‘外国’两字的人和事避之尤恐不及，谁还敢妄想私自出国去走一遭。再说，我那时在一所中学任教，中学在人事上对教师管束很紧，‘哪里需要那安家’既是当时一句响亮的口号，也是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最要命的是，由于我家庭的海外关系，我的档案属于经不起政治审查的那种。我大学毕业分配时，档案送到一个准备接收我的保密单位政审也被退回。在这种太过‘背气’的政治和家庭背景下，我竟然还怀揣一个出国梦想，委实太过幼稚，太不知天高地厚。我的‘懵懂’和‘盲目’，由此可见一斑。
出国去美国，虽然还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但是冥冥中我好像又觉得，我的这个梦想一定会在某一天实现。至于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也说不明白。我自己总感觉有一股力量推动我朝这个方面前行，为这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在‘懵懵懂懂’中开始了。
首先，我关注一切与美国有关的信息，注意收集与美国有关的书籍和资料。我最早接触的书籍有一套四本的《美国历史简介》，《美国政府简介》，《美国经济概貌》和《美国地理简介》，中英对照，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1年编译出版。这是我在成都一书店偶遇当时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Jan Dewilde（中文名字叫‘魏然’）时向他索要的。得到书后，我如获至宝，仔仔细细读了两遍。可以说，文革后我获得的最早的、比较客观完整的美国概况知识，就是从这套书得来的。后来又读了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六本‘美国史话’丛书。比较深刻是要算我订阅的《美国研究》，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出版的一种资料性刊物，每期必读。 读过的一本《人民美国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撰写而成。这本书在观点和写作方式上，非常雷同于我先前读过的《美国现代史》（苏联人西瓦切夫等人编著）。
这些书籍和资料都让我对美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获得了某些‘启蒙’性知识，对我甚至产生了醍醐灌顶的效力。当时，有关美国的资料和书籍相当匮乏，能找到这些材料已经不易。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介绍和研究美国的书籍和资料，如潮水般涌入，了解和认识美国就比以前容易和方便多了，这些都是后话。
要出国留学，就不能不听英语，也不能不说英语，因此最大的准备工作还是在英语方面。我们在大学学的英语，叫‘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会看会写不会听不会说。我们当年的英语实践课，大二前用的是许国璋的教本，以语法教学为主线。以后是俞大絪和徐燕谋的大学英语读本，以阅读为主线，和今天‘听说领先’的教学方法差别很大。这种‘半残疾’状态的英语水平，肯定很难通过有听力测试的托福考试，更不可能应付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要求。自然而然地，我就开始设法锻炼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
语言学习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英语也不例外。我从书本和视听材料学习之后，就开始寻找‘实弹演习’的机会，尤其是当面和英美人士现场对话的机会。这是出国留学的需要，也是好奇个性所使然。学英语的学生都知道，和英美人‘狭路相逢’碰到一起时，大家都有一种冲动，都想和他们‘真刀真枪’地来检验一下自己的听说能力。只不过，这个事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容易，以前很难。
改革开放以前，没有领导的准许，是不可以随意和外国人说话的。制定这样规则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在外国人面前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要产生国际影响。要是可以随便和外国人说话，谁知道你和他们说些什么？你要是说了不该说的话，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那可不是小事啊！万一泄漏了国家机密（尽管我自己除了知道我们校长的名字外，连街道居委会主任叫什么都不知道），更是吃不完要兜着走的。因此，即便是学英语的人，即便是个教授英语的教师，看见外国人从豪华大巴上鱼贯下来，从离你咫尺之遥的面前走过，你也不敢走上前去搭个腔说两句话。可是，每次遭逢这样的情形，我心里总是痒痒的，口中已经‘上膛’的几句英语，又总是被硬咽了下去。离开时，总是带着些许的遗憾和无奈。
1993年夏天出国后在纽约，有一天，我到曼哈顿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办事，遇到一行五、六个美国白人男女在街道上东张西望，好像是第一次来纽约的外州人在寻找什么地址。我走上前去，主动询问他们‘要不要帮忙’。知道他们要去附近的中央大图书馆（Grand Central Branch Library）后，我详细为他们指点了方向和路径。那一刻，我站在繁华的纽约公园大道上，人群熙来攘往地从我的面前走过，全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白人和头上留着古怪发型的黑人。我心里升起了无限的感概。我想到，二十年前在中国，和外国人说话要经过批准。我这个学英语的‘问题’青年，粘‘外’字的单位都去不了，看见‘洋鬼子’像躲避‘幽灵’一样退避三舍。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周围全是外国人（其实，此时此地，我自己才是个外国人），我想找谁说话，就可以随意地走上去说两句，没有任何危险，也不要谁批准。我满怀慨叹，真切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这种变化里面又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进步！
还是再回到那个年代接着说吧。我想偷偷摸摸寻找机会，找真正的英语speaker（讲话人）磨练口语，也可谓‘煞费苦心’。记得一次，我走在成都的人民南路上，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问路。开始不是问我，问一个年轻女子，那女的不懂英语，张口结舌比手划脚，美国人是一脸的茫然。我挤在人群里看热闹，情急之下，实在‘憋不住’了，挤进去主动‘提供帮助’。我帮助美国人解决了问题，那女的一再感谢，并对成都的美丽说了好些赞美的话。我当时十分得意，认为我的第一次英语‘实弹射击’很成功。我心里认定，我的行为非但未泄露国家机密，而且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就在我得意地进行英语‘实战演习’的时候，没有想到，当时在外面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我的‘演习’，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朋友。几天以后，我碰见这位朋友时，他开玩笑地说我在人民南路‘扯场子’。这是一句成都土话，意思是说我不失时机地要找外国人练习英语。在那么一条通衢大道上，‘招惹’美国人而引发人们围观，堵塞交通，真正成了一次‘人民拦路’。
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担任翻译，是1984年暑期的事情。有一对内蒙大学的美国专家--罗杰斯夫妇来成都旅游。经过那位笑我‘扯场子’的朋友介绍，我义务为他们提供了一天的翻译服务。时间很短暂，但是收获不少，我很好地体验了一把和美国人较长时间相处的感受。那时，国家的开放已经有相当程度，做那种事情已经不再‘偷偷摸摸’，也不再有‘里通外国’的担忧了。
到1992年夏天，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不但为出国进行了各种准备，我的英语水平也经历了几次正式考试的检验。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拿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通行证’--护照、I-20表和赴美签证。我出国留学的‘白日梦’和‘痴心妄想’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这个时候，内心的兴奋不言而喻。但是，情绪中又不完全是激动，还掺和着惶惑和忐忑不安。甚至某个时刻，脑际中还掠过一丝犹豫和彷徨。这种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的感情，尤其表现在出国前几天那些忙忙碌碌四处奔波的日子里。原来，‘白日梦’快要做成时的感受，是如此纷繁复杂，如此苦涩。
在此之前，我只顾一个劲儿去打拼，去经受没完没了的挫折失败，去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考试。我少有去想也没法设想一些实际问题，等到机会在手后，似乎才突然意识到出国带来的一连串现实困难。我又不得不仔细思考形势的各个方面，从正方的角度想，也从反方的角度想，围绕着‘去’还是‘留’反复考虑。情感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各种思绪、因素、情绪互相交织碰撞，一时很难梳理清楚。
有一天，我路过一条静僻小巷，在一个人家门口，看见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人。他独自坐在一把破旧的竹椅上，一边抽着烟叶，随意地向地上吐着唾沫，一边望着往来的路人，一脸的安详与满足。这情景，恐怕就是‘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表现的那种宁静恬淡的意境吧。我当时推想，这位经历过种种生活沧桑的人，正在专心享受眼前的惬意时光，不想让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跑掉。他一定不愿意再去经受更多磨难和不确定，一定不会在想什么‘托福考试’、GRE和出国留学，想什么出门远行之类的事情。可是，我在他这个接近‘天命’的年龄上，还在奔忙劳碌，刻意要去寻找一个费尽周折而后很可能圆不了的梦想。
我出国时，女儿刚好考完高考，能不能上大学，上什么大学，都在未定之数，这正是需要人去跑关系的关键时候。我一走，她的命运就只能听天由命。她上不了大学如何是好；她要是上了大学，家里只靠我妻子一份工资又如何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另一方面，我对美国那边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少，学校给的资助够不够开销？学习的压力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是我这种高龄留学生承受得了的吗？美国的医疗费用高昂，在我这种健康十分脆弱的‘高龄’阶段，如果在那边一旦生了病怎么办？在拿到签证和机票前，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好像并不存在，现在突然一下子全部冒了出来。
当然，无论怎样考虑，也无论有怎样的彷徨和踯躅，出国是既定目标，出国后的问题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桩一桩来解决。因为出国是这么多年我与命运搏斗取得的胜利，是全家老少付出代价换来的成果，绝不能让它功亏一篑。这个梦，必须继续做下去，做醒做成，必须让它完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再说，现在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的选择题中就只剩下一个选项：去，无论前面是什么。最坏也就是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反’，以一个客死他乡的结果来收场吧。结论有了，一些家庭事务也尽可能作了安排，就义无返顾地走出去了。至于，出国留学的这次‘折腾’，能否改变我家好日子与坏日子的比例，就只能留给上帝来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