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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zt

(2016-03-09 10:39:31) 下一个

大约十年以前,我在《南方周末》发表《开明士绅刘少白》以后,在引起读者兴趣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麻烦,其中最主要是一些当事人的后代对我的动机产生怀疑。其实我写这篇文章,一是因为我与刘少白先生曾是邻居,而许多人对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开明士绅”的老人并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这段被屏蔽的历史,是为了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寻找未来的方向。当然,这个小小的插曲,也成了我研究晋绥土改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这时,我看到两份关于土改的材料,那种骇人听闻和触目惊心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第一份材料来自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他说:1946年夏,他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让他到附近的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人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他走进会场以后,看到前台柱子上绑着宋品忍,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李新认为大会开始后秩序还能掌控,但是后来,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尖刀。只见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非常利索地抓住宋的耳朵,嚓的一声,耳朵被齐根切断,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必须有正确的对应,为此他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后来,他电话请示上级后,才贴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枪毙。没想到告示贴出后,群众又涌向刑场。当犯人已被枪毙、人群基本散去的时候,李新在现场看到宋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这时,一个汉子气冲冲跑来,抓起那几根骨头,对李新说:“怎么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最后,他捡起那几根骨头,一边走一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参见《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第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如果说李新讲的是一个斗争汉奸的故事,那么,第二份材料则是一个在革命阵营内部自相残杀的事例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顷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他说:

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是我进一步研究晋绥土改的一个原因。

2004年初夏,我在一全同事的引荐下,拜访了已经退休的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白先生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因此他至今还记得当地生产一种豆腐干,由于加工精细,口感特别好,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不见了。另外,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传播新思想,所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相处,居民安居乐业。老百姓婚丧嫁娶,从不大操大办。如果谁要铺张浪费,就会被大家耻笑,认为是封建思想作怪,老顽固、老落后。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没有出去,但是本人却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的时候,刘象坤却首当其冲成了斗争的对象。斗争他的那一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活活打死了。白先生说:斗争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这些人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也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刘象坤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白先生还说,刘象坤被打死的时候,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以后听说正在开批斗他父亲的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到了会场以后,他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恶霸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斗争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但是从《晋绥日报》的报导来看,所谓群众诉苦,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有人控诉说,有一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的,“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后来)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不敢走”了。控诉者对地主婆下的结论是:“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第二版)

据白建华说,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但是在土改中也成了被斗对象。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开了一上午会,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刘玉明被打晕以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他的脑袋骨还真硬,这一砸居然让刘玉明反射性的蹦了起来。刘玉明稍微清醒之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快70岁的老母亲了,给我留条命行吗?”刘玉明的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的头部打去,他应声倒下。群众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着,往黄河里扔。谁知他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想往起站,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扎了两刀—–

白建华还说,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了人的心脏能治好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掏出刘的心脏用布包好,回到家中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刘玉明惨死后,他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姓任,是白建华的入党介绍人。我采访白先生的时候此人已经90多岁了,当时健在。

后来,《山西文学》鲁顺民也采访过白建华先生,并写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发表在2005年第10期《山西文学》上。在此之前,他还在利用回乡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以《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为题,发表于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据鲁顺民说,一开始张老汉听说他要了解土改情况,还有一丝不快,甚至有点生气,怀疑他不怀好意,但由于关系比较熟悉,双方很快就消除隔阂,畅谈起来。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他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做纸扎、油漆棺材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他家的生活非常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也去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他爹:“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封建地主剥削的呀!你说你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和死人打交道,做些下三烂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还告诉他爹:“这次土改,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过“三阎王”这么一说,张老汉的爹也就同意他出去闹土改了。于是,张老汉首先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的后生,比儿童团员稍微大一点,但是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过后一并给。我爹曾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以外,还有农会和村委会。土改一开始,过去的全部推倒重来。于是,村里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叫秘书,头头叫主任。土改开始后要划分阶级成分,当时的成份分的很细,仅仅是地主就有普通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另外还有普通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成份叫恶霸,不管有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如果是地主又为人不好,那就是恶霸地主。如果是穷人,但为人不好,那也是恶霸。

定好成份以后,就开始斗争了。斗争的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起浮财”就是要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于是,整个县城每天都能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的声音。到了后来,民兵和农会的人手不够,就把少先队员也叫去,参加斗争。

至于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和打人。为了防止地富分子外逃,民兵和少先队还有监视他们的任务。到了开会斗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脱掉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张老汉讲了一个事例。他说,县城东门外有个姓周的药铺掌柜,平时比较小气,总是哭穷,所以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周二干干。贫农团知道他有钱,就开始斗他。因为他拒不交代,被脱光了上衣开始“磨地”。正当两个贫农团成员用手提着他的脚后跟在场上拉来拉去的时候,不知谁往场里扔了两块青石蛋蛋,只听见周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蛋上磕的嘣嘣乱响。一两个回合后,周二掌柜只好坦白了藏钱的地方。贫农团按照他的坦白交代,找到两三百块大洋。但他们认为不够,就继续“磨地”。又拉了三五个回合后,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坐了上去。随后她像赶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

看到妇女们在斗争中如此积极的表现,几个后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周二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二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一根的,就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

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进去,盖上盖子。把人扔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孩子玩跷跷板一样。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外面的人晃两下问一句,直到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有一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因为生意做得大,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离开家乡,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老家看门。土改开始后,他因为耳朵有点背,别人与他说话他总是反应迟钝,因此被贫农团认为是看不起他们。于是贫农团便把他抬进“圪针柜”摇了好几个来回。外面的人发问,老人听不见,因此就是不吭气。于是大家以为他实在是太顽固,后来打开柜子一看,才知是他早就断了气。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四丈高,下面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对于那些死活不说的斗争对象来说,扔四方墩可能是最后的一招。到时候,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打死也不交待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无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还要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只要砸到脑袋上,肯定就没命了。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后生们看到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碳,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正好韩的妻子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无论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她就是不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直到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在剥光上身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他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摊。

死的最惨的是张老汉的外祖母了。这老人虽然是个寡妇,却经营着磨房、当铺、粮库和两只渡船等一摊子家业。张老汉说:“土改时,她被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磨过地,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还是被人民法庭枪崩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的时候,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土地改革运动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外祖母被“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一共打死多少地主,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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