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头山
无意邀众赏，一心追残阳
最近中国又在大搞反医疗腐败，这本来在我看来一点没啥新意。记得毛时代，就有个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认为，当时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这15%主要还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却得不到医疗，他们一无医，二无药。再这样下去，卫生部可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的预防和医疗上。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
相比之下，毛的医疗革命还真的解决了一点问题，赤脚医生虽然水平不高，但对改善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困境，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是毛泽东少有的积极成就之一。而眼下的反腐，根本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把大家对经济不振，失业，房市烂尾的愤恨转移到手无缚鸡之力的医生身上而已。
但蹭着这个热点，我恰好有资格谈点干货。 我在90年代在国内的二级和三级医院当过十年的医生，以后又到医药公司担任过医学总监，对那时候国内医疗腐败有亲身的体验。虽然时间过去了不少，但中国的体制文化未变，应该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就此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中国改革开放后，将医疗市场化，真是个令人发指的恶政。我亲眼见到，很多病人，因为拿不出钱，该开的刀不开，该治的病不治，或治了一半，被推出门外，死在医院门口，惨不忍睹！有人看了电影《芙蓉镇》，危难的时候有人民解放军，于是就学样，把地方医院不愿意治疗的没钱的病人送到军队医院。
我那时在军队医院工作，有一段时间，急诊室充满了这些地方来的走投无路的病人。开始的时候，还真的是给予免费治疗的。但后来经过报纸宣传，病人蜂拥而来，医院也无法承受了！
从80年代开始，军费大减，邓小平有句话，叫军队要忍耐。军队医院的预算大减，但还要承担军人，特别是离休高干的超标准医疗保健水平，这预算的差额，就靠医院从收治地方病人的收入来补贴，每个科室都有收入和床位周转率的指标。这些地方无钱的病人，军队医院也实在承受不起，以后就在医院门口派上持枪站岗的，一律不许这些病人进来了！
医药代表这类事，大约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普及起来，领风气之先的，还是国外医药公司。那时，医学院毕业当个外企的医药代表，可是个抢破头的好工作。这些人，通常形象很好，到医院，男的必定西装，女的也是很职业的正装。他们的出行，公司有规定，必须是五星酒店。这批医药代表，医生们还不敢怠慢，一听他们的工资，就先短了一头，对他们还是敬重有加的。
但医药代表迅速中国化，中国的公司带着中国特色紧跟加入，那可是财色当头了。女医代只要求姿色好，学没学过医不要紧，男的也要情商高，形象也不错，毕竟有很多医生是女的。我记得有个女医代，一来就坐在男医生的腿上，打情骂俏。但她有点过了，虽然男医生为她开药很勤，但女医生都恨之入骨，我记得有位女医生一见她，口里就是脏字，那个仇视的表情，难以名状，不但她不给那位医代开药，就是男医生要开，她也闹个不停，甚至威胁要告诉男医生的女朋友或老婆。结果，那个女医代的业绩老上不去，我们男医生也为她打抱不平，不知道为什么同是女人，那些女医生那么没有同理心，这不符合同类相亲的原理嘛！
这些国内公司的恶性竞争，把外企也带歪了，以后那些外企的医代也只能放下架子，委屈求欢了，记得有次，那个礼拜科里头儿都出差，我成了山大王。那群医代来曲意逢迎，大多数是姿色极佳的美女，我的感觉好得不要不要了。从那时起，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打破头要当主任啊，就是因为那些花花绿绿医代啊！
其实我们医生这块，只是小意思。一个药，首先要能进医院，然后进科室，最后才是医生勤开。进医院的权利，都是由院领导，药房主任把持的。我们医院有位药房主任东窗事发，他的事迹就是夜夜新郎，几乎每晚都有医代侍寝，有时还同时有几个。和袁隆平同时去世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是肝胆医院院长，也被人贴大字报亮黄照，后来有上头保才过关。人在金钱美色面前，没几个人能经得起考验，大科学家，高风亮节的圣人也一样，子不是曰过，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
以后，我进了外企的医学部当主管，那是在另一个层次亲历医疗腐败了。医药公司卖上市产品的部门，叫销售部，销售人员叫医药代表。未上市的产品，包括在研制过程中的，或进口药进入中国，仿制药上市，上市产品有剂量或适应症改变的，都得进行临床试验，负责这些的，通常叫医学部或临床部，工作人员叫医学（临床）专员。专员也得深入医院，在国外叫monitor,其本来责职是监视医生能按照GCP标准做好临床试验，但当时在医生强势的情形下，专员事实上成了行贿者，和医代不同的是，目的不是卖出更多的药，而是能使临床试验做得更快，结果符合公司的期望！
为了促进临床试验的进展，我什么事都做过，送钱是小意思了，那些专家医生眼都不咂的。更高层次的，是利益输送，如哪位专家想到国外进修，我们可以给他安排。也有些很有趣的事，国家药检所有位头头财色都不沾，但特别喜欢金庸。我和金庸有特殊关系，让老爷子为他亲签一套金庸全集，这把他搞服帖了，以后对我万事必从！
在这个位置上，我结识的人层次比较高了，都是药监局局长司长，药评委常委之类的人，脾气也大了点，对那些太过分的医生也要耍脾气了。有次吃饭后，带那些医生去卡拉OK，自然会叫些陪唱的，但有位医生不知天高地厚，说我对你的女同事更有兴趣（我带了个女同事一起陪他们）。这下把我搞火了，当场翻脸，说我不到你们医院做了，但我饶不了你！他当时还嘴硬，以后了解到我的厉害，亲自到宾馆赔罪，还在我面前跪下来，自打嘴巴。中国这样的人很多，欺软怕硬。到了国外那么多年，就是我被告知要layoff时，也是很有尊严的，难以想象会朝人跪下来，但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多！不过确实也有效，我当时的气也消了，没报告给他的领导！
那时医疗腐败确实很严重，但解决这个问题靠习近平的反腐是没有用的。我２０１８年回国，国内腐败如常，反腐只不过换了帮人而已，还是孔子的那句话，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外医学界确实没什么腐败。医药代表，医学专员都有，亦有些Dine and Wine, 但罕见有中国那么严重的。原因很复杂，也不是外国人都好德胜于好色了，归根结底，还是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言论。如果出现腐败，媒体会爆料，当官的如果想压制，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人民会用选票让你滚蛋。当这些被暴露在阳光下，腐败就没有土壤了。另外，国外的医学还是带有福利性质的，不完全是市场化的，特别人道的是，即使一个人没有保险也没有钱，只要有病，任何医院都是先治疗再谈钱，这个制度特别好，也是中国特别缺失的。
我根本不看好习近平的反腐，也相信，只有制度的改变，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腐败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