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十五：姑息藩镇之十七：南诏国打败吐蕃与陆贽奏请均节赋税

贞元十年即公元794年春正月十一（乙酉），唐德宗李适任命虔王李谅为朔方灵盐丰节度大使，任命朔方等道行军司马李栾为留后。

这期间，剑南和西山的羌族和蛮人二万多户归降朝廷，唐德宗因此下诏加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韦皋的使者崔佐时到了云南王的都城羊苴咩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已经先在那里了。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想让吐蕃知道他和唐朝来往，便让崔佐时穿着牂柯的服饰前来。崔佐时不肯，还说：“我是大唐使者，岂能身穿小夷的服装！”异牟寻不得已，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张声势地宣读诏书，搞得异牟寻非常紧张和恐惧。他环顾左右，脸色苍白。但已经归附唐朝，他也只好歔欷流泪，俯伏在地，接受诏书。倾向大唐的云南相国郑回秘密去见崔佐时，教他要这么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内情。他接着劝异牟寻把吐蕃使者全都杀了，去掉吐蕃给他的封号，献出金印，恢复南诏国旧名。异牟寻全都听从了，并铭刻金质契约献上。接着异牟寻带着他儿子寻梦凑等人和崔佐时在点苍山的神祠结盟。

先前，吐蕃和回鹘争夺北庭，双方大战，死伤了很多人。吐蕃于是向云南征兵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太小，请求只征三千人。吐蕃觉得太少，要求增到五千，云南只好答应了。异牟寻派五千人先行，自己率领数万人跟在后头，昼夜兼行，前去袭击吐蕃。双方在神川交战，云南军队击溃了吐蕃。正月二十四（戊戌，《旧唐书》作六天前即壬辰。估计那天是神川大捷），云南派使者来长安献捷。

正月二十五（己亥），昭义节度使兼检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请求降官，唐德宗于是改授他为检校左仆射。当时李抱真得病，巫师的祷祝说他必须降爵才能恢复，所以才有这一请求。

瀛州刺史刘澭被他兄长卢龙节度使刘济所逼，请求到西部去守卫陇坻一带。他带领所部兵马一千五百人，以及一万多平民前往京师。他号令严整，一路上对百姓秋毫无犯，没人敢偷拿民众的鸡犬。唐德宗十分嘉许，因此于二月初三（丙午）任命他为秦州刺史兼陇右经略军使，治所设在普润，以普润军为名。他军中巡夜时不敲木梆，平时不设音乐；士卒病了，刘澭亲自前去探视；有人死了，他也亲自前去哭悼。

二月十二（乙卯），唐德宗任命给事中齐抗为河南尹。

二月二十二（乙丑），义成节度使兼郑滑观察使李融去世。两天后，唐德宗下诏说：“君臣之间，情义深重。每次听说大臣去世，朕总是深感悲悼恻隐。今后文武朝臣去世时，他们的月俸和料理应当全部发给，并准照本官的一月俸料，作为丧事的赙赠。”同时（《旧唐书》作三月初），他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兼滑州刺史。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聘用河南尉洛阳人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多次干涉军政，卢坦总是据理力争。薛盈珍常说：“卢侍御说的都很公正，我自然也不反对。”

三月初二（乙亥），长安到处都是黄色雾霾，日色无光。

同时，沧州刺史兼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到长安入朝，唐德宗赐给他一栋安业坊的宅第和女妓一人，然后让他回到镇所。

三月初七（庚辰），南诏王异牟寻在神川大捷后，接着攻取吐蕃铁桥以东的十六座城垒，还生擒他们王爷五人，降服了民众十多万。

三月初九（壬午，《旧唐书》误作壬申，三月无壬申），唐德宗任命同州刺史卢征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

三月二十八（辛丑），他为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的蕃落赐名叫安塞军，任命李如暹为军使。

四月初一（癸卯），唐德宗赦免京城的囚犯。四月初六（戊申），京师地震，并于四月十一（癸丑）又震了一次。同时，恒州上奏，说那里见到巨人的足迹。同时，唐德宗封云南派来告捷的使者高细龙为左武卫将军。

这月，太白昼见（金星出现在白天，是不吉利天象）。又有大鸟飞集宫中，吃各种混杂骨头。这年春季，老是下雨，罕见晴日。

四月二十八（庚午），宣武军发生动乱，留后李万荣镇压了叛乱的士兵。先前，宣武亲兵三百人历来骄慢专横，李万荣非常厌恶他们，于是派他们到京西防秋（防御秋季西戎入侵）。亲兵们极为怨恨。大将韩惟清和张彦琳趁机引诱亲兵作乱，攻打李万荣。李万荣率军击溃了他们，亲兵到处抢掠后溃散，多数人都逃到宋州，得到宋州刺史刘逸准的厚待和安抚。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李万荣将参与叛乱的士兵连同他们的妻儿全都杀了，死了数千人。有几个军士跑到街市大喊道：“今晚大军会过来，城池将被攻破。”李万荣将他们搜捕后杀了，然后上奏，声称动乱都是刘士宁指使的。五月二十八（庚子），唐德宗只好将刘士宁迁徙到郴州（《旧唐书》说汴州军乱发生在七月而不是四月底，还说朝廷在七月二十八己亥将前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送到郴州安置）。

这期间，钦州蛮人酋长黄少卿反叛，包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征发岭南兵马前往救援，但唐德宗不肯，而是派中使前往劝谕和解。

陆贽上言说：“郊祭大礼后的大赦已下达将近半年，而被发配贬谪的人尚未沾恩。”于是拟定了三道奏折，列出名单呈上。唐德宗派人跟他说：“按照惯例，被贬谪的官员在大赦后量移（即酌量迁移到近处），但也不过移近三五百里。现在你的提议似乎超越了这一常规，多数又靠近兵马集中以及接邻大路的州县。恐怕不太妥当。”陆贽又上言说：“王者以真诚待人；可以谴责发怒，但不能猜疑嫌弃；可以惩罚处置，但不能抱怨忌恨。贬斥远方是用以警戒臣下不能恪守职责，甄别宽恕则是用以勉励他们改过自新。如果不予警戒则逐渐导致臣下遭受威刑，如果不予勉励则可能导致他们再次遭到黜削。这样，即使屡进屡退，也并非爱憎分明的做法。实行律法暂时将臣下贬谪，念及才干而逐渐重新叙用。知道能够再被启用，谁不更加修身养善！何必担忧他们会乱了常论，也何必害怕他们会心怀怨憾！如果因为他们遭到贬黜，便认为他们奸邪凶残，永远将他们安放在闲置的地方加以防范，长期把他们放置在摈弃的行列不管不顾，那么悔过的人就没有理由自我补救，怀才的人也将始终得不到伸展。就人情而言，穷则思变。处境凄凉，便会思乱，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如今迁移被贬谪的人在三五百里之内，那么发配到边疆的人将不离本道，水土也许比旧州更为恶劣。这将是徒有迁徙的辛劳，反而增加移动的烦扰。又有，当今的郡府，多的是军兵；所在的边疆，少的是馆驿。这么做只能让人觉得朝廷继续猜疑他们，并非宽宏大量的做法。还请求陛下重新审慎考虑。”

唐德宗生性比较猜忌，不肯信任臣下，官职不论大小，总要亲自选拔任用；宰相进拟的名单，很少让他称心如意。臣下一旦遭到谴责，往往终身不再录用。他喜欢根据人们的口才识别人才，所以得不到敦实的士人。他在提拔进用方面十分吝啬，因此造成人才的滞留。陆贽因此上奏劝谏，大略意思是：“一般说来，进位用以奖励功勋，黜退用以惩处过失。二者交替应用，道理就像循环一般。进位后发现有过失则加以惩处，惩处后知道能改过则重新进位。这样，既不废弃律法，也不抛弃人才；即使连纤细的过失也加以惩处，但任用的人才也还不至于匮乏。所以能使黜退的人克勤自励，求得重新起用；能使进位的人警戒自律，恪守臣下职责；从而做到主上没有滞留猜疑，臣下也不心怀怨望。”他又说：“明主不以言辞判断人才，也不以好恶选拔士人。如果因为个人的好恶而不挑选能用的人才，因为喜欢臣下的言辞而不检验他们的操行，进退根据主上的个人爱憎，离合出于陛下的看法异同，那等于是舍弃墨绳而要裁定曲直（木匠用墨绳找直），放弃权衡而要估计轻重。这么做，即使是精微的事也未必不会出现谬误。”他又说：“一般智慧的臣下，都各有长处。如果真能区别使用，授予适当的职位，让他们各自适应自己的秉性，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也都能够成功。这和任用一个全才没什么两样。关键在于陛下明鉴大度，驾驭有道而已。”他又说：“靠一两句令人称心如意的好话就判断一个人的能力，而不去考核他的虚实；因一两件忤逆圣旨的事就决定一个 人的过错，而不去考察他的忠邪。对他称心如意就对他信任无涯，毫不考虑他不够的地方；因他忤逆圣旨就对他大加指责，决不宽恕他缺乏的能力。这么做正是导致所谓‘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的原因。”但唐德宗不听。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税赋，总共提出六条意见：

其一，他谈论了两税的弊病，大略意思是：“从前赋役的方法称作租、调、庸。男丁每人接受百亩农田，每年交纳两石谷粟，称作租。每户根据地方不同交纳两丈绢或绫或絁，和三两绵；不能养蚕的地方则交纳二丈五尺布和三斤麻，称作调。每个男丁每年要服役，代替服役的则要征收他们的庸，即每免一天即交纳三尺绢，称作庸。天下一家，法制平等，即使你想迁移到其他地方也无法免除，所以不容易弄虚作假，人心也不容易动摇，事情也都有定制和常规。当羯胡乱华，民众困扰时，国家的版图缩小，朝廷到别处避难，只好为了支持军队而破坏正常的税赋法。建中初年（780），朝廷全面革新，执政大臣知道必须改革这些弊病，然而做法却失去了原来的目的；知道可以简化税赋征收，然而做法却没有得到要领。要改革弊病，通常必须彻底弄清弊病的来由。如果是时弊（即时代造成的弊病），那么只要改变时事就行了；如果是法弊（即制度的弊病），则必须进行全盘改革。所为必当，其悔乃亡（语出《易经》：‘革而当，其悔乃亡。’意思是改革恰当，就不会后悔）。自从动乱以来，朝廷的花费没有限度。这算是时弊，并非法弊。而朝廷却匆忙去更改租、庸、调的征税方法，分遣使者，搜刮郡邑，校验簿册，每州根据代宗大历期间一年税率最高的标准，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必须根据人力，所以先王制定税赋收入时，必定根据人丁数量作为根本。不因为粮食种多而增加税赋，也不因为谷粟减产而减少租赋；这样百姓就会播种得更多。不因为家产增多而增加征收，也不因为流浪他乡而免除租调；这样人们就会留在自己的家乡。不因为勤勉努力就加重徭役，也不因为懒惰怠工就蠲免收庸；这样民众就会辛勤劳动。都能做到如此，那么人们将安居乐业，竭尽全力。两税的订立，只根据资产而不以人丁作为根本，却不明白在资产之中。有藏在衣襟怀里或袋子箧盒里的，也有价值高昂而人们却不认得的；有堆积在场地园圃或粮仓里谷粟，价值虽轻而大众却以为富有；有到处流通还能繁衍升值的货物，数量虽少而每天都在收取赢利；还有庐舍里常用的器具商品，价格虽高而终年没有利润。如此等等，名目繁多，一概通过估计折算成钱缗，自然未必准确，也会助长弄虚作假。于是那些不务正业而喜欢流浪的人，总能避免徭税；而从事本业而居家置产的人，总被税役困扰。这等于是引诱人们作奸行骗，驱使他们逃避徭役，以致官府得不到劳力，朝廷征不到租赋。加上两税制新创不久，顾不上统一公平，征收的方法有烦琐和简易的区别，地方长吏也有能干与否的差异。各地的徭役租赋，轻重十分悬殊；朝廷派出的使臣，意见也各不相同。估计的数目一旦上报，只能有加无减。又有，大历中年，供给军队和进奉朝廷之类的税收，都包括在两税里了。而今天在两税之外，又加了这些额外税收。还希望陛下稍微减轻赋税，使之更为平均，以拯救凋敝的百姓。”

其二，他请求征收两税以布帛而不是钱数为定额，大略意思是：“国家的赋税征收通常都必须量力而行，因地制宜。所以征收的一般都是布、麻、缯、纩与各种谷物而已。先王害怕物品的贵贱失去公平，而人的交易难有标准，所以又建立了泉布即货币制度，用以调节物品的轻重。货物的收集或发散，物品的短缺或紧张，都必须由货币决定。理财的重大权柄，关系到国家的巨大利益，必须由官府掌管，不能交给下头。谷物和布帛是百姓生产的；金钱和货币则是由官府制作的。所以国家制定法令，租出于谷，庸出于绢，调出于缯、纩、布；何曾有过禁止民间铸钱而要用钱充当税赋的事情！今天的两税，独独和原来的章典不同，只是估价资产的差别，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算各种杂物的价值，每年的税收五花八门，只计算得到的利益，而不管征收的难易。所征收的未必就是人家的产业，而人家的产业也未必征收；因此造成加价购买他们没有的东西，减价出卖他们已有的货物。这样一增一减，耗损已经够多的了。还希望朝廷核查各州最初征收两税那年的绢布数量，比较当今的时价，该加价的加，该减价的减，酌情选取中值，然后总计相应的税钱，折换成布帛的数目。”他又说：“地上生长的万物尽管巨大，毕竟都有限度。获取必须适当，使用也必须节俭，这样就能经常满足需求。如果获取毫无限度，使用也毫不节俭，那么就会经常觉得不足。物产的丰富和歉收取决于天，使用物品的多少则取决于人。所以圣王建立制度，量入为出，这样即使遇到灾难，民间也不会因此穷困。一旦治理失当，则反其道而行之，量出为入，那样就无法对付困难时期。夏桀有整个天下还用度不足，商汤只有七十里地盘还有剩余。所以用度的盈余和欠缺，只是在于节俭与否罢了。”

其三，他谈到要根据地方的户籍增添、租税增加、开辟新田考核长吏的政绩，大略意思是：“地方长吏很少能理解迁徙更地的情况，不能本着一心为公的意愿。他们相继施点小恩小惠，争着引诱奸民盲流，以倾夺邻境为智慧和能力，以招诱流民为理政和教化。那些舍弃那里搬到这里的人，作为新近接纳的人口可以免税；来去飘忽不定的人，又因为要恢复家业得到优待。只有那些怀念故土安居乐业，始终没有迁移的人，税赋的负担日益沉重，官府的征敛日益增多。因此导致固定居民总要替代游手好闲的人交纳租赋和从事徭役。这不等于是逼迫他们辗转迁徙，教诲他们讹骗欺诈？这都是因为地方大官不懂得变通，只是考虑自己地区利益导致的。”他又说：“国家立法管理民众，时间久了难免没有弊病。治理百姓的人如不知道适时调整，那么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会萌生，也总是因为不听劝阻而滋长。请陛下命令有司部门，详细制定考绩标准。如果在管辖区内，人口增加，土地殷实，原定的税额还有省馀，那么可以允许他们根据户口平均减税，根据减数的多少作为考绩的等级。和管辖区通常税收相比，每户十分减三的为上等，减二的其次，减一的又再次。如果管辖区内很多人口流亡，不得不让留下的户籍增税，那么对那里的长吏也应实行相应的惩罚。”

其四，他谈论了税务期限的紧迫，大略意思是：“建制官府和创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向民众征收赋财，是为了维持国家。明君不会为了增加国家的资产而去伤害他们养育的百姓，所以他们总是先办好百姓的事情，然后才借取他们的剩余劳力；先让百姓满足家用，然后才征敛他们多余的财富。”他又说：“养蚕的事刚开始，官府就急着要征收缣税；农田的事还没完，官府就忙着征敛谷租。上司的限令非常严苛，下吏的威暴就更加急促。有东西的人只好急着贱卖，结果损失了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的人只好到处借贷，结果得加倍偿还。还希望陛下重新详细制定征税期限。”

其五，他请求用茶税钱设置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大略意思是：“古代有九年和六年储蓄的说法（语出《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是根据全国包括官和民统计的，并非只为了官府的粮仓，而不计算编户民众。近来有司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得五十万贯钱。先前陛下敕令将该收入贮存在户部，用以救济百姓的凶年和饥荒。现在如果改成储蓄粮食，恰好符合陛下先前的旨意。”

其六，他谈到兼并土地的富豪，私敛重于公税，大略意思是：“如今京畿地区之内，每亩农田征官税五升，而有些私家收租竟然高达每亩一石，等于二十倍的官税。即使中等的也有一半。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稼农夫从事生产，而兼并土地的富豪，却坐享高利。”他又说：“希望陛下对所有侵占农田的人，约定限制条款，裁减田租，务必做到便利穷人。法律可贵的地方在于必须严格执行，应当慎重的地方在于防止深严苛刻。充实法制用以方便民庶，严格律令用以惩处违法。臣觉得必须稍微减少点富豪的利益，用以帮助穷人。这样，富豪的损失不会影响他们的富裕，而穷人却得到了及时的赈济。这是安富恤穷的好办法，陛下不能舍弃。”

要想知道唐德宗是否采纳他的建议，请看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