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节：20年代末的虚假繁荣造就了民族主义的底气
既然是民族主义，自然要向洋人争利益，表面上还不能那么俗，得说争权利。五卅运动后，收回权利是全民意识，占据道德制高点。哪篇文章，哪个讲话里面都得有二句收回权利的话以示新潮。国民党在野的时候就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一旦在朝还是这个调调。1927年7月7日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大会上，蒋介石，黄郛等人相继发言，内容不离收回租界。而且这不是说说而已的，马上有实际行动。
-1927年1月，收回租界审判权。撤销会审公廨，成立临时法院。1930年将之直接隶属江苏高等法院，取消领事会审制度。
-1928年关税自主，收回关税主权。
-1928年成立中央银行，外汇汇兑权利归央行所有，从此汇丰的外汇经营权要有央行特许。
怎么样，刀刀见血吧！一刀砍掉了治外法权。一刀砍掉了洋人紧握中国财权的手，最后那刀最厉害，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根本。民族英雄们，你们明白这一刀下去的意义吗？你有所准备吗？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毫无准备，最终一败涂地。
权利是和义务紧密相连的。洋人入中华，的确非法攫取了不应该的权利，但是他也提供义务。你剥夺了他的权利，你也同样剥夺了他尽义务的机会。而没有汇丰，进入20世纪，没有日本，中国的白银外汇循环圈就不可能转得下去，没有了内外的金融周转，必然的结果就是贸易衰竭，经济倒退。这些，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懂得。一个也没有。你哥大，芝大经济学博士没有用，因你没有参与过上海洋商银行的金融实践。你张公权，陈光甫作为中国第一批具有外汇操作实际经验的人才也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你的那些外汇知识就不是从汇丰学来的。汇丰的机要部门-外汇汇兑部门从来不用中国人，他从来不用除英国人外的任何人。所以当张公权他们要办外汇部的时候，他们向谁学生意？耿爱德，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一个游离在盎格鲁撒克逊银行业边缘做外汇，黄金投机的自由职业者。耿爱德外汇金融知识虽然丰富，到底没有在汇丰的外汇部里面实际操作过。学其中者，得其下，张公权们的水平可知一斑。在一片无知无畏之中，中国经济这列火车，换了个民族主义的车头，上路了。
1929年是祥和的一年，充满了好运和希望。这一年中国终于形式上统一了，又有了中央政府。万象更新，有点民国初年那种再造新中国的气象。上半年中国第一次自主了关税，实行了新税则，增加了税收。下半年白银大跌，增进了出口。全年进出口总额24.8亿关两，达到了有史以来中国外贸的巅峰数值。下一次再到达这个数字要等到1953年。贸易逆差虽然还在1亿关两以上，但是市面上白银充斥。1925年来，上海白银总库存月均一直在1亿规两左右徘徊，29年底一举上升到1.6亿规两。形势一片大好之下，有些东西在发酵，秋风起于青萍之末：
当时银行周刊有过文章，论及上海和内地的白银流动状况，指出白银向西，向北流出后会有流回，唯独向南，白银流出后一去不回。这是新情况，从29年开始的。当时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在我看来，这是明明白白的信号。汇丰放弃了他的外汇责任，侨汇成了维持中国外汇平衡的主要来源。本来它是远远不够的。偏偏29，30，31年白银大跌，29年上半年国际银价一盎司26.625便士，1931年中到过12.125便士。白银狂跌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侨汇大流入，30，31，32连续三年侨汇数额都在2亿两以上，掩盖了中国外汇缺乏的基本面。[1]中国的外汇短缺等到看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34年了。
白银方面，上海白银库存也慢慢多起来了。29年月均是1.6亿规两，30年1.9亿，32年2.5亿，33年史无前例，3.3亿。怎么来理解这些数据，看看以前的同类数据吧：平均5年一期，月均
| 1917-1921 | 1922-1926 | 1927-1931 |
| 4274万规两 | 7889万规两 | 1.5亿规两 |
上海的月均白银库存每隔5年翻一番。哪里来的白银？上面叙述过了，日元的供应过剩触发了白银流入。但是你回头去看看，到了1926年，日元已经基本和银元等值。就是说，到了26，27年日元的过剩供应没有了。但是海外白银仍在继续流入，海关纪录显示26-31年，中国净流入4.4亿关两的白银，其中28，29年就是2个亿。所以中国1920年代前后的白银大流入一半大概4-5亿关两和日本有关，另一半其实和日本不相干。那么这一半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中国商人当作普通货物进口进来的。29年大萧条之前，世界物价有个快速上冲的时间段，万物涌贵，独一样便宜，白银。中国商人卖了货，手持外汇一看，没什么好买的，就把白银当货物买回来了。30,31年上海投机市场热的发烫， 运回白银投机比运回货物更有利可图， 二年里又净流入了1.1亿两。这个事实说明迟至1930年，中国金融市场还是二多，白银多，外汇多。这是民族主义者向洋人收回权利的底气所在。
但是再深一步探究下去，这个“二多”和28年以前的“二多”性质大不相同。以前的外汇有汇丰托底，多了固然减轻了汇丰的负担，少了则自然有汇丰在。一战后，日本人还拼命从汇丰身上抢过外汇负担自己来挑。这些行为，特别是日本那种，都是国家行为，都不以当前，短期利益为考量的。因此英日的外汇供应的特点就是稳定，均衡。惟其如此，才能够维持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常结算。日本不计成本的对华外汇输入，从16年到26年，维持了10年，稳定地保证了中国的外汇，白银供应。如今，到了29，30年，你民族主义狂热，危及人家的在华利益。人家整个的对华政策都要被迫重新评估，调整，其间自然停止一切动作，袖手旁观。兄弟啊，今后得靠你自己了。可是至少在29年，兄弟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延续惯性，仍旧“二多”，但是这个“二多”的性质变了。你的主要外汇构成是什么？是各种原由的对华私人汇款，要么不具备均衡持续的特性，要么不利于中国内部白银流转。是一种“恶”汇。即使是这个“恶”汇，每年到底进来多少？你阿搞得清楚？你每年的贸易都有至少1亿两的逆差，没了帝国主义的外汇供应，你只能按国际银价将白银卖断给人家作为结算。什么？反正卖给汇丰也是卖？人家汇丰虽然是帝国主义，但是站在你这边的帝国主义，它好歹是个中国本地银行，它的生存依赖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你觉得卖给汇丰，和卖给某国某公司是一回事？你最好再仔细想想！另一方面，你白银多是阀？你那些白银不是结算进来的入超白银，是内外银价差异下的商人套利行为，一旦利差因为套利而消失，套利自动停止。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再说了国内银价为什么会高过国外银价？那还不是要靠外汇多？白银外汇归根到底都是一句话，要外汇多！你外汇真的多吗? 多乎哉？不多也！
[1]如今把这些海外私人汇入统一算作侨汇，其实大有可疑。这里面参杂有中国私人资本的海外撤资，当时有二个因素造成海外华人资本撤回中国，一个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另一个是党国要人和江浙资本在海外对中国国债的投机获利。据场格讲当时海外市场上的中国国债30%都在中国资本手中，28年前价格低到过5折，6折，29，30年整理外债，重新支付本息后，价格一飞冲天，中国资本起码有30%的盈利。当时违约的海外中国国债面值数额起码10亿两，中国资本盈利5千万两左右是有可能的。单此一项本利回流就是2亿。另外从中国的白银流动上看，白银虽然从上海流向华南，但是从来没有每年超过5000万两以上的数额。所以30年代初的外汇大流入未必都是侨汇。
外债的流程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和银行团签约，由银团包销债券，折头由82，86不等，年息4-6%.银团一笔总的支付给中国政府，转过身去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欧洲发行债券，分销出去，每张债券都有中国大使签字认可。地点总不外伦敦，巴黎，柏林。发行完毕后，债券可以在伦敦巴黎的市场上自由买卖。外债是不在上海买卖的， 上海买卖的是内债。但是35年前中国资本可以自由地进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投资，既然中国外债跌破面值50%，而且国民党又承诺重新支付本息，那江浙资本还不趁低买入，28-32年之间，国民政府和江浙资本还是一伙的，左手制定政策，右手利用这个政策发财。
应该是国民党已经当政了吧，常凯申摆平各路军阀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吴荪甫是做空头的，他的对头赵伯荪做多头。
描写当时上海资本家的小说不多，子夜算一本，
另一本叫东风化雨，看的人很少，也是讲三十年代的事情
顺便问一句，外债在什么地方交易，也是在上海？
是南京国民政府发的债还是北平北洋政府发的债？
子夜写的事情就是30年代初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