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二：开皇治世之一：乱世大才子李德林之死

隋文帝开皇十年即公元590年正月初七（乙未），隋文帝杨坚在消灭南陈，统一中国后，封皇孙杨昭为河南王，杨楷为华阳王。杨昭是杨广的儿子。二月，隋文帝前往晋阳，并命令尚书左仆射高熲负责留守长安。四月初四（辛酉），隋文帝从晋阳回到长安。

成安文子李德林，仗恃自己的才干和名望，喜欢议论他人，还争强好胜，所以遭到很多同僚的忌恨。他虽然有帮助隋文帝登基的佐命大功，却十年里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李德林多次和苏威持有异议，高熲总是站在苏威一边，还上奏指责李德林狠毒乖戾。隋文帝也多数赞同苏威的意见。隋文帝赐给李德林一座庄园客店，并让他自己挑选一个。李德林请求得到犯有谋逆罪的高阿那肱在卫国县的一座市店，隋文帝也答应了。当隋文帝到晋阳时，那客店的人上诉说，当年高氏强占民田，在那里造了这客店出赁。苏威因此上奏指控李德林欺君罔上，在这客店的挑选上骗了皇上，然后自行占有了它。司农卿李圆通等人也帮着他加油添醋地说：“这客店每年的盈利相当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请朝廷根据他占有的日期追回赃款。”隋文帝自那以后就更加讨厌李德林了。虞庆则等人奉使到关东各地巡视。他们回来后都上奏声称：“乡正们只管地方的诉讼，根据他们自己的爱憎结党营私，公开收受贿赂。所以乡正的使用对百姓非常不便。”于是隋文帝下令取消了乡正制度。李德林说：“这事臣本来就觉得行不通。然而这乡正的制度刚刚建立，现在马上就下令停止和废除，将导致朝廷政令不一，朝成暮毁，的确不是帝王设立法制的大道理。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见到有人动不动就要更改律令的，应当立即予以军法处置。不然的话，会造成朝廷的议论纷纭不已。”隋文帝终于勃然发怒，大骂他道：“你难道要把我变成王莽吗！”先前，李德林自称他父亲曾担任过太尉谘议，想以此让朝廷给他追赠相应的官衔。给事黄门侍郎猗氏人陈茂等人秘密上奏说：“李德林父亲死时官位只不过是个校书，他居然妄称是太尉谘议。”隋文帝因此更加讨厌他。到这时，隋文帝趁机数落他道：“你身为内史，负责朕的朝廷机要。近来朕没让你参与机密的原因是，觉得你不够光明磊落。你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现在又骗取那个客店，妄称父亲的官衔。朕实在很气愤，但一直没有发作。今天就给你一个州，到那里上任去吧。”因而派他出任湖州刺史。李德林拜谢道：“臣不敢还冀望担任内史令，但请陛下给臣派个能留在京师的散参职务。”隋文帝没答应，但还是把他转为怀州刺史。李德林在怀州遇上干旱，征用民工挖井灌溉田地，结果凭白造成民间的骚扰，而毫无裨益，为此被考察部门贬责。一年多后，他死在任上，终年六十一岁。隋文帝追赠他为大将军和廉州刺史，谥号文。下葬时，朝廷敕令派一百羽林军，连同一部鼓吹，为他送葬，还赠送他三百段布帛，一千石谷粟，并用三牲太牢祭祀他。这都是后话。李德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比很多人都低，但《隋书》为他立传的篇幅却几乎比任何人都大，甚至堪比帝王。

李德林字公辅，是博陵安平人。他祖父李寿曾任湖州户曹从事，父亲李敬族也历任太学博士和镇远将军。魏孝静帝（元善见）时，命令当世精通经史的文人正定文籍，曾任命他为内校书，另在直閤省做事。李德林年幼时就很聪敏，几岁时就能朗诵左思的《蜀都赋》。高隆之见到他时非常嗟叹，几乎告诉所有的朝臣们说：“给李德林一些年候，他必定会成为天下伟人。”很多邺京名士听说他的名声都到他家里看他，在那个把月里，他的家每天都车马不绝。他十五时就能背诵五经以及古今文集，每天都能背上数千言。不久他就博古通今，就连阴阳天象等，也无不通涉。李德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辞汇精确而文理通畅。魏收曾当着高隆之的面跟李德林的父亲说：“贤子的文笔最终将接替温子升（东魏著名的文学家）。”高隆之大笑道：“魏常侍自视很高，嫉妒贤才。为何不近比老彭，反而去远求温子！”李德林十六岁，父亲去世，他自己驾着灵车，将父亲安葬在故里。当时正值严冬，他穿着单薄的斩衰丧服，打着赤脚，州里知名人物为此十分敬慕。博陵有位叫崔谌的豪门，是朝廷仆射的兄长，因为休假回乡，车驾和服饰都非常豪华。他从自己的住宅前往李德林家吊唁。两家相隔十余里。跟从他的随从有几十骑，但他沿途递减，到李德林家门时，才剩下五骑。他说不想让李生怪他气焰太盛。李德林甘居贫困，母亲又多病，因此决定花时间在学习经典书籍上，不想去当官。后来，他母亲疾病稍愈，迫于压力，他才不得不出仕。

北齐任城王高湝任定州刺史时，器重李德林的才华，召他到州府，和朝夕相处同游，几乎是亦师亦友，他们之间毫无主人和下属的礼数。他曾跟李德林说：“我私下听过这样的话：‘蔽贤蒙显戮（出自北齐刘昼的《刘子·荐贤》意思是抑制贤才将受到公开处斩）’。先生长期被埋没，只有我得到了用人的机会。朝廷即使没有因此遭殃，但估计也会害怕神灵的谴责。”于是在齐显祖天保八年（557）举荐他为秀才，送他进邺城。任城王写信给尚书令杨遵彦说：“燕赵一带很多奇异人士，这话的确不假。今年举荐的秀才李德林，文章和学识，当然是无话可说；再观察他的风韵和器宇，终归是栋梁之材。至于说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简直能和贾生和晁错相比。谈到文学方面的雕虫小技，他也不亚于司马相如和杨雄他们。如今虽然是唐尧虞舜般的盛世，俊乂盈朝，然而广修大厦的帝王，难道会嫌良材太多吗？我曾读过孔融的《荐祢衡表》，他说：‘洪水横流，帝思俾乂。’将祢正平（即祢衡）比作大禹。人们当然觉得这一比喻不很恰当。然而今天就李德林而言，我倒觉得孔融或许并非夸大其辞。”杨遵彦当即命令李德林写作《让尚书令表》。李德林挥笔立成，不加更改。杨遵彦因而大为赞赏惊异，把他的文章出示给吏部郎中陆卬。陆卬说：“以前就见过他的文笔，犹如浩浩长河往东奔流。近来读到的文章，相比之下都是后生所作，不过涓涓细流而已。”陆卬于是让他儿子陆乂和李德林打交道，劝戒他说：“你每件事都应当把这人当作师尊，作为楷模。”当时杨遵彦是朝廷权贵，对官员选拔非常谨慎，在秀才的提携方面，罕有甲科。李德林朝堂应试了五条，考绩全部上等，因此授任殿中将军。但这职务算是西省散员，不是他喜欢的，而且天保末年的朝政也不理想，所以李德林称病回乡，闭门修道。齐废帝高殷即位（559）后，杨遵彦上奏请求让李德林入朝担任议曹。齐肃宗高演的皇建初年（560），朝廷下诏搜罗人才，又把李德林召赴晋阳。他撰写了《春思赋》一篇，堪称典范华丽。当时长广王高湛任宰相，居守在邺城。他下敕令让李德林赴京，与散骑常侍高元海等人参掌机密。长广王还聘用他为丞相府行参军。没多久后高湛即帝位，李德林被任命为奉朝请，寓居在舍人省。齐世祖高湛的河清中年（563-4），李德林任员外散骑侍郎，兼带领斋帅，仍然在机密省当值。齐后主高纬天统初年（565），他任给事中，在中书省当值，参掌诏诰，不久又升迁为中书舍人。齐后主武平初年（570），他加授通直散骑侍郎，朝廷又敕令他与中书侍郎宋士素和副侍中赵彦深另外掌管机密。不久李德林因母亲去世离职，不吃不喝达五天之久，并因此发烧，遍体生疮，但依然哀泣不绝。各位名士好友诸如陆骞和宋士素，以及名医张子彦等人，专门为他配制汤药，但李德林不肯服用，以致遍体浮肿。奇怪的是，几天后他一下子全好了，身心和体力也得到恢复。大家都是是因为他的至孝感动了上苍。太常博士巴叔仁上表谈到这事，朝廷嘉奖了他。服丧才满百日，朝廷便夺情请他复职，但李德林借口身体羸弱多病，坚决请求罢归。

魏收和阳休之争论《齐书》的即位和元年的区别，朝廷于是下敕召集朝廷各个部门共同商议。魏收写信跟李德林详细讨论了这事。李德林认为，即位就是元年，这是最早的史书《春秋》的常义。鲁隐公息姑登基时不称即位，但也有元年，所以并非一定得正式即位才能称元年。史学家认为接受先王终年的才能称元，这是《尚书》的古典。根据《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史学家也许因为舜和禹都接受了尧和舜的终结才成为天子的。然而周公去世时还是作为臣子，但他的继任者也称元年，所以并非接受先王终年的才能为帝。李德林还认为：摄政和为相，其实意思相同。所以周公摄政，孔子称为“周公相成王”。魏武帝（曹操）相汉，曹植称他“如虞翼唐”，意思是就像虞舜相唐尧那样。有人说高祖（指北齐奠基人高欢）并未摄政，这显然毫无道理。摄政指的是专擅赏罚的权力，古今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陆机认为虞舜在尧时摄政，然后又有了天下，所以跟唐尧一样。他立论的目的是想证明晋朝三主（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摄政不同于虞舜。李德林还说：如果因为某人使用了王者的权柄，便等同即位，那么周公像王者那样接见诸侯，霍光又像周公那样行事，难道他们也算真正的帝王吗？这个立论当然不成。所以他认为齐高祖和虞舜的摄政没什么两样，不能听信陆士衡（即陆机）的谬论。

李德林还说：“有人认为元年的记载，是当时的实录，并非后来改写的。大齐的兴起，实际是起于高祖（高欢），只是因为他的谦恭而没有受命，所以没有被史书记载。近来史学家对追记前代实际受命的情况倒都认同，只是对追记年份的说法有异议，害怕使用元字而已。似乎可以用一年，不能用元年。《易经》的“黄裳元吉”，郑玄注解说：‘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所以试和摄没什么不同。《大传》虽然没有元字，但一和元没什么两样。《春秋》之所以不用一年一月的说法，是觉得人君的体元应该居正，是史书对一的婉转说法，并非一和元有什么区别。汉献帝死后，刘备称帝，自我尊崇。陈寿（《三国志》作者）是蜀人，把曹魏当作汉贼，所以他认为蜀主未立，怎能说魏武（曹操）受命？陆士衡尊重本国（东吴），想承认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著的《汉晋春秋》，意思也一样（即不承认曹魏的正统）。到司马炎称帝后，习氏才使用他的帝号。曹魏的君臣，东吴人认为他们都是弑君的贼人，所以怎肯在当涂（即曹魏）的时世，声称晋有受命的征兆？历史就是编年史，所以《春秋》根据鲁国《纪年》。墨子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史书上也记载没有大事的年份，是因为重视编年的缘故。如果因为高祖事事谦恭退让，他的所有号令也都以魏氏的名义，那么只能编魏年，纪魏事，高祖也不过成了魏末功臣的传记，而不再是皇朝创始人的帝纪。陆机声称晋朝的纪元要么从正始，要么从嘉平（都是魏帝曹芳的年号，是司马懿发迹也就是所谓受命的年份，并非正式即位）算起。束皙（西晋学者）议论说，这都是赤雀白鱼那样受命于天的事情（传说上天用赤雀授命给周文王，文王不接受。上天又用白鱼和赤乌授命给武王）。只怕晋朝何时开始的争议，都是论证受命的元年，并非取代终结的朝代。你（指魏收）说陆机没有议论元年的原因是他不太了解。还希望你重新考虑。陆机根据刊木著于《虞书》，龛黎见于商典，用来支持晋朝始于正始和嘉平的见解，这又是个谬误。当然允许相交的两个朝代，由两史并书，但决不能将后面朝代创业的事迹，编入前朝的史书。如果这样，那么世宗（齐高祖高欢的长子高澄）和高祖都在天保（北齐正式的首位帝王齐显祖高洋的年号）以前，那就只能列入魏氏的列传，而不能成为齐朝的帝纪。这样行得通吗？既然行不通，还需要什么论证！”

当时中书侍郎杜台卿上呈一篇《世祖武成皇帝颂》，齐世祖高湛认为不够尽善，便让权臣和士开念给李德林听，并宣旨说：“台卿的这篇文章，朕不太满意。因为爱卿有大才，所以必须细叙成皇帝的盛德。请尽速写作，尽快呈上。”李德林于是呈上颂文十六章并序。文章太长，这里就不记载了。齐世祖阅览颂文后非常满意，赐给他名马一匹。齐后主高纬武平二年（571，《隋书作二年为误），祖珽入朝担任侍中，尚书左仆射赵彦深被排挤出朝担任兖州刺史。朝臣中有祖珽以前的亲信，便对他离间李德林，说他是高彦深的党羽，不能让他继续掌管机密。祖珽说：“李德林长久被埋没，我常恨高彦深不能大胆使用贤人，正要将内省文翰全交他处理。很快他就有新的任命，你不要胡说。”不久就任命他为中书侍郎，仍然下诏让他撰修国史。齐世祖对文人雅士十分留心，召李德林进文林馆，又让他和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共同处理文林馆事务。武平五年（574），朝廷敕令，让他与黄门侍郎李孝贞和中书侍郎李若分别掌管宣传。李德林不久又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齐后主隆化和承光年间（577），他任仪同三司。

周武帝灭齐进入邺城那天（577），敕令小司马唐道和到李德林的住宅宣旨慰喻，说：“平齐的好处，只是得到了你。朕本来害怕你跟随齐王东走，今天听说你还在，感到非常欣慰。应当立即前来相见。”李德林在北周的事前面都已细说，这里就不赘述了。

隋文帝将要受禅于北周时，虞庆则劝他把宇文氏全杀了。重臣高颎和杨惠也都违心附和，只有李德林坚决反对，因为得罪了隋文帝，再也没得到重用。开皇五年（585），隋文帝敕令他撰录自己当北周宰相时的文翰。李德林整理了五卷，命名为《霸朝杂集》，并为之作序。序文太长，就不抄录了。隋文帝读后，第二天一早就跟李德林说：“自古以来帝王的兴起，必定会有异人辅佐。朕昨天读了《霸朝集》，才知道天人感应的道理。昨晚恨夜长，不能尽早和李公见面。朕一定要让李公富贵，和国家有始有终。”于是追赠李德林父亲为恒州刺史。没多久隋文帝又说：“朕本意想让他更荣耀。”又追赠他为定州刺史和安平县公，谥号孝，让李德林世袭爵位。李德林少年时就有才名，后来又非常显赫，所以他的文章，经常流行于世。有人不知道，还都以为是古人所作。

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和元谐之流经常有叛逆的心思，想占据江南抗衡朝廷，便写了篇《天命论》上呈给隋文帝，文章也是经典之作。

李德林外表英俊，仪容尊贵，善于谈吐。齐后主天统中年（567左右），他兼任中书侍郎，在国宾馆接受国书。南陈使臣江总目送他离去时叹道：“这就是河朔（黄河和朔方）的英杰地灵。”他器量深沉，当时人们并不太了解，只有北齐任城王高湝、赵彦深、魏收、陆遝等人非常钦佩和器重他，对他的赞誉简直无以复加。李德林少年时就成了孤儿，所以没有字。魏收跟他说：“我知道你是位天才，今后必然成为公卿宰辅。我就用这来当你的字。”当官以后，他就掌管机密。李德林秉性稳重谨慎，曾说过：“古人不言温树，有什么好说的？”（事见〈汉书-孔光传〉。孔光当大官，但跟外人闭口不谈政事。有人问孔光：“（长乐宫中的）温室省中都种些什么树？”孔光嘿嘿两声而不应，把话题岔开了）李德林少年时就以才学知名，到位望很高时，颇有点自负，所以那些争名之徒，竞相诋毁贬低他，因此十多年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他所撰写的文集，总共八十卷，但因战乱流失，到唐朝时只有五十卷留了下来。隋朝敕令他负责撰写的《齐史》没有完成，倒是后来他儿子李百药完成了。

要想知道隋朝以后的情况，请看下篇的文章。